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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今年八十八，1933年的腊月出生在济南府历城县。那一年，日本鬼子打开了山海关，望着华夏富饶的土地流出了贪婪的涎水。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而蒋介石一边发表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虚伪讲演，一边筹划着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可谓是多事之秋。
所幸，爷爷生活的那个小县城还算安宁，他每天可以睡到街上商贩叫卖声响成一片再起床。吃过煎饼和煮鸡蛋后，拿着风车跑出去和左邻右舍的伙伴玩耍。跑在县城的青石路上，爷爷觉得太阳和白云都是快乐的。太爷在县城里开了家染坊，虽不算家大业大，可也是衣食无忧。
好景不长，卢沟桥上的枪声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摧毁了无数幸福的家庭。宁静的小城在战火中变得嘈杂，又在嘈杂后变得死寂。爷爷跟着父亲逃往潍坊的亲戚家。一路上，疯狂的侵略者、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山贼、流民给爷爷幼小的心灵带来深深的恐惧。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爷爷在那个混乱时代里学会的第一条人生哲理。太爷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爷爷跟着太奶逃到了坊子（潍坊市辖区）的一个乡里，给地主家做长工。
从此，爷爷从“戎记染坊”的小少爷变成了地主家的小杂役，没过几年，太奶一病不起，告别人世。爷爷学会给地主家干农活儿，高粱、麦子、白菜、萝卜样样种得来，一年四季打理着地主家的土地。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很快在陕甘宁、晋冀鲁豫等老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爷爷父母双亡，尚无妻儿，但是共产党还是给了他一块平整的土地。
“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爷爷辛苦耕耘三年多，家中有了余粮，希望的笑容逐渐爬到了爷爷黝黑的脸上。可就在第四个年头，山东大旱，龟裂的土地仰面朝天，张开嘴，发出了绝望的呐喊。
地里的庄稼拼了命地扎根，希望汲取到大地深处的一点儿滋养。可天意难违，在烈日的炙烤下，一棵棵嫩绿的小苗还是耷拉下了脑袋。白手起家的人民政府，仓廪空虚，尚难应对。无奈的庄稼汉只好踏上了逃荒之路。
在村口的大柳树下，爷爷最后看了眼黄昏里的茅草房，又跳上大青石眺望了一会儿自己家的土地，本该满眼新绿，却是一片枯黄。“唉！”爷爷在老井旁抓了一把黄土，塞进靛蓝的包袱里便出发了。
爷爷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靠着乞讨过了山海关，经沈阳，一路颠沛来到了吉林市。
那年的东北三省像那年的爷爷一样，都很年轻，都有着无限的活力与生机。一方面有着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在一批批深眼窝、高鼻梁专家的筹划下，化工厂、水泥厂、造纸厂等各种国家重点工业项目相继落成;另一方面，投降的小鬼子留下了不少家底，丰满水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境内）的大坝横跨在松花江上，发电机组日夜运转，很好地解决了这座工业城市的电力问题。彼时的东北三省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名噪一时的东北工业基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北工业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全国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东北三省有57项，吉林省占11项。像爷爷这样肯吃苦又能干的年轻劳动力一时成了各大工厂争相抢占的重要资源。
吉林市造纸厂的厂房，灰色的瓦，黑色的墙，一栋一栋都是二层楼那么高，就像一群敦实的庄稼汉。爷爷隶属于这家厂子的原料处，他在火车站台和货场之间搬运木头。红松、落叶松、白桦，各种各样的树木被处理成木头滚子，源源不断地从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里装上火车运送出来。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一路驰骋的火车进站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这时，爷爷和他的工友们就一个健步蹿上火车，把车上堆积如山的木头滚子卸到站台，再从站台两人一组，扛到货场。
夏天的时候，爷爷光着膀子，在肩膀上垫一块破粗布。水桶粗细的原木被他一把抡上右肩，掂上两掂，一溜烟朝着货场跑去，太阳把他的脊背晒得像一块烧红的铁。冬天，他就敞开藏青色的破棉袄，白气从前襟里随着他扛木头的节奏一股一股钻出来，二棉鞋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匆忙的脚印。
1957年的夏天，厂子大门挂着“为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欢呼”的巨大条幅。爷爷蹲在厂子的墙头上，看着松花江上漂起的一层锯末子，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仿佛还有纸浆的气息。远处火车悠长的汽笛声，预示着又一批大白纸要被送到祖国的五湖四海。爷爷站了起来，在墙头上伸长了脖子，看着火车喷出的浓烟，发出嘿嘿的笑声。电线杆子上的喇叭里，女广播员用激昂的语调播报：“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夯实了我们工业化的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政權……”
车间里的党支部书记看爷爷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就把他推荐给处里的领导。处里领导把爷爷调到保卫科，负责站台、货场的防火防盗工作，还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观察培养。爷爷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党员，便不再光膀子，而是弄了块白布，让奶奶依葫芦画瓢做件白衬衫。
奶奶的老家在山东济宁，闯关东的路上和父母失散了，寄宿在和爷爷同一个车间的表哥家。那个年代的爱情简单、质朴，就像电影《牧马人》里那句经典台词：“老许，要媳妇不要？”
秋高气爽的午后，家家户户都忙着储秋菜。男人们用借来的三轮车把一车又一车的秋菜运进院子。女人们则负责把秋菜处理干净，在院子里堆好。这些来之不易的秋菜，处理时需要格外小心，一旦有烂叶混在其中，就可能要面临吃一个冬天腐烂蔬菜的窘况。
爷爷那时住厂里的集体宿舍，没有这些烦恼。下班后，他拎着个旧饭盒到同事家赴约。他穿过比肩接踵的胡同来到同事家门前，刚进门，就看见奶奶坐在房檐下的小凳上剥白菜。太阳落到了远处平房的烟筒上，余晖摇动着墙外的老杨树，奶奶的发丝间也有了暖融融的光亮。
那时候职工结婚，厂里就给分房子，考虑到爷爷是双职工（奶奶在厂里的大食堂工作），科里帮他申请了个宽裕的“户型”。房子接近二十平，红的砖，青的瓦，比爷爷老家的茅草房牢靠得多。爷爷奶奶在那个温暖的小窝里安身立命，养育了五个儿子，其中老三就是我爸。 爷爷上班时，总是把上衣扎进裤子，三伏的白衬衫也好，数九的大棉袄也罢，反正是不能遮住腰上那条半大新的腰带。那是保卫科长从派出所所长手里给爷爷要的一条用过的皮带，棕色的牛皮带，有些发暗了，上面刻着“公安”两个字。
爷爷到保卫科的第三年，厂子周边就出现了一个盗窃团伙，专门盗窃厂里的优质木材，再倒卖到家具市场去。属地派出所决定和厂里的保卫科联合行动，一举打掉这个盗窃国家财物的毒瘤。
爷爷和一名警察同志负责蹲守在货场东边的原木处理区，这个区的工人俗称“扒树皮的”，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把原木外面的树皮处理掉再送往下一个车间。
半夜十二点的货场里，只有窸窸窣窣的老鼠和偶尔叫春的野猫子。爷爷抬头看了看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才猛然想起，今儿是四月十五。月亮好似一个白玉盘挂在天上，银色的月光洒在一座座原木堆叠起的小山上，显得格外静谧，“小山”下的阴影里依然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是犯罪分子绝佳的庇护所。
借着远处站台上投过来的一点儿灯光，爷爷隐约看到原木堆下有四五个人的黑影蹑手蹑脚地前行。他眯起眼睛，把腰猫得更低了。
“害怕？”和他一组的警察问道。
“不怕。”
“紧张？”
“有点儿。”
“不用紧张，一会儿咱俩就负责堵住往咱们这边跑的人。不难，你左我右，记住了。”警察拍了拍爷爷肩膀。
“嗯。”
尖锐的哨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抓捕行动开始了。隐蔽在各个方位的公安和保卫科同志迅速向那几个黑影围拢。
“你们被包围啦！不许动！”所长嘶哑着嗓子高喊。
“黑影”像听到枪声的鸟群，一下散开了，四处逃窜。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向着东面逃来。爷爷和警察，一左一右上前拦截。不料，冲过来的身影就像一头蛮牛，沉下肩，铆足了劲，一头撞飞了迎面的警察。
爷爷顾不得警察，扭过身就朝那人追去。地上都是小木块和碎树皮，有时还有工人遗忘下的耙子和砍刀。皎洁的月光下两个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移动着，前面的疲于奔命，后面的穷追不舍。
终于，那人跑得腿软了，踩在一根断木头上，一头栽倒起不来了。爷爷从后面追上来，一屁股坐在对方后背上，一边把他双手往一块拉，一边解下自己的牛皮腰带。待到这人喘匀了气，爷爷已经把他双手在背后绑在了一起。
“你他×的是不是傻？”那人骂道。
“你才傻，趴那儿别动。”爷爷说道。
派出所所长赶来支援，他俯身，上步，跪压，背扣，一气呵成。他解下捆着的腰带时一愣：“原来我的这条腰带在你这儿。”
爷爷没作声，只是欣羡地盯着那副手铐。银色的手铐在月光下发出森森寒光，带着一种神秘的威慑力。
“喜欢这个？”所长一眼就看透了爷爷的心思。
爷爷用力地点了点头。
“先回所里，回头我教你。”所长拍了拍爷爷的肩膀。
爷爷协助警察同志把犯罪分子押送回派出所。到了灯光下才看清，爷爷脚上的黄胶鞋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干瘦的一双大脚血肉模糊，左脚大脚趾的指甲盖也掀了起来，小腿上的许多口子还不住地往外渗着血。
所长是一个老烟枪，样子很威严，嗓音嘶哑。他一双剑眉，笔挺的警服即使在刚才的抓捕中也没留下多少褶皱。他站在办案区的走廊里左手夹着半截烟，右手向爷爷招了招。
爷爷顾不得脚上的疼痛，小跑到所长面前。
所长拿出腰间的手铐，十字形握在了右手中：“背铐，顺序上有讲究，十字握好手铐后，先挑后压。挑的力道不能太大，不然挑不开;也不能太小，不然铐不上。来，你试试。”
爷爷比画了几下，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所长很高兴，让爷爷把自己当罪犯背铐按在墙上。爷爷动作干净利落，根本看不出是个新手。
“好！”所长大声说道，“回头我跟你们科长说说，你就过来跟我干！”
听到的同志都是一惊，所长工作作风硬朗，要求严格，鲜有能被他青睐的人。
爷爷知道机会千载难逢，可他想到自己从一个小叫花子到保卫干事，又到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全靠厂里和组织培养。人不能忘本，所以他推辞了这番好意。等到大儿子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又不好去找这个回头账，问问人家要不要他儿子。
家里大儿子在城管局，二儿子在工商局，都算国家干部。可爷爷还是觉得差了点儿啥。
直到他四十六岁，他的三儿子（我爸）十八岁那年。
“老三，这是啥玩意儿啊？”韩二问道。他是隔壁韓家的二小子，他爸老韩是厂里的货车司机。他和我爸是发小，俩人从小一起坐着解放车去市里百货大楼看热闹。此刻，他们正坐在厂区火车道的铁轨上，肩并肩，头挨头，看着我爸手里举着的太阳镜。金属框架，深蓝色镜片，让它有着与那个年代不符的时尚与前卫。
“这是专门给飞行员保护眼睛用的太阳镜，能挡强光，戴上它多大的太阳都不怕。”我爸神秘地给韩二解释道。
“真的假的啊？”韩二半眯缝着眼睛问，晌午的阳光让他感觉有些不舒服。
“不信你试试呗。”我爸递过太阳镜，朝着太阳的方向比画了两下。
接过太阳镜，韩二将信将疑地戴在眼睛上，缓缓抬头朝太阳望去。他发现原本光芒四射的太阳，突然失去了威力，现在看来就像一张大油饼，虽然有些黄，但一点儿也不晃眼睛。他真想伸手把大油饼拿下来咬上一口，嚼嚼是啥味。
“老三，这玩意儿太厉害啦，你给我整一个呗。”韩二一边望着天上的“大油饼”感叹，一边伸手摸到我爸的肩膀，用力拍了拍。
“寻思啥呢！这是省军区首长发的啊，只有我们十二个通过飞行员体检的人才有。”我爸从韩二脸上摘下眼镜戴上，抬头仰望着天空，他觉得这天瓦蓝瓦蓝的，就像大海，虽然他没见过大海，但是总有一天他要开着飞机到海天相接的地方看一看。
“你真能当上飞行员？”韩二突然觉得，身边这个玩伴儿比自己牛多了，自己顶天能接班开个“大解放”。 那时，我党组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老航校）已迁址长春。老航校由中国共产党自主训练培养出来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曾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钦点，成为首批开赴抗美援朝战场的部队。中国年轻的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战经验丰富的世界级强敌美国空军，丝毫没有胆怯。大队长李汉首战即击伤敌机，八天以后，1951年1月29日，又首创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先河。这一天，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空战的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和东北老航校精神激励鼓舞着东北大地上的每一位热血青年。
“不好说呢，省军区首长说得下周去沈阳军区进行最终考核。”话虽这样说，我爸觉得这事是十拿九稳了，毕竟吉林省前兩轮的体检都没问题。戎德富还是戎德富，又不会因为到了沈阳缺个胳膊少条腿。
“那你可牛掰了！”韩二一下蹿了起来，拉起我爸站在铁轨上，“你看着没，造纸厂这么大，家家户户都是工人子弟，出了你这么个飞行员，那比大学生还光荣啊。搞不好你将来就是战斗英雄啦！”
“哥们儿给你唱一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韩二唱得激情澎湃，我爸也被他的情绪感染，跟着唱了起来。
“老三，你个败家玩意儿，赶紧给我下来！”俩人正唱得兴起，突然听到爷爷的喊声。
爷爷让我爸站在大柳树的树荫下，自己背对着阳光大声呵斥道：“多大了，能不能长点儿心，上火车道干啥！来火车了咋整？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拿啥赔给国家？”
“来火车我不知道躲咋地？”我爸小声嘟囔。
“你……”爷爷脱下黄胶鞋，拿在手里就要往我爸身上抽，举到半空又停下了，“我不碰你，你现在金贵，碰坏了我对不起党，你赶紧给我回家去消停待着。”
我爸和韩二哼着小曲走回了厂区高墙下那一片小平房。
我爸去沈阳的头天晚上，家里把留着过年用的面票、肉票都花掉了，包了顿饺子。爷爷反复叮嘱我爸，到了部队要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准给领导惹麻烦，听党话、跟党走。爷爷觉得，虽然三儿子当不上警察，能参军入伍，也是报效国家、报答党的光荣事。
那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尽管英勇的人民军队一路凯歌，捷报频传，但是爷爷还是“自私”地希望胜利来得慢一些，至少给他儿子一个为党和国家立战功的机会啊。
在沈阳空军试训操场上，我爸看到围墙上用红漆写的“忠诚于党，报效祖国”越发兴奋，五千米测试轻松过关，单杠、双杠来者不拒，一路绿灯。
可是最后，他还是被淘汰了，竞争实在太激烈。
爷爷看到我爸从沈阳回来唏嘘不已，那天晚上，他自己在门前胡同里游荡了很久，重重的叹息声把老杨树的叶子吹得微微颤抖。但他还是告诉我爸，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年底，我爸应征入伍去了内蒙古，当了一名空军后勤兵。退伍回来安置到了造纸厂机浆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在爷爷退休之后接了爷爷的班。
而四叔从小就爱打冰球，进了体校。老叔做了一名电工。
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如爷爷所愿，成为一名警察。他开始把目光投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可惜堂哥眼睛不好，去了华东师范当老师，堂妹从小就想学医，两个小弟更是“不服朝廷管”的个性。
爷爷就多次游说我爸：“让咱家大禹考警校吧。”
我爸自有他的小算盘，敷衍道：“这事我有数。”
果然，在我爸“有数”的安排下，我报考了徐州某空军学院。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我毕业授空军中尉衔，分配到台海一线部队服役。
儿孙自有儿孙福，最后，爷爷释然了，在小区里种了一排樱桃树。在樱桃红了的时候，引来一帮孩子争抢，他也不阻拦，种了就是给人吃的，谁吃了他都高兴。每个月一号准时到社区的党支部上缴党费。冬天就拿出储藏室里的大扫把，帮清洁工一同清雪。每次社区民警走访，他都会热情地上去攀谈两句。钟摆给了他岁月的斑痕，但年过古稀的他依然会不厌其烦讲起“月夜擒贼”的故事。
八十岁后，爷爷逐渐糊涂了，经常会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
2018年，我从部队转业安置到了吉林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爷爷听到了消息，背着奶奶一个人来到河南街。将近十年没有独自出行的爷爷，弓着腰抬着头，从河南街头走到街尾，掉个头，又从街尾走到街头。他把河南街两侧的房屋看了个遍，也没发现自己心仪的河南派出所。（虽然河南街在河南派出所辖区内，但派出所却并不在河南街上）
实在走不动了，他坐在路边苦苦思索。好心人问他，是不是走丢了。他就反复地说：“我孙儿在河南派出所。”
爷爷被好心人送到了河南派出所，一见到我，他就赶紧拉住我的手说：“快带爷爷看看，现在的派出所啥样啦。”
爷爷从信息采集室、讯问室、候问室一间间走过来，手指轻轻触及着蓝色的墙壁，半眯着眼睛，仿佛一只脚走在历史中，一只脚走在现实里。
我爸把爷爷送回家时问奶奶：“我爸胸前的联系卡哪儿去了？”
奶奶说：“你掏一掏他裤兜。”结果，真在爷爷裤兜里找到了。我爸问咋回事？奶奶说：“还不是怕联系上你们，就把他送回家了，去不成他孙子的派出所。”
我爸摇头苦笑，看来，这老头儿还惦记着呢。
去年十月的一天，风特别大，天也很阴沉，我坐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奶奶寿终的噩耗。赶到时，爷爷坐在奶奶的身边，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吊灯——或者说，吊灯只是在他看着的方向，他并没有看任何东西。爷爷老泪纵横地说：“我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你奶奶了，跟着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啊……”然后，就是一些奶奶和他同甘共苦的生活往事。
从那以后，爷爷总把那些话颠来倒去地说，再无他言。家人们觉得他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记忆就定格在那段岁月里不会再动了。毕竟，八十八岁高龄，能自理已别无他求了。
直到今年二月二，家里聚餐，我怕误点，加班后直接穿着警服到了爷爷家。看到我进门，爷爷的眼里突然有了微芒，随即变大，直至有了奕奕的神采。他从坐定的餐桌前吃力地站起来，拉着我向卧室走去。他的腿脚并不灵便，但从他频繁挪动的小碎步里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焦急。
他掀起枕头旁的褥子，下面工工整整地压着一条皮带。那是一条用过的棕色腰带，颜色几近黑色，牛皮的质地，边沿已经磨得发亮，金属扣上刻着“公安”的字样。爷爷双手捧着皮带，走到我面前，说：“送给你。”
他皱着眉头，仔细回忆良久道：“四月十五那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我和一名警察同志追了那人很久，他偷了国家的东西……”
责任编辑/谢昕丹
所幸，爷爷生活的那个小县城还算安宁，他每天可以睡到街上商贩叫卖声响成一片再起床。吃过煎饼和煮鸡蛋后，拿着风车跑出去和左邻右舍的伙伴玩耍。跑在县城的青石路上，爷爷觉得太阳和白云都是快乐的。太爷在县城里开了家染坊，虽不算家大业大，可也是衣食无忧。
好景不长，卢沟桥上的枪声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摧毁了无数幸福的家庭。宁静的小城在战火中变得嘈杂，又在嘈杂后变得死寂。爷爷跟着父亲逃往潍坊的亲戚家。一路上，疯狂的侵略者、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山贼、流民给爷爷幼小的心灵带来深深的恐惧。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爷爷在那个混乱时代里学会的第一条人生哲理。太爷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爷爷跟着太奶逃到了坊子（潍坊市辖区）的一个乡里，给地主家做长工。
从此，爷爷从“戎记染坊”的小少爷变成了地主家的小杂役，没过几年，太奶一病不起，告别人世。爷爷学会给地主家干农活儿，高粱、麦子、白菜、萝卜样样种得来，一年四季打理着地主家的土地。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很快在陕甘宁、晋冀鲁豫等老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爷爷父母双亡，尚无妻儿，但是共产党还是给了他一块平整的土地。
“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爷爷辛苦耕耘三年多，家中有了余粮，希望的笑容逐渐爬到了爷爷黝黑的脸上。可就在第四个年头，山东大旱，龟裂的土地仰面朝天，张开嘴，发出了绝望的呐喊。
地里的庄稼拼了命地扎根，希望汲取到大地深处的一点儿滋养。可天意难违，在烈日的炙烤下，一棵棵嫩绿的小苗还是耷拉下了脑袋。白手起家的人民政府，仓廪空虚，尚难应对。无奈的庄稼汉只好踏上了逃荒之路。
在村口的大柳树下，爷爷最后看了眼黄昏里的茅草房，又跳上大青石眺望了一会儿自己家的土地，本该满眼新绿，却是一片枯黄。“唉！”爷爷在老井旁抓了一把黄土，塞进靛蓝的包袱里便出发了。
爷爷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靠着乞讨过了山海关，经沈阳，一路颠沛来到了吉林市。
那年的东北三省像那年的爷爷一样，都很年轻，都有着无限的活力与生机。一方面有着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在一批批深眼窝、高鼻梁专家的筹划下，化工厂、水泥厂、造纸厂等各种国家重点工业项目相继落成;另一方面，投降的小鬼子留下了不少家底，丰满水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境内）的大坝横跨在松花江上，发电机组日夜运转，很好地解决了这座工业城市的电力问题。彼时的东北三省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名噪一时的东北工业基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北工业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全国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东北三省有57项，吉林省占11项。像爷爷这样肯吃苦又能干的年轻劳动力一时成了各大工厂争相抢占的重要资源。
吉林市造纸厂的厂房，灰色的瓦，黑色的墙，一栋一栋都是二层楼那么高，就像一群敦实的庄稼汉。爷爷隶属于这家厂子的原料处，他在火车站台和货场之间搬运木头。红松、落叶松、白桦，各种各样的树木被处理成木头滚子，源源不断地从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里装上火车运送出来。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一路驰骋的火车进站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这时，爷爷和他的工友们就一个健步蹿上火车，把车上堆积如山的木头滚子卸到站台，再从站台两人一组，扛到货场。
夏天的时候，爷爷光着膀子，在肩膀上垫一块破粗布。水桶粗细的原木被他一把抡上右肩，掂上两掂，一溜烟朝着货场跑去，太阳把他的脊背晒得像一块烧红的铁。冬天，他就敞开藏青色的破棉袄，白气从前襟里随着他扛木头的节奏一股一股钻出来，二棉鞋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匆忙的脚印。
1957年的夏天，厂子大门挂着“为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欢呼”的巨大条幅。爷爷蹲在厂子的墙头上，看着松花江上漂起的一层锯末子，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仿佛还有纸浆的气息。远处火车悠长的汽笛声，预示着又一批大白纸要被送到祖国的五湖四海。爷爷站了起来，在墙头上伸长了脖子，看着火车喷出的浓烟，发出嘿嘿的笑声。电线杆子上的喇叭里，女广播员用激昂的语调播报：“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夯实了我们工业化的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政權……”
车间里的党支部书记看爷爷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就把他推荐给处里的领导。处里领导把爷爷调到保卫科，负责站台、货场的防火防盗工作，还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观察培养。爷爷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党员，便不再光膀子，而是弄了块白布，让奶奶依葫芦画瓢做件白衬衫。
奶奶的老家在山东济宁，闯关东的路上和父母失散了，寄宿在和爷爷同一个车间的表哥家。那个年代的爱情简单、质朴，就像电影《牧马人》里那句经典台词：“老许，要媳妇不要？”
秋高气爽的午后，家家户户都忙着储秋菜。男人们用借来的三轮车把一车又一车的秋菜运进院子。女人们则负责把秋菜处理干净，在院子里堆好。这些来之不易的秋菜，处理时需要格外小心，一旦有烂叶混在其中，就可能要面临吃一个冬天腐烂蔬菜的窘况。
爷爷那时住厂里的集体宿舍，没有这些烦恼。下班后，他拎着个旧饭盒到同事家赴约。他穿过比肩接踵的胡同来到同事家门前，刚进门，就看见奶奶坐在房檐下的小凳上剥白菜。太阳落到了远处平房的烟筒上，余晖摇动着墙外的老杨树，奶奶的发丝间也有了暖融融的光亮。
那时候职工结婚，厂里就给分房子，考虑到爷爷是双职工（奶奶在厂里的大食堂工作），科里帮他申请了个宽裕的“户型”。房子接近二十平，红的砖，青的瓦，比爷爷老家的茅草房牢靠得多。爷爷奶奶在那个温暖的小窝里安身立命，养育了五个儿子，其中老三就是我爸。 爷爷上班时，总是把上衣扎进裤子，三伏的白衬衫也好，数九的大棉袄也罢，反正是不能遮住腰上那条半大新的腰带。那是保卫科长从派出所所长手里给爷爷要的一条用过的皮带，棕色的牛皮带，有些发暗了，上面刻着“公安”两个字。
爷爷到保卫科的第三年，厂子周边就出现了一个盗窃团伙，专门盗窃厂里的优质木材，再倒卖到家具市场去。属地派出所决定和厂里的保卫科联合行动，一举打掉这个盗窃国家财物的毒瘤。
爷爷和一名警察同志负责蹲守在货场东边的原木处理区，这个区的工人俗称“扒树皮的”，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把原木外面的树皮处理掉再送往下一个车间。
半夜十二点的货场里，只有窸窸窣窣的老鼠和偶尔叫春的野猫子。爷爷抬头看了看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才猛然想起，今儿是四月十五。月亮好似一个白玉盘挂在天上，银色的月光洒在一座座原木堆叠起的小山上，显得格外静谧，“小山”下的阴影里依然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是犯罪分子绝佳的庇护所。
借着远处站台上投过来的一点儿灯光，爷爷隐约看到原木堆下有四五个人的黑影蹑手蹑脚地前行。他眯起眼睛，把腰猫得更低了。
“害怕？”和他一组的警察问道。
“不怕。”
“紧张？”
“有点儿。”
“不用紧张，一会儿咱俩就负责堵住往咱们这边跑的人。不难，你左我右，记住了。”警察拍了拍爷爷肩膀。
“嗯。”
尖锐的哨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抓捕行动开始了。隐蔽在各个方位的公安和保卫科同志迅速向那几个黑影围拢。
“你们被包围啦！不许动！”所长嘶哑着嗓子高喊。
“黑影”像听到枪声的鸟群，一下散开了，四处逃窜。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向着东面逃来。爷爷和警察，一左一右上前拦截。不料，冲过来的身影就像一头蛮牛，沉下肩，铆足了劲，一头撞飞了迎面的警察。
爷爷顾不得警察，扭过身就朝那人追去。地上都是小木块和碎树皮，有时还有工人遗忘下的耙子和砍刀。皎洁的月光下两个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移动着，前面的疲于奔命，后面的穷追不舍。
终于，那人跑得腿软了，踩在一根断木头上，一头栽倒起不来了。爷爷从后面追上来，一屁股坐在对方后背上，一边把他双手往一块拉，一边解下自己的牛皮腰带。待到这人喘匀了气，爷爷已经把他双手在背后绑在了一起。
“你他×的是不是傻？”那人骂道。
“你才傻，趴那儿别动。”爷爷说道。
派出所所长赶来支援，他俯身，上步，跪压，背扣，一气呵成。他解下捆着的腰带时一愣：“原来我的这条腰带在你这儿。”
爷爷没作声，只是欣羡地盯着那副手铐。银色的手铐在月光下发出森森寒光，带着一种神秘的威慑力。
“喜欢这个？”所长一眼就看透了爷爷的心思。
爷爷用力地点了点头。
“先回所里，回头我教你。”所长拍了拍爷爷的肩膀。
爷爷协助警察同志把犯罪分子押送回派出所。到了灯光下才看清，爷爷脚上的黄胶鞋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干瘦的一双大脚血肉模糊，左脚大脚趾的指甲盖也掀了起来，小腿上的许多口子还不住地往外渗着血。
所长是一个老烟枪，样子很威严，嗓音嘶哑。他一双剑眉，笔挺的警服即使在刚才的抓捕中也没留下多少褶皱。他站在办案区的走廊里左手夹着半截烟，右手向爷爷招了招。
爷爷顾不得脚上的疼痛，小跑到所长面前。
所长拿出腰间的手铐，十字形握在了右手中：“背铐，顺序上有讲究，十字握好手铐后，先挑后压。挑的力道不能太大，不然挑不开;也不能太小，不然铐不上。来，你试试。”
爷爷比画了几下，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所长很高兴，让爷爷把自己当罪犯背铐按在墙上。爷爷动作干净利落，根本看不出是个新手。
“好！”所长大声说道，“回头我跟你们科长说说，你就过来跟我干！”
听到的同志都是一惊，所长工作作风硬朗，要求严格，鲜有能被他青睐的人。
爷爷知道机会千载难逢，可他想到自己从一个小叫花子到保卫干事，又到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全靠厂里和组织培养。人不能忘本，所以他推辞了这番好意。等到大儿子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又不好去找这个回头账，问问人家要不要他儿子。
家里大儿子在城管局，二儿子在工商局，都算国家干部。可爷爷还是觉得差了点儿啥。
直到他四十六岁，他的三儿子（我爸）十八岁那年。
“老三，这是啥玩意儿啊？”韩二问道。他是隔壁韓家的二小子，他爸老韩是厂里的货车司机。他和我爸是发小，俩人从小一起坐着解放车去市里百货大楼看热闹。此刻，他们正坐在厂区火车道的铁轨上，肩并肩，头挨头，看着我爸手里举着的太阳镜。金属框架，深蓝色镜片，让它有着与那个年代不符的时尚与前卫。
“这是专门给飞行员保护眼睛用的太阳镜，能挡强光，戴上它多大的太阳都不怕。”我爸神秘地给韩二解释道。
“真的假的啊？”韩二半眯缝着眼睛问，晌午的阳光让他感觉有些不舒服。
“不信你试试呗。”我爸递过太阳镜，朝着太阳的方向比画了两下。
接过太阳镜，韩二将信将疑地戴在眼睛上，缓缓抬头朝太阳望去。他发现原本光芒四射的太阳，突然失去了威力，现在看来就像一张大油饼，虽然有些黄，但一点儿也不晃眼睛。他真想伸手把大油饼拿下来咬上一口，嚼嚼是啥味。
“老三，这玩意儿太厉害啦，你给我整一个呗。”韩二一边望着天上的“大油饼”感叹，一边伸手摸到我爸的肩膀，用力拍了拍。
“寻思啥呢！这是省军区首长发的啊，只有我们十二个通过飞行员体检的人才有。”我爸从韩二脸上摘下眼镜戴上，抬头仰望着天空，他觉得这天瓦蓝瓦蓝的，就像大海，虽然他没见过大海，但是总有一天他要开着飞机到海天相接的地方看一看。
“你真能当上飞行员？”韩二突然觉得，身边这个玩伴儿比自己牛多了，自己顶天能接班开个“大解放”。 那时，我党组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老航校）已迁址长春。老航校由中国共产党自主训练培养出来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曾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钦点，成为首批开赴抗美援朝战场的部队。中国年轻的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战经验丰富的世界级强敌美国空军，丝毫没有胆怯。大队长李汉首战即击伤敌机，八天以后，1951年1月29日，又首创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先河。这一天，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空战的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和东北老航校精神激励鼓舞着东北大地上的每一位热血青年。
“不好说呢，省军区首长说得下周去沈阳军区进行最终考核。”话虽这样说，我爸觉得这事是十拿九稳了，毕竟吉林省前兩轮的体检都没问题。戎德富还是戎德富，又不会因为到了沈阳缺个胳膊少条腿。
“那你可牛掰了！”韩二一下蹿了起来，拉起我爸站在铁轨上，“你看着没，造纸厂这么大，家家户户都是工人子弟，出了你这么个飞行员，那比大学生还光荣啊。搞不好你将来就是战斗英雄啦！”
“哥们儿给你唱一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韩二唱得激情澎湃，我爸也被他的情绪感染，跟着唱了起来。
“老三，你个败家玩意儿，赶紧给我下来！”俩人正唱得兴起，突然听到爷爷的喊声。
爷爷让我爸站在大柳树的树荫下，自己背对着阳光大声呵斥道：“多大了，能不能长点儿心，上火车道干啥！来火车了咋整？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拿啥赔给国家？”
“来火车我不知道躲咋地？”我爸小声嘟囔。
“你……”爷爷脱下黄胶鞋，拿在手里就要往我爸身上抽，举到半空又停下了，“我不碰你，你现在金贵，碰坏了我对不起党，你赶紧给我回家去消停待着。”
我爸和韩二哼着小曲走回了厂区高墙下那一片小平房。
我爸去沈阳的头天晚上，家里把留着过年用的面票、肉票都花掉了，包了顿饺子。爷爷反复叮嘱我爸，到了部队要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准给领导惹麻烦，听党话、跟党走。爷爷觉得，虽然三儿子当不上警察，能参军入伍，也是报效国家、报答党的光荣事。
那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尽管英勇的人民军队一路凯歌，捷报频传，但是爷爷还是“自私”地希望胜利来得慢一些，至少给他儿子一个为党和国家立战功的机会啊。
在沈阳空军试训操场上，我爸看到围墙上用红漆写的“忠诚于党，报效祖国”越发兴奋，五千米测试轻松过关，单杠、双杠来者不拒，一路绿灯。
可是最后，他还是被淘汰了，竞争实在太激烈。
爷爷看到我爸从沈阳回来唏嘘不已，那天晚上，他自己在门前胡同里游荡了很久，重重的叹息声把老杨树的叶子吹得微微颤抖。但他还是告诉我爸，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年底，我爸应征入伍去了内蒙古，当了一名空军后勤兵。退伍回来安置到了造纸厂机浆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在爷爷退休之后接了爷爷的班。
而四叔从小就爱打冰球，进了体校。老叔做了一名电工。
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如爷爷所愿，成为一名警察。他开始把目光投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可惜堂哥眼睛不好，去了华东师范当老师，堂妹从小就想学医，两个小弟更是“不服朝廷管”的个性。
爷爷就多次游说我爸：“让咱家大禹考警校吧。”
我爸自有他的小算盘，敷衍道：“这事我有数。”
果然，在我爸“有数”的安排下，我报考了徐州某空军学院。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我毕业授空军中尉衔，分配到台海一线部队服役。
儿孙自有儿孙福，最后，爷爷释然了，在小区里种了一排樱桃树。在樱桃红了的时候，引来一帮孩子争抢，他也不阻拦，种了就是给人吃的，谁吃了他都高兴。每个月一号准时到社区的党支部上缴党费。冬天就拿出储藏室里的大扫把，帮清洁工一同清雪。每次社区民警走访，他都会热情地上去攀谈两句。钟摆给了他岁月的斑痕，但年过古稀的他依然会不厌其烦讲起“月夜擒贼”的故事。
八十岁后，爷爷逐渐糊涂了，经常会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
2018年，我从部队转业安置到了吉林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爷爷听到了消息，背着奶奶一个人来到河南街。将近十年没有独自出行的爷爷，弓着腰抬着头，从河南街头走到街尾，掉个头，又从街尾走到街头。他把河南街两侧的房屋看了个遍，也没发现自己心仪的河南派出所。（虽然河南街在河南派出所辖区内，但派出所却并不在河南街上）
实在走不动了，他坐在路边苦苦思索。好心人问他，是不是走丢了。他就反复地说：“我孙儿在河南派出所。”
爷爷被好心人送到了河南派出所，一见到我，他就赶紧拉住我的手说：“快带爷爷看看，现在的派出所啥样啦。”
爷爷从信息采集室、讯问室、候问室一间间走过来，手指轻轻触及着蓝色的墙壁，半眯着眼睛，仿佛一只脚走在历史中，一只脚走在现实里。
我爸把爷爷送回家时问奶奶：“我爸胸前的联系卡哪儿去了？”
奶奶说：“你掏一掏他裤兜。”结果，真在爷爷裤兜里找到了。我爸问咋回事？奶奶说：“还不是怕联系上你们，就把他送回家了，去不成他孙子的派出所。”
我爸摇头苦笑，看来，这老头儿还惦记着呢。
去年十月的一天，风特别大，天也很阴沉，我坐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奶奶寿终的噩耗。赶到时，爷爷坐在奶奶的身边，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吊灯——或者说，吊灯只是在他看着的方向，他并没有看任何东西。爷爷老泪纵横地说：“我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你奶奶了，跟着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啊……”然后，就是一些奶奶和他同甘共苦的生活往事。
从那以后，爷爷总把那些话颠来倒去地说，再无他言。家人们觉得他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记忆就定格在那段岁月里不会再动了。毕竟，八十八岁高龄，能自理已别无他求了。
直到今年二月二，家里聚餐，我怕误点，加班后直接穿着警服到了爷爷家。看到我进门，爷爷的眼里突然有了微芒，随即变大，直至有了奕奕的神采。他从坐定的餐桌前吃力地站起来，拉着我向卧室走去。他的腿脚并不灵便，但从他频繁挪动的小碎步里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焦急。
他掀起枕头旁的褥子，下面工工整整地压着一条皮带。那是一条用过的棕色腰带，颜色几近黑色，牛皮的质地，边沿已经磨得发亮，金属扣上刻着“公安”的字样。爷爷双手捧着皮带，走到我面前，说：“送给你。”
他皱着眉头，仔细回忆良久道：“四月十五那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我和一名警察同志追了那人很久，他偷了国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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