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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女权主义者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与表征存在敌意，认为劳伦斯本人的立场与女性立场相悖，是憎恨女性的，但从伍尔芙与尼恩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因此其作品精神与女性作家作品精神有共通之处。劳伦斯的语言有一种女性气质，富于流动性与变化，这与女性语言极其相似。劳伦斯本人的哲学阐释亦为读者理解其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劳伦斯作品；女性形象；边缘性；女性语言；多义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6-0082-04
一、引言
通过对劳伦斯作品评论的解读来审视女性文学这个话题看似荒谬，因为自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诞生以来，女权主义评论家一直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描述大为不满。劳伦斯的立场总被认为是与女性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然而，劳伦斯作品中大量的女性形象塑造还是吸引了评论家的眼球，使他们重新审视女性问题。本文将主要展示三位女性作家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并从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对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以及劳伦斯的写作风格及语言特点等方面讨论劳伦斯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
二、女权主义的质疑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莫瑞在她所写的《劳伦斯：女人的儿子》中特别指出：“劳伦斯的许多小说正如其性格一样受到了他的‘高度敏感的男人气概’ 的影响，劳伦斯需要使所有的女人‘再次成为附庸’ 并‘摧毁女性’。”[1]由此看来，劳伦斯的生殖器关注与崇拜是她所贬低的。1953年，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劳伦斯的“菲勒斯理论”是在贬损女人。[2]由此可见，此言论的实质类似于莫瑞之说。然而，在莫瑞研究之后约20年里，评论界再没有出现此类言论。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不满言论出现了。1972年， 凯特·米勒特在她所著的《性别政治》中发起了对劳伦斯与梅勒这样所谓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前沿性的攻击。经过意识形态的搜寻，米勒特得出结论，因其“‘阴茎意识’的专注” 与“理论性的雄性至上伦理观”，劳伦斯的作品是反动与不健康的。[3]玛丽·埃尔曼在《对妇女的思考》一书中说，劳伦斯认为“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多的”是成为带孩子的并“激发男人”的女人。[4]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出现了诸如符号学与解构主义理论的新式评论工具。从这些理论出发的评论与前10年女性评论家对劳伦斯的敌意评论结成了联盟。例如，罗伯特·司格勒斯曾提到，因劳伦斯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对女性阴蒂高潮所呈现出的敌意，因此他有对女性性能力的恐惧。[5]诚然，此股女权主义敌意的洪流为人们探究、思考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个视角；然而，其中的夸大与偏颇，一些评论家有意迎合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潮流与盛行于学术界与消费市场上的女性研究之流行风的做法，值得人们深思。
尽管评论界弥漫着对劳伦斯的质疑和敌意，但伍尔芙、曼斯菲尔德、艾略特、里维斯与尼恩这些作家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则反映了劳伦斯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为劳伦斯与女性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三、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
有些女性作家如伍尔芙与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她们宣称劳伦斯通过将女性声音置于传统的男性小说的奴役下，将传统的父权价值观强加在他的小说中，这对女性是一种背叛。由此看来，她们是反感劳伦斯的。然而另一方面，她们却承认劳伦斯的艺术表达效果与其写作风格对她们作品的创造力有着巨大的影响。
例如，伍尔芙虽然对劳伦斯的态度起初看似摇摆不定，然而在她1931年的文章《关于对劳伦斯的笔记》与1940年的《斜塔》中却宣称她与劳伦斯有许多相同之处。[6]罗伯特·凯利也睿智地观察到：“两位作家全都在‘文学设立的中心’ 之外进行创作，并把总结将他们分隔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想象之物和翻译那些隔绝与被隔绝的个人形象并使之成为‘全球的体验’ 作为了自己‘道德责任’ 的任务。”[7]斯科特在评论中则认为劳伦斯与伍尔芙在对主流理解模式的抵制和对人类体验的表征上是类似的。[8]思格观察到，在《关于对劳伦斯的笔记》中，伍尔芙认为劳伦斯的边缘性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并认为劳伦斯是一位主流传统之外的作家。[9]92在《斜塔》中，伍尔芙阐释了此种观点的原因。据思格所论，伍尔芙认为劳伦斯缺少教育与经济窘迫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或许正是因为他被剥夺了特权，一股愤怒的自我意识总是试图得到释放，因此他的文章才拥有如此的魅力。[9]94这种观点使笔者想起爱思与艾略特对劳伦斯的反击：“他最基本的保守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基督社会的概念’之上的；此概念是一种关于一个社会如何应以一种统一的宗教社会行为密码为基础而组织的理想化模式。”[10]胡德尼斯对劳伦斯早期短篇故事《玫瑰花园里的阴影》所做的文学评论如下：“艺术与道德的缺点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律法控制束缚的人物的症状表现——劳伦斯不受任何传统或者制度的限制而生活着。”[11]9他还提到，艾略特认为劳伦斯的成长是道德、教育与精神上的野蛮与匮乏的结果，道德松懈与文化匮乏是劳伦斯艺术与道德存在缺陷的原因。[11]23然而，胡德尼斯也谈及另一种观点，即据里维斯所评，“劳伦斯是在一个传统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1]65里维斯认为这种丰富健康的传统正是劳伦斯所创艺术的真实的历史背景。依笔者之见，这种对劳伦斯生活环境是否传统的争论可以为其作品中所展现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表征提供理解的新视角。
从对劳伦斯的评论看劳伦斯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除了表明劳伦斯的边缘性对其作品的影响，伍尔芙还认为像劳伦斯与夏洛蒂·勃朗特这样的作家“内心都有某种不驯服的愤怒持续地与大家普遍接受的事物秩序交战”，这提升了他们的创作，使之超出更多传统作家所掌握的极限。卡罗琳·海尔布伦认为对劳伦斯作品的解读是伍尔芙表达自身愤怒可能性的一种提示，这种表达愤怒的可能是伍尔芙自身无法做到的，因为她一惯坚持所谓的父权体制的伟大艺术的传统客观性。[12] 思格评论说当伍尔芙写信给克特廉思凯评价《恋爱中的女人》时，她表示理解，认为劳伦斯对性的关注与对他的社会阶层的关注为人们提供了崭新视角，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同样的贡献。[9]94伍尔芙更希望这是一股颠覆传统的力量并由此帮助那些边缘作家成就事业。据思格所评， 伍尔芙认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角是一位不招人反对不惹人讨厌的女人，如同千千万万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情感与激情总是发生在与一个男人的关系中。[9]97 然而，以笔者之见，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女性性体验的表征或是遵循传统道德标准或是肯定异性恋的价值，这与劳伦斯对一个将自己的生活成功地建立在纯粹肉体体验之上的女性的塑造迥然不同，所以，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是挑战父权秩序、颠覆传统的。思格认为劳伦斯相信超越个体特征的性的结合是解决个人问题的基本答案。[9]100而这种观点无疑遭到了曼斯菲尔德的反对，因为她质疑女性各种性经历的结果是否能够真正使她们得到女性认可。她认为女性应在女性的庇佑下，远离真实的世界，否则会被男人毁灭。[13] 思格认为这是因为虽然劳伦斯与曼斯菲尔德都相信男女的本质差异，但他们对这种男女差异建构的理念却大相径庭。[9]111思格认为，对于劳伦斯来说，男女关系是互相渗透的。为了找到自身的主体位置，女人与男人需要互相的存在、力量与行动，而传统的性别关系中，女人总是处于被物化的状态。[9]111 因此，性便成为了两个主体的交流并成为颠覆社会性别角色的极端力量。而曼斯菲尔德却认为性接触不能涉及肉体性体验，在她的文本中，男人的行为要求女性的从属，男性力量的获得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因此，从文本的性表征上来说，人们很容易将劳伦斯的表征划入大男子主义的范畴。尽管伍尔芙和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的性表征怀有敌意，但两人却都十分欣赏与父权社会相悖的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本质的呈现与表征。 四、劳伦斯作品的写作风格、女性语言及哲学
与伍尔芙、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评价的矛盾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尼恩在她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对劳伦斯衷心的欣赏。尼恩的著作是劳伦斯死后最早对其作品大加赞赏的评论著作之一。 尼恩认为劳伦斯小说的许多显著特征都源于其本能的写作方法，因此其作品更容易为女性所理解。尼恩详细探讨了劳伦斯的写作风格与女性理解模式上的相似性，提到了劳伦斯对“才智的怀疑”，还有作品中对女性服装的精细繁复的描写，对女性爱好的关注及对花朵的敏感性。[14]13-14，23，36 她认为劳伦斯并非以理性与思考描摹、展示作品中的人物，而是以一种人性的本能去观察人物，不是通过眼睛而是通过这种本能。[14]18对于她而言，劳伦斯是一位画家，有着辨别色彩的天赋，并懂得色彩的组合与变化。[14]62 的确如此，在劳伦斯的写作中，对色彩的感觉被微妙地传达了出来。对自然界、动物、服装与周边环境的诠释与描述正如一幅油画的创作，而这赋予了其作品极大的真实感。[14]63 除了劳伦斯的哲学与思想，其作品对嗅觉、触觉、听觉与味觉都有生动的表达。尼恩认为劳伦斯所具有的画家的感觉解释了为何其作品中的男女关注对方的肉体并有对身体的描述。[14]63 笔者认为，正如尼恩所观察到的那样，劳伦斯的哲学是“超越了普通价值观的，充斥着本能与直觉的元素”。[14]13 尼恩还指出劳伦斯的语言有一种女性气质。劳伦斯重视语言的流动性与节奏，作品中有许多连词与类似和声的低语重复。[14]61她认为劳伦斯的语言丰富多变，并善于利用词汇捕捉事物的流动性。[14]61 劳伦斯是一位男性作家，其语言却被解读为女性语言，这个问题令人困惑。法国女权主义评论家伊丽格瑞对女性语言做了如下描述：“总在自我编织的过程中，具有流动性。”[15] 她还认为，个体的生物性别并不一定决定个体的语言性别，女性语言在某些男性文本中也会存在。因此，劳伦斯的写作模式与伊丽格瑞所提到的女性写作的发散性结构十分类似，而这种发散性结构反映了女性情感非中心化的多样性。 尼恩认为劳伦斯的写作被误读是因为对于作者劳伦斯而言，真理贮存在“混乱与振荡”中，生命并非由固定模式决定，而是由“连接与流动”的需要所决定的。[14]34-35
比如，劳伦斯的《虹》中存在两个基本的叙事模式：一个按时间顺序线性发展，另外一个是螺旋模式。螺旋模式中作者的语言便是对女性-雌性的颂扬。其《儿子与情人》中的语言也属于女性范畴，句式不同寻常，变化贯穿始终。其中对女性身体与性隐喻性的表征是前象征符号语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的颠覆。劳伦斯在《虹》中的语言有重复低语、有惊叹、有未完成的句子，这与女性语言十分类似。其主题是自我之下隐藏的晦涩难解的部分，主题要求使作者使用了独特的技巧来实现小说中人物本能的塑造。对人物本能塑造的实现也表明了对父权秩序的挑战。这种独一无二的“碳芯技巧”是对母性-雌性的颂扬。小说螺旋式模式的主导地位更突显了母性-雌性的胜利。
而在劳伦斯的小说《白孔雀》中，对自然与动物的女性化的、阴柔的描述，也使当时很多评论家把劳伦斯误认为女性作家。在小说开始，叙述者用梦幻般的语言诠释了自然：“我站着，透过磨坊池塘的阴暗，看着阴郁的鱼儿游过。它们是灰色的，是在山谷还生机盎然时来自修道士那里的银色生物的后代。整个地方都处在旧时代的冥想中。远处岸上枝叶繁茂的大树如此阴暗肃穆而无法与太阳协调；杂草丛生又无生气……只有穿过磨坊的溪流还在低吟着当年能给山谷带来生命力的风采。”[16]由此可见，这种语言描述是田园风格的、阴柔的，类似于女性语言。而对动物的表征，作者也别具深意。劳伦斯毕生所要展示的人类动物本能——“血性意识”，也来自于小说中对动物的表征。而这种血性意识表征也是对父权社会工业意识表征的颠覆。这无疑也是对父权秩序的挑战。
因此，尼恩对劳伦斯及其作品的认识不同于伍尔芙与曼斯菲尔德。她不认为劳伦斯背叛了女性声音并将其置于传统男性小说对女性的描述下。尼恩同劳伦斯本人一样，认为性别差异是身份与价值的来源。[14]8 尼恩认为劳伦斯对现代女性问题十分同情。 劳伦斯对男性历史上所加于女性生活上的模式做出了负面评论，认为过着“男人的生活”无法满足任何一种女人。[14]42 因此，尼恩从劳伦斯的写作风格与劳伦斯的哲学上展示了她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表征的赞许。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女权主义者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与表征存在敌意，认为劳伦斯本人的立场与女性立场相悖，是憎恨女性的，但从伍尔芙与尼恩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其作品的精神气质与女性作家作品精神气质有共通之处，而劳伦斯作品的语言具有女性气质，富于流动性与变化，与女性语言相似，这为我们理解其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Murry J Middleton. D. H. Lawrence： Son of Woman[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4：72.
[2]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223.
[3]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M]. London： Virago， 1977：257.
[4] Ellmann Mary. Thinking About Women[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16.
[5] Scholes Robert. Semiotics and Interpreta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140. [6] Woolf Virginia.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M].Amme Olivier Bell， ed. London： Hograrth， 1982：126.
[7] Keily Robert. Beyond Egotism： The Fiction of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and D. H. Lawre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4.
[8] Scott Bonnie Kime. Women Reading Women s Writing[M]. Sue Roe， ed. New York： St. Martin s， 1987：276.
[9] Siegel Carol. Lawrence among the Women[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1.
[10] Eliot T S.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M]. New York： Harcourt， 1939：8.
[11] Holderness Graham. D. H. Lawrence： History， Ideology and Fiction[M].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Humanities Press， 1982.
[12] Heilbrun Carolyn. Virginia Woolf in Her Fifties[M]//Jane Marcus. Virginia Woolf： A Feminist Slan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240-245.
[13] Mansfield Katherine. The Short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M]. New York： Knopf， 1950：201.
[14] Nin Anais. D. H. Lawrence： An Unprofessional Study[M]. Chicago： Swallow Press， 1964.
[15] Irigaray Luce.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23-33.
[16] Lawrence D H. The White Peacock[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5.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 劳伦斯作品；女性形象；边缘性；女性语言；多义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6-0082-04
一、引言
通过对劳伦斯作品评论的解读来审视女性文学这个话题看似荒谬，因为自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诞生以来，女权主义评论家一直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描述大为不满。劳伦斯的立场总被认为是与女性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然而，劳伦斯作品中大量的女性形象塑造还是吸引了评论家的眼球，使他们重新审视女性问题。本文将主要展示三位女性作家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并从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对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以及劳伦斯的写作风格及语言特点等方面讨论劳伦斯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
二、女权主义的质疑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莫瑞在她所写的《劳伦斯：女人的儿子》中特别指出：“劳伦斯的许多小说正如其性格一样受到了他的‘高度敏感的男人气概’ 的影响，劳伦斯需要使所有的女人‘再次成为附庸’ 并‘摧毁女性’。”[1]由此看来，劳伦斯的生殖器关注与崇拜是她所贬低的。1953年，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劳伦斯的“菲勒斯理论”是在贬损女人。[2]由此可见，此言论的实质类似于莫瑞之说。然而，在莫瑞研究之后约20年里，评论界再没有出现此类言论。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不满言论出现了。1972年， 凯特·米勒特在她所著的《性别政治》中发起了对劳伦斯与梅勒这样所谓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前沿性的攻击。经过意识形态的搜寻，米勒特得出结论，因其“‘阴茎意识’的专注” 与“理论性的雄性至上伦理观”，劳伦斯的作品是反动与不健康的。[3]玛丽·埃尔曼在《对妇女的思考》一书中说，劳伦斯认为“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多的”是成为带孩子的并“激发男人”的女人。[4]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出现了诸如符号学与解构主义理论的新式评论工具。从这些理论出发的评论与前10年女性评论家对劳伦斯的敌意评论结成了联盟。例如，罗伯特·司格勒斯曾提到，因劳伦斯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对女性阴蒂高潮所呈现出的敌意，因此他有对女性性能力的恐惧。[5]诚然，此股女权主义敌意的洪流为人们探究、思考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个视角；然而，其中的夸大与偏颇，一些评论家有意迎合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潮流与盛行于学术界与消费市场上的女性研究之流行风的做法，值得人们深思。
尽管评论界弥漫着对劳伦斯的质疑和敌意，但伍尔芙、曼斯菲尔德、艾略特、里维斯与尼恩这些作家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则反映了劳伦斯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为劳伦斯与女性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三、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
有些女性作家如伍尔芙与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她们宣称劳伦斯通过将女性声音置于传统的男性小说的奴役下，将传统的父权价值观强加在他的小说中，这对女性是一种背叛。由此看来，她们是反感劳伦斯的。然而另一方面，她们却承认劳伦斯的艺术表达效果与其写作风格对她们作品的创造力有着巨大的影响。
例如，伍尔芙虽然对劳伦斯的态度起初看似摇摆不定，然而在她1931年的文章《关于对劳伦斯的笔记》与1940年的《斜塔》中却宣称她与劳伦斯有许多相同之处。[6]罗伯特·凯利也睿智地观察到：“两位作家全都在‘文学设立的中心’ 之外进行创作，并把总结将他们分隔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想象之物和翻译那些隔绝与被隔绝的个人形象并使之成为‘全球的体验’ 作为了自己‘道德责任’ 的任务。”[7]斯科特在评论中则认为劳伦斯与伍尔芙在对主流理解模式的抵制和对人类体验的表征上是类似的。[8]思格观察到，在《关于对劳伦斯的笔记》中，伍尔芙认为劳伦斯的边缘性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并认为劳伦斯是一位主流传统之外的作家。[9]92在《斜塔》中，伍尔芙阐释了此种观点的原因。据思格所论，伍尔芙认为劳伦斯缺少教育与经济窘迫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或许正是因为他被剥夺了特权，一股愤怒的自我意识总是试图得到释放，因此他的文章才拥有如此的魅力。[9]94这种观点使笔者想起爱思与艾略特对劳伦斯的反击：“他最基本的保守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基督社会的概念’之上的；此概念是一种关于一个社会如何应以一种统一的宗教社会行为密码为基础而组织的理想化模式。”[10]胡德尼斯对劳伦斯早期短篇故事《玫瑰花园里的阴影》所做的文学评论如下：“艺术与道德的缺点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律法控制束缚的人物的症状表现——劳伦斯不受任何传统或者制度的限制而生活着。”[11]9他还提到，艾略特认为劳伦斯的成长是道德、教育与精神上的野蛮与匮乏的结果，道德松懈与文化匮乏是劳伦斯艺术与道德存在缺陷的原因。[11]23然而，胡德尼斯也谈及另一种观点，即据里维斯所评，“劳伦斯是在一个传统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1]65里维斯认为这种丰富健康的传统正是劳伦斯所创艺术的真实的历史背景。依笔者之见，这种对劳伦斯生活环境是否传统的争论可以为其作品中所展现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表征提供理解的新视角。
从对劳伦斯的评论看劳伦斯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除了表明劳伦斯的边缘性对其作品的影响，伍尔芙还认为像劳伦斯与夏洛蒂·勃朗特这样的作家“内心都有某种不驯服的愤怒持续地与大家普遍接受的事物秩序交战”，这提升了他们的创作，使之超出更多传统作家所掌握的极限。卡罗琳·海尔布伦认为对劳伦斯作品的解读是伍尔芙表达自身愤怒可能性的一种提示，这种表达愤怒的可能是伍尔芙自身无法做到的，因为她一惯坚持所谓的父权体制的伟大艺术的传统客观性。[12] 思格评论说当伍尔芙写信给克特廉思凯评价《恋爱中的女人》时，她表示理解，认为劳伦斯对性的关注与对他的社会阶层的关注为人们提供了崭新视角，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同样的贡献。[9]94伍尔芙更希望这是一股颠覆传统的力量并由此帮助那些边缘作家成就事业。据思格所评， 伍尔芙认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角是一位不招人反对不惹人讨厌的女人，如同千千万万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情感与激情总是发生在与一个男人的关系中。[9]97 然而，以笔者之见，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女性性体验的表征或是遵循传统道德标准或是肯定异性恋的价值，这与劳伦斯对一个将自己的生活成功地建立在纯粹肉体体验之上的女性的塑造迥然不同，所以，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是挑战父权秩序、颠覆传统的。思格认为劳伦斯相信超越个体特征的性的结合是解决个人问题的基本答案。[9]100而这种观点无疑遭到了曼斯菲尔德的反对，因为她质疑女性各种性经历的结果是否能够真正使她们得到女性认可。她认为女性应在女性的庇佑下，远离真实的世界，否则会被男人毁灭。[13] 思格认为这是因为虽然劳伦斯与曼斯菲尔德都相信男女的本质差异，但他们对这种男女差异建构的理念却大相径庭。[9]111思格认为，对于劳伦斯来说，男女关系是互相渗透的。为了找到自身的主体位置，女人与男人需要互相的存在、力量与行动，而传统的性别关系中，女人总是处于被物化的状态。[9]111 因此，性便成为了两个主体的交流并成为颠覆社会性别角色的极端力量。而曼斯菲尔德却认为性接触不能涉及肉体性体验，在她的文本中，男人的行为要求女性的从属，男性力量的获得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因此，从文本的性表征上来说，人们很容易将劳伦斯的表征划入大男子主义的范畴。尽管伍尔芙和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的性表征怀有敌意，但两人却都十分欣赏与父权社会相悖的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本质的呈现与表征。 四、劳伦斯作品的写作风格、女性语言及哲学
与伍尔芙、曼斯菲尔德对劳伦斯评价的矛盾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尼恩在她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对劳伦斯衷心的欣赏。尼恩的著作是劳伦斯死后最早对其作品大加赞赏的评论著作之一。 尼恩认为劳伦斯小说的许多显著特征都源于其本能的写作方法，因此其作品更容易为女性所理解。尼恩详细探讨了劳伦斯的写作风格与女性理解模式上的相似性，提到了劳伦斯对“才智的怀疑”，还有作品中对女性服装的精细繁复的描写，对女性爱好的关注及对花朵的敏感性。[14]13-14，23，36 她认为劳伦斯并非以理性与思考描摹、展示作品中的人物，而是以一种人性的本能去观察人物，不是通过眼睛而是通过这种本能。[14]18对于她而言，劳伦斯是一位画家，有着辨别色彩的天赋，并懂得色彩的组合与变化。[14]62 的确如此，在劳伦斯的写作中，对色彩的感觉被微妙地传达了出来。对自然界、动物、服装与周边环境的诠释与描述正如一幅油画的创作，而这赋予了其作品极大的真实感。[14]63 除了劳伦斯的哲学与思想，其作品对嗅觉、触觉、听觉与味觉都有生动的表达。尼恩认为劳伦斯所具有的画家的感觉解释了为何其作品中的男女关注对方的肉体并有对身体的描述。[14]63 笔者认为，正如尼恩所观察到的那样，劳伦斯的哲学是“超越了普通价值观的，充斥着本能与直觉的元素”。[14]13 尼恩还指出劳伦斯的语言有一种女性气质。劳伦斯重视语言的流动性与节奏，作品中有许多连词与类似和声的低语重复。[14]61她认为劳伦斯的语言丰富多变，并善于利用词汇捕捉事物的流动性。[14]61 劳伦斯是一位男性作家，其语言却被解读为女性语言，这个问题令人困惑。法国女权主义评论家伊丽格瑞对女性语言做了如下描述：“总在自我编织的过程中，具有流动性。”[15] 她还认为，个体的生物性别并不一定决定个体的语言性别，女性语言在某些男性文本中也会存在。因此，劳伦斯的写作模式与伊丽格瑞所提到的女性写作的发散性结构十分类似，而这种发散性结构反映了女性情感非中心化的多样性。 尼恩认为劳伦斯的写作被误读是因为对于作者劳伦斯而言，真理贮存在“混乱与振荡”中，生命并非由固定模式决定，而是由“连接与流动”的需要所决定的。[14]34-35
比如，劳伦斯的《虹》中存在两个基本的叙事模式：一个按时间顺序线性发展，另外一个是螺旋模式。螺旋模式中作者的语言便是对女性-雌性的颂扬。其《儿子与情人》中的语言也属于女性范畴，句式不同寻常，变化贯穿始终。其中对女性身体与性隐喻性的表征是前象征符号语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的颠覆。劳伦斯在《虹》中的语言有重复低语、有惊叹、有未完成的句子，这与女性语言十分类似。其主题是自我之下隐藏的晦涩难解的部分，主题要求使作者使用了独特的技巧来实现小说中人物本能的塑造。对人物本能塑造的实现也表明了对父权秩序的挑战。这种独一无二的“碳芯技巧”是对母性-雌性的颂扬。小说螺旋式模式的主导地位更突显了母性-雌性的胜利。
而在劳伦斯的小说《白孔雀》中，对自然与动物的女性化的、阴柔的描述，也使当时很多评论家把劳伦斯误认为女性作家。在小说开始，叙述者用梦幻般的语言诠释了自然：“我站着，透过磨坊池塘的阴暗，看着阴郁的鱼儿游过。它们是灰色的，是在山谷还生机盎然时来自修道士那里的银色生物的后代。整个地方都处在旧时代的冥想中。远处岸上枝叶繁茂的大树如此阴暗肃穆而无法与太阳协调；杂草丛生又无生气……只有穿过磨坊的溪流还在低吟着当年能给山谷带来生命力的风采。”[16]由此可见，这种语言描述是田园风格的、阴柔的，类似于女性语言。而对动物的表征，作者也别具深意。劳伦斯毕生所要展示的人类动物本能——“血性意识”，也来自于小说中对动物的表征。而这种血性意识表征也是对父权社会工业意识表征的颠覆。这无疑也是对父权秩序的挑战。
因此，尼恩对劳伦斯及其作品的认识不同于伍尔芙与曼斯菲尔德。她不认为劳伦斯背叛了女性声音并将其置于传统男性小说对女性的描述下。尼恩同劳伦斯本人一样，认为性别差异是身份与价值的来源。[14]8 尼恩认为劳伦斯对现代女性问题十分同情。 劳伦斯对男性历史上所加于女性生活上的模式做出了负面评论，认为过着“男人的生活”无法满足任何一种女人。[14]42 因此，尼恩从劳伦斯的写作风格与劳伦斯的哲学上展示了她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表征的赞许。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女权主义者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与表征存在敌意，认为劳伦斯本人的立场与女性立场相悖，是憎恨女性的，但从伍尔芙与尼恩对劳伦斯作品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其作品的精神气质与女性作家作品精神气质有共通之处，而劳伦斯作品的语言具有女性气质，富于流动性与变化，与女性语言相似，这为我们理解其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Murry J Middleton. D. H. Lawrence： Son of Woman[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4：72.
[2]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223.
[3]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M]. London： Virago， 197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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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