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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一次，记录的同志把记录稿拿给我看了，记录大体上不错，但还是再讲一次更准确。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那么清楚，人名也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个四川腔，他们听也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８月１０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２０００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１２０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１２０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８００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１９２２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１９０５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８月中旬才去，１０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像耒阳、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五县大暴动，打了两个胜仗，把许克祥一个师打垮了，又在郴州消灭了唐生智部队的两个营。湖南这个地方好招兵，街上插个旗子写上“招兵”，就有人来参军。
当打下宜章时，我们改编了队伍，挂起红旗，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王尔琢为师参谋长，把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导团和从潮汕逃出的叶挺、贺龙部编为第三营。以周子昆为第一营营长，袁崇全为二营长，肖劲光为三营长。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来郴州联络，连长就是徐彦刚。这时，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又联系上了。湘南暴动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林彪就提升营长了。
当时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决定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井冈山为依托，向湖南、江西机动。湖南敌人来进攻，我们向江西机动；江西敌人来进攻，我们向湖南转移。看哪一方面来的，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的话，我们依靠井冈山可机动转移。这样，我们部队算是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摊起铺来睡觉了，不像潮汕失败下来那样如釜底游魂，东走西走。在宁冈打土豪分田地，宁冈群众拥护红军。这时，在井冈山四个县出现了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高潮。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土地革命运动又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
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了，要队伍向湘南打郴州，用２００支枪守这个山。毛主席不同意，说湖南省委坐在长沙，来指挥井冈山的军事斗争怎么能行？２００支枪怎么能守井冈山呢？结果否定了。毛主席决定依托井冈山展开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和赤卫队，分土地，建立根据地。杜修经趁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带领这个队伍脱离井冈山，冒险攻打郴州。我在那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那时是军委书记，如果我不发令，湖南省委代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同意了进军湘南，主要是对在井冈山开展根据地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想耐心做群众工作，仍然想打大城市，大干一场，战略上犯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进入湘南，郴州打开了，部队进城了。但由于没有进行追击，也没有很好地警戒和安排，敌人在黄昏时反攻，我们又被打出来了。结果二十九团跑回宜章，跑散了，跑掉了一个团，那时有千把人，装备得较好。如果我们坚定的话，没有郴州的行动，留在井冈山，二十九团是不会搞掉，那时可在井冈山打张轸的部队，完全可以打一个大胜仗。因为三十一团１个团就把张轸打败了，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集中在一起，完全可以把张轸１个师歼灭。所以，对此我的错误是很大的。部队退出郴州后到了资兴，后来发生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等人的叛变，把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打死了。这时就准备将林彪提起来当二十八团团长。如果王尔琢在，是不可能提林彪当团长。毛主席当时看到队伍跑到湖南去了，又知道郴州战斗的失利，担心这个队伍不回井冈山，便带着伍中豪的第三营来找这个队伍。那时，有一部分同志不想回井冈山，就在桂东、沙田这一带转来转去。我说无论如何要回井冈山，回井冈山我作检讨，因为我是党代表，我负责任，甚至处罚都可以。湘南失败的教训说明，部队脱离了根据地很危险，还是井冈山可靠。
后来，把队伍拉起来，在桂东同毛主席见面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队伍听到毛主席来接，大家都欢呼说，毛委员来了！非常高兴。毛主席在下山时跟三十一团的官兵说，我们同二十八团第二次会师，不要去讲他们的缺点，他们在郴州战斗失利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对他们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所以，三十一团一来非常亲热，两支部队会合了，有了相互的依靠。毛主席见到我，就对我说，我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会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放心。我对毛主席讲，我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次失败我要负责任。毛主席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招棋子，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我们到桂东后的第二天下午发生了敌人袭击，打了一个恶仗。林彪在这个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他不打这个仗，三十一团可能退不出来——三十一团住城里，他住城外。结果，三十一团安全撤出。毛主席在桂东城外等队伍，林彪也退下来了。那时，毛主席对林彪不熟悉，他就向毛主席报告敌人已被打退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如果不打，三十一团就退不出来，非打这一仗不可。毛主席说，你做得对。后来，毛主席问我这是哪一个？我说这是林彪，现在准备提升当二十八团团长。后来，回到井冈山，林彪就当了二十八团团长。这样，部队又回到了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毛主席立即加强了对队伍的政治工作，部队得到很大的整顿。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毛主席同意了，所以正式形成文件时变成八项注意，这也是林彪有点好的表现。那时，毛主席对我说，看来你还是要回二十八团去，你当军委书记抓这个队伍。我回到二十八团后发现，这个林彪尽管他提出六项注意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任何地方都要打一个鸡子吃，所以我们政治工作很不好做。我批评他说这怎么行，如果打土豪，分腊肉、鸡子，也要师里分，也不是由我们团来分，你每到一地都要打一个鸡子吃，这是不行的。他对我很不满意，认为破坏了他的威信。我说你这个威信，我就要破坏。因为他是从连长、营长提起来的，我当然对他不客气了。我说，你这样做怎么能当好这个团长？他很不高兴也不听，说我破坏他的威信。
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挣着抢钱，他才跑脱
井冈山时期有三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在龙源口，一仗把敌军收拾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湘南一出击，把张轸的部队打退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朱培德和鲁涤平组织了包括广东军队在内号称三省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作出重要决定：现在我们是在湘江（赣江）之间，中间有个井冈山，机动地区太小了。湘江、赣江都不能徒涉。井冈山到赣江有一二百里路，顶宽也只有四百里路。井冈山到湘江，最宽也只有四五百里，最窄的两百里，有千把里路长，北到长江，不好逾越。南到五岭山脉，跨广东、湖南，比较利于机动。毛主席说，赣江以东这个地区最好，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都是水，能徒涉。这个地区共有１００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南昌，我们可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大家同意了主席这个主张。
１９２９年，过了除夕（元旦），部队就出发了，当时是漫天大雪，队伍经过整训，气势很壮。毛主席说：这次我们出发，要等敌人包围了井冈山，一下子冲出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我们沿这个山隐蔽着出去，如我们到大庾，敌人才发现我们，起码要三天才能到达。我们在大庾城还可以搞点群众工作。然后，我们向东，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从大庾回井冈山。结果我们向东，出其不意。我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安全占领了大庾。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能来，那晓得到下午４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到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那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毛主席说：“这次从井冈山撤出还是太仓促了，我们应该在井冈山以一个营分散打游击。这样下到赣南一带没有依靠，很不好办。如果这一仗打好，当然就可以在信丰、南康一带开展大局面。”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晚上到了杨梅，已快深夜１２点了，要马上行动，不能在这里休息，可能明天拂晓前发生战斗，要很快脱离这个地点，可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刚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了。
后来，到龙南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林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沿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武平一线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时没有开小差的，士气也很好，一天走１００多里，晚上１２点出发，一直要走到第二天黄昏，要摆脱敌人，只能靠脚板子，没有办法。我们到龙南、全南，就靠从赣州、吉安跑下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当时，毛主席和我在前委。毛主席要我同地方党联络，找向导。我就专门搞这个事。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寻乌的古柏同志给我带路。他同我们讲：罗浮嶂是个很好守的地形，只要断了路，敌人就冲不上去。而且山上有几百家人口，有几个大土豪，部队休整一两天没有问题。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那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做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先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把军部丢了，敌人冲到司令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４３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主席的安全对我们太重要了，林彪只顾自己，不顾毛主席的安全，此时已是早见端倪的。
林彪多次说：“我们把队伍拉开，离开朱、毛部队，目标小，容易脱离敌人，容易搞到给养。与毛、朱在一起，部队目标大，难以脱离敌人，是很危险的。”
我们到了罗浮嶂后，敌人未敢来攻。其实罗浮嶂上面没有什么树林，只有几十户人家，都是平坦地，不能在此停留，部队立即向前，经会昌、武平之间向瑞金方向前进。由于大庾战斗未打好，圳下被袭击，当时部队处于非常艰苦的局面，大的战斗无法打了——特别是怕前堵，因为后追还可以摆脱，前堵则被迫应战。幸而没有发生这种状况，这也是由于敌人部署堵截来不及，而尾追的部队又相互推卸责任，都想保存实力，有些怕与红军硬拼。但我红军部队圳下战斗后的行动是艰苦的，非常担心遇着敌人前后夹击，把部队编制打乱。在此情况下，毛主席提出意见，准备再遇到不利情况时，部队可以分散行动。当时，拟议毛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为一路，我与林彪率一纵为一路，这样可以分散目标，迫使敌人分兵追击，减少压力，而我军每一路可以灵活机动。我们的分兵计划中还作了一种最不利情况下的打算，约定万一部队都被打散了，可以回大城市彼此联系。主席化名为杨子任，朱德同志化名为王楷。我们可以登报寻人取得联系。这些打算是很周密的。但主席仍强调部队向瑞金、宁都方向前进，不到万不得已不实行分散的计划。实际在分成三个纵队行动时，部队也没有分散。常常是当天晚上，三路负责人开会决定分路行动，规定每一路的行动方向。都说明天就分散行动，实际第二天早上哪一路做前卫，其余两路也跟着赶上来了，大家都要团结在一起。这样搞了好几天，就是早上说分散，夜间又会合了。领导人不愿离开广大指战员，广大指战员也不愿离开领导人，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情谊在最困难时期最动人的表现。它表现了领袖与群众的生死相依的关系，此种动人场面好似昨天，我至今难忘。全军团结共生死、共患难的革命精神在当时是决定一切的。
我在此要着重揭露林彪是积极主张分兵拉开队伍，特别是前委开会作了分路行动的准备时，他更积极了。他多次说：“我们把队伍拉开，离开朱、毛部队，目标小，容易脱离敌人，容易搞到给养。与毛、朱在一起，部队目标大，难以脱离敌人，是很危险的。”他屡次这样提，我都不同意。我说：“脱离毛、朱，军心会动摇，分散行动是最坏情况下的打算，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彪当时不愿意放弃分路行动的打算，主要是想把敌人推向毛、朱的二、三纵队方面，自己率一纵找安全方向。总之，大庾战斗失利，圳下战斗前委、军部受袭击，林彪极力主张分路行动，完全暴露了林彪只顾自己图安全，不顾领袖安全，不顾大局的心理。分路行动的打算是圳下战斗后拟议的，部队前进到瑞金附近时，前面已无敌人堵截。这时，毛主席就完全放弃分散打算，决定还是集中行动。
部队到瑞金附近，主席派三十团去瑞金城查明敌情，二十八团先行占领大柏地。军部和前委行至距瑞金１５里、距黄柏圩５里处住下了，等待三十团到瑞金后的敌情报告。可是，这一住就被敌人赶上来了。黄柏圩战斗是在距瑞金城１５里的小松林地带进行的。林彪率一纵已向大柏地开进，三纵队派向瑞金城去查明敌情。这样，敌人追上来就打到前委、军部面前，这一情况是危险的。我军只能迅速向黄柏圩靠近，不能让军部和前委与敌人对抗，当时只有特务营和直属部队在打掩护。
当敌人进攻到军部前沿之际，我军群情激愤，要求反击。有人着急地大喊：“朱德为什么不指挥抵抗？”朱德同志此时大怒，把大衣脱下，摔在地上，手拿驳壳枪说：“难道我朱德怕死吗？大家跟我冲！”此时，还是主席临危不惧，从容不迫，指挥若定。主席说：“军长，我们还是到黄柏圩去联络三纵队，这个地方派队伍抓几个俘虏弄明敌情，以便决定明天的行动。”主席讲了这话后与朱德同志向黄柏圩方向转移了。此时，我留下组织部队进行反冲锋，把敌人压垮了，并俘虏一部敌人，缴获一部分枪弹，才知道敌人是刘士毅部。我参加了这次反冲锋，亲眼看到：主席面临险境从容不迫，指挥若定。朱老总率领反攻，群众勇进绝伦，一拥而上，打退了敌人，弄清了敌情。我们到黄柏圩，向主席报告了敌情。在黄柏圩又与三纵队会合了。敌人吃了败仗，发现瑞金有我军，就不再向黄柏圩追击了。
大柏地的战斗是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的一个关键性的战斗，把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分消灭了，士气大振，形势就有了改变。以后国民党军队知道红军还是有战斗力的，不敢追得太狠了。通过此事，大家觉得毛主席的领导很正确，以后没有人提分兵了，分兵打小游击的事也就不谈了。大柏地的战斗后，我记得第二天就过年（阴历），年以后又占领了宁都城，到东固与江西红军第二团会合，并得到第二团和东固人民的帮助。部队在东固休息了一个礼拜，洗了澡，剪了头发，把虱子捉了一下。这时，又发现李文彬部要进攻东固，部队便又向福建转移。那是在２月底、３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瑞金的壬田市，早上刚撤过河准备向瑞金前进时，后卫就发现敌人也到了壬田市的河边，在一河之隔，敌人集合队伍向后转，也不过河追我们了。后卫的报告送上来后，主席叫我到后卫部队去查，确实看到敌人已经后撤了。
那天，我们没有进瑞金城，从瑞金城边转到武平境内。后来，派人到瑞金取得了报纸，得悉白崇禧用装甲车袭击长沙，攻打鲁涤平，由此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要讨伐白崇禧，把程潜扣留了。趁军阀间的混战，毛主席决定攻打汀州，一攻而克。打了汀州后，与闽西特委接上关系。随后又打下龙岩，在汀州、龙岩、大池、小池、蛟洋、古田、新泉一带发动群众，队伍得到了休息，得到了补充。闽西在红军没到以前有许多小的游击队，群众组织搞得不错，这对红军帮忙很大。后来，部队回到江西，在瑞金、兴国一带发动群众。毛主席还在兴国搞了调查，然后又转移到于都。
这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出来，也到于都与我们会合了。在井冈山时，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五军这个番号，把五军８００多人编一个团，统一于第四军，他做一个副军长，毛主席同意了。所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时，决定彭德怀率部原红五军留守。我们在赣南、闽西打了一个圈子以后，那是１９２９年三四月间了，彭德怀在此期间又恢复了五军番号。在于都会合后，四军、五军开了一个会，毛、朱、彭都讲了话。彭德怀提出还要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毛主席说：“好吧，你还是回去把边界的党和地方武装去整理一下，恢复一下。”以后，红五军回井冈山，红四军开到瑞金。
林彪就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到来的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
在瑞金的一次会议上，那时候我记得就只有毛主席、朱德、林彪和我几个人，没有开扩大会，林彪就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到来的问题与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毛主席在井冈山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决定突围，向赣南转移，计划在兴国、宁都、吉安、闽西、赣南、浙江、皖南这个区域创造大的根据地。当蒋桂战争爆发后，闽西有了大发展，报上看到方志敏游击队的活动在赣东有发展。在于都与彭德怀会合后，知道彭德怀这次率部突围损失并不大，湘鄂赣也有游击队，鄂南、阳信、大冶也有游击队，在赣南１０个县以上都有党的组织和游击队。赣西好几个县有游击队，有党的组织，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四团都是比较正规的部队。所以主席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江西的革命条件成熟了，我们准备一年之内实行争取江西的计划。主席讲的主要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的内容。其中提到：井冈山的时候，就有人讲红旗能不能打得很久，我们回答红旗可以长久打下去，现在证明了这个，我们红旗打到了现在，井冈山经过三次“围剿”，现在井冈山又恢复了，我们现在在赣南、闽西发展了大的地区，证明红旗不仅打得久，而且证明革命高潮——中国革命的高潮就快要到来了。我们现在要用红军和地方武装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些同志对形势估计不足，应该教育这些同志，批判这些同志。现在不是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而现在是不久就要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革命高潮，我们要去推动这个革命高潮，现在就要克服军队里面这种失败情绪。井冈山突围后，三个月很困苦，失败情绪很厉害，要克服这个情绪，迎接革命高潮，推动革命高潮。主席也讲了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完全的殖民地不可能有红色政权，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有，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红色政权是可以存在的，是可以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发展和创造。
主席那时反复地阐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林彪当时就站起来反对说：“你这个估计不正确，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湖南你再说不行，湖南人他愿意当兵，我们这个队伍到湖南就扩大了队伍；我们队伍一到江西，没有老百姓愿意当兵；我们到福建，福建当然有苏区，但是也没有人愿意当红军。红军根本就不能扩大，怎么还说要夺取江西一省？不能作这个估计，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打南昌？敌人有一个旅、两个旅尾追，我们就要避免作战，搞得我们马不停蹄，我们还要夺取南昌，夺取江西？这是高调，我不同意。我的主张还是要把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候，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有没有希望。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打游击，争取群众，扩大声势，以后再说。”
主席很耐心地说服林彪，可是他不服，这个会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主席用前委的名义还是作出了决定，一年之内争取江西的计划。这个争论是在１９２９年４月。我记得到１９３１年１月活捉张辉瓒，开始打破第一次“围剿”，全国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开始了。江西地区成为一个中心苏区的建立，就是在１９３０年底和１９３１年初之间，证明了毛主席的计划完全实现了，打了张辉瓒以后就过年了。所以说毛主席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重点是在江西发展革命战争，建立根据地，成为全国中心以推动中国革命的主张是正确的。林彪当时主张分散到全国去打游击，扩大声势，不主张建立政权，主要是惧怕敌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那个时候，我是赞成主席的主张的。我说主要的是把方志敏跟闽西、赣南、赣西连成一片，总共有四五千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分配土地以后，根据地的老百姓积极当红军参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怎么能说老百姓不当兵？我是支持主席的这个计划，并批驳了林彪。可是以后我们一起时，他还经常给我讲：“争取江西的计划是危险的，不能兑现的。”不肯放弃分散队伍打游击的主张。
瑞金会议后，队伍又到闽西，从瑞金到长汀到龙岩，一场大的争论又爆发了。主要是从对时局的估计开始，就革命高潮能不能很快到来、能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能不能建立大的苏维埃政权、能不能发展红军主力和发展地方武装等问题，同时还有政治部跟司令部的工作权限分工问题，谁领导谁的问题等。当时，军事工作主要管作战和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权机关的代表，负责党的领导和掌握政策，其中包括关于城市政策、大小商店政策、没收土地的政策和关于处决罪犯和逃兵的政策等问题。那时还特别提出反对离队观念，因为有很多人想离开队伍，到地方党部去工作，这样就可以穿起便衣不用跟着队伍一天走七八十里路。因此，反对离队观念，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流寇主义，着重是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地方党部，建立地方政权，召集三个省或四个省的代表，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林彪在这次争论中主张“吃掉”地方武装，不愿意从红军主力拿点武装出来，派点干部去加强地方武装。他的主张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对政治工作是历来看不起的，对政治工作人员总是排斥的。
红四军七大前夕，林彪突然转变立场，表示拥护毛泽东。从今天来说，他写这封信还是对的
红四军转移到龙岩后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候来了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并担任第二纵队司令。这个刘安恭根本不了解情况，一来就反对毛主席，散布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红军的“取消主义”。所以，那时候斗争就搞得很复杂了。刘安恭是个什么人？１９２６年，中央派朱老总到四川杨森那里去策动响应北伐军，朱老总还没有到那里，杨森就派他的一个秘书跑到北京来找李大钊，因为他对陈独秀、李大钊是很佩服的，他也想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寻求对他的支持，希望李大钊能派一个同志到他那里去商量大计。李大钊跟北方区委商量后，就派彭一苇（就是彭泽湘，以后脱党了）到杨森那里去，谈得还比较投机。彭泽湘回到北京，汇报了杨森那里的情况，说杨森还有要求：你们要派一个共产党员长驻那里取得联系。所以，李大钊跟北方区委研究，要派一个军事代表到他那里去。因为我在办《新蜀报》的时候与杨森有过接触，北京地委就推荐我到了杨森那里。我到了杨森那里后就见到朱老总，当时他是由上海中共中央派到杨森那里去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总。在那里也见到了刘安恭。刘安恭和朱老总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了，那时，刘是杨森下面一个吃闲饭的参谋，天天在朱老总那里谈什么问题，我也就认识了这个刘安恭。１９２７年，他混进了共产党到苏联去了。大概是１９２９年，说他有托派嫌疑，就把他送回国。现在，他一来就冒充中央代表，号房子也写上中央代表住的字样。当时，我到地方上搞一个什么调查去了，回来就听说有中央代表来了，我一看是刘安恭，就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是那个刘高参谋吗？怎么当了中央代表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中央代表，是你们给我安上的。”（陈毅校阅修改至此，因病重而中止。）但是，对刘安恭，我是了解的，并批评了他：“几年前你还是杨森的一个参谋，怎么能一来就当第二纵队司令，这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你真正愿意干你就在连队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好好地学习学习。”
红四军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会议，主要分析研究形势问题、军政关系问题、建设政权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扩大红军问题、武装地方问题、帮助地方党问题、城市政策问题，还有俘虏兵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摊开来进行辩论。在当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七次大会上，大家推我作报告，而我的这个报告是个调和路线，实际上是削弱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助长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其实，毛主席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讲了，这次斗争是无产阶级路线跟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你如果要作报告，你就根据这样一个路线斗争来作报告就行。毛主席当时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会前是给我做了工作的，遗憾的是我没听，而是想要表示我自己有独立的见解。毛主席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他说：“据我们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按这个来做。至于陈毅同志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这个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因长期行军作战，患重伤风感冒到蛟洋那里去养病了，实际上是愤而辞职。毛主席走了，前委书记就由我代理了。
我在“七大”会议上，主要是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和另外一些同志的错误路线混同起来，不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削弱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路线，这个错误主要在我。林彪在这场斗争中，实际上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但他在开会的前夕，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表示拥护毛主席。林彪的态度一变，我很奇怪，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他的这一突然转变，使他取得了后来的政治资本。当然，林彪的这一封信，在当时无论如何，他这个政治表态那还是对的。那时，毛主席感觉到很孤立，林彪表示支持毛主席，所以从今天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他写这封信还是对的。
值得提出的是，毛主席刚刚走了一两天，我就感到七次大会是开错了。当时由闽西特委、福建省委转来通知，说是中央要开军事会议，希望红四军能派一个代表去，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到中央报告一下红四军的情况。我特别到蛟洋毛主席那里商量：“中央要人去，我准备去，你看可不可以？”毛主席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我说：“你是不是能够回前委主持前委的工作？”他说：“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毛主席不愿意回去，我也没办法，我就离开蛟洋向东经临县走了。
后来，我带回中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继续领导，因为他是正确的。当时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的会议，开过一次会后，周恩来同志继续跟我谈话说：“你可以替中央写一个指示，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工作。”我就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拿给恩来同志看了，恩来同志一个字都没有改，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主要是去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志要服从毛泽东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当时，李立三也跟我谈了话并发生了争论。因为那时讲到了土地革命，关于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分析，我就把毛主席关于农村阶级的分析讲了。他说，这并不是你的分析，实际上是毛泽东的，这是错误的。这一下就把我惹火了，我说：“我发表意见，你为什么扯到毛泽东头上？你的威望不如毛泽东。你故意要表现自己，利用这个来打击我，也打击毛泽东同志。我告诉你，我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李立三当时开了一个中央训练班，要我去听一个政治报告，他那天没有来，是彭向友作报告。那个人架子大得很，作了这么一个钟头报告，就要休息半个钟头，要抽烟、喝茶，然后再作。我那时也冒冒失失的。他那个报告整个的就是讲“立三路线”的那一套，引证了很多马列主义的词句。后来，我跟李立三讲了，我说我对彭向友这个报告是不同意的。在我们四军，毛泽东同志估计形势，一个革命高潮有可能很快地到来，已经看到这个象征了，但是要反对盲动主义，要充分发动群众，一有机会就大干一场，这是可行的。彭向友的报告，着重讲革命发展得如何快，就是“北伐”的观念、“一个武汉”的观念，好像武汉的群众收回租界，只要冲一下，全国革命一下就可以爆发起来了。
当时，我曾经提出来，是不是中央能派人去四军。我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恽代英，因为毛主席跟我讲过，他对恽代英是有好感的，他看过恽代英翻译的稿子，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那篇文章。他说恽代英这样的人到我们军队来做政治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另一个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搞军队的。当时，恽代英在宣传部工作，不能够去，刘伯承在莫斯科还没有回来，中央派不出合适的人，后来还是让我回来了。
当时，我一回到梅县，看到群众满山遍野往南边跑。交通员告诉我说朱毛红军来了，有好几万人。我听到朱毛红军来了，很高兴。我们正想到闽西去找这个队伍，却在梅县碰上了。我们躲在一个古庙里面，晚上红军到了。我一出来就碰到一个哨兵，哨兵一看是党代表回来了，就带我到林彪的司令部。林一回来，我就问他部队的情况。他说：“哎呀，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些‘政治小鬼’都打下去了。你回来很好，我们来大干一场。”我说：“中央要我们欢迎毛主席回来主持四军的工作。我这次走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回来就是这个任务。你讲什么‘政治小鬼’，我也是个‘政治小鬼’，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已不是一个‘小鬼’了，我是个‘大鬼’了。”他说我这个话讲得不对，然后派人把我带到军部，见到了朱老总。坐下来以后，我讲了中央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要欢迎毛泽东同志主持工作，你应该服从毛泽东同志。七次大会是我犯了一个错误，问题就是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欢迎毛泽东同志回来，你干不干？他说：“当然我可以欢迎他回来。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不是愿意回来，还是个问题。”我说：“这个我负责，是可以把他欢迎回来的。中央有个指示，这个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会同意的。”
这时，朱老总就拿出一封毛主席写的信给我看。朱老总说：毛泽东对你是不满意的，你晓得吗？你看，他这个信是反对你的啊！那个信我现在大体上还记得。因为七次大会以后我离开了，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带着队伍往闽中漳平一冲，红军队伍损失不小。那里是土匪地区。后来没有办法，又退回到永定、坝州一带，又开了个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政治工作人员不满意，一致要求毛主席复职，不满意朱的领导。这就是所谓“‘政治小鬼’要求毛主席复职”。毛主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朱老总把毛主席的信这么一公布，我就说：这封信是对的，我赞成这封信，过去那些事我撤回，我请他回来。七次大会是我犯了错误，我这次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的。朱德不信，说你去试一试吧。我说那我就试一试。
这期间还有个打梅县的战斗。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大，从梅县撤回来后，朱德、伍中豪和林彪等人主张把部队转向江西，向兴国、宁都、于都这一带走。当时我也赞成到江西，但感到还不是时候，因为毛主席未回来，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我坚决反对，主张无论如何要先到福建上杭，把毛主席接回来以后再共同来决定这个行动，我说我跑一次中央的任务就是这个。对此，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我说毛主席走了，我代理前委书记，我走了，你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现在我回来了，我是全军的党代表，不能讲价钱，明天队伍开上杭。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从安远开往福建上杭。这时，我说要是把毛主席请回来，恐怕还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坐下来肃清“七大”、“八大”的影响。林彪说：不，还是要讨论队伍分散行动的问题。他的理由很多，主张朱老总带两个纵队向闽中冲去，他留在永定、上杭一带。他认为敌人很强大，只有用这个经验，红军才消灭不了。集中行动，目标大，得不到补充，要打遭遇战，红军这么削弱下去，不知道哪一天还要分散。欢迎毛主席回来，我是赞成的，因为七次大会上我是支持毛主席的。分散了，还是可以欢迎他回来。我说不行，现在要集中行动，现在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江西，建立大的革命根据地，不是分散的问题。我说，你是一贯的悲观失望，总想拉起队伍走，你这个观念不对。他没有办法，说，我也知道我的意见通不过，但我还是把它讲出来，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等毛主席回来再说。我说队伍要抓紧，这三个纵队无论如何不能分散。这一次争论得很激烈。那时，朱老总没有表态，伍中豪也没有表态，主要是林彪跟我两个争。后来，我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次，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赶快回来。毛主席得到信后坐担架回来的，回来时还是有些病，伤风还比较严重。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很高兴。
敌人要进攻，林彪拉起队伍丢下前委就往江西跑。他不同意陈毅的批评，说打仗这个事应紧急处置，可以机动
毛主席回来后，在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统一了思想，对各种倾向都进行了批判，但是没有点名。没有点朱老总的名，没有点我的名，也没有点林彪的名。悲观失望情绪是批判了，盲动主义批判了，流寇主义批判了，非组织观念也批判了，腐化享乐、不进行艰苦斗争批判了，进城后乱没收、不讲城市政策也批判了。差不多整个红军的这一套在九次代表大会上完备了。这时，我心里有个问题，对于错误，我承认了，毛主席是会信任我的。我们共甘苦有三年多了，我没有个人打算。我那时并不是考虑毛主席复职以后，我到七军或到鄂豫皖去，我没有这个打算。我也不是因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对“陈毅主义”，我就存在心里。我认为毛主席这封信对我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我那时主要关心的是开除陈独秀的问题，要看毛主席的态度怎样，因为他是党的创始人，与陈独秀的关系最久，是朱毛红军的领袖，是最大的实力派。他如果不同意，那是麻烦事情。因此，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要我作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当我讲到开除陈独秀的问题时，毛主席一下子接过来说，我发表些意见。中央李立三、周恩来他们开除陈独秀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名望多大，也不管他对革命有多大贡献，开除是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当时，毛主席的态度很鲜明，使我很佩服。
九次代表大会后，我跟毛主席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中央搬到江西来的问题。当时的中央在上海很不安全，说不定那一天就被国民党侦破搞掉了。我跟李立三谈到这个问题，李立三不赞成。我说中央总有一天会来中央苏区的，来也很方便，可以从香港、厦门这条路走，很方便，上海是不可久呆的。我对毛主席讲要准备这件事时，毛主席说，中央来了我欢迎。可见，毛主席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于重大措施是有远见的。第二件事是我的工作问题。毛主席说我：你现在还是留在四军好，不要到鄂豫皖去，也不要到七军去，我挽留你。他还主动说，我写了一封信，朱德同志拿给你看了，不晓得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拥护你这个信，你信中对我的批评，我是赞成的。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原来估计你是一去不回了。你回来了，我欢迎你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大家确实很高兴。林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没有表示站在哪一边，拥护哪一边。九次代表大会后就是新年了，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主席，也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九次大会开得很好，趁过年之机，我们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举行一次会议，对我个人有点什么意见，希望提些批评。因此，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以后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篇文章。当时，我也给林彪回了一封信。我说林彪你的主要问题是想要离开队伍，要分兵，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你要警惕。我的信写得很简单。而毛主席在信中把全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展开了。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在西柏坡时，准备出两卷本的毛选，原先是有给林彪这封信的，以后正式出版时却没有了。我就问胡乔木，他说林彪讲没有见过这封信，毛主席就把这封信撤销了。我说这就奇怪，林彪怎么会没有看过这封信。当时是印成油印单子普遍散发的，我们还学习过，怎么他会没有看过？毛主席在信中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同时又照顾到他的情绪，而他是想否认这一历史事实。看来那时他就想赖掉这封信。
九次代表大会刚开过，毛主席带了二纵队就在大相寺、古田这一带。林彪、伍中豪等人带第一、三、四纵队在朋口、新泉，（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８日，突然发现敌人要来进攻，他们拉起队伍就往江西跑，林彪在这中间起很大作用。后来打白水，打广昌，然后到东韶才会合了。当时，我对他们提出批评：未经前委、毛主席的同意，拉起队伍就向江西跑，这是不对的，要走也应一起走，我们不来找，都不知你们队伍跑到哪儿去了。林彪却不同意我的批评，说打仗这个事应紧急处置，敌人进攻，我们不能打，当然可以机动。我说你把前委丢掉，你对苏区没法交代啊！林彪还是坚持自己的分兵打游击没有错。这时，毛主席说：九次大会刚开过，我们是团结的，我们强调了这个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两条路线。如果有两条路线，利用这个那个来行动是危险的，陈毅同志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如果有两条路线，有人会利用这个分裂红军，那是危险的。现在还没有这个危险，但应吸取这个教训。２月７日，红四军领导再次召开会议，研究了红军的行动和领导人员的分工。从这以后，我就到了红六军（即后来的红三军），以后，又到红五军当政治委员。此后就跟林彪分开了，对他以后的情况就不熟悉了……
（录音文稿整理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军事历史》杂志主编，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编。）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８月１０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２０００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１２０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１２０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８００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１９２２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１９０５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８月中旬才去，１０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像耒阳、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五县大暴动，打了两个胜仗，把许克祥一个师打垮了，又在郴州消灭了唐生智部队的两个营。湖南这个地方好招兵，街上插个旗子写上“招兵”，就有人来参军。
当打下宜章时，我们改编了队伍，挂起红旗，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王尔琢为师参谋长，把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导团和从潮汕逃出的叶挺、贺龙部编为第三营。以周子昆为第一营营长，袁崇全为二营长，肖劲光为三营长。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来郴州联络，连长就是徐彦刚。这时，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又联系上了。湘南暴动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林彪就提升营长了。
当时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决定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井冈山为依托，向湖南、江西机动。湖南敌人来进攻，我们向江西机动；江西敌人来进攻，我们向湖南转移。看哪一方面来的，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的话，我们依靠井冈山可机动转移。这样，我们部队算是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摊起铺来睡觉了，不像潮汕失败下来那样如釜底游魂，东走西走。在宁冈打土豪分田地，宁冈群众拥护红军。这时，在井冈山四个县出现了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高潮。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土地革命运动又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
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了，要队伍向湘南打郴州，用２００支枪守这个山。毛主席不同意，说湖南省委坐在长沙，来指挥井冈山的军事斗争怎么能行？２００支枪怎么能守井冈山呢？结果否定了。毛主席决定依托井冈山展开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和赤卫队，分土地，建立根据地。杜修经趁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带领这个队伍脱离井冈山，冒险攻打郴州。我在那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那时是军委书记，如果我不发令，湖南省委代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同意了进军湘南，主要是对在井冈山开展根据地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想耐心做群众工作，仍然想打大城市，大干一场，战略上犯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进入湘南，郴州打开了，部队进城了。但由于没有进行追击，也没有很好地警戒和安排，敌人在黄昏时反攻，我们又被打出来了。结果二十九团跑回宜章，跑散了，跑掉了一个团，那时有千把人，装备得较好。如果我们坚定的话，没有郴州的行动，留在井冈山，二十九团是不会搞掉，那时可在井冈山打张轸的部队，完全可以打一个大胜仗。因为三十一团１个团就把张轸打败了，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集中在一起，完全可以把张轸１个师歼灭。所以，对此我的错误是很大的。部队退出郴州后到了资兴，后来发生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等人的叛变，把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打死了。这时就准备将林彪提起来当二十八团团长。如果王尔琢在，是不可能提林彪当团长。毛主席当时看到队伍跑到湖南去了，又知道郴州战斗的失利，担心这个队伍不回井冈山，便带着伍中豪的第三营来找这个队伍。那时，有一部分同志不想回井冈山，就在桂东、沙田这一带转来转去。我说无论如何要回井冈山，回井冈山我作检讨，因为我是党代表，我负责任，甚至处罚都可以。湘南失败的教训说明，部队脱离了根据地很危险，还是井冈山可靠。
后来，把队伍拉起来，在桂东同毛主席见面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队伍听到毛主席来接，大家都欢呼说，毛委员来了！非常高兴。毛主席在下山时跟三十一团的官兵说，我们同二十八团第二次会师，不要去讲他们的缺点，他们在郴州战斗失利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对他们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所以，三十一团一来非常亲热，两支部队会合了，有了相互的依靠。毛主席见到我，就对我说，我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会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放心。我对毛主席讲，我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次失败我要负责任。毛主席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招棋子，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我们到桂东后的第二天下午发生了敌人袭击，打了一个恶仗。林彪在这个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他不打这个仗，三十一团可能退不出来——三十一团住城里，他住城外。结果，三十一团安全撤出。毛主席在桂东城外等队伍，林彪也退下来了。那时，毛主席对林彪不熟悉，他就向毛主席报告敌人已被打退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如果不打，三十一团就退不出来，非打这一仗不可。毛主席说，你做得对。后来，毛主席问我这是哪一个？我说这是林彪，现在准备提升当二十八团团长。后来，回到井冈山，林彪就当了二十八团团长。这样，部队又回到了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毛主席立即加强了对队伍的政治工作，部队得到很大的整顿。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毛主席同意了，所以正式形成文件时变成八项注意，这也是林彪有点好的表现。那时，毛主席对我说，看来你还是要回二十八团去，你当军委书记抓这个队伍。我回到二十八团后发现，这个林彪尽管他提出六项注意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任何地方都要打一个鸡子吃，所以我们政治工作很不好做。我批评他说这怎么行，如果打土豪，分腊肉、鸡子，也要师里分，也不是由我们团来分，你每到一地都要打一个鸡子吃，这是不行的。他对我很不满意，认为破坏了他的威信。我说你这个威信，我就要破坏。因为他是从连长、营长提起来的，我当然对他不客气了。我说，你这样做怎么能当好这个团长？他很不高兴也不听，说我破坏他的威信。
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挣着抢钱，他才跑脱
井冈山时期有三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在龙源口，一仗把敌军收拾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湘南一出击，把张轸的部队打退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朱培德和鲁涤平组织了包括广东军队在内号称三省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作出重要决定：现在我们是在湘江（赣江）之间，中间有个井冈山，机动地区太小了。湘江、赣江都不能徒涉。井冈山到赣江有一二百里路，顶宽也只有四百里路。井冈山到湘江，最宽也只有四五百里，最窄的两百里，有千把里路长，北到长江，不好逾越。南到五岭山脉，跨广东、湖南，比较利于机动。毛主席说，赣江以东这个地区最好，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都是水，能徒涉。这个地区共有１００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南昌，我们可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大家同意了主席这个主张。
１９２９年，过了除夕（元旦），部队就出发了，当时是漫天大雪，队伍经过整训，气势很壮。毛主席说：这次我们出发，要等敌人包围了井冈山，一下子冲出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我们沿这个山隐蔽着出去，如我们到大庾，敌人才发现我们，起码要三天才能到达。我们在大庾城还可以搞点群众工作。然后，我们向东，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从大庾回井冈山。结果我们向东，出其不意。我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安全占领了大庾。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能来，那晓得到下午４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到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那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毛主席说：“这次从井冈山撤出还是太仓促了，我们应该在井冈山以一个营分散打游击。这样下到赣南一带没有依靠，很不好办。如果这一仗打好，当然就可以在信丰、南康一带开展大局面。”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晚上到了杨梅，已快深夜１２点了，要马上行动，不能在这里休息，可能明天拂晓前发生战斗，要很快脱离这个地点，可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刚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了。
后来，到龙南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林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沿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武平一线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时没有开小差的，士气也很好，一天走１００多里，晚上１２点出发，一直要走到第二天黄昏，要摆脱敌人，只能靠脚板子，没有办法。我们到龙南、全南，就靠从赣州、吉安跑下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当时，毛主席和我在前委。毛主席要我同地方党联络，找向导。我就专门搞这个事。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寻乌的古柏同志给我带路。他同我们讲：罗浮嶂是个很好守的地形，只要断了路，敌人就冲不上去。而且山上有几百家人口，有几个大土豪，部队休整一两天没有问题。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那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做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先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把军部丢了，敌人冲到司令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４３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主席的安全对我们太重要了，林彪只顾自己，不顾毛主席的安全，此时已是早见端倪的。
林彪多次说：“我们把队伍拉开，离开朱、毛部队，目标小，容易脱离敌人，容易搞到给养。与毛、朱在一起，部队目标大，难以脱离敌人，是很危险的。”
我们到了罗浮嶂后，敌人未敢来攻。其实罗浮嶂上面没有什么树林，只有几十户人家，都是平坦地，不能在此停留，部队立即向前，经会昌、武平之间向瑞金方向前进。由于大庾战斗未打好，圳下被袭击，当时部队处于非常艰苦的局面，大的战斗无法打了——特别是怕前堵，因为后追还可以摆脱，前堵则被迫应战。幸而没有发生这种状况，这也是由于敌人部署堵截来不及，而尾追的部队又相互推卸责任，都想保存实力，有些怕与红军硬拼。但我红军部队圳下战斗后的行动是艰苦的，非常担心遇着敌人前后夹击，把部队编制打乱。在此情况下，毛主席提出意见，准备再遇到不利情况时，部队可以分散行动。当时，拟议毛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为一路，我与林彪率一纵为一路，这样可以分散目标，迫使敌人分兵追击，减少压力，而我军每一路可以灵活机动。我们的分兵计划中还作了一种最不利情况下的打算，约定万一部队都被打散了，可以回大城市彼此联系。主席化名为杨子任，朱德同志化名为王楷。我们可以登报寻人取得联系。这些打算是很周密的。但主席仍强调部队向瑞金、宁都方向前进，不到万不得已不实行分散的计划。实际在分成三个纵队行动时，部队也没有分散。常常是当天晚上，三路负责人开会决定分路行动，规定每一路的行动方向。都说明天就分散行动，实际第二天早上哪一路做前卫，其余两路也跟着赶上来了，大家都要团结在一起。这样搞了好几天，就是早上说分散，夜间又会合了。领导人不愿离开广大指战员，广大指战员也不愿离开领导人，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情谊在最困难时期最动人的表现。它表现了领袖与群众的生死相依的关系，此种动人场面好似昨天，我至今难忘。全军团结共生死、共患难的革命精神在当时是决定一切的。
我在此要着重揭露林彪是积极主张分兵拉开队伍，特别是前委开会作了分路行动的准备时，他更积极了。他多次说：“我们把队伍拉开，离开朱、毛部队，目标小，容易脱离敌人，容易搞到给养。与毛、朱在一起，部队目标大，难以脱离敌人，是很危险的。”他屡次这样提，我都不同意。我说：“脱离毛、朱，军心会动摇，分散行动是最坏情况下的打算，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彪当时不愿意放弃分路行动的打算，主要是想把敌人推向毛、朱的二、三纵队方面，自己率一纵找安全方向。总之，大庾战斗失利，圳下战斗前委、军部受袭击，林彪极力主张分路行动，完全暴露了林彪只顾自己图安全，不顾领袖安全，不顾大局的心理。分路行动的打算是圳下战斗后拟议的，部队前进到瑞金附近时，前面已无敌人堵截。这时，毛主席就完全放弃分散打算，决定还是集中行动。
部队到瑞金附近，主席派三十团去瑞金城查明敌情，二十八团先行占领大柏地。军部和前委行至距瑞金１５里、距黄柏圩５里处住下了，等待三十团到瑞金后的敌情报告。可是，这一住就被敌人赶上来了。黄柏圩战斗是在距瑞金城１５里的小松林地带进行的。林彪率一纵已向大柏地开进，三纵队派向瑞金城去查明敌情。这样，敌人追上来就打到前委、军部面前，这一情况是危险的。我军只能迅速向黄柏圩靠近，不能让军部和前委与敌人对抗，当时只有特务营和直属部队在打掩护。
当敌人进攻到军部前沿之际，我军群情激愤，要求反击。有人着急地大喊：“朱德为什么不指挥抵抗？”朱德同志此时大怒，把大衣脱下，摔在地上，手拿驳壳枪说：“难道我朱德怕死吗？大家跟我冲！”此时，还是主席临危不惧，从容不迫，指挥若定。主席说：“军长，我们还是到黄柏圩去联络三纵队，这个地方派队伍抓几个俘虏弄明敌情，以便决定明天的行动。”主席讲了这话后与朱德同志向黄柏圩方向转移了。此时，我留下组织部队进行反冲锋，把敌人压垮了，并俘虏一部敌人，缴获一部分枪弹，才知道敌人是刘士毅部。我参加了这次反冲锋，亲眼看到：主席面临险境从容不迫，指挥若定。朱老总率领反攻，群众勇进绝伦，一拥而上，打退了敌人，弄清了敌情。我们到黄柏圩，向主席报告了敌情。在黄柏圩又与三纵队会合了。敌人吃了败仗，发现瑞金有我军，就不再向黄柏圩追击了。
大柏地的战斗是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的一个关键性的战斗，把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分消灭了，士气大振，形势就有了改变。以后国民党军队知道红军还是有战斗力的，不敢追得太狠了。通过此事，大家觉得毛主席的领导很正确，以后没有人提分兵了，分兵打小游击的事也就不谈了。大柏地的战斗后，我记得第二天就过年（阴历），年以后又占领了宁都城，到东固与江西红军第二团会合，并得到第二团和东固人民的帮助。部队在东固休息了一个礼拜，洗了澡，剪了头发，把虱子捉了一下。这时，又发现李文彬部要进攻东固，部队便又向福建转移。那是在２月底、３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瑞金的壬田市，早上刚撤过河准备向瑞金前进时，后卫就发现敌人也到了壬田市的河边，在一河之隔，敌人集合队伍向后转，也不过河追我们了。后卫的报告送上来后，主席叫我到后卫部队去查，确实看到敌人已经后撤了。
那天，我们没有进瑞金城，从瑞金城边转到武平境内。后来，派人到瑞金取得了报纸，得悉白崇禧用装甲车袭击长沙，攻打鲁涤平，由此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要讨伐白崇禧，把程潜扣留了。趁军阀间的混战，毛主席决定攻打汀州，一攻而克。打了汀州后，与闽西特委接上关系。随后又打下龙岩，在汀州、龙岩、大池、小池、蛟洋、古田、新泉一带发动群众，队伍得到了休息，得到了补充。闽西在红军没到以前有许多小的游击队，群众组织搞得不错，这对红军帮忙很大。后来，部队回到江西，在瑞金、兴国一带发动群众。毛主席还在兴国搞了调查，然后又转移到于都。
这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出来，也到于都与我们会合了。在井冈山时，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五军这个番号，把五军８００多人编一个团，统一于第四军，他做一个副军长，毛主席同意了。所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时，决定彭德怀率部原红五军留守。我们在赣南、闽西打了一个圈子以后，那是１９２９年三四月间了，彭德怀在此期间又恢复了五军番号。在于都会合后，四军、五军开了一个会，毛、朱、彭都讲了话。彭德怀提出还要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毛主席说：“好吧，你还是回去把边界的党和地方武装去整理一下，恢复一下。”以后，红五军回井冈山，红四军开到瑞金。
林彪就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到来的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
在瑞金的一次会议上，那时候我记得就只有毛主席、朱德、林彪和我几个人，没有开扩大会，林彪就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到来的问题与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毛主席在井冈山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时，决定突围，向赣南转移，计划在兴国、宁都、吉安、闽西、赣南、浙江、皖南这个区域创造大的根据地。当蒋桂战争爆发后，闽西有了大发展，报上看到方志敏游击队的活动在赣东有发展。在于都与彭德怀会合后，知道彭德怀这次率部突围损失并不大，湘鄂赣也有游击队，鄂南、阳信、大冶也有游击队，在赣南１０个县以上都有党的组织和游击队。赣西好几个县有游击队，有党的组织，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四团都是比较正规的部队。所以主席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江西的革命条件成熟了，我们准备一年之内实行争取江西的计划。主席讲的主要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的内容。其中提到：井冈山的时候，就有人讲红旗能不能打得很久，我们回答红旗可以长久打下去，现在证明了这个，我们红旗打到了现在，井冈山经过三次“围剿”，现在井冈山又恢复了，我们现在在赣南、闽西发展了大的地区，证明红旗不仅打得久，而且证明革命高潮——中国革命的高潮就快要到来了。我们现在要用红军和地方武装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些同志对形势估计不足，应该教育这些同志，批判这些同志。现在不是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而现在是不久就要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革命高潮，我们要去推动这个革命高潮，现在就要克服军队里面这种失败情绪。井冈山突围后，三个月很困苦，失败情绪很厉害，要克服这个情绪，迎接革命高潮，推动革命高潮。主席也讲了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完全的殖民地不可能有红色政权，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有，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红色政权是可以存在的，是可以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发展和创造。
主席那时反复地阐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林彪当时就站起来反对说：“你这个估计不正确，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湖南你再说不行，湖南人他愿意当兵，我们这个队伍到湖南就扩大了队伍；我们队伍一到江西，没有老百姓愿意当兵；我们到福建，福建当然有苏区，但是也没有人愿意当红军。红军根本就不能扩大，怎么还说要夺取江西一省？不能作这个估计，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打南昌？敌人有一个旅、两个旅尾追，我们就要避免作战，搞得我们马不停蹄，我们还要夺取南昌，夺取江西？这是高调，我不同意。我的主张还是要把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候，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有没有希望。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打游击，争取群众，扩大声势，以后再说。”
主席很耐心地说服林彪，可是他不服，这个会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主席用前委的名义还是作出了决定，一年之内争取江西的计划。这个争论是在１９２９年４月。我记得到１９３１年１月活捉张辉瓒，开始打破第一次“围剿”，全国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开始了。江西地区成为一个中心苏区的建立，就是在１９３０年底和１９３１年初之间，证明了毛主席的计划完全实现了，打了张辉瓒以后就过年了。所以说毛主席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重点是在江西发展革命战争，建立根据地，成为全国中心以推动中国革命的主张是正确的。林彪当时主张分散到全国去打游击，扩大声势，不主张建立政权，主要是惧怕敌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那个时候，我是赞成主席的主张的。我说主要的是把方志敏跟闽西、赣南、赣西连成一片，总共有四五千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分配土地以后，根据地的老百姓积极当红军参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怎么能说老百姓不当兵？我是支持主席的这个计划，并批驳了林彪。可是以后我们一起时，他还经常给我讲：“争取江西的计划是危险的，不能兑现的。”不肯放弃分散队伍打游击的主张。
瑞金会议后，队伍又到闽西，从瑞金到长汀到龙岩，一场大的争论又爆发了。主要是从对时局的估计开始，就革命高潮能不能很快到来、能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能不能建立大的苏维埃政权、能不能发展红军主力和发展地方武装等问题，同时还有政治部跟司令部的工作权限分工问题，谁领导谁的问题等。当时，军事工作主要管作战和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权机关的代表，负责党的领导和掌握政策，其中包括关于城市政策、大小商店政策、没收土地的政策和关于处决罪犯和逃兵的政策等问题。那时还特别提出反对离队观念，因为有很多人想离开队伍，到地方党部去工作，这样就可以穿起便衣不用跟着队伍一天走七八十里路。因此，反对离队观念，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流寇主义，着重是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地方党部，建立地方政权，召集三个省或四个省的代表，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林彪在这次争论中主张“吃掉”地方武装，不愿意从红军主力拿点武装出来，派点干部去加强地方武装。他的主张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对政治工作是历来看不起的，对政治工作人员总是排斥的。
红四军七大前夕，林彪突然转变立场，表示拥护毛泽东。从今天来说，他写这封信还是对的
红四军转移到龙岩后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候来了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并担任第二纵队司令。这个刘安恭根本不了解情况，一来就反对毛主席，散布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红军的“取消主义”。所以，那时候斗争就搞得很复杂了。刘安恭是个什么人？１９２６年，中央派朱老总到四川杨森那里去策动响应北伐军，朱老总还没有到那里，杨森就派他的一个秘书跑到北京来找李大钊，因为他对陈独秀、李大钊是很佩服的，他也想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寻求对他的支持，希望李大钊能派一个同志到他那里去商量大计。李大钊跟北方区委商量后，就派彭一苇（就是彭泽湘，以后脱党了）到杨森那里去，谈得还比较投机。彭泽湘回到北京，汇报了杨森那里的情况，说杨森还有要求：你们要派一个共产党员长驻那里取得联系。所以，李大钊跟北方区委研究，要派一个军事代表到他那里去。因为我在办《新蜀报》的时候与杨森有过接触，北京地委就推荐我到了杨森那里。我到了杨森那里后就见到朱老总，当时他是由上海中共中央派到杨森那里去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总。在那里也见到了刘安恭。刘安恭和朱老总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了，那时，刘是杨森下面一个吃闲饭的参谋，天天在朱老总那里谈什么问题，我也就认识了这个刘安恭。１９２７年，他混进了共产党到苏联去了。大概是１９２９年，说他有托派嫌疑，就把他送回国。现在，他一来就冒充中央代表，号房子也写上中央代表住的字样。当时，我到地方上搞一个什么调查去了，回来就听说有中央代表来了，我一看是刘安恭，就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是那个刘高参谋吗？怎么当了中央代表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中央代表，是你们给我安上的。”（陈毅校阅修改至此，因病重而中止。）但是，对刘安恭，我是了解的，并批评了他：“几年前你还是杨森的一个参谋，怎么能一来就当第二纵队司令，这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你真正愿意干你就在连队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好好地学习学习。”
红四军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会议，主要分析研究形势问题、军政关系问题、建设政权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扩大红军问题、武装地方问题、帮助地方党问题、城市政策问题，还有俘虏兵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摊开来进行辩论。在当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七次大会上，大家推我作报告，而我的这个报告是个调和路线，实际上是削弱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助长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其实，毛主席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讲了，这次斗争是无产阶级路线跟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你如果要作报告，你就根据这样一个路线斗争来作报告就行。毛主席当时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会前是给我做了工作的，遗憾的是我没听，而是想要表示我自己有独立的见解。毛主席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他说：“据我们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按这个来做。至于陈毅同志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这个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因长期行军作战，患重伤风感冒到蛟洋那里去养病了，实际上是愤而辞职。毛主席走了，前委书记就由我代理了。
我在“七大”会议上，主要是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和另外一些同志的错误路线混同起来，不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削弱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路线，这个错误主要在我。林彪在这场斗争中，实际上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但他在开会的前夕，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表示拥护毛主席。林彪的态度一变，我很奇怪，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他的这一突然转变，使他取得了后来的政治资本。当然，林彪的这一封信，在当时无论如何，他这个政治表态那还是对的。那时，毛主席感觉到很孤立，林彪表示支持毛主席，所以从今天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他写这封信还是对的。
值得提出的是，毛主席刚刚走了一两天，我就感到七次大会是开错了。当时由闽西特委、福建省委转来通知，说是中央要开军事会议，希望红四军能派一个代表去，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到中央报告一下红四军的情况。我特别到蛟洋毛主席那里商量：“中央要人去，我准备去，你看可不可以？”毛主席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我说：“你是不是能够回前委主持前委的工作？”他说：“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毛主席不愿意回去，我也没办法，我就离开蛟洋向东经临县走了。
后来，我带回中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继续领导，因为他是正确的。当时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的会议，开过一次会后，周恩来同志继续跟我谈话说：“你可以替中央写一个指示，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工作。”我就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拿给恩来同志看了，恩来同志一个字都没有改，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主要是去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志要服从毛泽东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当时，李立三也跟我谈了话并发生了争论。因为那时讲到了土地革命，关于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分析，我就把毛主席关于农村阶级的分析讲了。他说，这并不是你的分析，实际上是毛泽东的，这是错误的。这一下就把我惹火了，我说：“我发表意见，你为什么扯到毛泽东头上？你的威望不如毛泽东。你故意要表现自己，利用这个来打击我，也打击毛泽东同志。我告诉你，我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李立三当时开了一个中央训练班，要我去听一个政治报告，他那天没有来，是彭向友作报告。那个人架子大得很，作了这么一个钟头报告，就要休息半个钟头，要抽烟、喝茶，然后再作。我那时也冒冒失失的。他那个报告整个的就是讲“立三路线”的那一套，引证了很多马列主义的词句。后来，我跟李立三讲了，我说我对彭向友这个报告是不同意的。在我们四军，毛泽东同志估计形势，一个革命高潮有可能很快地到来，已经看到这个象征了，但是要反对盲动主义，要充分发动群众，一有机会就大干一场，这是可行的。彭向友的报告，着重讲革命发展得如何快，就是“北伐”的观念、“一个武汉”的观念，好像武汉的群众收回租界，只要冲一下，全国革命一下就可以爆发起来了。
当时，我曾经提出来，是不是中央能派人去四军。我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恽代英，因为毛主席跟我讲过，他对恽代英是有好感的，他看过恽代英翻译的稿子，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那篇文章。他说恽代英这样的人到我们军队来做政治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另一个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搞军队的。当时，恽代英在宣传部工作，不能够去，刘伯承在莫斯科还没有回来，中央派不出合适的人，后来还是让我回来了。
当时，我一回到梅县，看到群众满山遍野往南边跑。交通员告诉我说朱毛红军来了，有好几万人。我听到朱毛红军来了，很高兴。我们正想到闽西去找这个队伍，却在梅县碰上了。我们躲在一个古庙里面，晚上红军到了。我一出来就碰到一个哨兵，哨兵一看是党代表回来了，就带我到林彪的司令部。林一回来，我就问他部队的情况。他说：“哎呀，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些‘政治小鬼’都打下去了。你回来很好，我们来大干一场。”我说：“中央要我们欢迎毛主席回来主持四军的工作。我这次走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回来就是这个任务。你讲什么‘政治小鬼’，我也是个‘政治小鬼’，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已不是一个‘小鬼’了，我是个‘大鬼’了。”他说我这个话讲得不对，然后派人把我带到军部，见到了朱老总。坐下来以后，我讲了中央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要欢迎毛泽东同志主持工作，你应该服从毛泽东同志。七次大会是我犯了一个错误，问题就是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欢迎毛泽东同志回来，你干不干？他说：“当然我可以欢迎他回来。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不是愿意回来，还是个问题。”我说：“这个我负责，是可以把他欢迎回来的。中央有个指示，这个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会同意的。”
这时，朱老总就拿出一封毛主席写的信给我看。朱老总说：毛泽东对你是不满意的，你晓得吗？你看，他这个信是反对你的啊！那个信我现在大体上还记得。因为七次大会以后我离开了，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带着队伍往闽中漳平一冲，红军队伍损失不小。那里是土匪地区。后来没有办法，又退回到永定、坝州一带，又开了个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政治工作人员不满意，一致要求毛主席复职，不满意朱的领导。这就是所谓“‘政治小鬼’要求毛主席复职”。毛主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朱老总把毛主席的信这么一公布，我就说：这封信是对的，我赞成这封信，过去那些事我撤回，我请他回来。七次大会是我犯了错误，我这次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的。朱德不信，说你去试一试吧。我说那我就试一试。
这期间还有个打梅县的战斗。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大，从梅县撤回来后，朱德、伍中豪和林彪等人主张把部队转向江西，向兴国、宁都、于都这一带走。当时我也赞成到江西，但感到还不是时候，因为毛主席未回来，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我坚决反对，主张无论如何要先到福建上杭，把毛主席接回来以后再共同来决定这个行动，我说我跑一次中央的任务就是这个。对此，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我说毛主席走了，我代理前委书记，我走了，你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现在我回来了，我是全军的党代表，不能讲价钱，明天队伍开上杭。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从安远开往福建上杭。这时，我说要是把毛主席请回来，恐怕还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坐下来肃清“七大”、“八大”的影响。林彪说：不，还是要讨论队伍分散行动的问题。他的理由很多，主张朱老总带两个纵队向闽中冲去，他留在永定、上杭一带。他认为敌人很强大，只有用这个经验，红军才消灭不了。集中行动，目标大，得不到补充，要打遭遇战，红军这么削弱下去，不知道哪一天还要分散。欢迎毛主席回来，我是赞成的，因为七次大会上我是支持毛主席的。分散了，还是可以欢迎他回来。我说不行，现在要集中行动，现在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江西，建立大的革命根据地，不是分散的问题。我说，你是一贯的悲观失望，总想拉起队伍走，你这个观念不对。他没有办法，说，我也知道我的意见通不过，但我还是把它讲出来，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等毛主席回来再说。我说队伍要抓紧，这三个纵队无论如何不能分散。这一次争论得很激烈。那时，朱老总没有表态，伍中豪也没有表态，主要是林彪跟我两个争。后来，我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次，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赶快回来。毛主席得到信后坐担架回来的，回来时还是有些病，伤风还比较严重。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很高兴。
敌人要进攻，林彪拉起队伍丢下前委就往江西跑。他不同意陈毅的批评，说打仗这个事应紧急处置，可以机动
毛主席回来后，在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统一了思想，对各种倾向都进行了批判，但是没有点名。没有点朱老总的名，没有点我的名，也没有点林彪的名。悲观失望情绪是批判了，盲动主义批判了，流寇主义批判了，非组织观念也批判了，腐化享乐、不进行艰苦斗争批判了，进城后乱没收、不讲城市政策也批判了。差不多整个红军的这一套在九次代表大会上完备了。这时，我心里有个问题，对于错误，我承认了，毛主席是会信任我的。我们共甘苦有三年多了，我没有个人打算。我那时并不是考虑毛主席复职以后，我到七军或到鄂豫皖去，我没有这个打算。我也不是因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对“陈毅主义”，我就存在心里。我认为毛主席这封信对我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我那时主要关心的是开除陈独秀的问题，要看毛主席的态度怎样，因为他是党的创始人，与陈独秀的关系最久，是朱毛红军的领袖，是最大的实力派。他如果不同意，那是麻烦事情。因此，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要我作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当我讲到开除陈独秀的问题时，毛主席一下子接过来说，我发表些意见。中央李立三、周恩来他们开除陈独秀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名望多大，也不管他对革命有多大贡献，开除是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当时，毛主席的态度很鲜明，使我很佩服。
九次代表大会后，我跟毛主席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中央搬到江西来的问题。当时的中央在上海很不安全，说不定那一天就被国民党侦破搞掉了。我跟李立三谈到这个问题，李立三不赞成。我说中央总有一天会来中央苏区的，来也很方便，可以从香港、厦门这条路走，很方便，上海是不可久呆的。我对毛主席讲要准备这件事时，毛主席说，中央来了我欢迎。可见，毛主席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于重大措施是有远见的。第二件事是我的工作问题。毛主席说我：你现在还是留在四军好，不要到鄂豫皖去，也不要到七军去，我挽留你。他还主动说，我写了一封信，朱德同志拿给你看了，不晓得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拥护你这个信，你信中对我的批评，我是赞成的。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原来估计你是一去不回了。你回来了，我欢迎你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大家确实很高兴。林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没有表示站在哪一边，拥护哪一边。九次代表大会后就是新年了，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主席，也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九次大会开得很好，趁过年之机，我们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举行一次会议，对我个人有点什么意见，希望提些批评。因此，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以后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篇文章。当时，我也给林彪回了一封信。我说林彪你的主要问题是想要离开队伍，要分兵，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你要警惕。我的信写得很简单。而毛主席在信中把全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展开了。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在西柏坡时，准备出两卷本的毛选，原先是有给林彪这封信的，以后正式出版时却没有了。我就问胡乔木，他说林彪讲没有见过这封信，毛主席就把这封信撤销了。我说这就奇怪，林彪怎么会没有看过这封信。当时是印成油印单子普遍散发的，我们还学习过，怎么他会没有看过？毛主席在信中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同时又照顾到他的情绪，而他是想否认这一历史事实。看来那时他就想赖掉这封信。
九次代表大会刚开过，毛主席带了二纵队就在大相寺、古田这一带。林彪、伍中豪等人带第一、三、四纵队在朋口、新泉，（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８日，突然发现敌人要来进攻，他们拉起队伍就往江西跑，林彪在这中间起很大作用。后来打白水，打广昌，然后到东韶才会合了。当时，我对他们提出批评：未经前委、毛主席的同意，拉起队伍就向江西跑，这是不对的，要走也应一起走，我们不来找，都不知你们队伍跑到哪儿去了。林彪却不同意我的批评，说打仗这个事应紧急处置，敌人进攻，我们不能打，当然可以机动。我说你把前委丢掉，你对苏区没法交代啊！林彪还是坚持自己的分兵打游击没有错。这时，毛主席说：九次大会刚开过，我们是团结的，我们强调了这个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两条路线。如果有两条路线，利用这个那个来行动是危险的，陈毅同志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如果有两条路线，有人会利用这个分裂红军，那是危险的。现在还没有这个危险，但应吸取这个教训。２月７日，红四军领导再次召开会议，研究了红军的行动和领导人员的分工。从这以后，我就到了红六军（即后来的红三军），以后，又到红五军当政治委员。此后就跟林彪分开了，对他以后的情况就不熟悉了……
（录音文稿整理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军事历史》杂志主编，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