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长久以来都被人们视作一种绝症，一旦被确诊，尤其是到了中晚期，那么患者只能在痛苦中等待自己生命的终结。但是，科学家们却一直未曾放弃对攻克癌症方法的研究，从化疗到手术，从纳米针剂到心理疗法，只要是有可能的方法，科学家就都要试一试。
　　最近，有一家制药公司的科学家，别出心裁地想到了一种“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利用艾滋病毒对白血球进行基因改造，使白血球拥有自动攻击癌细胞的能力，再将被改造后的白细胞输入患者体内。据称，已有27名患者通过这种方法成功治愈了自身的癌症。
　　在医学界对此叹为观止，大呼奇迹的时候，我们不禁想到，以毒攻毒这种方法，似乎在很久以前，就进入了人类的生活。那么，人们到底是怎么想到，用一种毒去治疗由另一种毒引发的疾病呢？
　　毒药本源论
　　“是药三分毒”在中国的医学界一直被认定为公理。中医古典名著《黄帝内经》中就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黄帝问岐伯，上古时期的人都不怎么治病，只要多运动多锻炼，时时保持好心情就没问题了，但现在的人治病，内科需要服食毒药，外科需要针石加身，而且还不一定都能治好，这是怎么回事啊？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发现，黄帝说的话里似乎有点“语病”，治疗内科疾病怎么会需要“毒药”呢？这不是作死的节奏吗？为了给黄帝“正名”，很多古代文献翻译者都将“毒”翻译成为形容词，即“猛烈的”，简单来说，就是治内科病得下猛药，但是这个解释却着实有点牵强。
　　单从与“毒药”相对的“针石”一词上，我们就能发现一些端倪。我们知道，古人说话讲究齐整，前后要有呼应，因此“毒药”的词性与“针石”应该是一致的。如果将“毒”当成形容词，那么“针”也只能是形容词，“针石”将解释成“像针一样的石头”，这似乎不是很贴切。事实上，中医的石和砭同义（有时称为砭石），是用来刮痧的一种板状工具，和针一起构成了治疗外科疾病的“手术器材”，二者是并列关系。这样看来，“毒”和“药”应该也是并列的用于治疗内科疾病的两种方式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中医的内服药绝大部分取材于植物，而大多数植物在具有药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会有一部分毒性，只是毒性程度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黄帝内经中的“毒”指的正是拥有毒性也同时具有治疗作用的药草，而“药”则是具有滋补作用或毒性微弱的药草。
　　这种“毒药同源”的思想随着中医的发展流传开来，成为了“以毒攻毒”的思想根基。既然草药都有毒性，那么以一种“毒药”来治疗另一种“毒药”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种思想不仅在中医界被广泛接受，在文化界也有不少忠实拥趸，想想金庸先生《神雕侠侣》中，杨过吃下断肠草来解情花之毒的情景，我们就能知道，以毒攻毒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了。
　　死马当成活马医
　　不过，虽然说中草药都有“是药三分毒”的特点，但是植物含毒量的大小是有很大区别的。医生的责任当然是在所有药物中，选择那些疗效最佳，毒性最小的药来治疗病人。否则，为了治疗一个小小的感冒，给病人用含有剧毒的草药，感冒治好了，人却被毒死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也就是说，治疗普通的疾病，虽然人们吃的药中也有微量的毒素，但那并不是医生有意为之，反而医生是在尽量弱化和避免药草中的毒素对病人产生影响。而真正的以毒攻毒，往往都是用在将死之人身上，是一种“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尝试。
　　中国早期有记载的医疗实践中，最先使用“以毒攻毒”疗法的人不是华佗、张仲景这样的名医，反而是以炼丹闻名于世的葛洪。
　　葛洪自幼喜欢看书，尤其对医学和炼丹感兴趣，长大后，不仅被尊为炼丹大师，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代名医。很多父老乡亲遇到疑难杂症都愿意到他这寻求帮助。一日，一个中年农夫焦急地找上门来，说自己的独生子被疯狗给咬伤了，之前他听说被疯狗咬伤的病人，无一例外都在痛苦中死去了，担心自己的儿子也步上后尘，于是来此想请葛洪想想办法救独子一命。这很明显就是狂犬病了，众所周知，至今狂犬病仍然没有什么良好的应对之策，更别提古代了。葛洪想了半天，也没在医方偏方土方里找到个可以借鉴的，但他也知道，这病要是不治，必死无疑，这可怎么办好呢？
　　想来想去，葛洪突然灵机一动，何不用一招以毒攻毒呢？于是葛洪对农夫说，“现在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了。不过，如果将疯狗的脑髓敷在你儿子的伤口上，没准能把他给治好了。”农夫依言而为，其子果然好转，之后没有发病。农夫将喜讯汇报给了葛洪，从此以后，葛洪用这个方法医治了不少被疯狗咬伤的患者，都获得了不错的疗效。
　　这虽然是葛洪无意间的尝识，但却暗合了现代医学狂犬疫苗的原理：狂犬的脑髓和唾液中，都有大量的狂犬病毒存在，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当年就是从狂犬的脑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毒，并将之加工制作出狂犬疫苗的。葛洪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但却根据老祖宗毒药同源和以毒攻毒的思想，弄出了狂犬疫苗的雏形，可谓是医学史上一段美谈。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以毒攻毒是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一不小时就会置患者于死地。就像葛洪的故事，如果不是农夫的儿子比较幸运，那么葛洪的作法无疑会加速他的死亡。
　　疯狂的尝试
　　20世纪初期，一群巴西医生找到了一种治愈蛇毒的好方法，那就是利用同样的毒素作为解毒剂，来治疗人类身上中的蛇毒。刚开始，他们在观察野生动物时，发现那些受过被蛇咬伤的大型动物，比如马匹，如果第一次没有死亡，在之后再被咬伤时，就会对蛇毒出现一定的抗性，他们发现，微量蛇毒会刺激生物体内产生一种抗蛇血清来对抗蛇毒。人们将马匹身上的这种血清提取出来，并注射到被毒蛇咬过的人类身上。血清进入人体后，吸附到了蛇毒之上，并阻止它进入人体循环系统。
　　这次以毒攻毒的医疗成功，只是解毒史进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19世纪开始，对以毒攻毒医疗方法的研究，就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其实在此之前，西方医学界也有过以毒攻毒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过去人们对人体、对自然了解的匮乏，以毒攻毒的成功大多是偶然的结果，并不能应用到实际当中。但是，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到19世纪和20世纪时，科学家终于将人体科学与毒物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了一起，从而人类真正开始了具有科学性的以毒攻毒的研究。而这场研究一经拉开帷幕，就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1870年，苏格兰医师托马斯·弗雷泽使用阿托品作为一种名为“乙酰胆碱酯酶”的神经毒素的抑制剂。这种神经毒素在正常情况下其实是大脑中会自然产生的一种酶，它会告诉神经何时发射信号，使电脉冲发送到整个中央神经系统当中。但是，如果这种酶被不停地产生出来，大脑的神经系统将会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患者将会在痛苦中死去。
　　为了治疗这种疾病，弗雷泽医师想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利用诸如沙林和炭疽这样的神经毒素来破坏这种酶。他利用从有毒植物颠茄中提取出的生物碱，制造出阿托品，患者服下后，神经接收器会被关闭，从而消除不停产生的毒素酶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阿托品作为神经性毒素的解毒剂，但这是具有很高风险的，一旦食用过量，患者就会死亡。
　　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地的医学研究所中，还有无数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各种“极端”的治疗方法，比如从剧毒的昆虫身上提取毒素，来治疗一些绝症。美国的生物物理学家就在研究，利用从智利的玫瑰蜘蛛毒液中提取的蛋白质来治疗心脏病。据说，这种蛋白质可以阻止血液中的正离子通过细胞壁舒张时产生的通道进入细胞。这些正离子会扰乱心脏的电信号，并导致器官纤维化。而这种蛋白质则可以有效阻止具有致命性的心脏纤维性颤动的发生。
　　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则在研究用以色列黄蝎的毒素来治疗癌症，他们从蝎子的毒素中分离出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能够自动搜寻并绑定到一种难以治愈的脑癌癌细胞上，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在其上捆绑放射性物质，并借由它这种特性来杀死癌细胞。
　　以毒攻毒应慎行
　　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治疗的目光投向了“毒物”，无论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似乎“以毒攻毒”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但是，这样的医疗方法真的那么安全可靠吗？
　　一种疗法想要获得全面可靠的数据，从而得到推广，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试验样本。而以毒攻毒疗法却很难通过大量实验样本来进行验证。这不难理解，上面提到的各种以毒攻毒的做法，无论是从植物还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毒素，对人体都是致命的，除了那些已经快要死亡的重症、绝症病患，谁愿意当志愿者来对这些毒素进行临床实验呢？即使是重症、绝症患者，也并不都愿意尝试这样极端的疗法。因而，以毒攻毒的可行性很难得到百分百地验证。
　　有人说，不能拿人实验，拿动物实验不行吗？先不考虑保护动物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还真的不能太过相信动物实验得出的结论，毕竟动物和人的生理结构、体内各种激素、酶、菌群等等都有极大的差异，没人能肯定毒不死动物的毒就一定毒不死人类，而能把动物毒死的毒，却可能对人不致命。普通药物的动物实验与有毒药物的动物实验不同，前者只要保证药效就可以了，后者必须还要保证不毒死人，这样一来，动物实验也不那么可靠了。
　　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界能够拿得出手的以毒攻毒方案，即使是那些已经成功的几个或是十几患者成功康复的方案，我们也不能盲目相信。因为很多毒素的副作用会潜藏在人体内，不定何时就会爆发。而在只有使用以毒攻毒方法治疗时，对毒素的剂量、浓度也应加以严密控制。否则，很有可能让好事变坏事，让以毒攻毒治绝症，变成一场善意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