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基于对特定历史时代的了解,把哲学解释为西方人的事业,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与西方哲学主流的一元论范式相比,作者更倾向于狄尔泰和米施把哲学解释为欧洲及全球现象的多元论观点。狄尔泰的解释反映了他对历史生命的多元理解,米施则列举了形成于古希腊、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母体中反思生命哲学的多个源头,从而发展了狄尔泰的多元论。米施对孔子和庄子的亲近赋予生命哲学研究以广博的历史视域、敏锐的跨文化意识以及批判精神。
王梵志诗有云:"见恶须藏掩,知贤为赞扬。但能依此语,秘密立身方。"相似的表达亦见于敦煌本《太公家教》:"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又:"闻人善事,乍可称扬;知人有过,密掩深藏。"其中关于"隐恶扬善"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来自儒家典籍,但溯源不足。《论语》中"恶称人之恶",《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孟子》"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等等,应是其远源。但是,梵志诗及《太公家教》的说法是对以上经典的误读和扭曲,若以此行事,极可能成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
文章在分析当代世界哲学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哲学有不同的特性，但哲学的主题最终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代世界哲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倾向，并表现出实践哲学新特点，这表明了今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百年兴衰，强调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势在必行，当代中国哲学家应当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范式而奋斗。
文章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了地方立法与民间规范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与社会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取决于与地方立法相关的法律执行成本。当法律执行成本较低时，地方立法相比民间规范能够更好地施加集体惩罚，从而约束个人的行为；反之，民间规范则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个人的行为约束。此外，降低体制转换的成本以及施加相关的外部激励等措施，能够有力促使地方从民间规范潜在的低效率均衡中转移出来，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文章详细分析了1833年至1873年期间中国传统夷夏之辨观念的转变过程，指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从“夷”逐渐变成了“客”，这是一种在外界武力压迫下不得不做出的艰难而痛苦的改变，是一种带有国际面向的具有“平等”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使得“师夷长技”的话语可以产生，使得“以夷变夏”成为可接受的观念，使得后来夷夏之辨争论再起时的焦点变成了中国内部的满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