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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两会前夕由人民网、人民日报开展的“您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的网上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就业问题居网友关注度前十位之列；而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推出的网络调查也显示，“提高百姓工资性收入、改善就业环境”是网友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稍早，在一份对象为中央党校学员的调查中，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占23.4％。广州市所进行的广州社会经济状况公众评价调查显示市民对“收入差别”的评价并不高，满意度仅为6.1％，在所有40项指标中是最低；不满意度高达62.0％，可接受度只有35.0％，且近五年来持续下降。可见，不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在“我国在居民收入分配上出现了问题”这一点上观点空前的一致。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此认真对待。
收入分配说到底和收入分配政策有关。所谓“温故而知新”，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一直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是个平均主义有着广阔的市场的社会，个人收入均等化程度很高，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这个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的演进是：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义；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7年到2001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具体的演进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具体的演进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使得收入分配标准更加具体，也使得分配原则的表述更加科学。
二、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整体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公。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选择三个指标。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柯拉多，基尼是意大利著名统计学家。他提出的按人口的百分比占全社会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全社会收人差距的测算方法即基尼系数。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则指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接近0.50。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将世界各地基尼系数平均值进行比较：东欧：0.289；撒哈拉以南非洲：0.47；南亚：0.381；东亚和太平洋：0.381；中东和北非：0.380；拉美和加勒比：0.493；工业化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0.29。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生活注定要造成较大的影响。同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这种影响要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认识。从积极影响方面看，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平均主义是个冲击，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当前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使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占有较多生产要素的人，除劳动收入外，还获得了大量的或部分的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同劳动收入一样，是合法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这样做，所根据的正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最终目的也仍然是为了缩小收入及贫富的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它的存在，更多的是对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不利于扩大内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逐渐分化出高、中、低三个消费群体。少数聚集了相当多的财富的高收人群体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由于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少，很大一部分财富作为存款沉淀下来。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当面对高收入阶层时，他们收入低得多，有贫困感，消费上无力与高收入阶层攀比，当面对低收入阶层时，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危机感，收入预期不高。
其次，不利于社会稳定。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易诱发妒忌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历史实践过程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什么时候社会最不稳定，往往都是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时候。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富人变得日益富裕，而相对贫穷的人依然贫穷，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某些人产生了“仇富”心理，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从而危害社会稳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还有可能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
收入分配说到底和收入分配政策有关。所谓“温故而知新”，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一直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是个平均主义有着广阔的市场的社会，个人收入均等化程度很高，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这个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的演进是：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义；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7年到2001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具体的演进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具体的演进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使得收入分配标准更加具体，也使得分配原则的表述更加科学。
二、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整体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公。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选择三个指标。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柯拉多，基尼是意大利著名统计学家。他提出的按人口的百分比占全社会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全社会收人差距的测算方法即基尼系数。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则指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接近0.50。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将世界各地基尼系数平均值进行比较：东欧：0.289；撒哈拉以南非洲：0.47；南亚：0.381；东亚和太平洋：0.381；中东和北非：0.380；拉美和加勒比：0.493；工业化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0.29。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生活注定要造成较大的影响。同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这种影响要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认识。从积极影响方面看，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平均主义是个冲击，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当前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使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占有较多生产要素的人，除劳动收入外，还获得了大量的或部分的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同劳动收入一样，是合法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这样做，所根据的正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最终目的也仍然是为了缩小收入及贫富的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它的存在，更多的是对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不利于扩大内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逐渐分化出高、中、低三个消费群体。少数聚集了相当多的财富的高收人群体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由于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少，很大一部分财富作为存款沉淀下来。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当面对高收入阶层时，他们收入低得多，有贫困感，消费上无力与高收入阶层攀比，当面对低收入阶层时，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危机感，收入预期不高。
其次，不利于社会稳定。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易诱发妒忌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历史实践过程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什么时候社会最不稳定，往往都是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时候。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富人变得日益富裕，而相对贫穷的人依然贫穷，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某些人产生了“仇富”心理，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从而危害社会稳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还有可能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