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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圣陶是五四时期的一位现实主义大将，他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在散文写作中也不例外。本文主要考察他在1921—1927年间所作的散文，以1925年作《五卅急雨中》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散文以言志抒情类为主，有部分针砭时事、探讨人生的杂文，风格恬静敦厚；后期散文战斗性色彩加重，更多关注国家大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风格热烈高亢。
[关键词]为人生 转变 恬静敦厚 热情高亢
叶圣陶先生曾以他朴素写实的短篇小说而享誉大众，包括象《稻草人》之类的童话，也是家喻户晓，惟独他的散文却被忽视，认为没有其它体裁的写作来的成就之高。其实不然。由于当时叶圣陶本人对散文写作整理上不够重视，有不少散文被他随意丢弃，五四时期只有十多篇收入在与俞平伯合作的散文集《剑鞘》（1924年）中，直到30年以后稍有改观，但仍然不全，据后人考证和他女儿所言，实际创作的散文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散文总数。
叶圣陶的小说反映人生，试图改造人生的。这与他的文学创作观有很大关系。在五四时期，以鲁迅，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成员纷纷打出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他们提倡用文学为武器来启迪民众的智慧，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进而揭露社会和人性的黑暗面，并以此来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他们倡导“写实主义”的手法，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写，将黑暗、丑陋、顽固、愚昧、麻木、肮脏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然他的散文也不例外。阿英就有一段评论说：“在每一篇小品里，他都很深刻的指示出一个人生上的问题。这特色，是叶圣陶小品文所特具的，这一点也就更强烈的影响了读者。”[1]叶圣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名大将，也不例外。本文主要考察叶圣陶在1921-1927年所作的散文，以1925年作《五卅急雨中》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从中窥探他散文内容和风格的变化。
闲适抒情恬静敦厚
尽管同是“为人生”的散文，叶圣陶的文学观相比其他作家就更为平和，主要在前期散文中有所体现，郁达夫早在30年代就这么评价他的散文：“叶圣陶风格谨严，思想每把握得住现实，所以他所写的，不问是小说，是散文，都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得感触。”[2]这个评价是很精准的。他的散文不追求浮华、艳丽，平实的字句间却传达出浓浓的情义。他善于描写生活中的点滴，带有很强的写实性。同时他对人间充满着爱意，这主要是受当时俄国文学、日本文学的影响，即使是“暴露”性质的散文，他也是存在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的。可以说他描写“灰色人生”，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光明的未来”。他的这种文学观体现在他前期散文中就是一种朴素淡雅、恬静敦厚的风格。
他前期散文多抒情言志，一类是以《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为代表的托物言志散文。《藕与莼菜》开篇就点宗明义：“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想念起家乡来了。”[3]家乡的“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的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4]，“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5]，他们共同体现着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清淡甘美的藕在家乡是唾手可得的，而在城市上海，却几乎是珍品了。这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农村男女的美好人情也在城市中成为稀世宝物了呢？叶圣陶的散文淡雅中有真情，朴素中显深意。由藕想到莼菜，想到可爱的家乡，作者追恋的不都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吗？如果所追恋中有淡淡的忧愁的话，那也只是很隐约的、次要的。《没有秋虫的地方》一文作者同样推崇乡间的生活，那儿的“白天与夜间都有自得之趣”[6]，明耀的星月，轻微的凉风加上秋虫的演奏，多么令人陶醉的意境。“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土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7]不论藕、莼菜、秋虫让作者体会到的是甜甜的滋味，或是酸楚的滋味，他都能“忆苦思甜”，“苦中作乐”，因为“爱”与“美”是他不懈的追求。
另一类抒写离愁别绪的文章，以《将离》、《客语》为代表。风格上依然宁静淡泊、闲静素雅，有时流露出士大夫的伤感之情。《将离》中透出的是深深的惆怅之感，尽管分离已不是第一次，作者仍会思绪满怀，离别的气氛“渐渐地浓密，犹如西湖上晚来地烟雾。”[8]即使是夜梦中也难以排遣离别的伤感。《将离》透出的是作者疲于奔命和安于平静、安稳的生活观。《客语》描述了离别后的情景。在路途中，借“朦胧”忘“离思”，以观山忆童年，作者追忆童年、向往童年不就是他童心未泯、追求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生活愿望的体现吗？身居异乡，念起旧时的诗句：“潮声应未改，客绪已频更。”无数往事涌上心头。这两类抒情类散文以个人情感抒写为主，带有士大夫的“呻吟”气息，内容上以“我”的生活和身边事物的描写为主，是个人人生的写作。
除了前两类之外，叶散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针砭时事、探讨人生的杂文。主要有《丛墓似的人间》、《骨牌声》、《苍蝇》、《一件烂棉袄》等。这类杂文相对而言，叙事成分更多，表现的世界也从“个人”转向了“社会”。主要截取发生在街头巷尾的市民的琐碎小事，用冷静、客观的笔调来表现他们的人生。客观中寓主观，冷静中藏机锋。《丛墓似的人间》中的住房问题，“一到晨梦醒来，竖起身子，大家就要在那里作种种活动，图谋生活的工作，维持生活的杂务，都得在这仅能横下身子的领域里干起来。”[9]；“苍蝇来与他们夺食，老鼠来与他们同居”。《骨牌声》中的打麻将的“乐趣”[10]，“好在桌子是现成摆在那里的，骨牌是祖传的或新置的，倒不如就此坐拢来，打这么八圈十二圈。心有所注，暑气全消了，蝇蚊也似乎远引了，”[11]；加上《苍蝇》中关于苍蝇的肆虐，共同勾勒出一幅幅市民生活风俗画。通过这一幅幅民俗画，暴露出社会的弊病和人性的缺陷，包括国家对市民住房问题的措施不到位，对生存环境的忽视以及市民的趣味低级，麻木涣散等。但叶圣陶的杂文不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上，他抱着对“爱”与“美”的憧憬，提出了一些解決问题的意见。《丛墓似的人间》中就提出“能够做到所占均等，能够做到人人得有整洁舒适的居所，那么，丛墓就恢复为人间了。”[12]结尾处又说“须得加速度前进，飞越旧的轨道，转上那新的轨道”[13]都表现出作者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苍蝇》中提倡伙伴们的齐心协力，认为惟有靠伙伴们的明达和努力灭蝇才能成功。“唯其污浊，唯其不堪，我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使它干净，使它象样，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责任；改造成个灿烂的上海，涌现出个庄严的中国，是我们进一步的努力。”[14]可见，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多么远大，尽管现实不堪入目，改造现实，美化生活永远是叶圣陶的理想。 热烈高亢激情洋溢
除此之外，前期散文还有文艺评论、序言及人物印象记等，总体上来说风格清新淡雅、隽永雅致。叶圣陶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描写与揭露社会阴暗面，同时社会观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反映在散文创作上就是对“爱”与“美”的追求。直到“五卅”惨案爆发前后，叶圣陶的思想观念才发生了急遽的变化。面对国内局势的大变化，叶圣陶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义无反顾地跟着时代“激流勇进”，从象牙塔走到了十字街头，参与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之中。他开始从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俄国得卢那察尔斯基说：“大作家通常产生在大危机中，一方面，他们充分地反映了危机的多样性和波涛起伏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要创作，主要正是因为他们渴望给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寻找一个令人欣慰的解答。”尽管在五四时期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已经很高，但是如果没有革命的洗礼，没有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也创作不出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倪焕之》，也不可能产生象《五卅急雨中》一类鼓动人心、颇有战斗性的散文篇章。鲁迅曾说过：“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叶圣陶地文学创作也就不得不变。以《五卅急雨中》为标志，叶圣陶地散文开始转向热烈高亢，激情洋溢地风格，内容紧贴时代脉搏，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强烈控诉和对工人阶级的热情赞扬，号召一致对外等杂文。这些杂文表现着一种战斗的英姿和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卅急雨中》是惨案发生后第二天写就的。作者用激昂跳跃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全文充斥着愤怒之情。一方面严正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劣行，表现与恶魔野兽般的敌人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痛斥了不齐心对外、卖国求荣的叛徒们的倒行逆施。作者热烈赞扬和加入了“露胸朋友”的队伍，“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15]全文句式短促、语调铿锵、一气呵成，一扫闲适散文之风，吹着革命的号角向前进。
接下来叶圣陶又创作了《虞洽卿是“调人”》、《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援助罢工工人！》、《再告报界与金融界》、《无耻的总商会》、《认清敌人》、《一致对外》等一组关于反帝爱国的文章。他狠狠地嘲讽虞洽卿的所谓“调人”的丑恶嘴脸，对报界与金融界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要求报馆拒登英货日货的广告，并在报端标明‘本报以后永不刊登英货日货广告’，各银行钱庄也在报纸刊登广告‘以后永不与英日两国银行往来’”[16]。并对无耻地总商会地“不抵抗，不合作政策”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共提出了六大罪状，真可谓痛彻淋漓。作者号召同胞们联合起来打翻这个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叶圣陶彻底撕开了敌人和反动派的丑恶面孔，在“认清敌人”之后，提出了“一致对外”的主张。此时经过革命洗礼的叶圣陶已经具有了初步的阶级意识。他在《“知识阶级”》一文中，以戏谑的口吻区分了“知识阶级”与“他们”，他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荒谬性，预言着“他们”会把知识阶级打碎的时期的到来。他与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社会现状保持一致。有一种向“左”转的倾向，但同时又是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
从这些文章中不难发现叶圣陶思想观念的日渐成熟。从前期的启蒙大众的居高临下的身份降为大众成员的一分子。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已开始被无产阶级意识所替代。随着革命的深入，1936年3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反革命事件，叶圣陶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无产阶级战士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致死伤的同胞》是在3月19号作的，对死伤的同胞进行了哀悼，对日帝国主义的“欺人”行径进行痛斥，同时提出大众应该赶快团结起来。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欺人的和被人欺的。尽管我们是“被人欺的”，“但我们有深刻的悲悯，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这个民族，希望它会壮健；我们要这个国家，相信它会永存；我们始终不肯做别人的奴隶。”[17]这是多么壮烈的宣言书啊！作者化悲痛为力量，坚决不做亡国奴，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和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那不满意的看不入眼的事物中间去，勇往直前，象一个冲锋的战士，才能够抓住毒蛇，把它消灭。”[18]“用热情与真诚面对生活的人，得到的报酬师充实的生活，犹如打足气的皮球。丰富的，是他，伟大的，是他。”[19]叶圣陶用热情和真诚来拥抱现实，直面人生，尽管愤怒，却不消极，表现了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后期亦写了一些文艺随笔，与友人交往的散文，序言等。但叶圣陶散文的范围扩大了，闲适抒情类散文减少了，风格从江南文人式的温文尔雅、游刃有余转向战士式的英勇激昂、热情奔放。但总体上而言，叶圣陶“为人生”的文学观没有发生改变，贯穿其写作始终。他的作品的最终指向是服务人类，改造人生的。从前期的内心走向后期的现实生活，从前期的对“爱”和“美”的追求到后期对国运的关注，叶圣陶始终保持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参考文献]
[1]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叶绍钧小品序》，光明书局，1935年
[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3][4][5]《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6页
[6][7]《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5页
[8]《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1页
[9]《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4页
[10][11]《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8页
[12][13]《葉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5页
[14]《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0页
[15]《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6页
[16]《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16页
[17]《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38页
[18][19]《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58页
（作者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为人生 转变 恬静敦厚 热情高亢
叶圣陶先生曾以他朴素写实的短篇小说而享誉大众，包括象《稻草人》之类的童话，也是家喻户晓，惟独他的散文却被忽视，认为没有其它体裁的写作来的成就之高。其实不然。由于当时叶圣陶本人对散文写作整理上不够重视，有不少散文被他随意丢弃，五四时期只有十多篇收入在与俞平伯合作的散文集《剑鞘》（1924年）中，直到30年以后稍有改观，但仍然不全，据后人考证和他女儿所言，实际创作的散文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散文总数。
叶圣陶的小说反映人生，试图改造人生的。这与他的文学创作观有很大关系。在五四时期，以鲁迅，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成员纷纷打出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他们提倡用文学为武器来启迪民众的智慧，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进而揭露社会和人性的黑暗面，并以此来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他们倡导“写实主义”的手法，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写，将黑暗、丑陋、顽固、愚昧、麻木、肮脏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然他的散文也不例外。阿英就有一段评论说：“在每一篇小品里，他都很深刻的指示出一个人生上的问题。这特色，是叶圣陶小品文所特具的，这一点也就更强烈的影响了读者。”[1]叶圣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名大将，也不例外。本文主要考察叶圣陶在1921-1927年所作的散文，以1925年作《五卅急雨中》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从中窥探他散文内容和风格的变化。
闲适抒情恬静敦厚
尽管同是“为人生”的散文，叶圣陶的文学观相比其他作家就更为平和，主要在前期散文中有所体现，郁达夫早在30年代就这么评价他的散文：“叶圣陶风格谨严，思想每把握得住现实，所以他所写的，不问是小说，是散文，都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得感触。”[2]这个评价是很精准的。他的散文不追求浮华、艳丽，平实的字句间却传达出浓浓的情义。他善于描写生活中的点滴，带有很强的写实性。同时他对人间充满着爱意，这主要是受当时俄国文学、日本文学的影响，即使是“暴露”性质的散文，他也是存在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的。可以说他描写“灰色人生”，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光明的未来”。他的这种文学观体现在他前期散文中就是一种朴素淡雅、恬静敦厚的风格。
他前期散文多抒情言志，一类是以《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为代表的托物言志散文。《藕与莼菜》开篇就点宗明义：“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想念起家乡来了。”[3]家乡的“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的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4]，“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5]，他们共同体现着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清淡甘美的藕在家乡是唾手可得的，而在城市上海，却几乎是珍品了。这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农村男女的美好人情也在城市中成为稀世宝物了呢？叶圣陶的散文淡雅中有真情，朴素中显深意。由藕想到莼菜，想到可爱的家乡，作者追恋的不都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吗？如果所追恋中有淡淡的忧愁的话，那也只是很隐约的、次要的。《没有秋虫的地方》一文作者同样推崇乡间的生活，那儿的“白天与夜间都有自得之趣”[6]，明耀的星月，轻微的凉风加上秋虫的演奏，多么令人陶醉的意境。“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土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7]不论藕、莼菜、秋虫让作者体会到的是甜甜的滋味，或是酸楚的滋味，他都能“忆苦思甜”，“苦中作乐”，因为“爱”与“美”是他不懈的追求。
另一类抒写离愁别绪的文章，以《将离》、《客语》为代表。风格上依然宁静淡泊、闲静素雅，有时流露出士大夫的伤感之情。《将离》中透出的是深深的惆怅之感，尽管分离已不是第一次，作者仍会思绪满怀，离别的气氛“渐渐地浓密，犹如西湖上晚来地烟雾。”[8]即使是夜梦中也难以排遣离别的伤感。《将离》透出的是作者疲于奔命和安于平静、安稳的生活观。《客语》描述了离别后的情景。在路途中，借“朦胧”忘“离思”，以观山忆童年，作者追忆童年、向往童年不就是他童心未泯、追求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生活愿望的体现吗？身居异乡，念起旧时的诗句：“潮声应未改，客绪已频更。”无数往事涌上心头。这两类抒情类散文以个人情感抒写为主，带有士大夫的“呻吟”气息，内容上以“我”的生活和身边事物的描写为主，是个人人生的写作。
除了前两类之外，叶散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针砭时事、探讨人生的杂文。主要有《丛墓似的人间》、《骨牌声》、《苍蝇》、《一件烂棉袄》等。这类杂文相对而言，叙事成分更多，表现的世界也从“个人”转向了“社会”。主要截取发生在街头巷尾的市民的琐碎小事，用冷静、客观的笔调来表现他们的人生。客观中寓主观，冷静中藏机锋。《丛墓似的人间》中的住房问题，“一到晨梦醒来，竖起身子，大家就要在那里作种种活动，图谋生活的工作，维持生活的杂务，都得在这仅能横下身子的领域里干起来。”[9]；“苍蝇来与他们夺食，老鼠来与他们同居”。《骨牌声》中的打麻将的“乐趣”[10]，“好在桌子是现成摆在那里的，骨牌是祖传的或新置的，倒不如就此坐拢来，打这么八圈十二圈。心有所注，暑气全消了，蝇蚊也似乎远引了，”[11]；加上《苍蝇》中关于苍蝇的肆虐，共同勾勒出一幅幅市民生活风俗画。通过这一幅幅民俗画，暴露出社会的弊病和人性的缺陷，包括国家对市民住房问题的措施不到位，对生存环境的忽视以及市民的趣味低级，麻木涣散等。但叶圣陶的杂文不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上，他抱着对“爱”与“美”的憧憬，提出了一些解決问题的意见。《丛墓似的人间》中就提出“能够做到所占均等，能够做到人人得有整洁舒适的居所，那么，丛墓就恢复为人间了。”[12]结尾处又说“须得加速度前进，飞越旧的轨道，转上那新的轨道”[13]都表现出作者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苍蝇》中提倡伙伴们的齐心协力，认为惟有靠伙伴们的明达和努力灭蝇才能成功。“唯其污浊，唯其不堪，我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使它干净，使它象样，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责任；改造成个灿烂的上海，涌现出个庄严的中国，是我们进一步的努力。”[14]可见，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多么远大，尽管现实不堪入目，改造现实，美化生活永远是叶圣陶的理想。 热烈高亢激情洋溢
除此之外，前期散文还有文艺评论、序言及人物印象记等，总体上来说风格清新淡雅、隽永雅致。叶圣陶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描写与揭露社会阴暗面，同时社会观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反映在散文创作上就是对“爱”与“美”的追求。直到“五卅”惨案爆发前后，叶圣陶的思想观念才发生了急遽的变化。面对国内局势的大变化，叶圣陶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义无反顾地跟着时代“激流勇进”，从象牙塔走到了十字街头，参与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之中。他开始从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俄国得卢那察尔斯基说：“大作家通常产生在大危机中，一方面，他们充分地反映了危机的多样性和波涛起伏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要创作，主要正是因为他们渴望给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寻找一个令人欣慰的解答。”尽管在五四时期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已经很高，但是如果没有革命的洗礼，没有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也创作不出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倪焕之》，也不可能产生象《五卅急雨中》一类鼓动人心、颇有战斗性的散文篇章。鲁迅曾说过：“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叶圣陶地文学创作也就不得不变。以《五卅急雨中》为标志，叶圣陶地散文开始转向热烈高亢，激情洋溢地风格，内容紧贴时代脉搏，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强烈控诉和对工人阶级的热情赞扬，号召一致对外等杂文。这些杂文表现着一种战斗的英姿和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卅急雨中》是惨案发生后第二天写就的。作者用激昂跳跃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全文充斥着愤怒之情。一方面严正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劣行，表现与恶魔野兽般的敌人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痛斥了不齐心对外、卖国求荣的叛徒们的倒行逆施。作者热烈赞扬和加入了“露胸朋友”的队伍，“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15]全文句式短促、语调铿锵、一气呵成，一扫闲适散文之风，吹着革命的号角向前进。
接下来叶圣陶又创作了《虞洽卿是“调人”》、《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援助罢工工人！》、《再告报界与金融界》、《无耻的总商会》、《认清敌人》、《一致对外》等一组关于反帝爱国的文章。他狠狠地嘲讽虞洽卿的所谓“调人”的丑恶嘴脸，对报界与金融界提出了严正的警告，“要求报馆拒登英货日货的广告，并在报端标明‘本报以后永不刊登英货日货广告’，各银行钱庄也在报纸刊登广告‘以后永不与英日两国银行往来’”[16]。并对无耻地总商会地“不抵抗，不合作政策”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共提出了六大罪状，真可谓痛彻淋漓。作者号召同胞们联合起来打翻这个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叶圣陶彻底撕开了敌人和反动派的丑恶面孔，在“认清敌人”之后，提出了“一致对外”的主张。此时经过革命洗礼的叶圣陶已经具有了初步的阶级意识。他在《“知识阶级”》一文中，以戏谑的口吻区分了“知识阶级”与“他们”，他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荒谬性，预言着“他们”会把知识阶级打碎的时期的到来。他与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社会现状保持一致。有一种向“左”转的倾向，但同时又是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
从这些文章中不难发现叶圣陶思想观念的日渐成熟。从前期的启蒙大众的居高临下的身份降为大众成员的一分子。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已开始被无产阶级意识所替代。随着革命的深入，1936年3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反革命事件，叶圣陶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无产阶级战士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致死伤的同胞》是在3月19号作的，对死伤的同胞进行了哀悼，对日帝国主义的“欺人”行径进行痛斥，同时提出大众应该赶快团结起来。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欺人的和被人欺的。尽管我们是“被人欺的”，“但我们有深刻的悲悯，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这个民族，希望它会壮健；我们要这个国家，相信它会永存；我们始终不肯做别人的奴隶。”[17]这是多么壮烈的宣言书啊！作者化悲痛为力量，坚决不做亡国奴，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和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那不满意的看不入眼的事物中间去，勇往直前，象一个冲锋的战士，才能够抓住毒蛇，把它消灭。”[18]“用热情与真诚面对生活的人，得到的报酬师充实的生活，犹如打足气的皮球。丰富的，是他，伟大的，是他。”[19]叶圣陶用热情和真诚来拥抱现实，直面人生，尽管愤怒，却不消极，表现了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后期亦写了一些文艺随笔，与友人交往的散文，序言等。但叶圣陶散文的范围扩大了，闲适抒情类散文减少了，风格从江南文人式的温文尔雅、游刃有余转向战士式的英勇激昂、热情奔放。但总体上而言，叶圣陶“为人生”的文学观没有发生改变，贯穿其写作始终。他的作品的最终指向是服务人类，改造人生的。从前期的内心走向后期的现实生活，从前期的对“爱”和“美”的追求到后期对国运的关注，叶圣陶始终保持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参考文献]
[1]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叶绍钧小品序》，光明书局，1935年
[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3][4][5]《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6页
[6][7]《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5页
[8]《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1页
[9]《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4页
[10][11]《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8页
[12][13]《葉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5页
[14]《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0页
[15]《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6页
[16]《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16页
[17]《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38页
[18][19]《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58页
（作者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