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出生在爱尔兰东南一隅的恩尼斯科西，这是韦克斯福德郡第二大镇。托宾笔下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黑水村，威克斯福德镇……对于熟悉托宾的读者，这些地名想必不会太陌生。
　　这些故事有时还会相互串串门。《黑水灯塔船》里海伦的外祖父彼时还年轻，到《石楠花绽放》里亮了个相。而《石楠花绽放》里的基廷家和麦克·瑞德蒙德家，到了《黑水灯塔船》里已成断壁残垣。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又集体到《布鲁克林》里打了个照面—艾丽丝的姐姐去世后，《黑水灯塔船》里海伦的外婆多拉前往拜访，并且“一直喋喋不休着屋子里其他人没听说过的人事”，看来其唠叨还真是数十年不改。而《石楠花绽放》里的男主人公埃蒙和他父亲也露了一面—“吉姆以前的老师瑞德蒙德先生正头戴草帽坐在那里，显然正在度假……他们继续往前走，吉姆低声说，瑞德蒙德先生是他唯一喜欢过的老师，可惜中风了。‘他儿子在哪里？’艾丽丝问。‘埃蒙？我想他在读书吧。他总是在读书。’”
　　翻开《石楠花绽放》，我们会发现，这个时间段的埃蒙已见证了祖父和叔叔的逝世，而爸爸也遭遇不测。埃蒙的父亲中风之后口齿不清，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嘟哝些埃蒙都听不懂的字词。后来，埃蒙长大成为法官，继续面对人生中的一次次别离与变故。而《布鲁克林》中艾丽丝的好朋友南希在收录于《母与子》的短篇小说《关键所在》中，生下了孩子，因家道中落承担起养家的重任。青年埃蒙正在法律界一步步向上爬时，她在苦苦经营薯条店，还得想办法让儿子打消不上大学的念头。
　　托宾小心地经营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英国大牌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评论《黑水灯塔船》时就敏锐地指出，托宾的风格具有爱尔兰南部现实的气息。这块土地与这片大海，似乎成了他心头的一滴血，难以割舍。在散文体短篇小说《空荡荡的家》中，他这样写下自己的感情—

　　“家就是这个位于巴里肯尼加的悬崖背面的空荡荡的房子，房子里一半装满了各种还没拆包的东西，从湾区带来的小幅油画和素描、威亚·塞尔敏的印版画、几幅桥与水的照片、几张沙发椅、几张织毯。家就是装满书的后屋，还有两间卧室和浴室。家就是前屋又高又大的房间、水泥地板、大壁炉、一张沙发、两张桌子、倚着墙根放着的几幅画，其中有我从都柏林买来的玛丽·洛汗的画和其他一些我多年前买来的作品，它们还在等钉子和挂绳。家也是楼顶的这间屋子，嵌在屋顶里，一扇玻璃门通往小小阳台。夜气清朗时，我站在阳台上举头看星星，望见罗斯莱尔港口的灯火，图斯卡礁灯塔一闪一灭的光，还有夜幕与暗色大海交融的那条淡淡的线，望之心安。”
　　按照托宾小说体系中的时间，大概就是在此十几年前，《黑水灯塔船》中的海伦也看到了图斯卡礁灯塔那一闪一灭的光。她回想起童年故事，听妈妈讲述对亡夫的想念，对病危的弟弟束手无策，而那原本破碎的亲情，却在这灯光中慢慢重建。最后，她也回家了，重新接纳了自己曾一度无比渴望逃离的家庭。
　　而埃蒙最后也回到了家—挚爱卡缪尔也去世了，往事与死亡都随风而去。他和儿女回到卡什的海边，重新审视人生在时间的长河中带来与夺走的一切。在小说的结尾，他和孙子在海中嬉戏，最后他抱起孙子往岸边走去，走向家园的隐喻。
　　对于这几部小说的人物而言，“家”是一个终将要回归的地方。它是爱尔兰东南角的这片土地，也是人生的安定所在。离开的人，无论漂泊何处，走得多么远，也总还要回到这里，作个了断，再展开新生。
　　“家乡”的背景与“家”的情感相互勾联，于是我们在这几部小说中，看到了多层次的“家”的意象。自然，家首先是以情感为纽带的。而情感，一方面当然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正如《黑水灯塔船》的开头一章，海伦照顾孩子，布置派对，感受着对丈夫休的温存。但就在这安稳的生活中，却潜藏着另一股力量，也就是她和妈妈、外婆之间破碎而矛盾的情感。于她而言，这是片“无人居住不可信任的贫瘠土地”。而这种情感，往往借助仪式化的情景展开。
　　在《石楠花绽放》中，这一场景是死亡。说得武断些，这部长篇可以看作埃蒙“见识死亡”的历程。他看着祖父、叔叔、父亲和妻子去世，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成熟。托宾写埃蒙第一次见识死亡时的感觉，颇似《百年孤独》中“见识冰块”的场景—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此进入了人生。在《黑水灯塔船》中，死亡也是个相当重要的场景。海伦父亲的去世为三代女性的矛盾埋下伏笔，而海伦弟弟德克兰的死亡将这三代人重新聚集在一起。两部小说中，死亡所引出的细节，其实多有相似之处。卡缪尔去世之后，埃蒙时常会觉得她还在身边，恍惚许久才想起她已离开。而海伦的父亲去世后，她偷溜回家，用父亲的衣物在床上拼凑出一个人形，最后和假想的父亲握手、拥抱、亲吻。死亡与缺失息息相关，而正是在缺失的提醒之中，感情的浓度才得以展现。
　　面对死亡，我们更加透彻地明白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布鲁克林》中的艾丽丝，也是在姐姐去世后回到恩尼斯科西，才更加清楚离乡的意义，最后作出了决定。《石南花绽放》里的埃蒙，在妻子去世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在小说的最后，他和儿女一起回到卡什，和孙子尽情地嬉戏。《母与子》与《空荡荡的家》中的不少短篇也处理了这样的主题。如《关键所在》中的南希在失去丈夫后才明白生活的重量与变化无常，《著名的蓝雨衣》中的丽萨在旧唱片中听到死去多年的姐姐的声音，发现“她自己老去了，如同她放在楼上的底片，只有轮廓和阴影，让她清晰地看到录制歌曲那些天里姐姐的脸。现在，这张CD走到尽头，她希望再也不用听了”。《长冬》中的米盖尔最终在一场狩猎中意识到母亲不在了，他看着父亲举枪对准秃鹰，“朝后靠在马诺鲁身上，吸取他的温暖，寻找坚实的安慰”。《一减一》中“我”的母亲下葬后，“次日一早我飞回纽约，回到第九十大街和哥伦布大道交汇处的尚未装修完毕的公寓，一天后开始教课。我明白这些年来我太过拖延”。 　　《黑水灯塔船》里的海伦，也是在弟弟德克兰将死时，才慢慢看清楚自己和妈妈、外婆之间的矛盾，并尝试去解决。在小说中，托宾为德克兰的死亡赋予了一种妖娆的美感。“在厨房的昏暗灯光中，他的面容和骨架都很瘦弱，眼睛下方有阴影，下巴还有没刮掉的黑而模糊的山羊胡，他似乎有种奇异的美，像画中的人像一样。”在托宾对死亡的直接描写中，这算是浓墨重彩的了。但是他的死却又暗示着一个家庭新生的可能—一家三代终于化解了积聚了十余年的怨恨。在死亡的阴影中，另一个重要的仪式也得以展现—团聚。

　　爱尔兰文学中最为著名的家庭团聚，或许是乔伊斯的《死者》。这普通的家庭圣诞节聚会，背后涌动的却是关于爱与死、麻木与怀念的暗流。二○○七年布克奖得主恩莱特的《聚会》，也借助一次家族聚会，展现了一段关乎三代人的爱与死的故事。在托宾的作品中，聚会并不罕见—尽管这聚会常常也伴随着争执。在《石楠花绽放》里，埃蒙最终和儿女们团聚，但他面对的是人生的缺失和纷繁复杂的爱尔兰社会形势。《黑水灯塔船》中的海伦一家终于团聚，但是争吵和死亡也伴随而来。《大师》中的亨利·詹姆斯和家人团聚后，又要面对形单影只的人生。《布鲁克林》中的艾丽丝从美国回到爱尔兰是因为姐姐去世。团聚的场景永远伴随着缺失，每一次相聚都并不完满。或许正是缺席的一切，提醒我们“家”是人生旅程上一场流动的飨宴，家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正是人生的残酷本身，我们也总要与这一切和解，就像我们终将要和死亡和解一样—人生总得继续。
　　在托宾的小说中，“家”的叙事又常常与“爱尔兰”的叙事纠缠。《石楠花绽放》这个标题来自埃蒙的叔叔汤姆在一次家庭圣诞聚会中唱的民歌《巴拉沃》。巴拉沃位于恩尼斯科西，一七九八年，神父约翰·墨菲带领教众投入爱尔兰起义，之后牺牲。民歌的其中一句歌词就是“一双反叛之手放飞绽放的石楠花”。爱尔兰的历史与家庭聚会重叠，“家”投射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这样的细节还有不少。小说中，埃蒙的父亲四处搜集珍宝建立博物馆，放在二战的大背景下，这一行为尤具象征意味—面对分裂的世界，为属于“爱尔兰”的东西建立一个家，让爱尔兰人回到精神家园中。父亲中风之后，埃蒙积极承担起父辈的期望，在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讲。此举是为了自己的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这个时间段，《布鲁克林》中的艾丽丝正好到美国去又回来了。当她生活在异乡，“家”和“爱尔兰”往往是纠缠在一起出现的。她不仅在两个“家”之间摇摆，同时也在“爱尔兰”与“美国”之间摇摆。她最后也作出了自己的决定。“爱尔兰”在这些作品中作为“家”的延伸存在。
　　“爱尔兰”自身的历史在托宾的叙事中得以展现。托宾很擅长在细节与氛围中悄无声息地将“历史”推到前台，又让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在“家”这样的狭窄空间中显现。在这些作品中，宗教问题常常成为“历史-现实”冲突的表征。《黑水灯塔船》和短篇《家中的神父》、《采珠人》都是很好的例子。伊格尔顿在评论《黑水灯塔船》时，敏锐地指出了其中一幕完全是对爱尔兰之“道德”的宣泄与反讽。在这一幕中，德克兰的同性恋朋友保罗和他男朋友弗朗索瓦在一个邋遢神父的主持下结了婚，神父还请他们吃了一顿大餐。这或许是全书最戏剧化的场景之一，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紧张被以一种略带诙谐的方式展现，当然一种和解的可能性也因此被引入。宗教与世俗的对立在书中出现过好几次—比如海伦的妈妈莉莉年轻时差点成为修女，而海伦的奶奶多拉则在假期放纵莉莉，让她变成了一个调皮女生，让修女们的计划破灭。在这些小说中，托宾并没像在长篇散文《坏血》中所做的那样，直接描述发生在爱尔兰边境线上的“新教-天主教”冲突，而是让历史遗留的一切在当下鲜活的时间中以讽刺的情节呈现出来。
　　在他的两个短篇中冲突的显现更为激烈。在《母与子》中的《家中的神父》里，神父儿子弗兰克在年轻时性侵犯小男孩的故事被揭露，他不敢亲自告诉母亲莫莉，但她知道之后却表现出了支持。一方面，她想“他们会不会让他在监狱里做弥撒、穿法衣，拿祈祷书”，另一方面，她对着“神情就像个小男孩”的弗兰克说，“我们会尽力帮你，弗兰克……只要我们能做的，都会去做，我们谁都不会离开，我会在这里的。”过往与现实、宗教与世俗冲突不断，但人物却在家中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在《空荡荡的家》中的《采珠人》里，格兰妮“在她的周报专栏和广播上争论教会的地位、民族的灵魂……认定她与其他想法相似的普通教徒比主教、神父更能代表真正的天主教会”，但其实她年轻时曾和神父派屈克·摩尔豪斯发生过关系。更为讽刺的是，小说中格兰妮的双性恋丈夫也是当年“我”的男朋友。最后，“我”只能独自漫步在都柏林的街道上，试图回到自己的家中，小说最后，“我摸了摸口袋看钥匙在不在，发现没有忘了钥匙，差点就微笑起来”。这两个颇具悲伤气息的短篇，矛头直指爱尔兰历史与当下错综复杂的关系。道德/宗教与世俗感情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石楠花绽放》中达到顶点。已为法官的埃蒙作出了怀孕女孩不能继续上学的判决。讽刺的是，他女儿尼亚姆的儿子迈克尔就没有父亲。在小说的结尾，他还是和迈克尔一起嬉戏。与道德和历史的一端相对抗的是现实的繁复，是更为真实也更为残酷的爱尔兰与人生，在这里，一切都纠缠不清，暧昧而模糊。最后，埃蒙选择了和家人一起，面对自己的生活。
　　正因为家意味着感情，意味着历史，所以离乡背井更为艰难。《布鲁克林》中的艾丽丝再度回到美国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短篇小说《一减一》和《空荡荡的家》里身处美国的主人公“我”依然想念着爱尔兰。《一减一》中托宾写道：“在离开的那些年里，当我看到一丝我想要和需要的熟稔时，爱尔兰就有好几回以伪装的面目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空荡荡的家》中，“我每个星期六都去雷耶斯角，为了想家”。离乡者就像早期基督教文献The Epistle to Diognatus所描述的那样，“对他们而言，异乡都如同故土，而故土则如同他乡”。同样作为离乡者的托宾，除了在这些散文化的短篇中直抒胸臆，还在《大师》中借客居异乡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之口说：“我曾经写过青春、美国，现在我只能写离乡背井，人到中年，还有令人失望的故事，无论在大洋哪一边都不会有很多读者了。”
　　但是，家实在太重要。人们还是想要回到家。不管这家意味着温暖还是争执，圆满还是残缺，是某条大街上的一个门牌，是一个人们都相互认识的小镇，还是欧洲的一个岛国。毕竟，家是个终将要回到的地方。而对于托宾来说，家还是个必须书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