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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4日,我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了《国有与民营:多元合作模式探讨》一文。文章探讨了国有与民营合作出版的四种心理/行为类型:“高调/积极型”“消极/观望型”“疑虑/彷徨型”“低调/戏水型”,分析了双方合作的三种心理/行为动机:“文化使命型”“上级推动型”“政策趋利型”。文章也初步提及了双方合作的机制创新——战略创新——发展创新。限于调研和认识的深度,对“三个创新”当时未能展开论述。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出现了新的态势,国有与民营合作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瓶颈。现在有必要作一番新的梳理,回答一些现实的疑虑。
回首国有与民营合作的历程,这一顺应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大潮的时代产儿,本应茁壮成长,健步如飞。如今细加审视,却仍觉得有些步履蹒跚。从心理状态来看,有的似乎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不必花心思,不想做强做大,缺少长远眼光和大手笔;有的自以为政策时机一阵风过去了,眼下没有见到新的利好消息,因而“持股观潮”“持货惜售”,没有新举措,依然故我,缺乏改革的创新动力;有的违背合作双赢的初衷,只想要对方让利,把自我一方利益凌驾于合作利益之上,甚至不惜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代价,“发挥双方优势”变成了“耗散对方优势”,结果动摇了合作的根基,削减了合作的积极效益,弱化了出版改革的社会共识。跟这些心理状态相联系的,则有如下种种行为表现:
一是合作止于高层。合作的动力、愿望和实际操作,仅仅限于高层,双方员工无由发声,无缘过问。合作行为没有变成或没有最大限度地变成双方员工的共识、共为,也就失去了员工的智慧投入和社会心理支持。少部分员工原本就有独立观察、思考、咨询的愿望和能力,也被置于“无言的结局”,陷于被合作、被边缘化。
二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项目合作的初级阶段。双方很少共同学习沟通,缺乏联合研究新问题,缺乏在原创力研发上的理性认识和创造激情,共同制订新的发展规划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有的合作体由当初的优势互补慢慢变成了互相依赖、互相利用,难免会有朝一日走向各自耗散。
三是合作的战略目标模糊,高度不够。有的依然停留在教辅读物的合作,甚至依然沿袭数量扩张的增量规模,没有及时地转入质量提高、品牌打造、精品共建,错失了战略调整、战略发展的大好时机。没有跟上新改革开放时期质量效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出版集团提出年增量达到100亿、几百亿的宏大目标,措施之一就是要加大和民营公司教辅合作的力度。有的出版单位把民营书商请到出版社,让出办公地址,有的把民营书商的教辅统统接过来,甚至一再追加品种,每年新上教辅达几百、上千、一千多个品种,结果每位编辑每个学期要编几十种、上千万字的教辅读物。这种超负荷、超强度、超时速的来料加工,违背了出版常规,不但无法保证质量,而且造成编校人员的精力、智力消耗,造成身心磨损,严重地挤压了双方的创造空间、时间和创新热情。
下一步该怎么走?笔者提出以下步骤。
首先,我们要认清新形势,明确新目标。
这里的新形势,大的指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形势,具体联系出版,则是与之相联系的教育改革新形势,国家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新形势。1995年,党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长”变成“发展”,一词之异,境界全新。它包含有四个转变:粗放型→集约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量的增长→质的提高;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还包含了三个强调:强调经济增长的平衡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友好性。在这样的大时局、大背景之下,出版就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如果仍沿袭教辅大战,甚至快马加鞭上教辅;搞得精疲力倦,人仰马翻,何来质的提高?何言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我们要建构新模式,扎扎实实推进机制创新。
第一个是思想境界和企业文化的创新。出版是内容产业,是智力资源集中型的领域,无论国有抑或民营,都应该树立共同发展文化力、思想力、影响力的宏大目标,加大创新力度,主攻原创性品牌。现在合作双方在市场经济不确定的格局中,在高增长的压力下,都有强烈的赢利冲动,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把控市场的焦虑。外部冲击和内部挤压造成了双方严重的精神亚健康和心理障碍。所以,突破钢筋水泥丛林的硬性增长,营造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智性的软性人文滋润,是提高思想境界的一个可行的切入口。在企业文化的创新构建中,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的科学认识,对编辑创造力的深度开发,应该放到突出的地位。反观当下某些合作双方把编辑当简单劳动力使唤,用技术主义、工具奴性的思路来约束编辑等人力资源,无疑是舍本逐末,伤根毁业的下下策。因此要确定人才去工具化,消除工具奴性,解放工具惰性,把人力资源置于战略高度。有了这样的境界和文化的企业,合作才有广阔的前景。
第二个是组织机构的创新组建。合作双方应该对彼此的整合要素重新认识,在信任、友好、优化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战略匹配。要摆脱出版方想单纯利用民营方的渠道、市场资源,民营方想简单利用出版社的书号资源和编辑人力,双方共同陷入“短平快”的泥潭。从拓展出版原创力的大目标出发,双方组建原创攻关核心团队,从单一产品发展到多元化多品类精品,从低级产品发展到高端精品。核心团队应该得到合作双方的大力扶持,当务之急,定出原创目标,拨出原创产品的研发基金。有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仅为美国的1/4,而高科技的投入仅为美国的1/8。只有落实了团队、经费、科研目标,原创品种才有可能问世。进而以核心团队带动双方的其他部门和广大员工,形成一心一意抓原创,专心致志育品牌的组织保障和环境支持。
第三个是行为策略和执行力的创新。在主动应对数字化、市场化挑战之时,合作双方的策略思想要摆脱“文化啃老”“精神返祖”的平庸思路,确立以创新品格引领未来的大气魄,保证智慧性资源的有效、连续投入,研究人力、财力、物力、智力、时间机遇、政策环境等诸要素的优化匹配,更要求这诸多要素资源的投入与消耗、激活与再生、持续与长久的最优比和效率最大化。
在执行力方面,一切出版行为都应该朝向原创力的生产。
教辅读物类,要敏锐地捕捉我国教育已从泛泛而论素质教育深化到扎扎实实抓有效教育,课堂教学已经做到有效、实效、高效,所以題海战术之类的编辑思路就应该改弦更张。大众读物类,要提供文化哺育、精神慰藉和心灵安憩。要构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而这一切,又要植根于国人的自尊和他尊。高雅、有益、有趣,就会有读者、有市场、有发展。简单慵懒的媚俗、趋时、拜金,最终只会是丧格自辱和自绝市场。思想文化类读物,更要认识到“中国问题”是探讨人类自身发展的最大智库,是不可取代的,稀缺珍贵的人类智慧资源。抓住中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可以拥有回答人类发展的丰富性、独创性的经验价值,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最大的精神财富和服务全人类的文化情怀,这也是我们出版人的最神圣使命。相比之下,那些组装、拼凑、跟风、抄袭、剽窃的思想懒汉和文化蛀虫,是多么无知、无能,多么可怜又可笑。
讴歌改革新貌,直面改革深层次问题,描绘人情,世风,人心和愿景,出版领域有多少原创性问题等着我们去攻坚。回答了国内外读者最强烈关注的中国当下的创造性问题,就不愁找不到国内外市场的入口和通道。那种只盯住复制教辅读物,虽然眼前有小利,但不为之计长远,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文化自觉精神又从何谈起?出版改革的价值目标又如何实现?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出现了新的态势,国有与民营合作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瓶颈。现在有必要作一番新的梳理,回答一些现实的疑虑。
回首国有与民营合作的历程,这一顺应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大潮的时代产儿,本应茁壮成长,健步如飞。如今细加审视,却仍觉得有些步履蹒跚。从心理状态来看,有的似乎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不必花心思,不想做强做大,缺少长远眼光和大手笔;有的自以为政策时机一阵风过去了,眼下没有见到新的利好消息,因而“持股观潮”“持货惜售”,没有新举措,依然故我,缺乏改革的创新动力;有的违背合作双赢的初衷,只想要对方让利,把自我一方利益凌驾于合作利益之上,甚至不惜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代价,“发挥双方优势”变成了“耗散对方优势”,结果动摇了合作的根基,削减了合作的积极效益,弱化了出版改革的社会共识。跟这些心理状态相联系的,则有如下种种行为表现:
一是合作止于高层。合作的动力、愿望和实际操作,仅仅限于高层,双方员工无由发声,无缘过问。合作行为没有变成或没有最大限度地变成双方员工的共识、共为,也就失去了员工的智慧投入和社会心理支持。少部分员工原本就有独立观察、思考、咨询的愿望和能力,也被置于“无言的结局”,陷于被合作、被边缘化。
二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项目合作的初级阶段。双方很少共同学习沟通,缺乏联合研究新问题,缺乏在原创力研发上的理性认识和创造激情,共同制订新的发展规划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有的合作体由当初的优势互补慢慢变成了互相依赖、互相利用,难免会有朝一日走向各自耗散。
三是合作的战略目标模糊,高度不够。有的依然停留在教辅读物的合作,甚至依然沿袭数量扩张的增量规模,没有及时地转入质量提高、品牌打造、精品共建,错失了战略调整、战略发展的大好时机。没有跟上新改革开放时期质量效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出版集团提出年增量达到100亿、几百亿的宏大目标,措施之一就是要加大和民营公司教辅合作的力度。有的出版单位把民营书商请到出版社,让出办公地址,有的把民营书商的教辅统统接过来,甚至一再追加品种,每年新上教辅达几百、上千、一千多个品种,结果每位编辑每个学期要编几十种、上千万字的教辅读物。这种超负荷、超强度、超时速的来料加工,违背了出版常规,不但无法保证质量,而且造成编校人员的精力、智力消耗,造成身心磨损,严重地挤压了双方的创造空间、时间和创新热情。
下一步该怎么走?笔者提出以下步骤。
首先,我们要认清新形势,明确新目标。
这里的新形势,大的指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形势,具体联系出版,则是与之相联系的教育改革新形势,国家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新形势。1995年,党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长”变成“发展”,一词之异,境界全新。它包含有四个转变:粗放型→集约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量的增长→质的提高;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还包含了三个强调:强调经济增长的平衡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友好性。在这样的大时局、大背景之下,出版就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如果仍沿袭教辅大战,甚至快马加鞭上教辅;搞得精疲力倦,人仰马翻,何来质的提高?何言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我们要建构新模式,扎扎实实推进机制创新。
第一个是思想境界和企业文化的创新。出版是内容产业,是智力资源集中型的领域,无论国有抑或民营,都应该树立共同发展文化力、思想力、影响力的宏大目标,加大创新力度,主攻原创性品牌。现在合作双方在市场经济不确定的格局中,在高增长的压力下,都有强烈的赢利冲动,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把控市场的焦虑。外部冲击和内部挤压造成了双方严重的精神亚健康和心理障碍。所以,突破钢筋水泥丛林的硬性增长,营造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智性的软性人文滋润,是提高思想境界的一个可行的切入口。在企业文化的创新构建中,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的科学认识,对编辑创造力的深度开发,应该放到突出的地位。反观当下某些合作双方把编辑当简单劳动力使唤,用技术主义、工具奴性的思路来约束编辑等人力资源,无疑是舍本逐末,伤根毁业的下下策。因此要确定人才去工具化,消除工具奴性,解放工具惰性,把人力资源置于战略高度。有了这样的境界和文化的企业,合作才有广阔的前景。
第二个是组织机构的创新组建。合作双方应该对彼此的整合要素重新认识,在信任、友好、优化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战略匹配。要摆脱出版方想单纯利用民营方的渠道、市场资源,民营方想简单利用出版社的书号资源和编辑人力,双方共同陷入“短平快”的泥潭。从拓展出版原创力的大目标出发,双方组建原创攻关核心团队,从单一产品发展到多元化多品类精品,从低级产品发展到高端精品。核心团队应该得到合作双方的大力扶持,当务之急,定出原创目标,拨出原创产品的研发基金。有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仅为美国的1/4,而高科技的投入仅为美国的1/8。只有落实了团队、经费、科研目标,原创品种才有可能问世。进而以核心团队带动双方的其他部门和广大员工,形成一心一意抓原创,专心致志育品牌的组织保障和环境支持。
第三个是行为策略和执行力的创新。在主动应对数字化、市场化挑战之时,合作双方的策略思想要摆脱“文化啃老”“精神返祖”的平庸思路,确立以创新品格引领未来的大气魄,保证智慧性资源的有效、连续投入,研究人力、财力、物力、智力、时间机遇、政策环境等诸要素的优化匹配,更要求这诸多要素资源的投入与消耗、激活与再生、持续与长久的最优比和效率最大化。
在执行力方面,一切出版行为都应该朝向原创力的生产。
教辅读物类,要敏锐地捕捉我国教育已从泛泛而论素质教育深化到扎扎实实抓有效教育,课堂教学已经做到有效、实效、高效,所以題海战术之类的编辑思路就应该改弦更张。大众读物类,要提供文化哺育、精神慰藉和心灵安憩。要构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而这一切,又要植根于国人的自尊和他尊。高雅、有益、有趣,就会有读者、有市场、有发展。简单慵懒的媚俗、趋时、拜金,最终只会是丧格自辱和自绝市场。思想文化类读物,更要认识到“中国问题”是探讨人类自身发展的最大智库,是不可取代的,稀缺珍贵的人类智慧资源。抓住中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可以拥有回答人类发展的丰富性、独创性的经验价值,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最大的精神财富和服务全人类的文化情怀,这也是我们出版人的最神圣使命。相比之下,那些组装、拼凑、跟风、抄袭、剽窃的思想懒汉和文化蛀虫,是多么无知、无能,多么可怜又可笑。
讴歌改革新貌,直面改革深层次问题,描绘人情,世风,人心和愿景,出版领域有多少原创性问题等着我们去攻坚。回答了国内外读者最强烈关注的中国当下的创造性问题,就不愁找不到国内外市场的入口和通道。那种只盯住复制教辅读物,虽然眼前有小利,但不为之计长远,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文化自觉精神又从何谈起?出版改革的价值目标又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