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国会两党就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目标达成的广泛共识一直占据着上风，这一目标就是培育充满竞争的市场，控制垄断力量，而不是保护小企业免受大企业的残酷竞争。消费者从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优质的产品中所享有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ஸஸ如果一些高效率的大型企业，甚至是在界限分明的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的企业，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利益，那么两党会一致认为，反托拉斯政策应当对此表示欢迎，而不是找茬。然而，当那些实力强大的大型企业运用其实力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竞争者的时候，反托拉斯政策就应当发挥作用来维系竞争，不仅要维持价格方面的竞争，而且要维持以创新为基础的产品改进方面的竞争。
　　ஸஸ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原则得到了普遍认同，反托拉斯法律和政策基本上涉及的是经济学问题——促进竞争和消费者利益——而不涉及更为宽泛的社会目标，如支持国内企业、保持就业和保护小企业。
　　ஸஸ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克林顿时期的反托拉斯政策比起前任政府来说，变得更加积极。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种积极政策最显著的体现当然是微软反托拉斯案。该案反映了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这一转变部分地阐释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采取的更积极的策略：传统的反托拉斯重视短期竞争，也即价格。与之相比，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反托拉斯更重视以创新为形式的长期竞争。
　　ஸஸ我们认为，更加强调创新可以归因于两个根本因素的共同作用。
　　ஸஸ首先，90年代期间新技术对一系列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能带来产品改进的新技术逐渐被视为竞争的产物。与此同时，以专利、版权和商业秘密等形式存在的知识产权对于那些拥有这些权利的企业来说越来越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因此，反托拉斯机构更多地关注“创新竞争”和知识产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ஸஸ其次，克林顿政府中负责反托拉斯事务的官员们不仅乐于预测企业兼并和各种商业实践的中长期效果，这是在创新领域实施反托拉斯法律的一个必备要素，而且相信他们能够纠正创新领域的市场失灵。
　　ஸஸ在克林顿时期，反托拉斯政策的实施范围更具国际性，这既有其必要性，也是克林顿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我们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托拉斯执法机构间的跨国合作和互动，极有可能还包括分歧，会进一步增强。
　　ஸஸ展望未来，实施反托拉斯政策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适应不断加快的技术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产权作用的扩大。
　　ஸஸ一方面，技术革新通过加快侵蚀支配性企业所掌握的市场力量，可以减小对迅速的反托拉斯行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专利和版权可以作为阻碍市场进入的重要手段。我们预计，执行机构和法院将会继续在知识产权的使用和滥用方面探究反托拉斯的限制。
　　ஸஸ一些高科技市场存在的“网络效应”，主要是由技术兼容性导致的需求方经济，使得在一个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构建反托拉斯政策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网络效应和知识产权的结合使得企业即使在技术飞速革新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持久的市场力量。一个利用网络外部效应——这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手段——而取得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凭借其掌握的已被牢牢锁定于使用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众多顾客来阻止新竞争者和新技术的挑战。因此，在高科技市场中，新竞争者面临的进入壁垒可能相当高。
　　ஸ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反托拉斯审查，以确保支配性企业不滥用其优势地位。然而，使反垄断措施复杂化的司法程序——即便可以进行诉前请求的快速处理以及加速调查和审理——常常比市场的不断发展慢半拍。微软反托拉斯案突出地表明，如何解决“技术时间”和“司法时间”之间的脱节问题，似乎是将来实施反托拉斯政策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