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环保部“暂未发现地下排污，调查仍在深入开展”的表态，潍坊地下水排污事件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水污染焦虑、水资源保护吁求，显然仍在持续发酵。
　　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已进入了一个环保问题上的敏感期，这很中肯。由于生态对经济发展的容纳能力已逼近底线，环保问题已经由一个抽象的大命题变得具象化，环保意识也由集体理性变为个人理性。中国普通百姓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每一处环境污染都关系着他们咽下的每一粒米，喝下的每一滴水。一个向地下水排污的微博爆料能激起如此大的舆论高压，背后原因正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固然不是零和博弈，但双赢的结果仍只是偶然现象。在大多数时候，这二者之间是明显的互相消长的关系。几乎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一个关键的环保转型期——在此时期之前，环境价值被经济发展压抑、踩踏；在此之后，环保重夺优势，发展的核心价值发生置换，人文内涵被再次凸显和强调。
　　比如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驶入高速公路，到了七十年代初，产业公害开始集中爆发。河流被大面积污染，鱼类无法生存；城市空气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污染，化学烟雾现象频繁发生，更出现了水俣病这样在环保史上有一号的公害疾病。十年间，日本民间环保运动蜂拥而起、反污染的舆论水涨船高，最终造就了系统化的环保立法和强势的环保执法。
　　几十年前就有明白人提醒中国，不要落入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逻辑。但青春期的孩子即使明知老人说得有道理，也不会少走一点弯路。现在的中国社会，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个环保转型期。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环境破坏惨烈且直接酿成了天灾人祸。与之相应，环境保护也采取了激烈的、大代价的方式。宁波px事件，江苏启东的排污入海事件，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事件，都是以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旧有法治环保框架孱弱的情况下，在GDP思路捆绑政府决策的情况下，环保运动必须由民间发起并且野蛮地（相对法治）杀出一条路来，这几乎是处于环保转型期的国家不可避免的情况。
　　潍坊地下水排污事件只是这个时期的样本之一。官方其实不必揪住“向下排污一千米”的数据说事儿，“成本太高”也平息不了人们真正的焦虑。在环保上，民众已经见识过太多指东打西、丢卒保车、避重就轻的周旋和敷衍，在癌症村地图面前，在肉眼可见的劣质地下水面前，这些细节上的纠缠如同讽刺。敏感的环保转型期里，每一个区域问题、每一个单独的爆料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揭盖子”，如不进行整体性的、剥皮换血般的环境整治，哪里都是宁波，何处都离启东不远。
　　没人乐见这样大代价的解决方式。但若要避免这种趋势，唯一可选的道路就是在GDP狂躁面前迅速悬崖勒马，彻底优化发展思路。“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因“不听老人言”而吃亏，在环保治理方面，难道还要走老路、蹈覆辙才罢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