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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又称保钓爱国运动，即保卫钓鱼列岛爱国运动，始于1970年，是指针对日本在美国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恣意侵占我钓鱼列岛，海峡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等民间力量自主发起的一系列爱国护岛运动。其活动包括游行示威和登船出海到钓鱼岛海域等方式。
那些参与这场运动的精英们如今安在？运动结束后，他们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回到中国效力
“保钓”运动渐入低谷后，海外留学生们渐渐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才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根本保障。而许多“保钓”学生纷纷转向于促进两岸统一的运动中去。
新中国成为他们在对台湾当局极度失望后所有理想的寄托之地。这期间，包括杨振宁、何炳棣在内的旅美著名学者的竞相访华，带回来的都是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中的祖国的形象。
虽然其时的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尚未平息，经济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但“保钓”学子们还是朝着圣地涌去，形成解放后新中国第一拨留美台湾学生回国潮。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盛中是“保钓”运动后最早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之一。他个人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1年9月21日，因为参与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游行示威，并被安排高举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最后感叹号正好在他手中。等及第二天新闻报道出来，林盛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感叹号的照片成为众多媒体的压题照片。
1980年始，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祖国对于海外学子的呼唤日益炽热。当年，与李椿萱一起先后回国的有100多人，苏纪兰也在其列。他们与张信刚同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或读书，均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在“保钓”运动之后，都将人生的规划寄托在回国报效的身上。
如今，李椿萱，将流体力学用于航天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纪兰，将其用于海洋研究，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张信刚，则将专业用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成为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
“1972年，我和两位旅美同胞，向周总理建言，希望在全国人大设立台湾省观察团，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还不敢提代表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1973年中共十大上，第一次有中共台湾省代表团，并且中央委员中居然有了两个台湾籍人士，1975年，人大终于设立台湾代表团，第一批13人沿用至今。”林盛中一度是全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杨思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务实报国的实践
那些留在国外的“保钓”精英们如今安在？
除去早期回国的少数留学生外，大部分“保钓”精英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这中间又有一部分应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契机，入联合国工作，放弃学业而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更多的人则重回书斋，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环境，矢志专业，终有所成。
“70年代，我回国访问，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变化，让我深切地知道中国的需要，我朋友回国再出国的遭遇也提醒我，当时什么样的途径是报国的最好方式。”丘成桐说。
1971年，杨振宁访问大陆成功后，又多次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每次回来他几乎都要到清华园去看看，因为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1977年，杨振宁与何炳棣一起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在团结在美华侨爱国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是为协会成绩的顶峰。
2001年，杨振宁和夫人约定回国定居。但是由于夫人的身体不好，归期被一再推迟。一直到2003年夫人离开了人世，在国外生活了59年的杨振宁才得以真正叶落归根。
吴家玮教授亦如是，1983年他成为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期间推动了中国最早一批学者赴美访问研究的项目，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义务做中国代表团的随行顾问，帮着处理对外事务。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学初创，他抱着报国的热情毫不犹豫地回到香港，并延聘了大批“保钓”健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复活了他们的报国热情和赤子之心。”
显然，对于吴家玮及其同事们来说，当年在“保钓”运动中焕发的民族认同热情，已经成为后来他们将一起开创一所大学的巨大动力。
1973年，沈君山辞去在美国普渡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到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人生的路向就此改变。
假如没有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没有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些思想变换，沈君山这位四十出头，在美国无论是家庭、事业都已经安营扎寨的天体物理学家，或许不会离开已经生活了16年的美国。
从美国“连根拔起”，对沈君山的改变如此之大，只身返台后，他的妻女都留在美国，不几年妻子则改嫁他人。1989年他才再次结婚、重组家庭。
“我是在钓运的后期才正式参与的。那时候，杨振宁、王浩、何柄棣等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在美国大多已经功成名就，杨先生更是诺奖得主。他们在情感上倾向认同中国（大陆），杨先生生在大陆，很有爱国感情，乡土感情很重，这也是他当时‘中国最好’心理优先的原因。”
沈先生坦陈，“在‘保钓’中，我并不是一个核心，而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被遗忘的奉献者
“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昔日的“保钓”健将夏沛然如是总结。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的他，1972年放弃所学，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视为“报国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他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现任德州第一银行执行副总裁的刘虚心女士，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赤色分子，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绝了十余年，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
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为伴侣，三十年了，激情依旧，“保钓”几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业之外的第二份事业，散尽钱财，耗尽心力。
而因为参与“保钓”运动，58岁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弃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领域。如今，林孝信为“保钓”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走。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进行社区普及教育，培养真正是市民社会。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台湾的城市角落实践着。但他的许多朋友至今都在为林孝信惋惜，“因为‘保钓’，中国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
还有一些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台湾，隐于渔民桑梓，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寒暑经年。
刘佩琼教授坦言“保钓”运动的反思。他说，经历了“保钓”运动的起起伏伏后，我学会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宽容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再会过喜过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没有偏激和不屑，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那么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无不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夏沛然说。
那些参与这场运动的精英们如今安在？运动结束后，他们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回到中国效力
“保钓”运动渐入低谷后，海外留学生们渐渐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才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根本保障。而许多“保钓”学生纷纷转向于促进两岸统一的运动中去。
新中国成为他们在对台湾当局极度失望后所有理想的寄托之地。这期间，包括杨振宁、何炳棣在内的旅美著名学者的竞相访华，带回来的都是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中的祖国的形象。
虽然其时的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尚未平息，经济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但“保钓”学子们还是朝着圣地涌去，形成解放后新中国第一拨留美台湾学生回国潮。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盛中是“保钓”运动后最早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之一。他个人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1年9月21日，因为参与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游行示威，并被安排高举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最后感叹号正好在他手中。等及第二天新闻报道出来，林盛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感叹号的照片成为众多媒体的压题照片。
1980年始，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祖国对于海外学子的呼唤日益炽热。当年，与李椿萱一起先后回国的有100多人，苏纪兰也在其列。他们与张信刚同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或读书，均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在“保钓”运动之后，都将人生的规划寄托在回国报效的身上。
如今，李椿萱，将流体力学用于航天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纪兰，将其用于海洋研究，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张信刚，则将专业用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成为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
“1972年，我和两位旅美同胞，向周总理建言，希望在全国人大设立台湾省观察团，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还不敢提代表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1973年中共十大上，第一次有中共台湾省代表团，并且中央委员中居然有了两个台湾籍人士，1975年，人大终于设立台湾代表团，第一批13人沿用至今。”林盛中一度是全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杨思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务实报国的实践
那些留在国外的“保钓”精英们如今安在？
除去早期回国的少数留学生外，大部分“保钓”精英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这中间又有一部分应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契机，入联合国工作，放弃学业而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更多的人则重回书斋，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环境，矢志专业，终有所成。
“70年代，我回国访问，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变化，让我深切地知道中国的需要，我朋友回国再出国的遭遇也提醒我，当时什么样的途径是报国的最好方式。”丘成桐说。
1971年，杨振宁访问大陆成功后，又多次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每次回来他几乎都要到清华园去看看，因为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1977年，杨振宁与何炳棣一起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在团结在美华侨爱国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是为协会成绩的顶峰。
2001年，杨振宁和夫人约定回国定居。但是由于夫人的身体不好，归期被一再推迟。一直到2003年夫人离开了人世，在国外生活了59年的杨振宁才得以真正叶落归根。
吴家玮教授亦如是，1983年他成为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期间推动了中国最早一批学者赴美访问研究的项目，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义务做中国代表团的随行顾问，帮着处理对外事务。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学初创，他抱着报国的热情毫不犹豫地回到香港，并延聘了大批“保钓”健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复活了他们的报国热情和赤子之心。”
显然，对于吴家玮及其同事们来说，当年在“保钓”运动中焕发的民族认同热情，已经成为后来他们将一起开创一所大学的巨大动力。
1973年，沈君山辞去在美国普渡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到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人生的路向就此改变。
假如没有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没有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些思想变换，沈君山这位四十出头，在美国无论是家庭、事业都已经安营扎寨的天体物理学家，或许不会离开已经生活了16年的美国。
从美国“连根拔起”，对沈君山的改变如此之大，只身返台后，他的妻女都留在美国，不几年妻子则改嫁他人。1989年他才再次结婚、重组家庭。
“我是在钓运的后期才正式参与的。那时候，杨振宁、王浩、何柄棣等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在美国大多已经功成名就，杨先生更是诺奖得主。他们在情感上倾向认同中国（大陆），杨先生生在大陆，很有爱国感情，乡土感情很重，这也是他当时‘中国最好’心理优先的原因。”
沈先生坦陈，“在‘保钓’中，我并不是一个核心，而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被遗忘的奉献者
“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昔日的“保钓”健将夏沛然如是总结。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的他，1972年放弃所学，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视为“报国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他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现任德州第一银行执行副总裁的刘虚心女士，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赤色分子，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绝了十余年，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
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为伴侣，三十年了，激情依旧，“保钓”几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业之外的第二份事业，散尽钱财，耗尽心力。
而因为参与“保钓”运动，58岁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弃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领域。如今，林孝信为“保钓”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走。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进行社区普及教育，培养真正是市民社会。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台湾的城市角落实践着。但他的许多朋友至今都在为林孝信惋惜，“因为‘保钓’，中国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
还有一些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台湾，隐于渔民桑梓，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寒暑经年。
刘佩琼教授坦言“保钓”运动的反思。他说，经历了“保钓”运动的起起伏伏后，我学会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宽容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再会过喜过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没有偏激和不屑，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那么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无不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夏沛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