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辉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作为思想传统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则是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根据西方哲学模式建构起来的。换个角度，如果将哲学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艺术”，那么应当肯定，中国文化中有着长远而丰富的哲学传统。高瑞泉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视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内在向度，并从社会存在、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等层面，分别以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为例，观察了中国哲学如何在现代性之“动力”特性下驱动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向。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