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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了刘少奇一家在1960年所摄的全家福合影，左边第一人为长子刘允斌。这让我想起57年前我与刘允斌会面、交谈的往事，谨作追记，以悼念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身亡的共和国英才、我国第一批核化学专家。
刘少奇全家合影（左一刘允斌）
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为了给156项大型重点工程配备合格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由各主管工业部门遴选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科技人员到苏联对口的企事业单位进修、培训。笔者有幸被国家化学工业部选派到苏联有名的化工城高尔基州捷尔任斯基市的全苏氮素工业设计研究院的捷尔任斯基市分院学习。1956年四五月间，我在该市巧遇刘允斌，几天内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交谈。他开朗、善谈，很主动地讲述了自己的许多往事，使我得知了他的不少情况。
刘允斌当时约30岁，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刚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后，到苏联一些大型化工企业（主要是国防化工企业）参观考察。来到了捷尔任斯基市，重点考察了我所学习的那个具有军工性质的产品。他参观时我未碰见，但接待刘允斌的恰好是指导我学习的工程师列比林先生，他热心地告知刘允斌，有中国青年在此，并告诉了我所住的宿舍号。由于这个化工城并不大，并且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在加里宁化工厂学习的同志两个中国人常驻于此（该同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化工系统调往核工业系统，80年代曾任四川省核工业局局长），刘允斌很快找到了我们。当时，刘允斌住在市立旅馆，我们刚到时也曾住在那里。后为工作方便，改住在了工厂的招待所。2007年我重访俄罗斯时，专门再去捷尔任斯基市，此房屋仍在。那位列比林先生是位诚意为我们牵线的热心人，在刘允斌与我们见面后第二天，列比林专门问我，你同那位从莫斯科来的副博士同胞见面了吗？并说刘允斌的俄语棒极了，等等。
在与刘允斌的两次长谈中，他着重讲了自己的过去：由于父母都投身革命，故幼年少年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湖南老家，常年赤足，饥寒交迫，为人家放牛。辛酸时只能在牛背上按当地民歌调子唱诉内心的怨愤。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党组织找到了他，才将他接往延安，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1939年，刘允斌来到苏联，在苏成长、上学。由于一切事务都不通过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驻苏使馆，同时为了保密，他们都改用了俄文名字并取得了苏联国籍，并且不得在社会活动中公开自己的身份。卫国战争中当然生活相当艰苦，战争胜利后他升入大学，加入了苏共。大学毕业后，于1951年前后回到中国，恢复了中国国籍，并把苏共党员身份转成了中共党员。但由于国家需要，又再次被派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放射化学这门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当时，他在苏联已经结婚生子，夫人为苏联人，是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小夫妻与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全苏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曾讲了岳父的姓名，但我已忘记）。按苏联的政策规定，其岳父的正常待遇本身已很高，再加上作为通讯院士，常常外出做学术报告，参加评审、答辩会等，这些活动还都另有报酬，因此生活很优裕，但他仍立志要回中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刘允斌长期生活在苏联，所以对一些不常用的中国词汇，已不熟悉，如对工厂中生产产品的“车间”就讲不出来，想了一阵才讲出“作坊”二字，对专业词汇的中文译名就更不知道了。
前已提及，刘允斌较善谈，年长我八九岁，是国家领导人之子，又是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而我们只是工厂中一般的技术员，所以基本上都是他讲，我们听。只有当他问起国内的情况时，才作些简要回答。除交谈之外，既没有互相请吃饭（那时无此风气），也未互留长久通讯地址。数天后，他离开捷市，此后，就再无联系。但通过接触交谈，当时就明显地感觉到刘允斌的以下品德：
1.热爱祖国。在苏联的大学和研究生两次毕业后，都坚持要回国服务。
2.亲民气息，不摆架子。愿意与一般平民交流，而且主动找到我们小青年的住处，敞开心扉地谈及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3.关心国内发展。他真心向我们了解国内的发展和建设情况。
回国后，我在太原化工厂工作时常去化工部参加军工方面的会议，在1960年前后，听说刘允斌已回国在核工业系统工作，为此离了婚。“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小报上看到他在包头被迫卧轨含冤而亡的消息，深感悲哀，内心希望这仅是谣传。“文化大革命”后从核工业部的朋友处得知此事属实，惋惜不已。我并不了解刘允斌对我国核工业发展所作贡献的具体情况，而且本文的主旨也并非在此。不过，可以略提一点。正好我手头有本友人所赠、由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600多页，内容丰富。从索引中看到，提及刘允斌业绩与贡献的记述有4处，稍少于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家如邓稼先（8处）、郭永怀（7处）、周光召（7处）等人，但多于好些其他的著名专家。可见他对我国核工业建设贡献很大。可惜他受迫害致死，使一名正在成长发展中的核化学英才（刚40多岁）过早地凋零而去，实是一大损失。哀哉！
逝者已矣，愿刘允斌同志安息！
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为了给156项大型重点工程配备合格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由各主管工业部门遴选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科技人员到苏联对口的企事业单位进修、培训。笔者有幸被国家化学工业部选派到苏联有名的化工城高尔基州捷尔任斯基市的全苏氮素工业设计研究院的捷尔任斯基市分院学习。1956年四五月间，我在该市巧遇刘允斌，几天内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交谈。他开朗、善谈，很主动地讲述了自己的许多往事，使我得知了他的不少情况。
刘允斌当时约30岁，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刚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后，到苏联一些大型化工企业（主要是国防化工企业）参观考察。来到了捷尔任斯基市，重点考察了我所学习的那个具有军工性质的产品。他参观时我未碰见，但接待刘允斌的恰好是指导我学习的工程师列比林先生，他热心地告知刘允斌，有中国青年在此，并告诉了我所住的宿舍号。由于这个化工城并不大，并且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在加里宁化工厂学习的同志两个中国人常驻于此（该同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化工系统调往核工业系统，80年代曾任四川省核工业局局长），刘允斌很快找到了我们。当时，刘允斌住在市立旅馆，我们刚到时也曾住在那里。后为工作方便，改住在了工厂的招待所。2007年我重访俄罗斯时，专门再去捷尔任斯基市，此房屋仍在。那位列比林先生是位诚意为我们牵线的热心人，在刘允斌与我们见面后第二天，列比林专门问我，你同那位从莫斯科来的副博士同胞见面了吗？并说刘允斌的俄语棒极了，等等。
在与刘允斌的两次长谈中，他着重讲了自己的过去：由于父母都投身革命，故幼年少年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湖南老家，常年赤足，饥寒交迫，为人家放牛。辛酸时只能在牛背上按当地民歌调子唱诉内心的怨愤。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党组织找到了他，才将他接往延安，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1939年，刘允斌来到苏联，在苏成长、上学。由于一切事务都不通过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驻苏使馆，同时为了保密，他们都改用了俄文名字并取得了苏联国籍，并且不得在社会活动中公开自己的身份。卫国战争中当然生活相当艰苦，战争胜利后他升入大学，加入了苏共。大学毕业后，于1951年前后回到中国，恢复了中国国籍，并把苏共党员身份转成了中共党员。但由于国家需要，又再次被派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放射化学这门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当时，他在苏联已经结婚生子，夫人为苏联人，是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小夫妻与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全苏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曾讲了岳父的姓名，但我已忘记）。按苏联的政策规定，其岳父的正常待遇本身已很高，再加上作为通讯院士，常常外出做学术报告，参加评审、答辩会等，这些活动还都另有报酬，因此生活很优裕，但他仍立志要回中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刘允斌长期生活在苏联，所以对一些不常用的中国词汇，已不熟悉，如对工厂中生产产品的“车间”就讲不出来，想了一阵才讲出“作坊”二字，对专业词汇的中文译名就更不知道了。
前已提及，刘允斌较善谈，年长我八九岁，是国家领导人之子，又是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而我们只是工厂中一般的技术员，所以基本上都是他讲，我们听。只有当他问起国内的情况时，才作些简要回答。除交谈之外，既没有互相请吃饭（那时无此风气），也未互留长久通讯地址。数天后，他离开捷市，此后，就再无联系。但通过接触交谈，当时就明显地感觉到刘允斌的以下品德：
1.热爱祖国。在苏联的大学和研究生两次毕业后，都坚持要回国服务。
2.亲民气息，不摆架子。愿意与一般平民交流，而且主动找到我们小青年的住处，敞开心扉地谈及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3.关心国内发展。他真心向我们了解国内的发展和建设情况。
回国后，我在太原化工厂工作时常去化工部参加军工方面的会议，在1960年前后，听说刘允斌已回国在核工业系统工作，为此离了婚。“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小报上看到他在包头被迫卧轨含冤而亡的消息，深感悲哀，内心希望这仅是谣传。“文化大革命”后从核工业部的朋友处得知此事属实，惋惜不已。我并不了解刘允斌对我国核工业发展所作贡献的具体情况，而且本文的主旨也并非在此。不过，可以略提一点。正好我手头有本友人所赠、由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600多页，内容丰富。从索引中看到，提及刘允斌业绩与贡献的记述有4处，稍少于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的科学家如邓稼先（8处）、郭永怀（7处）、周光召（7处）等人，但多于好些其他的著名专家。可见他对我国核工业建设贡献很大。可惜他受迫害致死，使一名正在成长发展中的核化学英才（刚40多岁）过早地凋零而去，实是一大损失。哀哉！
逝者已矣，愿刘允斌同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