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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身处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其立场态度不尽相同,但面对外来文化时,他们大多自觉采取了所谓的“分岔策略”,即将“西方”分为“都市西方”和“殖民西方”两维区别对待。在这种二分里,都市西方被优先考虑为需要仿效的对象,但同时也就削弱了原本应该受到批判的殖民西方。通过这种两分,知识分子可以倾向西化(及日本化),但却不会被看成是卖国贼,由此变成民族主义者/卖国贼之外的第三种人。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史书美著,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无论在海外汉学界,还是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都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美国的夏志清、李欧梵,大陆的杨义、解志熙等等,都曾对此论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做过探讨。在这些著作中,“迄今为止对中国现代主义所做的最为彻底的研究”(刘禾语)当属洛杉矶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和美国亚裔研究中心合聘教授史书美的代表作《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就其研究范围来说,本书主要考察了从1917年五四时期至1937抗战爆发这段时期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主要是小说家),特别是将从前被忽视的作家(比如滕固、陶晶孙)和作家群(比如京派作家)纳入了视野。当然仅仅是查漏补缺,还远远不能说明这是本高明的著作。在笔者看来,该书更难能可贵、也是更重要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驳杂但却扎实、厚重而又灵活的理论探讨上。通观全书,作者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相关的西方理论体系,而且对这些理论更时刻保持着警觉和反思,充分考虑到了文本语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在书中几乎见不到如今常见的那种为了套用理论而拿文本去削足适履的做法。颇具原创价值的是,作者甚至根据文本语境发明出若干适合本书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范畴,审慎而富有弹性。
一
作为加州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学理论出身的史书美曾经深受后结构理论的影响。而后结构理论所强调的“语境化”分析方式,恰是作者用来贯穿本书写作的重要方法论。她开篇就引用了雷蒙•威廉斯在《现代主义政治》中的说法——文学分析必须牢牢地扎根于历史语境的形态分析。也正是这种对历史语境复杂性的关注,促使史书美十分留意于检审与反思西方理论在诠释中国文本时的有效性。
“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联,因此,史书美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关注首先便建基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反思之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话语(主要通过新批评派批评家和诸如保罗•德曼这样的新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家们的努力)习惯将现代主义视作一个与历史毫不相干的具有自主性的文本实体。史书美在绪论起就借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和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驳,指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话语背后所隐匿的殖民主义根源。
当然,运用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现代主义话语进行反思,还只是史书美理论反思的第一步。正如史书美在一篇访谈中提到的那样,她觉得后殖民理论“很有启发”,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又觉得很不好用”。〔1〕事实上,史书美对后殖民理论的反思才更是本书的出彩之处。在她看来,萨义德虽在揭示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方面居功至伟,但他所概括的理论旅行四阶段的线性模式却很成问题,尤其是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主义的案例。比如,就萨义德架构的第一阶段——“出发的原点”来说,史书美认为,萨义德其实正好附和了他所反对的西方现代主义神话所建构的从西方到非西方的单向移动过程,忽略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相互滋养的复杂关系。
史书美举例道,胡适的“八不主义”部分地取自美国意象派宣言,但后者其实又受到了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的影响;施蛰存的“意象诗”则是在中国古诗和意象派诗歌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蒙太奇技巧”建立在爱森斯坦所发明的电影技巧的基础之上,但后者又部分地是从中国京剧和中国文字那里获得的启发。由上述这些中西现代性相互影响的案例可见,现代主义的原点其实是多元的,并不似萨义德所说的那样单一。再比如,就萨义德理论旅行第四阶段——“已经被吸纳和接受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空中的新位置所改变”来说,史书美认为,萨义德虽然看到了第三世界的主动性,但却没有一如既往地将这种改变放到西方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来考量。
在反思萨义德理论的基础上,史书美进而对与此相关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陈小眉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概念〔2〕也提出了反思。她指出,陈小眉所谓“中国主体对西方文化主动挪用”的说法固然不错,但如果切实地考察过现代中国语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西方主义绝对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东方主义,因为中国的西方主义不但从未去争夺过全球性的话语霸权,而且也从未涉及任何形式对西方的政治统治,相反倒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西方东方主义单线发展的旅行叙述。史书美强调,中国现代主义者尽管有主动性但却是有限的。
本书的另一大理论贡献即是将日本一维纳入了对中国现代主义的思考。作者指出,研究非西方现代主义时常用的“非西方反抗西方”的二元模式(即“中国/西方”、“东方/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语境,因为,除了中西两极,日本也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显复杂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一方面是学习西方的榜样和捷径,另一方面又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力量中的一支;对于日本而言,他们一方面想确立自己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而努力撇清与中国在传统上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借助这种文化血缘来取得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是在中国、日本和欧美的三角关系中完成的。如果忽略日本一维去阐述现代主义的形成,就是对历史语境的简化。
通过上述反思,西方理论体系之于中国语境的解释有限性已经非常明显,那么,史书美在文本分析和理论反思基础上自己建构起的理论框架又是怎样的呢?她起用了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核心词语——“半殖民主义”来统领全书。当然,她对这个词汇的诠释显然比一般话语中的“半殖民”(即“半封建半殖民”中“半殖民”)要深刻复杂许多。史书美指出,与那些被正式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中国从未被整体地殖民过,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殖民政府,在语言上也保持着完整性;中国面对的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后者对中国进行着多元和多层的占领,列强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竞争。史书美借用“庶民研究”的创始人古哈(Ranjit Guha)的术语来进一步描述中国半殖民主义在“无霸权的统治”和“无统治的霸权”两极之间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当半殖民地性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获得支配地位之时,其文化霸权却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天衣无缝的和彻底的霸权,而占领的不完全性通常又为中国人的文化生产和批评留下了可能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半殖民地性与来自世界中心大都会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紧密相连,因此就有可能使欧美文化取得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的霸权地位,同时在文化上被殖民的本土文化精英也同样地支持这种霸权。”(《现代的诱惑》,中译本第309页)
在这个意义上,史书美所谓“半殖民主义”的范畴已经不仅仅属于政治结构层面,更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范畴。后者突出强调的是中国殖民结构的多元性、多层次性、集中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中国没有出现如印度那样的具有一贯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反殖民话语,也没有出现由不同阵营知识分子所结成的反殖民同盟,由此也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态度的多元化局面。而该书对于每一作家群(作家)的具体案例分析,都是对其中一元的展开。
多元强调的是特殊性,比较利于具体文本分析的展开,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仍需要一些通用的切入口。史书美颇为睿智地总结出了“分岔策略”(bifurcation Strategy)来统领全书。具体来说,尽管对于身处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其立场态度不尽相同,但面对外来文化时,他们大多自觉采取了所谓的“分岔策略”,即将“西方”分为都市西方(metropolitan west)和殖民西方(colonial west)两维区别对待(这种策略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中)。在这种二分里,都市西方被优先考虑为需要仿效的对象,但同时也就削弱了原本应该受到批判的殖民西方。通过这种两分,知识分子可以倾向西化(及日本化),但却不会被看成是卖国贼,由此变成民族主义者/卖国贼之外的第三种人。史书美指出,这种通过启蒙话语来遮蔽殖民现实的分岔策略正体现了半殖民文化政治的地域性特征。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分岔策略在文本分析中不时出现且颇为好用,虽然不同语境下策略实施的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印证了这一范畴的有效性。
二
史书美用来贯穿全书的理论范畴大致如上所述。接下来的问题是,她到底是如何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作家作品分析)中进行运用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些具体操演。
前面说过,半殖民主义的复杂语境导致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时,根据各自不同时间和空间语境,做出了多元化的反应。根据这些反应,史书美将现代主义作家大致分成了三类:“渴望现代”的五四作家,“反思现代”的京派作家,以及“炫耀现代”的海派作家。而这三个作家群又正好代表了三种与西方(还有日本)现代主义进行协商的方式:五四一代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中西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而新感觉派则将西方资本主义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
我们先来看史书美对第一类作家、也就是被她命名为“渴望现代”的五四一代作家的分析。她指出,这代作家主体性的共通点就在于赞成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线性时间观。他们将传统视之为古老和过时之物而予以彻底地否弃,又将西方现代性当成了历史发展的顶点和目标,赶上西方是他们为自身和国家设立的目标。由此,为了达成社会进步的目标,他们在受到来自殖民西方(日本)的伤害时仍能够无条件地拥抱都市西方(日本)。与此同时,在接受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时,即便其中的有些思想原本与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并不那么兼容,他们也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诠释策略来使其符合社会进步的大叙事。比如,鲁迅通过一种对人文主义的特殊理解将尼采“超人”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合理化(只有人体获得改善,集体和社会才曾取得进步),人为地将精英主义与以集体为目标的启蒙事业两相兼容。再比如,方珣用进化的线性轨迹来改写了原本反对科学进步之理性主义范式的柏格森思想,以使“直觉”概念能够服务于集体进步的事业。
史书美在“渴望现代”作家群中所选的三个个案分别是鲁迅、郭沫若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颓废主义作家。她逐个地剖析了这类“渴望现代”的作家是如何将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和技巧与自己所信奉的线性时间观融合在一起的。在分析鲁迅时,作者指出,无论是散文创作还是小说创作,鲁迅在实验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之时,都须臾不忘一次次地将进化论、尼采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加以整合,以使其文学技巧的实验主义最终能为进化论和社会进步服务。在考察郭沫若的创作时,史书美匠心独运地选取了郭沫若以往为国内学界所忽视的心理批评小说和批评散文作为分析对象,指出虽然精神批评学说由于关注“潜意识”和“过去”因而与五四明显不能兼容,但郭沫若却通过一种忽略了等级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超国家”概念),赋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普遍有效性,并通过将精神分析学说视为声讨封建道德之科学工具的诠释,将前者成功地融进了进化论的大叙事。在讨论郁达夫等人的颓废主义创作时,史书美认为,这些作家的颓废主义并不像其西方鼻祖那样批判各种形式的现代性,相反他所批评的正是阻碍了现代性的传统道德和国家落后。换句话说,他们对颓废主义文学技巧的挪用通常都隐喻着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话题。
史书美分析的第二群人,即是“反思现代”的京派作家,还有与他们鼻息相通的一群同样“反思现代”的新传统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了朱光潜、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学衡》诸君,以及游历欧洲归来的后期梁启超等等。也许有人会问,这群人以往大多被视作为回归传统的代表人物,史书美为何将他们也放在了现代主义的战壕里呢?史书美解释道,由于这群知识分子大多有过在欧美留学或者居处的亲身经历,并且大多对一战后西方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弊端有着真切地认识,因此,他们对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五四话语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做出了反思。与五四一代不同,他们在西方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现代性解药的努力中重又反观到自身文化的价值,于是,他们用多线和多向的历史代替了进化的单线历史观,重拾起中国传统,承认了中国传统作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特殊性文化的合法性,肯定了中国和西方拥有的同等发言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到了某种主体间性,并希望以此将中西文化系统地整合起来。当然,乐于反思的史书美也指出了这种主动性背后的暧昧性——这些京派知识分子虽然肯定传统,但却仍然是现代性全身心的拥护者,尽管他们拥护的是一种“批判的现代性”。她提醒读者:“虽然他们宣扬一种全球视角,但却是以西方对中国文化终将加入全球的认可为前提的,而这种认可与东方学一脉相承。”(《现代的诱惑》,中译本第177页)实际上,与五四一代和海派一样,京派思想家作家也对都市西方文化和殖民西方文化予以了区别对待,遵循着所谓的“分岔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书美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过去研究中“京派本土/海派西方”的两分倾向,其实京派并不排外,对于西方现代性,他们尽管持有批判态度,但却从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当然,值得庆幸的是,恰是丰富的西方知识帮助他们重又反观到了本土传统的价值。
这部分拿来作案例分析的三位作家都是被主流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家——废名、林徽因和凌叔华。其中废名一章是史书美最为得意的案例分析之一。其标题“用毛笔书写英文”极为传神地表达了本章的主旨——互动影响美学。史书美注意到,以中国传统叙事方式写作的、作为传统主义者的废名,其实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如波德莱尔)和小说(如福楼拜),英国戏剧(如莎士比亚)和写实主义小说(如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哈代)等等西方文学的拥趸。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与中国传统写作技巧存在着相通之处,废名对中国传统写作技巧的发现恰是在阅读了西方文学作品之后。作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的废名曾经毫不含糊地宣布:“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的作文的技巧,也是从西方文学得到训练而回头懂得民族形式的”。与此同时,史书美也注意到了这种反观的另一面。她补充道,废名对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实践同样也受到了他特定的中国诗学语言修养(如名词并置等等)的影响。于是,史书美以“互动影响的美学”(Aesthetics of Mutual Mediation)来命名了这种中西相互促发的机制。
如果说废名的例子还只是讨论了京派对传统的重新诠释,那么,林徽因和凌叔华的案例则将“性别重构”的维度引入本书。凭借着女性学者的敏感,史书美为读者阐述了京派女性写作的复杂机制。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京派女性写作的尴尬:就塑造传统主义话语的跨文化和跨国立场来说,两位女作家都是典型的京派成员,但两位女作家的性别化叙述则因为与五四女性解放呼声一脉相承而没能全盘否定五四立场,于是也就使她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传统主义者内部的一种反对之声,从而将自己与对五四予以彻底攻击的男性新传统主义者区分了开来;同时,凌淑华和伍尔夫之间的文学交往(前者完全听从后者东方主义式的写作指导)则在反对第三世界父权的同时,又遗憾地与西方的东方主义结成了某种共谋关系。
上述对京派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把这派作家的主动性和有限性都剖析得令人信服,可以算得上是本书最为华彩的部分之一。这一人群的做法,在现代性危机日深和传统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日,尤其值得我们深思。而史书美的分析,相信会成为未来相关探讨所绕不过去的借鉴资源。
三
如果说,京派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由于隐而不显因此以往少被阐发,那么,本书最后谈及的上海新感觉派,则因为身上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特征早已成了所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必谈案例。那么,对此老生常谈,史书美是否能道出几分新意呢?她并没有像大多数研究那样将新感觉派美学特征的形成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是从半殖民主义的整体语境出发,探讨了上海复杂的文化政治关系。她首先指出上海华洋杂处、多种权力博弈的特殊城市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上海的民族主义,从而催生了一种拥抱城市物质生活的世界主义,而这种状态也解释了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时为何能够采取一种相对暧昧的态度。同时,在上海这样一座都市里,加速融入欧化远比对抗殖民要来得急迫,由此也就解释了海派作家对都市物质性的不顾一切地拥抱。
对上海新感觉派与日本新感觉派之间关系的分疏,也是史书美海派研究的一大特色。她指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时所采取的“分岔策略”也同样出现在上海新感觉派对待日本新感觉派的态度上,前者对日本新感觉派作为帝国主义同谋的殖民者身份予以了忽略,而只关心与效仿作为现代主义化身的都市日本。当然,史书美也注意到,这种对日本的分岔策略实施起来显然要比对欧美的分岔政策困难,因为进入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越来越赤裸裸,由此,国内急剧发展的民族主义力量必然会对上海新感觉派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暧昧态度予以更严苛的批判。史书美在这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指出了上海现代主义与日本(或西方)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那就是前者与大众文化合作密切。史书美利用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等人的理论来向读者揭示了视觉、消费文化与上海现代主义共同构成的联盟。
有关刘呐鸥的个案分析中,史书美对半殖民语境中“摩登女郎”与正式殖民语境下(如19世纪印度民族主义话语)“西化女性”〔3〕进行了比较,发展深化了她的导师李欧梵有关上海摩登女郎的讨论。史书美引用了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的研究指出,民族主义语境中的“西化女性”总是被定性为粗俗淫荡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她发现,刘呐鸥笔下半殖民地的摩登女郎却与之不同,她们被描写成了物质性的代表和欲望的对象,非但没有成为男权道德所指责的对象,反而被看成是勇敢追求自身欲求和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由此,中国的摩登女郎没有对本土男性构成双重阉割的危险,而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速度。这也是上海半殖民地语境下性别政治特殊性的体现。与有关摩登女郎的分析遥相呼应的是,史书美又在穆时英的个案分析中,通过将作家笔下的男性主人公与波德莱尔、本雅明笔下的“闲荡者”进行比较,从另一个层面凸显出半殖民语境下上海现代主义的个性特征。史书美指出,穆时英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尽管也与城市保持着某种疏离感,但他却从未对现代性本身进行过反思,因而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中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自足性的“闲荡者”主体。
有关施蛰存的个案分析是本书海派部分的最后一个案例,也是全书的最后一个案例。在沿用分岔策略等等的分析框架剖析完施蛰存的“色情—怪诞”小说之后,史书美又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施蛰存的回归,因为在她看来,施蛰存的回归传统恰正标明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黄金时代的结束。1936年左右,施蛰存开始有意识地采用传统话本的叙事方式,并远离任何实验性质或技巧革新的文学尝试。作家本人将这一举动称之为“浪子回头”,并将转变的原因归结为来自左右翼的压力,而史书美则继续往历史语境的结构深处来探究其原因。她认为,1936年和1937年正是日本侵略压力越来越大的年头,民族主义逐渐上升为一种主导的声音,由此,先前知识分子所采取的那种暧昧态度也就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史书美的详细分析到施蛰存为止,但中国现代主义却并未结束。作者在“附录”里为读者勾勒了1937年后的情况。抗战岁月里,民族主义上升为一种主导声音,现代主义创作虽还随着作家零散分布在五个城市中,并且张爱玲、钱钟书、杨绛、梅娘等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终非主导。到了1949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彻底否定了现代主义。于是,造成了1949年至80年代(大陆重又掀起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高潮)这段时间里“现代主义的中断”。当然,由于是台湾人,史书美也关注到了60年代出现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至此,我们看到了作者为我们勾勒的一条清晰的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而她所着力分析的1917—1937时段正处于这一脉络发展的最始也是最盛时期。
与以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相比,史书美在半殖民主义框架下构建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地图无疑是广大而丰富的。但若仔细琢磨,这幅地图也并非无懈可击。正如史书美本人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的那样,对现代诗歌的忽视当是这本书的一个明显缺陷。〔1〕这不仅仅因为现代诗歌(如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诗歌,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现代派诗歌,乃至后来的九叶诗派)的成就极高,不容忽略;更重要的是,正如张松建在评论本书时所说:“也许和文体的特性及自身的边缘处境相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尽管也产生于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语境中,但缺乏明确而直接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露。这实际上对于史书美的观点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4〕
事实上,对史书美的现代主义文学地图构成挑战的,还不仅仅是诗歌,笔者所关注的现代戏剧也同样如此。拿与京派作家在文化观念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的“国剧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尽管他们通过象征主义等等现代西方戏剧潮流重新认识了传统戏曲的价值,并希望将中西戏剧技巧结合起来,但由于作为西方现代主义主要承载者的中国话剧是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与小说诗歌不同),中西之间的协调却迟迟没有在事实上达成。也就是说,京派小说家的那种融合并未在戏剧领域里达成。由此,如果用戏剧的案例来分析,史书美的分析框架似乎也不能完全适用。
当然,话又说回来,小说毕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况且就一人之力,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作者做到面面俱到。事实上,如果诗歌和戏剧的研究者们能够从史书美的小说现代主义框架中得到启发,通过比较文体间的相同点与差异处,进而绘制出各自文体的现代主义地图,那么,等到有关现代主义诗歌、现代主义戏剧也绘制成功的那一天,我们或许就可以看到一幅更为完整也更具复杂性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地图了。评注释
〔1〕徐夏:《史书美: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南都周刊》,2008年1月4日。
〔2〕陈小眉放大了中国的主动性。她认为,中国的西方主义与西方的东方主义极为相似,前者出于明显的地域目的而对西方他者进行了有意的误解。参见Chen Xiaomei,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有关“西化女性”的说法,请参见Partha Char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6—157.
〔4〕张松建:《重构现代主义的文化地图——史书美〈摩登的诱惑〉评介》,见“学术中国”网站之《星期文摘》,2004年5月A。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史书美著,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无论在海外汉学界,还是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都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美国的夏志清、李欧梵,大陆的杨义、解志熙等等,都曾对此论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做过探讨。在这些著作中,“迄今为止对中国现代主义所做的最为彻底的研究”(刘禾语)当属洛杉矶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和美国亚裔研究中心合聘教授史书美的代表作《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就其研究范围来说,本书主要考察了从1917年五四时期至1937抗战爆发这段时期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主要是小说家),特别是将从前被忽视的作家(比如滕固、陶晶孙)和作家群(比如京派作家)纳入了视野。当然仅仅是查漏补缺,还远远不能说明这是本高明的著作。在笔者看来,该书更难能可贵、也是更重要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驳杂但却扎实、厚重而又灵活的理论探讨上。通观全书,作者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相关的西方理论体系,而且对这些理论更时刻保持着警觉和反思,充分考虑到了文本语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在书中几乎见不到如今常见的那种为了套用理论而拿文本去削足适履的做法。颇具原创价值的是,作者甚至根据文本语境发明出若干适合本书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范畴,审慎而富有弹性。
一
作为加州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学理论出身的史书美曾经深受后结构理论的影响。而后结构理论所强调的“语境化”分析方式,恰是作者用来贯穿本书写作的重要方法论。她开篇就引用了雷蒙•威廉斯在《现代主义政治》中的说法——文学分析必须牢牢地扎根于历史语境的形态分析。也正是这种对历史语境复杂性的关注,促使史书美十分留意于检审与反思西方理论在诠释中国文本时的有效性。
“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联,因此,史书美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关注首先便建基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反思之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话语(主要通过新批评派批评家和诸如保罗•德曼这样的新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家们的努力)习惯将现代主义视作一个与历史毫不相干的具有自主性的文本实体。史书美在绪论起就借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和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驳,指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话语背后所隐匿的殖民主义根源。
当然,运用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现代主义话语进行反思,还只是史书美理论反思的第一步。正如史书美在一篇访谈中提到的那样,她觉得后殖民理论“很有启发”,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又觉得很不好用”。〔1〕事实上,史书美对后殖民理论的反思才更是本书的出彩之处。在她看来,萨义德虽在揭示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方面居功至伟,但他所概括的理论旅行四阶段的线性模式却很成问题,尤其是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主义的案例。比如,就萨义德架构的第一阶段——“出发的原点”来说,史书美认为,萨义德其实正好附和了他所反对的西方现代主义神话所建构的从西方到非西方的单向移动过程,忽略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相互滋养的复杂关系。
史书美举例道,胡适的“八不主义”部分地取自美国意象派宣言,但后者其实又受到了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的影响;施蛰存的“意象诗”则是在中国古诗和意象派诗歌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蒙太奇技巧”建立在爱森斯坦所发明的电影技巧的基础之上,但后者又部分地是从中国京剧和中国文字那里获得的启发。由上述这些中西现代性相互影响的案例可见,现代主义的原点其实是多元的,并不似萨义德所说的那样单一。再比如,就萨义德理论旅行第四阶段——“已经被吸纳和接受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空中的新位置所改变”来说,史书美认为,萨义德虽然看到了第三世界的主动性,但却没有一如既往地将这种改变放到西方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来考量。
在反思萨义德理论的基础上,史书美进而对与此相关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陈小眉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概念〔2〕也提出了反思。她指出,陈小眉所谓“中国主体对西方文化主动挪用”的说法固然不错,但如果切实地考察过现代中国语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西方主义绝对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东方主义,因为中国的西方主义不但从未去争夺过全球性的话语霸权,而且也从未涉及任何形式对西方的政治统治,相反倒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西方东方主义单线发展的旅行叙述。史书美强调,中国现代主义者尽管有主动性但却是有限的。
本书的另一大理论贡献即是将日本一维纳入了对中国现代主义的思考。作者指出,研究非西方现代主义时常用的“非西方反抗西方”的二元模式(即“中国/西方”、“东方/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语境,因为,除了中西两极,日本也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显复杂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一方面是学习西方的榜样和捷径,另一方面又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力量中的一支;对于日本而言,他们一方面想确立自己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而努力撇清与中国在传统上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借助这种文化血缘来取得对中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是在中国、日本和欧美的三角关系中完成的。如果忽略日本一维去阐述现代主义的形成,就是对历史语境的简化。
通过上述反思,西方理论体系之于中国语境的解释有限性已经非常明显,那么,史书美在文本分析和理论反思基础上自己建构起的理论框架又是怎样的呢?她起用了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核心词语——“半殖民主义”来统领全书。当然,她对这个词汇的诠释显然比一般话语中的“半殖民”(即“半封建半殖民”中“半殖民”)要深刻复杂许多。史书美指出,与那些被正式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中国从未被整体地殖民过,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殖民政府,在语言上也保持着完整性;中国面对的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后者对中国进行着多元和多层的占领,列强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竞争。史书美借用“庶民研究”的创始人古哈(Ranjit Guha)的术语来进一步描述中国半殖民主义在“无霸权的统治”和“无统治的霸权”两极之间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当半殖民地性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获得支配地位之时,其文化霸权却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的、天衣无缝的和彻底的霸权,而占领的不完全性通常又为中国人的文化生产和批评留下了可能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半殖民地性与来自世界中心大都会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紧密相连,因此就有可能使欧美文化取得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的霸权地位,同时在文化上被殖民的本土文化精英也同样地支持这种霸权。”(《现代的诱惑》,中译本第309页)
在这个意义上,史书美所谓“半殖民主义”的范畴已经不仅仅属于政治结构层面,更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范畴。后者突出强调的是中国殖民结构的多元性、多层次性、集中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中国没有出现如印度那样的具有一贯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反殖民话语,也没有出现由不同阵营知识分子所结成的反殖民同盟,由此也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态度的多元化局面。而该书对于每一作家群(作家)的具体案例分析,都是对其中一元的展开。
多元强调的是特殊性,比较利于具体文本分析的展开,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仍需要一些通用的切入口。史书美颇为睿智地总结出了“分岔策略”(bifurcation Strategy)来统领全书。具体来说,尽管对于身处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其立场态度不尽相同,但面对外来文化时,他们大多自觉采取了所谓的“分岔策略”,即将“西方”分为都市西方(metropolitan west)和殖民西方(colonial west)两维区别对待(这种策略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中)。在这种二分里,都市西方被优先考虑为需要仿效的对象,但同时也就削弱了原本应该受到批判的殖民西方。通过这种两分,知识分子可以倾向西化(及日本化),但却不会被看成是卖国贼,由此变成民族主义者/卖国贼之外的第三种人。史书美指出,这种通过启蒙话语来遮蔽殖民现实的分岔策略正体现了半殖民文化政治的地域性特征。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分岔策略在文本分析中不时出现且颇为好用,虽然不同语境下策略实施的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印证了这一范畴的有效性。
二
史书美用来贯穿全书的理论范畴大致如上所述。接下来的问题是,她到底是如何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作家作品分析)中进行运用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些具体操演。
前面说过,半殖民主义的复杂语境导致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时,根据各自不同时间和空间语境,做出了多元化的反应。根据这些反应,史书美将现代主义作家大致分成了三类:“渴望现代”的五四作家,“反思现代”的京派作家,以及“炫耀现代”的海派作家。而这三个作家群又正好代表了三种与西方(还有日本)现代主义进行协商的方式:五四一代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中西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而新感觉派则将西方资本主义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
我们先来看史书美对第一类作家、也就是被她命名为“渴望现代”的五四一代作家的分析。她指出,这代作家主体性的共通点就在于赞成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线性时间观。他们将传统视之为古老和过时之物而予以彻底地否弃,又将西方现代性当成了历史发展的顶点和目标,赶上西方是他们为自身和国家设立的目标。由此,为了达成社会进步的目标,他们在受到来自殖民西方(日本)的伤害时仍能够无条件地拥抱都市西方(日本)。与此同时,在接受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时,即便其中的有些思想原本与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并不那么兼容,他们也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诠释策略来使其符合社会进步的大叙事。比如,鲁迅通过一种对人文主义的特殊理解将尼采“超人”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合理化(只有人体获得改善,集体和社会才曾取得进步),人为地将精英主义与以集体为目标的启蒙事业两相兼容。再比如,方珣用进化的线性轨迹来改写了原本反对科学进步之理性主义范式的柏格森思想,以使“直觉”概念能够服务于集体进步的事业。
史书美在“渴望现代”作家群中所选的三个个案分别是鲁迅、郭沫若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颓废主义作家。她逐个地剖析了这类“渴望现代”的作家是如何将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和技巧与自己所信奉的线性时间观融合在一起的。在分析鲁迅时,作者指出,无论是散文创作还是小说创作,鲁迅在实验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之时,都须臾不忘一次次地将进化论、尼采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加以整合,以使其文学技巧的实验主义最终能为进化论和社会进步服务。在考察郭沫若的创作时,史书美匠心独运地选取了郭沫若以往为国内学界所忽视的心理批评小说和批评散文作为分析对象,指出虽然精神批评学说由于关注“潜意识”和“过去”因而与五四明显不能兼容,但郭沫若却通过一种忽略了等级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超国家”概念),赋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普遍有效性,并通过将精神分析学说视为声讨封建道德之科学工具的诠释,将前者成功地融进了进化论的大叙事。在讨论郁达夫等人的颓废主义创作时,史书美认为,这些作家的颓废主义并不像其西方鼻祖那样批判各种形式的现代性,相反他所批评的正是阻碍了现代性的传统道德和国家落后。换句话说,他们对颓废主义文学技巧的挪用通常都隐喻着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话题。
史书美分析的第二群人,即是“反思现代”的京派作家,还有与他们鼻息相通的一群同样“反思现代”的新传统主义知识分子,包括了朱光潜、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学衡》诸君,以及游历欧洲归来的后期梁启超等等。也许有人会问,这群人以往大多被视作为回归传统的代表人物,史书美为何将他们也放在了现代主义的战壕里呢?史书美解释道,由于这群知识分子大多有过在欧美留学或者居处的亲身经历,并且大多对一战后西方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弊端有着真切地认识,因此,他们对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五四话语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做出了反思。与五四一代不同,他们在西方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现代性解药的努力中重又反观到自身文化的价值,于是,他们用多线和多向的历史代替了进化的单线历史观,重拾起中国传统,承认了中国传统作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特殊性文化的合法性,肯定了中国和西方拥有的同等发言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到了某种主体间性,并希望以此将中西文化系统地整合起来。当然,乐于反思的史书美也指出了这种主动性背后的暧昧性——这些京派知识分子虽然肯定传统,但却仍然是现代性全身心的拥护者,尽管他们拥护的是一种“批判的现代性”。她提醒读者:“虽然他们宣扬一种全球视角,但却是以西方对中国文化终将加入全球的认可为前提的,而这种认可与东方学一脉相承。”(《现代的诱惑》,中译本第177页)实际上,与五四一代和海派一样,京派思想家作家也对都市西方文化和殖民西方文化予以了区别对待,遵循着所谓的“分岔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书美令人信服地推翻了过去研究中“京派本土/海派西方”的两分倾向,其实京派并不排外,对于西方现代性,他们尽管持有批判态度,但却从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当然,值得庆幸的是,恰是丰富的西方知识帮助他们重又反观到了本土传统的价值。
这部分拿来作案例分析的三位作家都是被主流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家——废名、林徽因和凌叔华。其中废名一章是史书美最为得意的案例分析之一。其标题“用毛笔书写英文”极为传神地表达了本章的主旨——互动影响美学。史书美注意到,以中国传统叙事方式写作的、作为传统主义者的废名,其实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如波德莱尔)和小说(如福楼拜),英国戏剧(如莎士比亚)和写实主义小说(如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哈代)等等西方文学的拥趸。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与中国传统写作技巧存在着相通之处,废名对中国传统写作技巧的发现恰是在阅读了西方文学作品之后。作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的废名曾经毫不含糊地宣布:“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的作文的技巧,也是从西方文学得到训练而回头懂得民族形式的”。与此同时,史书美也注意到了这种反观的另一面。她补充道,废名对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实践同样也受到了他特定的中国诗学语言修养(如名词并置等等)的影响。于是,史书美以“互动影响的美学”(Aesthetics of Mutual Mediation)来命名了这种中西相互促发的机制。
如果说废名的例子还只是讨论了京派对传统的重新诠释,那么,林徽因和凌叔华的案例则将“性别重构”的维度引入本书。凭借着女性学者的敏感,史书美为读者阐述了京派女性写作的复杂机制。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京派女性写作的尴尬:就塑造传统主义话语的跨文化和跨国立场来说,两位女作家都是典型的京派成员,但两位女作家的性别化叙述则因为与五四女性解放呼声一脉相承而没能全盘否定五四立场,于是也就使她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传统主义者内部的一种反对之声,从而将自己与对五四予以彻底攻击的男性新传统主义者区分了开来;同时,凌淑华和伍尔夫之间的文学交往(前者完全听从后者东方主义式的写作指导)则在反对第三世界父权的同时,又遗憾地与西方的东方主义结成了某种共谋关系。
上述对京派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把这派作家的主动性和有限性都剖析得令人信服,可以算得上是本书最为华彩的部分之一。这一人群的做法,在现代性危机日深和传统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日,尤其值得我们深思。而史书美的分析,相信会成为未来相关探讨所绕不过去的借鉴资源。
三
如果说,京派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由于隐而不显因此以往少被阐发,那么,本书最后谈及的上海新感觉派,则因为身上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特征早已成了所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必谈案例。那么,对此老生常谈,史书美是否能道出几分新意呢?她并没有像大多数研究那样将新感觉派美学特征的形成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是从半殖民主义的整体语境出发,探讨了上海复杂的文化政治关系。她首先指出上海华洋杂处、多种权力博弈的特殊城市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上海的民族主义,从而催生了一种拥抱城市物质生活的世界主义,而这种状态也解释了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时为何能够采取一种相对暧昧的态度。同时,在上海这样一座都市里,加速融入欧化远比对抗殖民要来得急迫,由此也就解释了海派作家对都市物质性的不顾一切地拥抱。
对上海新感觉派与日本新感觉派之间关系的分疏,也是史书美海派研究的一大特色。她指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时所采取的“分岔策略”也同样出现在上海新感觉派对待日本新感觉派的态度上,前者对日本新感觉派作为帝国主义同谋的殖民者身份予以了忽略,而只关心与效仿作为现代主义化身的都市日本。当然,史书美也注意到,这种对日本的分岔策略实施起来显然要比对欧美的分岔政策困难,因为进入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越来越赤裸裸,由此,国内急剧发展的民族主义力量必然会对上海新感觉派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暧昧态度予以更严苛的批判。史书美在这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指出了上海现代主义与日本(或西方)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那就是前者与大众文化合作密切。史书美利用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等人的理论来向读者揭示了视觉、消费文化与上海现代主义共同构成的联盟。
有关刘呐鸥的个案分析中,史书美对半殖民语境中“摩登女郎”与正式殖民语境下(如19世纪印度民族主义话语)“西化女性”〔3〕进行了比较,发展深化了她的导师李欧梵有关上海摩登女郎的讨论。史书美引用了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的研究指出,民族主义语境中的“西化女性”总是被定性为粗俗淫荡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她发现,刘呐鸥笔下半殖民地的摩登女郎却与之不同,她们被描写成了物质性的代表和欲望的对象,非但没有成为男权道德所指责的对象,反而被看成是勇敢追求自身欲求和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由此,中国的摩登女郎没有对本土男性构成双重阉割的危险,而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速度。这也是上海半殖民地语境下性别政治特殊性的体现。与有关摩登女郎的分析遥相呼应的是,史书美又在穆时英的个案分析中,通过将作家笔下的男性主人公与波德莱尔、本雅明笔下的“闲荡者”进行比较,从另一个层面凸显出半殖民语境下上海现代主义的个性特征。史书美指出,穆时英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尽管也与城市保持着某种疏离感,但他却从未对现代性本身进行过反思,因而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中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自足性的“闲荡者”主体。
有关施蛰存的个案分析是本书海派部分的最后一个案例,也是全书的最后一个案例。在沿用分岔策略等等的分析框架剖析完施蛰存的“色情—怪诞”小说之后,史书美又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施蛰存的回归,因为在她看来,施蛰存的回归传统恰正标明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黄金时代的结束。1936年左右,施蛰存开始有意识地采用传统话本的叙事方式,并远离任何实验性质或技巧革新的文学尝试。作家本人将这一举动称之为“浪子回头”,并将转变的原因归结为来自左右翼的压力,而史书美则继续往历史语境的结构深处来探究其原因。她认为,1936年和1937年正是日本侵略压力越来越大的年头,民族主义逐渐上升为一种主导的声音,由此,先前知识分子所采取的那种暧昧态度也就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史书美的详细分析到施蛰存为止,但中国现代主义却并未结束。作者在“附录”里为读者勾勒了1937年后的情况。抗战岁月里,民族主义上升为一种主导声音,现代主义创作虽还随着作家零散分布在五个城市中,并且张爱玲、钱钟书、杨绛、梅娘等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终非主导。到了1949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彻底否定了现代主义。于是,造成了1949年至80年代(大陆重又掀起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高潮)这段时间里“现代主义的中断”。当然,由于是台湾人,史书美也关注到了60年代出现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至此,我们看到了作者为我们勾勒的一条清晰的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而她所着力分析的1917—1937时段正处于这一脉络发展的最始也是最盛时期。
与以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相比,史书美在半殖民主义框架下构建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地图无疑是广大而丰富的。但若仔细琢磨,这幅地图也并非无懈可击。正如史书美本人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的那样,对现代诗歌的忽视当是这本书的一个明显缺陷。〔1〕这不仅仅因为现代诗歌(如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诗歌,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现代派诗歌,乃至后来的九叶诗派)的成就极高,不容忽略;更重要的是,正如张松建在评论本书时所说:“也许和文体的特性及自身的边缘处境相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尽管也产生于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语境中,但缺乏明确而直接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露。这实际上对于史书美的观点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4〕
事实上,对史书美的现代主义文学地图构成挑战的,还不仅仅是诗歌,笔者所关注的现代戏剧也同样如此。拿与京派作家在文化观念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的“国剧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尽管他们通过象征主义等等现代西方戏剧潮流重新认识了传统戏曲的价值,并希望将中西戏剧技巧结合起来,但由于作为西方现代主义主要承载者的中国话剧是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与小说诗歌不同),中西之间的协调却迟迟没有在事实上达成。也就是说,京派小说家的那种融合并未在戏剧领域里达成。由此,如果用戏剧的案例来分析,史书美的分析框架似乎也不能完全适用。
当然,话又说回来,小说毕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况且就一人之力,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作者做到面面俱到。事实上,如果诗歌和戏剧的研究者们能够从史书美的小说现代主义框架中得到启发,通过比较文体间的相同点与差异处,进而绘制出各自文体的现代主义地图,那么,等到有关现代主义诗歌、现代主义戏剧也绘制成功的那一天,我们或许就可以看到一幅更为完整也更具复杂性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地图了。评注释
〔1〕徐夏:《史书美: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南都周刊》,2008年1月4日。
〔2〕陈小眉放大了中国的主动性。她认为,中国的西方主义与西方的东方主义极为相似,前者出于明显的地域目的而对西方他者进行了有意的误解。参见Chen Xiaomei,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有关“西化女性”的说法,请参见Partha Char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6—157.
〔4〕张松建:《重构现代主义的文化地图——史书美〈摩登的诱惑〉评介》,见“学术中国”网站之《星期文摘》,2004年5月A。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