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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上，红军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本文以造成西路军失败的我方原因的客观原因为着眼点，再次告诉自己和大家：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键词：西路军；失败；我方；客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17-02
众所周知，1936年10月，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之后四方面军五、九、三十军及总部共2.1万余人奉中央指示，西渡黄河，同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其成员除陈昌浩外还有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然不到半年时间里，西路军经过西进失败，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时只剩420人。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少有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造就了西路军的失败。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一下造成西路军失败的我方原因中的客观原因。近代史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即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所致。大量资料显示，当时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对红西路军的失败确实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中央军委为执行宁夏计划做出布置，该作战计划为张国焘提供新辟根据地的机会，在执行宁夏战役之初，他虽有个人打算但对中央的指示还是积极的。在执行过程中，却对中央具体部署缺乏信心。从1936年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红四方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参加宁夏战役，但是张国焘没有坚决执行决策，而在战役过程中，张国焘对敌人始终也是不坚定的，后来宁夏计划被迫终止执行。他的行为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致使宁夏计划再也无可能实施，而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只能处于孤单无援的境地。根据形势变化，中央又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成立西路军，由陈昌浩任主席，然过河的部队立即受到马步芳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情况下最终失败。由此可见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是负有一定责任。然而，这不代表当时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产物，更不能因此而彻底的否认西路军将士的忠贞和浴血奋战。
其次近年来，党史学界对失败之因作了更深的探讨。学术界诸公在探讨西路军失败之因时，又得出了几乎千篇一律的“新结论”—失败是党中央战略失当所致，直观上分析此说法似无不可，但从历史的深层考虑，便发现对此说法太过武断。当时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即定方针，而西路军组成，西路军西行等等都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关键是中央是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构想，但选定的不是红四方面军属部。而后来的西路军西行并不是中央即定方略，那何谈西路军的失败是由党中央战略失败所致？
又一说，中央决策摇摆不定，使西路军陷入困境。有人认为西路军开始西征后中央对其担负任务的指示飘忽不定，时而令其西进，时而令其东返，往来反复数度更改，致使西路军犹豫徘徊，无所适从。此说法深入研究后发现只是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事实基础。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中央的指示确实是忽东忽西，仔细研究，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变化是有一定原因的，西路军在开始西行后所担负的任务不仅是为了到新疆去接受苏联的援助，他还担负着开辟甘西苏区，牵制黄河两岸敌人，和河东红军相互配合协调行动的任务。尤其是在苏联支援红军武器尚在商谈之中，援助武器的时间、地点均未确定之前西路军就不能朝西直走，直达新疆。中央没有这个要求，事实同样也不允许暂时有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更直接更主要的任务应是立足河西，配合河东。在西路军已经占领古浪、大靖、凉州附近地带后，西路军领导人对自己的使命依然明确。可见军委对西路军开始西行之后的任务指示是明确的。从全局来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后，国内形势的急剧动荡，直接影响着我党战略决策的实施；中国工农红军的不甚强大，使之在强大敌人围攻下难以尽遂我愿。这些就是党中央令西路军时而西进，时而东返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致我处境极度艰难之情况下，任何部署、决策、命令都可能会时常发生变化。站在中央这边看似属无可奈何。中央及军委对西路军西进后的指示不能说是失误，只能说是形势造就的“多变”但明确的指示，它也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定程度上是西路失败原因中我方因素的又一客观原因。
综上，传统观点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产物，事实证明该观点是不全面的，它否认了西路军将士的爱国忠诚的行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这只是我方原因的客观原因之一。 新观点却走入了极端，认为失败完全是由中央摇摆不定多变化的战略方针造成的，但这不代表中央的“多变”指示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它只是我方原因中的另一客观原因。
当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除上述我方的客观原因之外，战争中的主客观因素也很重要，如如敌方力量聚集，武器装备精良，使敌我双方在数量、装备上相差悬殊等等。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应清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不顾长征的疲惫和弹药物资的匮乏，以同仇敌忾，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与优势，跟敌人进行艰苦顽强的搏斗，充分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们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应该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36-37.
[2]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一册，458.
[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25，48.
[4]艰苦的历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关键词：西路军；失败；我方；客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17-02
众所周知，1936年10月，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之后四方面军五、九、三十军及总部共2.1万余人奉中央指示，西渡黄河，同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其成员除陈昌浩外还有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然不到半年时间里，西路军经过西进失败，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时只剩420人。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少有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造就了西路军的失败。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一下造成西路军失败的我方原因中的客观原因。近代史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即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所致。大量资料显示，当时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对红西路军的失败确实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中央军委为执行宁夏计划做出布置，该作战计划为张国焘提供新辟根据地的机会，在执行宁夏战役之初，他虽有个人打算但对中央的指示还是积极的。在执行过程中，却对中央具体部署缺乏信心。从1936年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红四方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参加宁夏战役，但是张国焘没有坚决执行决策，而在战役过程中，张国焘对敌人始终也是不坚定的，后来宁夏计划被迫终止执行。他的行为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致使宁夏计划再也无可能实施，而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只能处于孤单无援的境地。根据形势变化，中央又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成立西路军，由陈昌浩任主席，然过河的部队立即受到马步芳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情况下最终失败。由此可见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是负有一定责任。然而，这不代表当时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产物，更不能因此而彻底的否认西路军将士的忠贞和浴血奋战。
其次近年来，党史学界对失败之因作了更深的探讨。学术界诸公在探讨西路军失败之因时，又得出了几乎千篇一律的“新结论”—失败是党中央战略失当所致，直观上分析此说法似无不可，但从历史的深层考虑，便发现对此说法太过武断。当时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即定方针，而西路军组成，西路军西行等等都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关键是中央是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构想，但选定的不是红四方面军属部。而后来的西路军西行并不是中央即定方略，那何谈西路军的失败是由党中央战略失败所致？
又一说，中央决策摇摆不定，使西路军陷入困境。有人认为西路军开始西征后中央对其担负任务的指示飘忽不定，时而令其西进，时而令其东返，往来反复数度更改，致使西路军犹豫徘徊，无所适从。此说法深入研究后发现只是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事实基础。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中央的指示确实是忽东忽西，仔细研究，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变化是有一定原因的，西路军在开始西行后所担负的任务不仅是为了到新疆去接受苏联的援助，他还担负着开辟甘西苏区，牵制黄河两岸敌人，和河东红军相互配合协调行动的任务。尤其是在苏联支援红军武器尚在商谈之中，援助武器的时间、地点均未确定之前西路军就不能朝西直走，直达新疆。中央没有这个要求，事实同样也不允许暂时有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更直接更主要的任务应是立足河西，配合河东。在西路军已经占领古浪、大靖、凉州附近地带后，西路军领导人对自己的使命依然明确。可见军委对西路军开始西行之后的任务指示是明确的。从全局来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后，国内形势的急剧动荡，直接影响着我党战略决策的实施；中国工农红军的不甚强大，使之在强大敌人围攻下难以尽遂我愿。这些就是党中央令西路军时而西进，时而东返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致我处境极度艰难之情况下，任何部署、决策、命令都可能会时常发生变化。站在中央这边看似属无可奈何。中央及军委对西路军西进后的指示不能说是失误，只能说是形势造就的“多变”但明确的指示，它也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一定程度上是西路失败原因中我方因素的又一客观原因。
综上，传统观点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产物，事实证明该观点是不全面的，它否认了西路军将士的爱国忠诚的行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这只是我方原因的客观原因之一。 新观点却走入了极端，认为失败完全是由中央摇摆不定多变化的战略方针造成的，但这不代表中央的“多变”指示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它只是我方原因中的另一客观原因。
当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除上述我方的客观原因之外，战争中的主客观因素也很重要，如如敌方力量聚集，武器装备精良，使敌我双方在数量、装备上相差悬殊等等。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应清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不顾长征的疲惫和弹药物资的匮乏，以同仇敌忾，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与优势，跟敌人进行艰苦顽强的搏斗，充分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们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应该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36-37.
[2]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一册，458.
[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25，48.
[4]艰苦的历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