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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经中原，中原作家与黄河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些作家从小生活于黄河边，大都有浓厚的“黄河情结”。写黄河、唱黄河，似乎已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作家们写黄河、唱黄河的形式丰富多彩，有小说、诗、歌词、散文、报告文学、唱本、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等。而就小说来讲，中原小说家写黄河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在这些作家中，笔者挑选三位最有代表性的，来谈谈他们与黄河的因缘。
/冯金堂与《黄水传》/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黄水传》就以黄河为题材。作者冯金堂（1922—1968）为河南扶沟县季历岗村人，是个地道农民作家。他由农民成长为作家的经历，带有一定传奇性。由于家庭贫困，冯金堂只上了四年小学就辍学务农，后来却凭着艰苦自学和超常毅力，完成35万字的长篇小说《黄水传》，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河南甚至全国拥有一定知名度。他的这种传奇，可以说是黄河赋予的。1938年黄河泛滥，扶沟县沦为黄泛区，冯金堂在家撑船一年多，后逃难到陕西省黄龙山开荒种地，抗战胜利后返家。因此，冯金堂虽非黄河岸边人，黄河却硬生生闯入他的家乡，闯入他的生活。他后来写黄河，为黄水作传，既有生活的偶然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写《黄水传》前，冯金堂已经写过通俗文艺作品《控诉蒋贼扒黄河》（坠子），这是专门讲述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的第一部作品。1961年出版的《黄水传》，则用传统通俗小说章回体形式，讲述黄河决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黄水传》共41回，前21回讲述张家庄农民在黄水到来后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写了武强、李小荣、张成仁等农民逃荒路上的苦难生活，以及留守农民李老万一家在地主周大赖剥削下家破人亡的凄惨遭遇。后20回讲述抗战胜利后武强、三喜、二怪等回到家乡，在新四军带领下，开展土改工作和游击战争，迎来黄泛区解放。小说通过黄河泛滥带给人民的灾难，控诉蒋介石的旧中国；又通过新四军带领人民得解放，歌颂新中国。小说中的“黄水”（黄河水）带有明显隐喻性，隐喻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
《黄水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描写黄河的长篇小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冯金堂以这部作品获得了很大荣誉。小说在艺术上有可称道之处，如语言朴素，人物对话部分采用中原地方的方言土语；结构采用章回体形式，每章题目皆用对句，结尾则用七言绝句对全篇内容进行概括；一些主要人物如武强、小荣、玉生、周大赖塑造得较为生动。但由于时代政治及作者艺术修养、思想认识的局限，这部小说留下的缺憾同样非常明显，如情节叙事和人物描写上平均用力，没有塑造出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形象；思想深度不够，只着眼于再现黄泛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虽通过部分人物如武强、小荣写出了人民面对苦难的坚韧态度，但由于作者侧重从阶级性来写，没有揭示出人性面对苦难所应有的丰富与伟大。小说题目为“黄水传”，即为“黄河”作传，这显然是个大题目，也是絕妙好题；但作者却没有利用好“黄河”这一元素。小说在情节叙事上只着眼于水患，黄河在作品中仅作为“黄水”出现，“黄河”只不过是一条普通河流，可置换为其他任意一条大河。
20世纪30年代，黄河花园口的决口与泛滥，淹死一百万老百姓，造成大量难民逃亡和流离失所，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可谓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样的大事件，期待艺术的大手笔给予相称的艺术表现。对于这个大事件，冯金堂以一个农民作家的身份，第一个做出敏锐反应，无疑是可贵的，也是可敬的；但要表现这样的大事件，冯金堂的艺术准备和认识能力，显然远远不够。因而，艺术表现这一事件的历史任务，就责无旁贷落到另一中原作家李凖肩上。
/李凖与《黄河东流去》/
李凖（1928—2000），蒙古族，河南孟津县人。黄河从孟津北部流过，“孟津”得名就与黄河有关。李凖后来结缘黄河，写出《黄河东流去》，一方面来自他生在黄河边，与黄河有天然联系；另一方面，则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1942年，年仅14岁的李凖，作为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亡西安。难民的流亡生活，特别是在逃难生活中，他们对固有生活习俗与伦理道德的坚持，给少年李凖留下深刻印象。李凖说：“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李凖：《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见《黄河东流去》）1949年，李凖作为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黄泛区，对黄泛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更深入接触与体验。1969年，李凖被下放到黄泛区农村劳动整三年。三年中，李凖更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中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由这些“家史”提炼而成。三次与黄泛区农民的接触，奠定了李凖坚实的生活基础，他结缘黄河，最后拿出《黄河东流去》这部大书，就来自他与黄泛区难民的多次亲密接触与精神碰撞。
有趣的是，李凖接触的黄泛区农民中，就包括冯金堂。据冯金堂侄女冯芳梅口述，1954年，冯金堂参加河南省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认识李凖，两人从此成为好朋友。李凖后来下放到黄泛区生活时，冯金堂与其“携手了解农村，体验生活，调查黄泛区的过去和现状，特别是扶沟人在黄水泛滥时大量逃荒到陕西的历史，为李凖以后创作《黄河东流去》积累了素材” （冯芳梅口述、李郁执笔：《从翻身农民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回忆我的叔叔冯金堂》）。李凖在黄泛区广泛调查难民家史，积累生活素材，而陪同他的冯金堂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难民”。笔者推测《黄河东流去》中“春义”就有着冯金堂的影子。因为小说第29章《咸阳饭铺》写读过四年小学的春义打算到黄龙山开荒种地，这恰恰与冯金堂读过四年小学且逃难陕西时在黄龙山开荒种地的经历契合。李凖熟悉冯金堂的逃难经历，春义这个人物形象的部分素材很可能就来自冯金堂。1959年初，冯金堂《黄水传》初稿写成，为出版该书，根据出版社意见，冯金堂到北京改稿，恰巧与李凖住在一起。“李凖在写稿改稿之余，第一个读了《黄水传》，不论是对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极为欣赏，同时也提出了他个人的修改意见。叔叔在李凖的帮助下，将稿子润色后交给编辑部。”（冯芳梅口述、李郁执笔：《从翻身农民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回忆我的叔叔冯金堂》）依据冯芳梅口述，李凖与冯金堂两个作家在生活和写作上，围绕黄河，存在过不少交流和交往。这样的交流发生在一个农民作家和一个有成就的职业作家之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生活上有深厚积淀，并且已有《黄水传》在前，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资借鉴，但李凖的黄河书写却并非一帆风顺。1977年，李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上、下集）出版。剧本上集讲述1938年黄河大决口后赤杨岗农民的流亡生活，集中塑造了农村妇女李麦的形象。下集讲述县妇联主任李麦，为治理黄河，主动申请回基层工作，带领农民搞黄河淤灌，把黄泛区变成千里良田。《大河奔流》被搬上荧幕后产生很大影响，获得广泛好评。但是，《大河奔流》并没有实现对《黄水传》的超越。与《黄水传》一样，《大河奔流》通过新旧黄河的对比来歌颂新中国，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人物形象塑造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人物形象李麦作为一个农民妇女被塑造得过于高大，有点虚假做作。李凖在自我反思中对作品进行大规模修改，于1979年6月完成《黄河东流去》上卷，下卷一直拖到1984年春才完成。两卷写作时间间隔竟然达五年之久，这么长的时段既显示作家对创作的执着，也凸显了创作的艰辛和困难。
当然，任何汗水和付出皆有回报，而且往往是高额回报。比起《大河奔流》，《黄河东流去》在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上有明显质的飞跃。执着的李凖终于通过书写黄河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和超越。与《大河奔流》侧重表现李麦一家命运不同，《黄河东流去》重点表现了李麦、海长松、海老清、海春义、徐秋斋、蓝五、王跑等七户农民的生活，塑造了众多典型、生动，具有很高艺术概括力的人物形象，许多次要人物，甚至一些偶尔出现的人物形象，皆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显示了非凡的艺术功力。众多形象中，李麦的形象最出彩，最有艺术感染力。《黄河东流去》出版后，以其出色的艺术成就和巨大影响力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排在第一位），由此奠定李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黄河水不但养育了李凖，还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没有黄河，就没有《大河东流》，更不会有《黄河东流去》；没有黄河，就没有李凖对自我艺术的反思与突破，李凖最好的小说也许就永远定格在《李双双小传》《不能走那条路》上。
作为一个黄河人，李凖对黄河与河南作家、黄河与河南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持久的思考和自己的独特看法。针对河南虽贫穷落后却涌现大批作家这种现象，李凖的解释是：“我看，这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带来无数苦难，但却给河南人乐观与大气。”“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茅盾文学奖，一次有3名河南人，为什么？这还得感谢黄河。”（孙荪：《怀念李凖》）茅盾文学奖一次授予三位河南人，是否与黄河有关，暂且不讲；李凖之所以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则确实与黄河有关。
《黄河东流去》第一章就以“黄河”开篇，黄河隐喻中原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厚重执着、坚韧不屈的文化性格。不过，小说整体上还是侧重于表现黄泛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主要聚焦于人与土地的关系，黄河还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没有进入文本的结构中心。而在后起的年轻作家魏世祥笔下，黄河才真正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表现对象。黄河不但被写出了“形”，还被写出了“神”。
/魏世祥与《水上吉卜赛》/
魏世祥1945年出生于开封。黄河在开封这一段，成为高高悬于空中的悬河。所以，开封人一出生头上就顶着一条河，就与黄河结了缘，成为不折不扣的黄河人。作为天生的黄河人，魏世祥在文学创作的开始，并没有直奔黄河而去。刚从事文学创作的一年多时间，魏世祥的写作对象显得有点凌乱，一会儿写历史，一会儿写知识分子，一会儿写自己，但就是没有写身边的黄河。偶然一次黄河滩小住，在一位年轻回乡知青带领下走村串户，看黄河，别样的黄河人生给予他人生初次的震惊体验，由此萌发了写黄河的冲动，开始了他第一篇黄河小说《女人塘》的写作。有了这次经历，当上级号召作家挂职下放体验生活时，魏世祥毫不猶豫选择黄河中下游第一险工——兰考县东坝头渡口。在这个地段的黄河拗弯里，生活着一帮从淮河上过来、以打渔猎雁为生的流浪船民。这群“化外游民”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寒中所过的自在日子，给作家又一次更为巨大的震惊体验。这是他与黄河第二次结缘。第二次的黄河结缘给作家认识世界和生命打开另一扇窗，他感觉“终于在这汹涌的大河上找到了自己，在这群黄河的精灵身上找到了自己”[魏世祥：《我和黄河（后记）》，见《水上吉卜赛》，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P261]。他终于从黄河找到了自我，从黄河上生活的“水上吉卜赛人”那里找到自己要写和该写的对象。这样的感悟和激情驱使作家一气呵成，完成了长篇小说《水上吉卜赛》（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出版）。
《水上吉卜赛》是一部系列小说，由《火船》《红帆船》《喜船·鬼船》《白船队》构成。四篇小说各自有一定独立性，在情节和人物上又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合起来是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在以上三部黄河小说中，写黄河形态写得最为精彩传神的莫过于《水上吉卜赛》。《黄水传》与《黄河东流去》更侧重于人与土地的关系，而非人与河的关系，所以，都没有对黄河展开具体的形态描写。《水上吉卜赛》则紧紧抓住中原黄河“滩多水缓”的特点，展开多角度、多方位描写，称得上是一幅多姿多彩的黄河长卷图。为突出中原黄河“滩多”，小说写了各种滩，有岗、老滩、嫩滩、硬滩、暗滩、雁滩、河心滩、边滩，这显然出自对黄河滩的精心观察。写黄河本身也写得绰约多姿、气象万千、回肠荡气。写了不同背景下的黄河，有晴空下的黄河、夜幕下的黄河、黄风漫卷下的黄河；而夜黄河又分月光黄河与黑夜黄河。写了不同季节的黄河，有立春黄河、伏秋大汛后黄河、入夏黄河、冬季黄河。写了同一段黄河“水”之不同：有溜滩子急水，有平缓的涟子水，有滚锅一般的黄河主流。写了黄河的瞬息万变：刚刚平坦、稳实得像柏油马路，马上浊浪滚滚、天地变色。小说还写了黄河上的奇观，有脑袋像人头、身子像座山雕的人头雕，有黑山般陡立、两三丈高的巨怪黄河夜叉。小说写得最精彩的是黄河民俗：猎雁前那一套神秘、虔诚、庄严的仪式，充满禁忌的水上婚礼等。《水上吉卜赛》对黄河形态能有如此出色传神的描绘，源自作家看待生活的视角和独特的艺术追求。他从黄河与人的关系角度来体会生命的自由境界，用黄河来象征人物的生命状态。写黄河之形，说到底是为了传人物之神；黄河写活了，小说人物也便写活了。就像雷达所说：“作者善于贴着人物写黄河，贴着黄河写人物，人是河的对象化，河是人的对象化。这也许是它艺术魅力的最大来源。”[雷达：《痛苦而欣慰的告别（代序），见《水上吉卜赛》]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元素，小说必须写人，黄河小说也不例外。三部黄河小说都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但其艺术追求却各不相同，由此带来小说中黄河意象的象征含义也截然不同。《黄水传》侧重从阶级性角度塑造人，黄河成为一条“阶级之河”。《黄河东流去》侧重从文化与人性角度塑造人，黄河成为一条“文化之河”“道德之河”。《水上吉卜赛》则侧重从生命哲学角度塑造人，黄河成为一条“生命之河”“野性之河”。小说写黄河，是为了塑造像罗二别子、三三这样的“黄河精灵”；而塑造罗二别子、三三也同样是为了写黄河魂，写出黄河的气韵、灵性和魂魄。那么，黄河的气韵、灵性和魂魄到底是什么？黄河的气韵、灵性和魂魄最本质的方面就是对自由、诗意、本真、野性的生命追求。黄河在象征的层面上，是一条自由、野性、诗性、放纵而又洒脱的河流。这一点从罗二别子等人对黄河的固守可以看出来。对他们来说，黄河不只是一条河，而且代表自由、诗意、野性、纯真的精神境界，因此，他们执着于黄河的水上生活，自我放逐于社会，在形而上层面上，可理解为对自由、本真、野性、诗性的固守。对于他们来说，对“自在”的追求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而“自在”其实就可以看作自由、本真、野性、诗性的同义语。悲剧也正在这里。他们自我放逐于社会，去追求诗意、本真、野性、自由，这注定是一个艰难、逆行、难以实现的美丽梦境。而且，即使他们像三三一样，融入社会，为社会所吸纳，“自在”就一定能找到吗？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罗二别子对“自在”的追求，对黄河的固守，才更加令人感到可贵。他那“人就满世界找不到这自在吗？”的一声喟叹，就格外地动人心弦、摄人心魂，具有复杂深刻的哲学意味。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
/冯金堂与《黄水传》/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黄水传》就以黄河为题材。作者冯金堂（1922—1968）为河南扶沟县季历岗村人，是个地道农民作家。他由农民成长为作家的经历，带有一定传奇性。由于家庭贫困，冯金堂只上了四年小学就辍学务农，后来却凭着艰苦自学和超常毅力，完成35万字的长篇小说《黄水传》，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河南甚至全国拥有一定知名度。他的这种传奇，可以说是黄河赋予的。1938年黄河泛滥，扶沟县沦为黄泛区，冯金堂在家撑船一年多，后逃难到陕西省黄龙山开荒种地，抗战胜利后返家。因此，冯金堂虽非黄河岸边人，黄河却硬生生闯入他的家乡，闯入他的生活。他后来写黄河，为黄水作传，既有生活的偶然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写《黄水传》前，冯金堂已经写过通俗文艺作品《控诉蒋贼扒黄河》（坠子），这是专门讲述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的第一部作品。1961年出版的《黄水传》，则用传统通俗小说章回体形式，讲述黄河决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黄水传》共41回，前21回讲述张家庄农民在黄水到来后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写了武强、李小荣、张成仁等农民逃荒路上的苦难生活，以及留守农民李老万一家在地主周大赖剥削下家破人亡的凄惨遭遇。后20回讲述抗战胜利后武强、三喜、二怪等回到家乡，在新四军带领下，开展土改工作和游击战争，迎来黄泛区解放。小说通过黄河泛滥带给人民的灾难，控诉蒋介石的旧中国；又通过新四军带领人民得解放，歌颂新中国。小说中的“黄水”（黄河水）带有明显隐喻性，隐喻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
《黄水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描写黄河的长篇小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冯金堂以这部作品获得了很大荣誉。小说在艺术上有可称道之处，如语言朴素，人物对话部分采用中原地方的方言土语；结构采用章回体形式，每章题目皆用对句，结尾则用七言绝句对全篇内容进行概括；一些主要人物如武强、小荣、玉生、周大赖塑造得较为生动。但由于时代政治及作者艺术修养、思想认识的局限，这部小说留下的缺憾同样非常明显，如情节叙事和人物描写上平均用力，没有塑造出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形象；思想深度不够，只着眼于再现黄泛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虽通过部分人物如武强、小荣写出了人民面对苦难的坚韧态度，但由于作者侧重从阶级性来写，没有揭示出人性面对苦难所应有的丰富与伟大。小说题目为“黄水传”，即为“黄河”作传，这显然是个大题目，也是絕妙好题；但作者却没有利用好“黄河”这一元素。小说在情节叙事上只着眼于水患，黄河在作品中仅作为“黄水”出现，“黄河”只不过是一条普通河流，可置换为其他任意一条大河。
20世纪30年代，黄河花园口的决口与泛滥，淹死一百万老百姓，造成大量难民逃亡和流离失所，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可谓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样的大事件，期待艺术的大手笔给予相称的艺术表现。对于这个大事件，冯金堂以一个农民作家的身份，第一个做出敏锐反应，无疑是可贵的，也是可敬的；但要表现这样的大事件，冯金堂的艺术准备和认识能力，显然远远不够。因而，艺术表现这一事件的历史任务，就责无旁贷落到另一中原作家李凖肩上。
/李凖与《黄河东流去》/
李凖（1928—2000），蒙古族，河南孟津县人。黄河从孟津北部流过，“孟津”得名就与黄河有关。李凖后来结缘黄河，写出《黄河东流去》，一方面来自他生在黄河边，与黄河有天然联系；另一方面，则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1942年，年仅14岁的李凖，作为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亡西安。难民的流亡生活，特别是在逃难生活中，他们对固有生活习俗与伦理道德的坚持，给少年李凖留下深刻印象。李凖说：“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李凖：《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见《黄河东流去》）1949年，李凖作为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黄泛区，对黄泛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更深入接触与体验。1969年，李凖被下放到黄泛区农村劳动整三年。三年中，李凖更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中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由这些“家史”提炼而成。三次与黄泛区农民的接触，奠定了李凖坚实的生活基础，他结缘黄河，最后拿出《黄河东流去》这部大书，就来自他与黄泛区难民的多次亲密接触与精神碰撞。
有趣的是，李凖接触的黄泛区农民中，就包括冯金堂。据冯金堂侄女冯芳梅口述，1954年，冯金堂参加河南省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认识李凖，两人从此成为好朋友。李凖后来下放到黄泛区生活时，冯金堂与其“携手了解农村，体验生活，调查黄泛区的过去和现状，特别是扶沟人在黄水泛滥时大量逃荒到陕西的历史，为李凖以后创作《黄河东流去》积累了素材” （冯芳梅口述、李郁执笔：《从翻身农民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回忆我的叔叔冯金堂》）。李凖在黄泛区广泛调查难民家史，积累生活素材，而陪同他的冯金堂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难民”。笔者推测《黄河东流去》中“春义”就有着冯金堂的影子。因为小说第29章《咸阳饭铺》写读过四年小学的春义打算到黄龙山开荒种地，这恰恰与冯金堂读过四年小学且逃难陕西时在黄龙山开荒种地的经历契合。李凖熟悉冯金堂的逃难经历，春义这个人物形象的部分素材很可能就来自冯金堂。1959年初，冯金堂《黄水传》初稿写成，为出版该书，根据出版社意见，冯金堂到北京改稿，恰巧与李凖住在一起。“李凖在写稿改稿之余，第一个读了《黄水传》，不论是对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极为欣赏，同时也提出了他个人的修改意见。叔叔在李凖的帮助下，将稿子润色后交给编辑部。”（冯芳梅口述、李郁执笔：《从翻身农民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回忆我的叔叔冯金堂》）依据冯芳梅口述，李凖与冯金堂两个作家在生活和写作上，围绕黄河，存在过不少交流和交往。这样的交流发生在一个农民作家和一个有成就的职业作家之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生活上有深厚积淀，并且已有《黄水传》在前，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可资借鉴，但李凖的黄河书写却并非一帆风顺。1977年，李凖的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上、下集）出版。剧本上集讲述1938年黄河大决口后赤杨岗农民的流亡生活，集中塑造了农村妇女李麦的形象。下集讲述县妇联主任李麦，为治理黄河，主动申请回基层工作，带领农民搞黄河淤灌，把黄泛区变成千里良田。《大河奔流》被搬上荧幕后产生很大影响，获得广泛好评。但是，《大河奔流》并没有实现对《黄水传》的超越。与《黄水传》一样，《大河奔流》通过新旧黄河的对比来歌颂新中国，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人物形象塑造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人物形象李麦作为一个农民妇女被塑造得过于高大，有点虚假做作。李凖在自我反思中对作品进行大规模修改，于1979年6月完成《黄河东流去》上卷，下卷一直拖到1984年春才完成。两卷写作时间间隔竟然达五年之久，这么长的时段既显示作家对创作的执着，也凸显了创作的艰辛和困难。
当然，任何汗水和付出皆有回报，而且往往是高额回报。比起《大河奔流》，《黄河东流去》在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上有明显质的飞跃。执着的李凖终于通过书写黄河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和超越。与《大河奔流》侧重表现李麦一家命运不同，《黄河东流去》重点表现了李麦、海长松、海老清、海春义、徐秋斋、蓝五、王跑等七户农民的生活，塑造了众多典型、生动，具有很高艺术概括力的人物形象，许多次要人物，甚至一些偶尔出现的人物形象，皆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显示了非凡的艺术功力。众多形象中，李麦的形象最出彩，最有艺术感染力。《黄河东流去》出版后，以其出色的艺术成就和巨大影响力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排在第一位），由此奠定李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黄河水不但养育了李凖，还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没有黄河，就没有《大河东流》，更不会有《黄河东流去》；没有黄河，就没有李凖对自我艺术的反思与突破，李凖最好的小说也许就永远定格在《李双双小传》《不能走那条路》上。
作为一个黄河人，李凖对黄河与河南作家、黄河与河南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持久的思考和自己的独特看法。针对河南虽贫穷落后却涌现大批作家这种现象，李凖的解释是：“我看，这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带来无数苦难，但却给河南人乐观与大气。”“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茅盾文学奖，一次有3名河南人，为什么？这还得感谢黄河。”（孙荪：《怀念李凖》）茅盾文学奖一次授予三位河南人，是否与黄河有关，暂且不讲；李凖之所以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则确实与黄河有关。
《黄河东流去》第一章就以“黄河”开篇，黄河隐喻中原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厚重执着、坚韧不屈的文化性格。不过，小说整体上还是侧重于表现黄泛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主要聚焦于人与土地的关系，黄河还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没有进入文本的结构中心。而在后起的年轻作家魏世祥笔下，黄河才真正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表现对象。黄河不但被写出了“形”，还被写出了“神”。
/魏世祥与《水上吉卜赛》/
魏世祥1945年出生于开封。黄河在开封这一段，成为高高悬于空中的悬河。所以，开封人一出生头上就顶着一条河，就与黄河结了缘，成为不折不扣的黄河人。作为天生的黄河人，魏世祥在文学创作的开始，并没有直奔黄河而去。刚从事文学创作的一年多时间，魏世祥的写作对象显得有点凌乱，一会儿写历史，一会儿写知识分子，一会儿写自己，但就是没有写身边的黄河。偶然一次黄河滩小住，在一位年轻回乡知青带领下走村串户，看黄河，别样的黄河人生给予他人生初次的震惊体验，由此萌发了写黄河的冲动，开始了他第一篇黄河小说《女人塘》的写作。有了这次经历，当上级号召作家挂职下放体验生活时，魏世祥毫不猶豫选择黄河中下游第一险工——兰考县东坝头渡口。在这个地段的黄河拗弯里，生活着一帮从淮河上过来、以打渔猎雁为生的流浪船民。这群“化外游民”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寒中所过的自在日子，给作家又一次更为巨大的震惊体验。这是他与黄河第二次结缘。第二次的黄河结缘给作家认识世界和生命打开另一扇窗，他感觉“终于在这汹涌的大河上找到了自己，在这群黄河的精灵身上找到了自己”[魏世祥：《我和黄河（后记）》，见《水上吉卜赛》，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P261]。他终于从黄河找到了自我，从黄河上生活的“水上吉卜赛人”那里找到自己要写和该写的对象。这样的感悟和激情驱使作家一气呵成，完成了长篇小说《水上吉卜赛》（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出版）。
《水上吉卜赛》是一部系列小说，由《火船》《红帆船》《喜船·鬼船》《白船队》构成。四篇小说各自有一定独立性，在情节和人物上又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合起来是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在以上三部黄河小说中，写黄河形态写得最为精彩传神的莫过于《水上吉卜赛》。《黄水传》与《黄河东流去》更侧重于人与土地的关系，而非人与河的关系，所以，都没有对黄河展开具体的形态描写。《水上吉卜赛》则紧紧抓住中原黄河“滩多水缓”的特点，展开多角度、多方位描写，称得上是一幅多姿多彩的黄河长卷图。为突出中原黄河“滩多”，小说写了各种滩，有岗、老滩、嫩滩、硬滩、暗滩、雁滩、河心滩、边滩，这显然出自对黄河滩的精心观察。写黄河本身也写得绰约多姿、气象万千、回肠荡气。写了不同背景下的黄河，有晴空下的黄河、夜幕下的黄河、黄风漫卷下的黄河；而夜黄河又分月光黄河与黑夜黄河。写了不同季节的黄河，有立春黄河、伏秋大汛后黄河、入夏黄河、冬季黄河。写了同一段黄河“水”之不同：有溜滩子急水，有平缓的涟子水，有滚锅一般的黄河主流。写了黄河的瞬息万变：刚刚平坦、稳实得像柏油马路，马上浊浪滚滚、天地变色。小说还写了黄河上的奇观，有脑袋像人头、身子像座山雕的人头雕，有黑山般陡立、两三丈高的巨怪黄河夜叉。小说写得最精彩的是黄河民俗：猎雁前那一套神秘、虔诚、庄严的仪式，充满禁忌的水上婚礼等。《水上吉卜赛》对黄河形态能有如此出色传神的描绘，源自作家看待生活的视角和独特的艺术追求。他从黄河与人的关系角度来体会生命的自由境界，用黄河来象征人物的生命状态。写黄河之形，说到底是为了传人物之神；黄河写活了，小说人物也便写活了。就像雷达所说：“作者善于贴着人物写黄河，贴着黄河写人物，人是河的对象化，河是人的对象化。这也许是它艺术魅力的最大来源。”[雷达：《痛苦而欣慰的告别（代序），见《水上吉卜赛》]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元素，小说必须写人，黄河小说也不例外。三部黄河小说都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但其艺术追求却各不相同，由此带来小说中黄河意象的象征含义也截然不同。《黄水传》侧重从阶级性角度塑造人，黄河成为一条“阶级之河”。《黄河东流去》侧重从文化与人性角度塑造人，黄河成为一条“文化之河”“道德之河”。《水上吉卜赛》则侧重从生命哲学角度塑造人，黄河成为一条“生命之河”“野性之河”。小说写黄河，是为了塑造像罗二别子、三三这样的“黄河精灵”；而塑造罗二别子、三三也同样是为了写黄河魂，写出黄河的气韵、灵性和魂魄。那么，黄河的气韵、灵性和魂魄到底是什么？黄河的气韵、灵性和魂魄最本质的方面就是对自由、诗意、本真、野性的生命追求。黄河在象征的层面上，是一条自由、野性、诗性、放纵而又洒脱的河流。这一点从罗二别子等人对黄河的固守可以看出来。对他们来说，黄河不只是一条河，而且代表自由、诗意、野性、纯真的精神境界，因此，他们执着于黄河的水上生活，自我放逐于社会，在形而上层面上，可理解为对自由、本真、野性、诗性的固守。对于他们来说，对“自在”的追求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而“自在”其实就可以看作自由、本真、野性、诗性的同义语。悲剧也正在这里。他们自我放逐于社会，去追求诗意、本真、野性、自由，这注定是一个艰难、逆行、难以实现的美丽梦境。而且，即使他们像三三一样，融入社会，为社会所吸纳，“自在”就一定能找到吗？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罗二别子对“自在”的追求，对黄河的固守，才更加令人感到可贵。他那“人就满世界找不到这自在吗？”的一声喟叹，就格外地动人心弦、摄人心魂，具有复杂深刻的哲学意味。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