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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6号，贾樟柯的《24城记》几经沉浮终于在全国300多家院线同时上映。这部电影以一种采访纪实的手法记录了成都一家国有飞机制造厂——“420厂”变成一个大型商业楼盘“24城”的过程。而与贾樟柯共同担任编剧的是生长在成都的著名女诗人翟永明。虽然在文艺青年中，翟永明的名字大名鼎鼎。但在这个诗歌衰微的年代，对于已经习惯消费流行文化的公众来说，这个名字却有点陌生。而《24城记》的上映却通过光影的传播将她推向前台。
为沉默赋形
“为沉耿赋形”是翟永明与《24城记》拥有的相同的气质，不知道是不谋而合，还是相互掩映，唯一能确定的是，二者都充满力量。
北京，一个周二下午，《24城记》已经上映两周了。前一天，一个早早就观影的朋友特地打来电话提醒不要错过，“特真实，绝对是近来最真实的片子!”
周二影院的票价五折，买票进去的时候，电影院里正在播放影院附赠的前奏——新闻片《西藏今昔》。在银幕光线的明灭闪耀下，环顾四周，隐约看见位置偏后的几排中间露出几个头发花白的脑袋，还有一片空位。
当影片演到一个420厂被买断工龄的女工哭诉着亲人的离别时，不远处意外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啜泣声，这啜泣声作为“画外音”，断断续续一直伴随着电影中几个人物上场又离开，直到电影的结束。电影结束，灯光亮起，顺着嚷泣声传来的方向望去，泪痕下有着一张年轻的面孔。
《24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漫长。电影讲述了坐落在成都的一座国有军工厂——420厂在50多年的变迁中，由盛而衰的过程。420厂建立于1958年，建厂之初，全国各地的优秀工人随着厂子搬迁到成都。这是一个曾经人人称羡的国营企业，工厂内部有着自己的居民区、电影院、学校等等，夏天甚至可以自制雪糕和汽水，厂里的工人也以子承父业的形式在厂里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20厂就像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位于成都，却脱离成都。然而，420厂的衰落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到来而开始，就和其他许多步履艰难的国营工厂一样，最终它也难逃倒闭破产的命运。2007年，一个地产集团以天价买下了420厂的地皮，老厂建筑几乎全被拆除，原址上则规划建造新的地产王国，名叫“24城”。电影以纪实采访的形式，截取了在这巨大变迁中9位亲历者身上的故事，其中有失去孩子的女工、韶华不再的厂花，以及拒绝子承父业的年轻人。
这些生活和这些故事看上去是那么遥远，绝非是那泪痕下年轻的面孔所熟悉的，然而电影中表达的遗忘和消失，以及普通个体在时代车轮下被折碾的忧伤，谁都读得懂，像被炎热灼伤的舌尖一样，隐隐触动着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为了准确把握成都这个城市的气质，在筹备剧本的时候，贾樟柯特地找来了生长在成都的女诗人翟永明。翟永明出生在成都，但她的祖籍却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就像《24城记》中那些当年随着工厂千里迢迢搬迁到成都的人们一样，只不过翟永明的父母跟随的是部队。
对于成都的变迁，翟永明再熟悉不过，作为敏感的诗人，她生活其中，一直默默地观察。在贾樟柯找到翟永明结构《24城记》的剧本之前，翟永明曾写过一首名为《洋盘货的广告词》的诗，诗中展现的成都是一座商业楼盘林立的城市——戛纳印象，香榭丽都、米兰香洲、维也纳森林别墅……各种广告名号让这座西南都市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舶来的体味。于是，翟永明写道：“成都后花园，却有纯正北美血统”，语句中带着嘲讽的意味和无奈的失落。
创作《24城记》时，为了掌握一手资料，贾樟柯在成都搞了一个420厂故事的征集活动，在这期间，翟永明和贾樟柯走访了大量420厂的工人。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讲述者的身上发生了如此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感人，又不为公众所知。翟永明现在还记得，在一位工人的家里，她惊奇地发现时间在这方空间里仿佛凝固了一般——这名工人家中的一切陈设都停留在70年代，喝水的搪瓷缸子，铁皮暖壶、桌布、枕套等等，除了一台供孩子学习用的电脑能偶尔把人从这种错觉中拉回来。
“在改革开放中，成都算是一个改革步伐迈进得比较快的城市，但是我没想到在成都还有这样一个飞地，这就是贾樟柯在电影中表现的主题之一——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能够参与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国有大厂，现在他们与成都是脱离的，不管成都怎样改变，但他们是一成不变的。”翟永明说，“在采访这些工人的时候，他们也都是感慨万千。他们把自己的青春都交给了这座工厂，现在，却看不到来来。”
就在与这些亲历者的接触中，他们在一个纪录片的架构中融入故事片的成分的构思慢慢形成，随之便有了今日人们看到的纪实与虚构交叉重叠起来的《24城记》。尽管在采访中，常有工人表达得激动，但在编剧时，贾樟柯和翟永明却选择了克制，他们只想客观地看待历史的演变，而不是爆发式的追怀与倾诉。事实证明，这样选择的结果更有力量。
这让人想起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对翟永明的评价：“她的诗致力于穿透并化合身心的痛楚，群体的宿命和现实的分裂，因而能量丰沛……她的写作始终坚持探询沉默，为沉默赋形，同时向沉默敞开，是沉潜和飞翔、复杂和纯真的统一……”而这也正是《24城记》的气质。
《淑媛》：有人说您为贾樟柯的电影里注入了一种诗意，您同意么?
翟永明：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贾樟柯的电影都很有诗意，这个诗意并不是说非要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他之前的电影《小武》、《站台》都有一种诗意。贾樟柯自己的文学修养就很高，并不是我的加入让他的电影有了诗意，只不过贾樟柯把自己的诗歌情结融入到了这部《24城记》中，进行了集中处理。有人曾经说贾樟柯是一位诗人导演，我挺同意的。
《淑媛》：《24城记》中贾樟柯在电影中起用职业演员的手法备受到争议，您怎么看?
翟永明：电影中除了几个演员外，其他的讲述者就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无论职业演员如何放松也无法达到亲历者身上的真实感。但这并不是贾樟柯所刻意想要的效果。因为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可以由亲历者来讲述，有些故事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了或者已经找不到了，比如吕丽萍演的“大丽”，我们是在“厂史”的记载中看到她的故事，工厂领导对工人们讲，这个小孩是他们从沈阳迁移到成都时的第一个牺牲者。但是这个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在“大丽”身上也有其他工人的一些故事。还有陈冲扮演的顾敏华，她只是“厂花”故事的集中代表。
《淑媛》：陈冲扮演的厂花，她的初恋其实挺残酷的，看着布告栏中一张不知名的小伙子的照片。在别人的流言中不知不觉陷入恋爱，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名已经牺牲了的飞行员。这也是真实的故事吗?
翟永明：这里面有真实也有虚构，但在工厂里，工厂领导确实曾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年轻工人。“厂花”的讲述不长，我们却反复修改了 很多次，要集中那么多的时代信息并不容易。
《淑媛》：陈建斌扮演的厂子接班人还在壮年，您有没有假设过，这样年龄的人迈出工厂后的出路会怎样呢?
翟永明：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工人，他有很好的技术，可以修理汽车，但是即使是面临下岗，他也没有想过到外面用自己的技术去打开一片天空，空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他们有点像被豢养、失去野性的狮子。体制外的这个丛林法则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
《淑媛》：那么，女性在其中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翟永明：在采访中，有一个女工全家人都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她从小就在厂里长大。她讲到自己当年如何满怀激情加班加点地去干活，甚至生孩子后没多久就去上班，也因为如此，她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工厂，而现在她很茫然。另女各顶半边天，但对于女人来说，工作之外，她们承受的要更多。这就是诗!
翟永明的第一身份是女人，而第一职业身份是诗人，在女人与诗人的转化中，她特立独行，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算起来翟永明和贾樟柯已经有了10年的友谊。当年，成都的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举办了一个电影研讨会，邀请了几乎所有的第五代导演，当时活动组织者请翟永明推荐一些青年导演，正巧翟永明刚看了《小武》，尽管她并不知道贾樟柯是怎样一个人，但《小武》带给她的震动让她向组织者推荐了贾樟柯。而10年后，因为电影而结识的两个人也在《24城记》中达成了第一次电影上的合作。
对于贾樟柯来说，翟永明的加入实现了他在电影中放大诗意的理想，于是，在每段故事间，人们能看到一条条诗句渐渐凸现在银幕上，像一个优美的分号，如：“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这些都是在翟永明的帮助下精心挑选的，这些诗句穿插其中，有的像睿智的总结，有的则像沉重的叹息。
然而，《24城记》之于翟永明只是一位光彩的过客，翟永明最明亮的头衔永远是——诗人。1984年，她发表的组诗《女人》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诗中特立独行的女性立场让翟永明名噪诗坛。接着，《静安庄》，《人生在世》、《被称之为一切》、《颜色中的颜色》等诗作，让翟永明被认为是中国新诗潮运动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女诗人之一。
生活中的翟永明是个理想主义者、自由追逐者，甚至是清规戒律的背叛者。在喊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翟永明曾令人称羡地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并被分配到一家物理研究所。然而，翟永明却想要挣脱封闭的体制的约束，做自己喜欢的事——写作。1983年，因为家人和单位的反对，她大病一场，在这低谷中，她开始了《女人》的创作。也就在这年年底，翟永明终于离开了单位。
和420U的人们一样，翟永明也经历了从体制的羽翼下进入自然的阵痛，她甚至比起420厂的人们更早接触到了生活的艰辛。她的理想是进入出版社做一个编辑，但依然因为体制原因，这个理想未能如愿。在社会上飘荡着从事了几份职业后，最终陪伴她的依然是诗歌。1996年，翟永明第一本散文集《纸上建筑》出版，她头也不回地踏上自由撰稿人的路途。
从1983年到今天，已经26年，回首路途，从80年代观照内心的诗集《女人》，到2008年放眼整个时代与社会的诗文合集《最婉约的词》，翟永明的蜕变剧烈而清晰。这是时间对一个女人的历练，这26年中，她经历过“江郎才尽”的困扰，经历过与何多苓的婚姻失败的挫折，也曾把自己放逐到异国的土地上。如今她栖居成都，过着写作兼经营酒吧的生活。
翟永明赖以为生的酒吧名叫“白夜”，取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1998年开业的时候酒吧还是成都的时尚玩意。然而到现在，“白夜”已经有11年了，其间无数酒吧生生灭灭，“白夜”却坚持了下来，去年还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开了分店。因为翟永明的关系，这所名为“白夜”的酒吧已经成为成都著名的地标，和文艺青年心中诗歌的圣地。而翟永明的本意也希望这所酒吧能成为一个诗人、作家、摄影家、设计师们聚会交流的地方。于是“白夜”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售书、朗诵会，影像放映等在这里轮番上阵，而“白夜”也像《茶馆》一样，11年终不时上演着诗人、艺术家们的悲欢离合。翟永明说，总有一天她要为“白夜”出本书，记录下来这里的人和所发生的故事。
对翟永明来说，她一直是感谢“白夜”的。因为经营“白夜”，让她拥有了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更独立的生活。尽管《女人》的序言《黑夜的意识》发表在二十几年前，她也从不满足仅仅局限在对女人的关注，但当年的语句现在看来依然能描绘她骨子里的坚持：“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含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淑嫒》：现在诗歌似乎是一个小众的艺术，对这种现状您是否感到忧虑?
翟永明：诗歌现在被边缘化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事实，社会现状如此，眼下人们更乐于追逐经济利益。但我想这只是一个短暂时期，过了这个阶段，人们还是会回归诗歌。
《淑媛》：您从一开始创作《女人》，就一直在坚持女性主义的创作视角。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呢?
翟永明：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很多女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看问题的眼光其实是一个男性的视角。当真正意识到了男女之间存在不同的眼光的时候，女人才能真正具备女性意识。我曾看到一位女明星在采访中回应第三者问题时，很潇洒地说：“反正我们家不吃亏!”这种认为男女情感种存在吃亏占便宜，且通常是女性吃亏的观点，其实正是男性视点。这位女星没有意识到：自己看问题的眼光是被男性视角改造过的。
《淑媛》：很多人撰文盛赞您“诗好，貌美”，您怎么看待女人的美貌?
翟永明：我自己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外表之于女人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创作与之无关，有时候创作甚至与性别无关，很多人甚至读诗时看到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是女的。这是一个媒体时代，“美貌”的话题，就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东西。
《淑媛》：您认为对于女性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翟永明：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家庭主妇)，女性都应该保持一种独立和自尊的状态。
编辑 文颖
为沉默赋形
“为沉耿赋形”是翟永明与《24城记》拥有的相同的气质，不知道是不谋而合，还是相互掩映，唯一能确定的是，二者都充满力量。
北京，一个周二下午，《24城记》已经上映两周了。前一天，一个早早就观影的朋友特地打来电话提醒不要错过，“特真实，绝对是近来最真实的片子!”
周二影院的票价五折，买票进去的时候，电影院里正在播放影院附赠的前奏——新闻片《西藏今昔》。在银幕光线的明灭闪耀下，环顾四周，隐约看见位置偏后的几排中间露出几个头发花白的脑袋，还有一片空位。
当影片演到一个420厂被买断工龄的女工哭诉着亲人的离别时，不远处意外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啜泣声，这啜泣声作为“画外音”，断断续续一直伴随着电影中几个人物上场又离开，直到电影的结束。电影结束，灯光亮起，顺着嚷泣声传来的方向望去，泪痕下有着一张年轻的面孔。
《24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漫长。电影讲述了坐落在成都的一座国有军工厂——420厂在50多年的变迁中，由盛而衰的过程。420厂建立于1958年，建厂之初，全国各地的优秀工人随着厂子搬迁到成都。这是一个曾经人人称羡的国营企业，工厂内部有着自己的居民区、电影院、学校等等，夏天甚至可以自制雪糕和汽水，厂里的工人也以子承父业的形式在厂里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20厂就像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位于成都，却脱离成都。然而，420厂的衰落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到来而开始，就和其他许多步履艰难的国营工厂一样，最终它也难逃倒闭破产的命运。2007年，一个地产集团以天价买下了420厂的地皮，老厂建筑几乎全被拆除，原址上则规划建造新的地产王国，名叫“24城”。电影以纪实采访的形式，截取了在这巨大变迁中9位亲历者身上的故事，其中有失去孩子的女工、韶华不再的厂花，以及拒绝子承父业的年轻人。
这些生活和这些故事看上去是那么遥远，绝非是那泪痕下年轻的面孔所熟悉的，然而电影中表达的遗忘和消失，以及普通个体在时代车轮下被折碾的忧伤，谁都读得懂，像被炎热灼伤的舌尖一样，隐隐触动着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为了准确把握成都这个城市的气质，在筹备剧本的时候，贾樟柯特地找来了生长在成都的女诗人翟永明。翟永明出生在成都，但她的祖籍却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就像《24城记》中那些当年随着工厂千里迢迢搬迁到成都的人们一样，只不过翟永明的父母跟随的是部队。
对于成都的变迁，翟永明再熟悉不过，作为敏感的诗人，她生活其中，一直默默地观察。在贾樟柯找到翟永明结构《24城记》的剧本之前，翟永明曾写过一首名为《洋盘货的广告词》的诗，诗中展现的成都是一座商业楼盘林立的城市——戛纳印象，香榭丽都、米兰香洲、维也纳森林别墅……各种广告名号让这座西南都市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舶来的体味。于是，翟永明写道：“成都后花园，却有纯正北美血统”，语句中带着嘲讽的意味和无奈的失落。
创作《24城记》时，为了掌握一手资料，贾樟柯在成都搞了一个420厂故事的征集活动，在这期间，翟永明和贾樟柯走访了大量420厂的工人。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讲述者的身上发生了如此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感人，又不为公众所知。翟永明现在还记得，在一位工人的家里，她惊奇地发现时间在这方空间里仿佛凝固了一般——这名工人家中的一切陈设都停留在70年代，喝水的搪瓷缸子，铁皮暖壶、桌布、枕套等等，除了一台供孩子学习用的电脑能偶尔把人从这种错觉中拉回来。
“在改革开放中，成都算是一个改革步伐迈进得比较快的城市，但是我没想到在成都还有这样一个飞地，这就是贾樟柯在电影中表现的主题之一——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能够参与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国有大厂，现在他们与成都是脱离的，不管成都怎样改变，但他们是一成不变的。”翟永明说，“在采访这些工人的时候，他们也都是感慨万千。他们把自己的青春都交给了这座工厂，现在，却看不到来来。”
就在与这些亲历者的接触中，他们在一个纪录片的架构中融入故事片的成分的构思慢慢形成，随之便有了今日人们看到的纪实与虚构交叉重叠起来的《24城记》。尽管在采访中，常有工人表达得激动，但在编剧时，贾樟柯和翟永明却选择了克制，他们只想客观地看待历史的演变，而不是爆发式的追怀与倾诉。事实证明，这样选择的结果更有力量。
这让人想起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对翟永明的评价：“她的诗致力于穿透并化合身心的痛楚，群体的宿命和现实的分裂，因而能量丰沛……她的写作始终坚持探询沉默，为沉默赋形，同时向沉默敞开，是沉潜和飞翔、复杂和纯真的统一……”而这也正是《24城记》的气质。
《淑媛》：有人说您为贾樟柯的电影里注入了一种诗意，您同意么?
翟永明：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贾樟柯的电影都很有诗意，这个诗意并不是说非要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他之前的电影《小武》、《站台》都有一种诗意。贾樟柯自己的文学修养就很高，并不是我的加入让他的电影有了诗意，只不过贾樟柯把自己的诗歌情结融入到了这部《24城记》中，进行了集中处理。有人曾经说贾樟柯是一位诗人导演，我挺同意的。
《淑媛》：《24城记》中贾樟柯在电影中起用职业演员的手法备受到争议，您怎么看?
翟永明：电影中除了几个演员外，其他的讲述者就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无论职业演员如何放松也无法达到亲历者身上的真实感。但这并不是贾樟柯所刻意想要的效果。因为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可以由亲历者来讲述，有些故事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了或者已经找不到了，比如吕丽萍演的“大丽”，我们是在“厂史”的记载中看到她的故事，工厂领导对工人们讲，这个小孩是他们从沈阳迁移到成都时的第一个牺牲者。但是这个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在“大丽”身上也有其他工人的一些故事。还有陈冲扮演的顾敏华，她只是“厂花”故事的集中代表。
《淑媛》：陈冲扮演的厂花，她的初恋其实挺残酷的，看着布告栏中一张不知名的小伙子的照片。在别人的流言中不知不觉陷入恋爱，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名已经牺牲了的飞行员。这也是真实的故事吗?
翟永明：这里面有真实也有虚构，但在工厂里，工厂领导确实曾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年轻工人。“厂花”的讲述不长，我们却反复修改了 很多次，要集中那么多的时代信息并不容易。
《淑媛》：陈建斌扮演的厂子接班人还在壮年，您有没有假设过，这样年龄的人迈出工厂后的出路会怎样呢?
翟永明：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工人，他有很好的技术，可以修理汽车，但是即使是面临下岗，他也没有想过到外面用自己的技术去打开一片天空，空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他们有点像被豢养、失去野性的狮子。体制外的这个丛林法则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
《淑媛》：那么，女性在其中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翟永明：在采访中，有一个女工全家人都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她从小就在厂里长大。她讲到自己当年如何满怀激情加班加点地去干活，甚至生孩子后没多久就去上班，也因为如此，她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工厂，而现在她很茫然。另女各顶半边天，但对于女人来说，工作之外，她们承受的要更多。这就是诗!
翟永明的第一身份是女人，而第一职业身份是诗人，在女人与诗人的转化中，她特立独行，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算起来翟永明和贾樟柯已经有了10年的友谊。当年，成都的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举办了一个电影研讨会，邀请了几乎所有的第五代导演，当时活动组织者请翟永明推荐一些青年导演，正巧翟永明刚看了《小武》，尽管她并不知道贾樟柯是怎样一个人，但《小武》带给她的震动让她向组织者推荐了贾樟柯。而10年后，因为电影而结识的两个人也在《24城记》中达成了第一次电影上的合作。
对于贾樟柯来说，翟永明的加入实现了他在电影中放大诗意的理想，于是，在每段故事间，人们能看到一条条诗句渐渐凸现在银幕上，像一个优美的分号，如：“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这些都是在翟永明的帮助下精心挑选的，这些诗句穿插其中，有的像睿智的总结，有的则像沉重的叹息。
然而，《24城记》之于翟永明只是一位光彩的过客，翟永明最明亮的头衔永远是——诗人。1984年，她发表的组诗《女人》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诗中特立独行的女性立场让翟永明名噪诗坛。接着，《静安庄》，《人生在世》、《被称之为一切》、《颜色中的颜色》等诗作，让翟永明被认为是中国新诗潮运动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女诗人之一。
生活中的翟永明是个理想主义者、自由追逐者，甚至是清规戒律的背叛者。在喊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翟永明曾令人称羡地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并被分配到一家物理研究所。然而，翟永明却想要挣脱封闭的体制的约束，做自己喜欢的事——写作。1983年，因为家人和单位的反对，她大病一场，在这低谷中，她开始了《女人》的创作。也就在这年年底，翟永明终于离开了单位。
和420U的人们一样，翟永明也经历了从体制的羽翼下进入自然的阵痛，她甚至比起420厂的人们更早接触到了生活的艰辛。她的理想是进入出版社做一个编辑，但依然因为体制原因，这个理想未能如愿。在社会上飘荡着从事了几份职业后，最终陪伴她的依然是诗歌。1996年，翟永明第一本散文集《纸上建筑》出版，她头也不回地踏上自由撰稿人的路途。
从1983年到今天，已经26年，回首路途，从80年代观照内心的诗集《女人》，到2008年放眼整个时代与社会的诗文合集《最婉约的词》，翟永明的蜕变剧烈而清晰。这是时间对一个女人的历练，这26年中，她经历过“江郎才尽”的困扰，经历过与何多苓的婚姻失败的挫折，也曾把自己放逐到异国的土地上。如今她栖居成都，过着写作兼经营酒吧的生活。
翟永明赖以为生的酒吧名叫“白夜”，取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1998年开业的时候酒吧还是成都的时尚玩意。然而到现在，“白夜”已经有11年了，其间无数酒吧生生灭灭，“白夜”却坚持了下来，去年还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开了分店。因为翟永明的关系，这所名为“白夜”的酒吧已经成为成都著名的地标，和文艺青年心中诗歌的圣地。而翟永明的本意也希望这所酒吧能成为一个诗人、作家、摄影家、设计师们聚会交流的地方。于是“白夜”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售书、朗诵会，影像放映等在这里轮番上阵，而“白夜”也像《茶馆》一样，11年终不时上演着诗人、艺术家们的悲欢离合。翟永明说，总有一天她要为“白夜”出本书，记录下来这里的人和所发生的故事。
对翟永明来说，她一直是感谢“白夜”的。因为经营“白夜”，让她拥有了更广阔的社会视角，更独立的生活。尽管《女人》的序言《黑夜的意识》发表在二十几年前，她也从不满足仅仅局限在对女人的关注，但当年的语句现在看来依然能描绘她骨子里的坚持：“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含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淑嫒》：现在诗歌似乎是一个小众的艺术，对这种现状您是否感到忧虑?
翟永明：诗歌现在被边缘化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事实，社会现状如此，眼下人们更乐于追逐经济利益。但我想这只是一个短暂时期，过了这个阶段，人们还是会回归诗歌。
《淑媛》：您从一开始创作《女人》，就一直在坚持女性主义的创作视角。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呢?
翟永明：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很多女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看问题的眼光其实是一个男性的视角。当真正意识到了男女之间存在不同的眼光的时候，女人才能真正具备女性意识。我曾看到一位女明星在采访中回应第三者问题时，很潇洒地说：“反正我们家不吃亏!”这种认为男女情感种存在吃亏占便宜，且通常是女性吃亏的观点，其实正是男性视点。这位女星没有意识到：自己看问题的眼光是被男性视角改造过的。
《淑媛》：很多人撰文盛赞您“诗好，貌美”，您怎么看待女人的美貌?
翟永明：我自己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外表之于女人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创作与之无关，有时候创作甚至与性别无关，很多人甚至读诗时看到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是女的。这是一个媒体时代，“美貌”的话题，就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东西。
《淑媛》：您认为对于女性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翟永明：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家庭主妇)，女性都应该保持一种独立和自尊的状态。
编辑 文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