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是现今官场出现的一个新的引人关注的问题，或曰官员中一个新的值得重视的病症。
　　在今年的“两会”上，“不作为”一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话题。一些企业界代表反映，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某些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却也多了。李克强总理在3月15日会见中外记者时也坦承：现在一些政府部门“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是为官不为啊”。
　　所谓“不作为”词典上有解釋，法律上有规范，不必引述。其实，按照一般地理解，倒也很简单，那就是：该尽的职责不尽，该办的事情不办;在位不谋政，有权不正用;只拿俸禄不干事，只当和尚不撞钟。
　　“不作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延误改革和建设大业;其二是损害民生和群众利益;其三是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形象。
　　凡事有因果，治病须探因。或问：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在中央出台一系列吏治规范和大力纠治吏风的大背景下，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明显改进，精神状态得以焕发，在此情势下，为何还会出现“不作为”现象呢？
　　据笔者初步探诊，大约有以下病因——
　　从客观上説，出现了“三个不适应”。首先是公务人员个人不适应。政府调结构、转方式，不唯GDP了，怎么办，不清楚;政府取消或下放了审批权，不审批了怎么管，不清楚;过去“乱作为”，现在不让“乱作为”了，正确的作为是什么，不清楚。其次是政府管理制度不适应。过去考核干部有一套体制、程序和办法，现在这个体制和指标要改，由是，政府如何管理下属，管理干部，如何考核、明责、追责，尚不适应。再是整个社会也有些不适应。哪些应是政府做的，哪些应是社会做的;哪些是要政府管的，哪些是由企业自主管的，市场主体不自觉，社会意识不明确。
　　从主观上説，在官员中间存有三种不良状态。一是不想作为。如今，审批权没有了，“乱作为”禁止了，灰色地带取消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于是也缺少了作为的动力，失去了办事的热情。结果造成乱伸的手缩回来了，监管的眼也闭起来了;制度的笼子扎起来了，该用的权也放下来了。二是不敢作为。在体制转变、规则重建之下，在敢作敢为就要冒一定风险面前，一些人便产生了怕得罪人、怕犯错误、怕惹是非的心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三是不会作为。不让审批了怎么管，不许乱伸手了怎么办，有点失措失据。思想跟不上，能力跟不上，于是消极、彷徨。
　　很显然，客观原因虽然重要，值得重视和研究解决，但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概括地说，就在于官员的精神懈怠，担当意识淡化;心理怯懦，担当精神弱化;尤其是没有了“利益驱动”，奉公敬业的思想退化。无须讳言，这种不负责任、不求进取、不干事情的“三不”倾向，同样也是一种腐败，一种可称之为“惰政”的腐败。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就是说“不作为”是一个新问题、新病症，也不那么得当。因为这种病也是源远流长的，现在有，古代也有;现在有，过去也有。现今，只不过因形势发展、改革深入、利益调整等等，又有所凸显罢了。如若进一步扫描、拍照、做病理分析，就还可发现这种病症所产生的封建思想的根子、官本位意识的根子、公权私化和贪欲固化的根子。这是更需要重视和予以铲除的。
　　为官避事平生耻，从政须有担当责。为了治理官员中的“不作为”病症，中央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完善政绩考评机制;二是加强监督问责。随着这两剂药的量化、细化及认真施用，哪些“不作为”官员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不好过的。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省悟、早早与之诀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