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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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国家干预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摇摆过程.为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国有化、经济复苏政策和金融市场规制等手段,呈现出"国家回归"的趋势.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2019年年初提出的国家工业战略文件,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本文以"干预型国家"的五种典型政策工具,即政府支出、国有企业的设立与扶持、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补贴和企业税收为主要分析维度,结合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对外经济条例》的修订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应对这三个政策调整动向的考察,分析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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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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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0VGQ0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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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国家干预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摇摆过程.为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国有化、经济复苏政策和金融市场规制等手段,呈现出"国家回归"的趋势.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2019年年初提出的国家工业战略文件,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本文以"干预型国家"的五种典型政策工具,即政府支出、国有企业的设立与扶持、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补贴和企业税收为主要分析维度,结合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对外经济条例》的修订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应对这三个政策调整动向的考察,分析了国家干预型政策工具得到延续乃至增强的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其在德国、欧盟及国际层面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三项政策调整动向表明,德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型政策工具的运用.然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回归"依然是有限度的,因为德国主流社会仍然对国家干预性措施的运用持有疑虑.未来,如果这些措施如愿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效,势必会带来新的动能,使得"干预型国家"的政策工具在德国各界获得进一步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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