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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厂子,还能没了,又不是地瓜,说刨就给刨了。”一个精瘦的小伙子叼着烟嘴说。
7月11日,一个日光猛烈的星期天,这个小伙子跟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坐在街口的草地上。路边,竖着一块石碑,粗砂砾石,刻着三个猩红的大字:富士康。
眼前,那块贴着一层一层招工启事的告示牌,指向路的尽头。100米长的水泥路尽头连着另一条路。那里是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厂区,也有人说是座城。
招聘冻结了
“富士康”石碑处,此前一直是个招工点,原本总是人潮涌动。不久前,当各路记者来采访连环跳楼事件时,还能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在此守候,他们被黄色的隔离带分开,面无表情,如同待价而沽的商品。
如今,只剩下斑秃的草地。
28岁的小伙子刘峰是湖北人,去年来这里打工,逐渐适应了此地的节奏,他对搬迁一事所知不多,“刚谈了女朋友,这不是给我添乱嘛。”他仿佛在说一件遥远的事情,“过一天是一天,都好说啦。”
对这些年轻的外省人而言,搬迁的影响远不及此前的跳楼来得强烈,“那时来了多少记者!围着你拉着你说话,而现在呢?”在他看来,事情的大小,在于记者出现的频率。“记者没来几个,事情不会坏到哪里”。
两个月前,这里就开始冷清。普工招聘冻结了。
对此最有感受的,是南门外周边小店的老板。此前这里最好卖的是矿泉水和面包,卖给那些长途跋涉来此排队应聘的年轻人。现在消停了,小店最畅销的商品变成了报纸,2元一份的都市报,一天能卖出去三四份,周末会多些,都是来草地发呆聊天谈恋爱的工人买去铺在地上。
原本小店周围还有些卖鸡蛋灌饼的流动摊子,或者卖煮熟的玉米棒子,据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几百个饼子和棒子不在话下。
也有不明就里的人过来,听说不招工了,有些失落。32岁的赵威就是如此,他打算来富士康闯一闯,“都说这里赚钱多,只要肯出力”。现在计划被打破,还没想好下一步,此刻就坐在草地上,拨弄着一把粉红色的雨伞,那是下火车后买的。
7月5日晚,郭台铭来到这里,在那座庞大的餐厅里,他“一改以前的严肃面孔,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温情但不失威严”地说,“富士康的外迁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公司对外迁的员工每个月还有额外的补贴。”
富士康新闻人发言人刘坤对此的补充是:“富士康部分事业部确实在向成都等地搬迁,但并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鸿海公开数据显示,仅今年一季度,鸿海自台湾汇出赴大陆地区投资金额已累计达3.0359亿美金,涉及11个工厂项目,其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也包括中山、烟台、淮安、重庆等,暂时未披露投资河南的具体金额。
富士康大陆地区商务长李金明说,未来理想的格局是,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 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减至15万。
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如今在全国分成四个片区。这四个片区的先后形成,展示着郭台铭商业帝国的蓝图。
1988年,帝国在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首先形成华南片区;1992年,在以昆山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形成华东片区;90年代末期,则在以烟台为核心的环勃海城市,形成第三片区。
最近十年,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第四片区也渐成规模。
如今甚嚣尘上的搬迁事件,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过是继续完善后三个片区而已。
有专家说,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后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
余晖的味道
搬迁的复杂性,落实在具体的人,是难以一言蔽之的,有些在此工作三五年的人,已经娶妻生子,打算按照城市人的方式好好生活,他们的孩子还尚在襁褓,如今厂子要走,他们很难一走了之,但是留在这座城市,未来会怎样,他们不知道。
在龙华,富士康工厂的周围,有很多大型卖场和超市,周末时,年轻的工人会带着孩子来购物。一位超市营业员笑着说,估计没有哪座卖场会像这里,有这么多年轻的父母,这么多几个月大的婴儿。
多年的发展,让龙华镇和富士康彼此寄生,如今俨然生长成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城。吴晓勤今年23歲,是一个8个月男孩的母亲,她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算是把青春献给了这里,她的爱人是附近的本地青年。
在朋友看来,她算是命好的。如果一切不变,就在这个庞大的工厂之城里养家糊口也挺好。但现在,如果厂子搬迁,她需要重新打算了。
在网上,有网友问:“都说富士康的搬走,是一场城市内部的产业升级,果真如此,这些步入中年的产业工人,如何自我升级呢?”
因为富士康的搬迁,23岁的吴晓勤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中年。
有人跟她说,代工业在深圳已是夕阳产业,最终都会被淘汰,她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余晖的味道。
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系统已经给员工们发邮件,号召川渝的员工申请回成都,但响应的人不多。
一些人开始跳槽。如今的龙华和观澜,涌动着莫名的躁动。
富士康一位刚跳槽的课长对媒体说,公司号召他去成都,安家费是10000元。然而,他夫妻俩在深圳已有了小孩,住在梅林关口,举家迁徙并不容易,为了留在深圳,他选择跳槽到华为。
陈江民是河南固始人,在深圳工作5年,“吃的喝的,都习惯了,你让我回家,我真不能接受。”有消息说,富士康的下一站可能在郑州,这一点都没让陈江民兴奋,郑州又怎么样,回老家还有几个小时路程,这样的距离,最是尴尬了。
他的几位同事,也已经跳槽到华为。陈江民有时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留在深圳的念头就更加明确,“大城市机会多,儿子得有出息”。
而对于潮州人胡启周来说,北上是不可想象的,“想到北方的大雪和沙尘暴,就脑子抽筋地疼。”
今年5月,已有一些富士康员工迁往河北廊坊,公司为鼓励大家外迁,补贴3000元的安家费,但要一年后才发放。一位员工告诉媒体,他所在的部门,“已从8万人降到1.5万人”。
在过去两年里,陆续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河北廊坊、烟台等地,那些地方原有的厂区不断在扩容。已经证实的消息是,富士康手机业务将搬至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将搬至重庆。
观澜厂区的厂子里随处可见被打包的机器,用巨大的木箱装着,有些很快会被拉走,有些则暂时搁置,堆在厂区角落。
整个转移的时间表,富士康方面至今没有完整透露,这不免引人猜测,也让一些工人焦虑不已。
“先安心工作,该搬的时候就搬。”龙华厂区G区办公室一位员工说,“此前员工对外传递了搬迁的去向,公司高层在内部发文彻查谁泄露了机密,表示要严惩,现在有什么动向,富士康也不再向员工透露。”
东环二路往龙华街道方向的路上,有很多餐馆,以川菜馆居多。老板说,很多人来此吃散伙饭,一拨一拨的。
连接厂区和外界的富士康专线小巴995线路,此前一个上午就能跑四五趟,总是人满为患,售票员说每天千把元的进账都是小把戏。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初还特意增加至30辆,却没想到,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后,就看到报纸上不断说厂子要搬迁了。
另一班车,从罗湖汽车站开往富士康的352公交车,也是富士康员工来往于工厂与城市的摆渡,30多公里,48站之多,总是拥挤不堪,在车厢的中段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供那些带着大包小包的外省人摆放行李,他们就是坐这趟车来到富士康,而现在,真的能坐到底站“富士康工业区站”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此前的繁忙季节,这班车的服务时间甚至延长至凌晨4时。
而在龙华,连接厂区和宿舍区的巴士,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往那么繁忙。
陆陆续续有人走,就像以前陆陆续续有人来。
其实,富士康的搬迁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被过多关注。当今年连续的跳楼事件发生后,这些低调的转移才被大张旗鼓地曝光,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与跳楼事件有关,与加薪有关。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富士康自己的逻辑故事。
按照规划,富士康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2008年的某期《21世纪商业评论》曾分析说,深圳制造的软肋很明显。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 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
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 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现在手机产能转移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确缓解了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50 元。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押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
在网上,有人还很乐观,说:“富士康走了,有可能伟创力会来,怕什么呀。”“来来走走,常规而己。”
伟创力是目前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已经在中国拥有25个厂区,它们大多选在了深圳、珠海、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伟创力的内迁之旅也在进行之中。他们的目的地据说是江西,而不是龙华。
有人担心富士康的北迁会对深圳周边的房价产生影响。实际上,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多年的发展,让富士康与深圳这座城市变得纠缠不清。
上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在台湾只能算是一个二三流的电子企业,做的只是电脑连接件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产品。
1997年,在龙华园区正式投产的第二年,鸿海的总营业额便达到了61.8亿元人民币,转过年来又突破125亿元人民币大关,2000年达到了230亿元人民币。之后鸿海富士康的年营业额每年都以50%的增长率在增长,2007的合并营收已达到了4000多亿元人民币,将从前的“大佬”们广达、宏、华硕通通抛在了后边。
一本关于富士康与郭台铭的传记里记述的一个细节是,1993年,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镇伍屋村的山头上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龙华镇周边的村民对此深有感触。富士康到来之前,这里几乎是远离城区的穷乡僻壤,富士康来了,一切斗转星移。
“抢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饥似渴地吸纳流水线工人,其在深圳的员工一度高达近40万人,其中有20多万盘踞在龙华,如此庞大的人群,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村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富士康员工。曾有媒体如此描述:“一开始,周围村民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那种三四层楼高的小楼,但是不久就发现不够租的,于是拆掉建更高的,再不够,再拆再建,现在村民们盖的都是超过10层的高楼。”
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不少家庭拥有两栋以上这样的楼房,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有五六万元,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轿车。
龙华目前人口约40多万,其中仅富士康人口就占了一半左右,现在,龙华区内,密密麻麻的“农民房”,与各类豪华靓丽的楼盘一起构成了龙华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图。
龙华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完善了各项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学校、娱乐设施,也带动了深圳关内居民到龙华居住的意愿。
2009年2期《中国外资》说,“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
富士康所在的宝安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居深圳六区之首,2007年,富士康在深圳数个企业累加的出口总额高达455亿美元,差不多占到了深圳对外出口的20%。
有学者曾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 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 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 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 并且内部相互影响, 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
但如今,深圳似乎正有意识地改变这个“三位一体”。
龙华区政府人士说,在深圳市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吸收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規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20年发展,目前依旧以生产加工为主的富士康也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 “职能转变”的共识。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的目标是加快从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引进研发中心的步伐,使其未来定位为“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将调整到10万～15万。
而转型,意味着会给龙华镇和深圳市带来阵痛。
比如从龙华分出的大浪街道有个叫龙胜的社区,那里就集中居住着数百辆货车司机,他们几乎都是为富士康或其配套企业服务的。
再比如刚刚投资100多万元盖起了一栋12层高楼的张天发说,投资盖楼的钱许多都是从朋友和银行那里借的。如果富士康搬走了,他不知道他的房子还能不能租出去。
就连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每天原本有二三十例手术,现在这些医生也说,如果厂子搬走,周边十多家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工作量都要小很多了。★
(实习生沈茜蓉对本文亦有贡献)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转移之路
富士康的北迁之路,顺应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之内“逐低成本而居”的转移之路。追逐人力、土地和运营的低成本,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拥有大量更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并以此带动迁出地的产业升级,是大型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逻辑。
顺应这一发展规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过3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次,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身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国际鞋业巨头阿迪达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做是这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阿迪达斯在上世纪70年代, 从欧美转入日本、韩国。80年代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而在90年代由于新台币升值、劳工成本上涨开始向中国内地转移。在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工厂的同时,阿迪达斯集中精力运作品牌,专注在设计领域,紧紧抓住利润曲线附加值最高的部分。现如今中国是阿迪达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但由于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阿迪达斯开始考虑将生产线从中国沿海逐步扩充到东南亚。但由于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和政策法规不稳定等原因,在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上,中国内陆地区或许比东南亚的印尼、越南等地更具竞争优势。
事实上,当前在中国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比国际范围内还要更加明显。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EMS)伟创力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24平方公里工业生产面积中的三分之二布局在中国。
自1988年来到中国后,伟创力一度将深圳当做桥头堡,以此为根据地向全国扩张。随着深圳各项生产成本的增加,1995年伟创力将目光转向了发展相对滞后的珠海,并收购了生产印制电路板(PCB)的私有企业,把珠海斗门作为自己的基地。
而随着整个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与富士康一样,伟创力也开始布局自己的内迁之路:今年,5月31日,世界500强企业伟创力正式宣布计划在江西赣州建立电源生产及服务设施。
两个代工巨头,富士康和伟创力在内迁之举上的不约而同,或许昭示着中国大陆的内部地区,将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一次大举转移的目的地。
(实习生沈茜蓉整理)
7月11日,一个日光猛烈的星期天,这个小伙子跟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坐在街口的草地上。路边,竖着一块石碑,粗砂砾石,刻着三个猩红的大字:富士康。
眼前,那块贴着一层一层招工启事的告示牌,指向路的尽头。100米长的水泥路尽头连着另一条路。那里是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厂区,也有人说是座城。
招聘冻结了
“富士康”石碑处,此前一直是个招工点,原本总是人潮涌动。不久前,当各路记者来采访连环跳楼事件时,还能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在此守候,他们被黄色的隔离带分开,面无表情,如同待价而沽的商品。
如今,只剩下斑秃的草地。
28岁的小伙子刘峰是湖北人,去年来这里打工,逐渐适应了此地的节奏,他对搬迁一事所知不多,“刚谈了女朋友,这不是给我添乱嘛。”他仿佛在说一件遥远的事情,“过一天是一天,都好说啦。”
对这些年轻的外省人而言,搬迁的影响远不及此前的跳楼来得强烈,“那时来了多少记者!围着你拉着你说话,而现在呢?”在他看来,事情的大小,在于记者出现的频率。“记者没来几个,事情不会坏到哪里”。
两个月前,这里就开始冷清。普工招聘冻结了。
对此最有感受的,是南门外周边小店的老板。此前这里最好卖的是矿泉水和面包,卖给那些长途跋涉来此排队应聘的年轻人。现在消停了,小店最畅销的商品变成了报纸,2元一份的都市报,一天能卖出去三四份,周末会多些,都是来草地发呆聊天谈恋爱的工人买去铺在地上。
原本小店周围还有些卖鸡蛋灌饼的流动摊子,或者卖煮熟的玉米棒子,据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几百个饼子和棒子不在话下。
也有不明就里的人过来,听说不招工了,有些失落。32岁的赵威就是如此,他打算来富士康闯一闯,“都说这里赚钱多,只要肯出力”。现在计划被打破,还没想好下一步,此刻就坐在草地上,拨弄着一把粉红色的雨伞,那是下火车后买的。
7月5日晚,郭台铭来到这里,在那座庞大的餐厅里,他“一改以前的严肃面孔,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温情但不失威严”地说,“富士康的外迁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公司对外迁的员工每个月还有额外的补贴。”
富士康新闻人发言人刘坤对此的补充是:“富士康部分事业部确实在向成都等地搬迁,但并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鸿海公开数据显示,仅今年一季度,鸿海自台湾汇出赴大陆地区投资金额已累计达3.0359亿美金,涉及11个工厂项目,其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也包括中山、烟台、淮安、重庆等,暂时未披露投资河南的具体金额。
富士康大陆地区商务长李金明说,未来理想的格局是,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 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减至15万。
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如今在全国分成四个片区。这四个片区的先后形成,展示着郭台铭商业帝国的蓝图。
1988年,帝国在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首先形成华南片区;1992年,在以昆山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形成华东片区;90年代末期,则在以烟台为核心的环勃海城市,形成第三片区。
最近十年,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第四片区也渐成规模。
如今甚嚣尘上的搬迁事件,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过是继续完善后三个片区而已。
有专家说,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后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
余晖的味道
搬迁的复杂性,落实在具体的人,是难以一言蔽之的,有些在此工作三五年的人,已经娶妻生子,打算按照城市人的方式好好生活,他们的孩子还尚在襁褓,如今厂子要走,他们很难一走了之,但是留在这座城市,未来会怎样,他们不知道。
在龙华,富士康工厂的周围,有很多大型卖场和超市,周末时,年轻的工人会带着孩子来购物。一位超市营业员笑着说,估计没有哪座卖场会像这里,有这么多年轻的父母,这么多几个月大的婴儿。
多年的发展,让龙华镇和富士康彼此寄生,如今俨然生长成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城。吴晓勤今年23歲,是一个8个月男孩的母亲,她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算是把青春献给了这里,她的爱人是附近的本地青年。
在朋友看来,她算是命好的。如果一切不变,就在这个庞大的工厂之城里养家糊口也挺好。但现在,如果厂子搬迁,她需要重新打算了。
在网上,有网友问:“都说富士康的搬走,是一场城市内部的产业升级,果真如此,这些步入中年的产业工人,如何自我升级呢?”
因为富士康的搬迁,23岁的吴晓勤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中年。
有人跟她说,代工业在深圳已是夕阳产业,最终都会被淘汰,她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余晖的味道。
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系统已经给员工们发邮件,号召川渝的员工申请回成都,但响应的人不多。
一些人开始跳槽。如今的龙华和观澜,涌动着莫名的躁动。
富士康一位刚跳槽的课长对媒体说,公司号召他去成都,安家费是10000元。然而,他夫妻俩在深圳已有了小孩,住在梅林关口,举家迁徙并不容易,为了留在深圳,他选择跳槽到华为。
陈江民是河南固始人,在深圳工作5年,“吃的喝的,都习惯了,你让我回家,我真不能接受。”有消息说,富士康的下一站可能在郑州,这一点都没让陈江民兴奋,郑州又怎么样,回老家还有几个小时路程,这样的距离,最是尴尬了。
他的几位同事,也已经跳槽到华为。陈江民有时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留在深圳的念头就更加明确,“大城市机会多,儿子得有出息”。
而对于潮州人胡启周来说,北上是不可想象的,“想到北方的大雪和沙尘暴,就脑子抽筋地疼。”
今年5月,已有一些富士康员工迁往河北廊坊,公司为鼓励大家外迁,补贴3000元的安家费,但要一年后才发放。一位员工告诉媒体,他所在的部门,“已从8万人降到1.5万人”。
在过去两年里,陆续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河北廊坊、烟台等地,那些地方原有的厂区不断在扩容。已经证实的消息是,富士康手机业务将搬至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将搬至重庆。
观澜厂区的厂子里随处可见被打包的机器,用巨大的木箱装着,有些很快会被拉走,有些则暂时搁置,堆在厂区角落。
整个转移的时间表,富士康方面至今没有完整透露,这不免引人猜测,也让一些工人焦虑不已。
“先安心工作,该搬的时候就搬。”龙华厂区G区办公室一位员工说,“此前员工对外传递了搬迁的去向,公司高层在内部发文彻查谁泄露了机密,表示要严惩,现在有什么动向,富士康也不再向员工透露。”
东环二路往龙华街道方向的路上,有很多餐馆,以川菜馆居多。老板说,很多人来此吃散伙饭,一拨一拨的。
连接厂区和外界的富士康专线小巴995线路,此前一个上午就能跑四五趟,总是人满为患,售票员说每天千把元的进账都是小把戏。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初还特意增加至30辆,却没想到,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后,就看到报纸上不断说厂子要搬迁了。
另一班车,从罗湖汽车站开往富士康的352公交车,也是富士康员工来往于工厂与城市的摆渡,30多公里,48站之多,总是拥挤不堪,在车厢的中段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供那些带着大包小包的外省人摆放行李,他们就是坐这趟车来到富士康,而现在,真的能坐到底站“富士康工业区站”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此前的繁忙季节,这班车的服务时间甚至延长至凌晨4时。
而在龙华,连接厂区和宿舍区的巴士,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往那么繁忙。
陆陆续续有人走,就像以前陆陆续续有人来。
其实,富士康的搬迁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被过多关注。当今年连续的跳楼事件发生后,这些低调的转移才被大张旗鼓地曝光,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与跳楼事件有关,与加薪有关。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富士康自己的逻辑故事。
按照规划,富士康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2008年的某期《21世纪商业评论》曾分析说,深圳制造的软肋很明显。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 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
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 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现在手机产能转移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确缓解了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50 元。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押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
在网上,有人还很乐观,说:“富士康走了,有可能伟创力会来,怕什么呀。”“来来走走,常规而己。”
伟创力是目前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已经在中国拥有25个厂区,它们大多选在了深圳、珠海、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伟创力的内迁之旅也在进行之中。他们的目的地据说是江西,而不是龙华。
有人担心富士康的北迁会对深圳周边的房价产生影响。实际上,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多年的发展,让富士康与深圳这座城市变得纠缠不清。
上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在台湾只能算是一个二三流的电子企业,做的只是电脑连接件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产品。
1997年,在龙华园区正式投产的第二年,鸿海的总营业额便达到了61.8亿元人民币,转过年来又突破125亿元人民币大关,2000年达到了230亿元人民币。之后鸿海富士康的年营业额每年都以50%的增长率在增长,2007的合并营收已达到了4000多亿元人民币,将从前的“大佬”们广达、宏、华硕通通抛在了后边。
一本关于富士康与郭台铭的传记里记述的一个细节是,1993年,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镇伍屋村的山头上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龙华镇周边的村民对此深有感触。富士康到来之前,这里几乎是远离城区的穷乡僻壤,富士康来了,一切斗转星移。
“抢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饥似渴地吸纳流水线工人,其在深圳的员工一度高达近40万人,其中有20多万盘踞在龙华,如此庞大的人群,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村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富士康员工。曾有媒体如此描述:“一开始,周围村民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那种三四层楼高的小楼,但是不久就发现不够租的,于是拆掉建更高的,再不够,再拆再建,现在村民们盖的都是超过10层的高楼。”
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不少家庭拥有两栋以上这样的楼房,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有五六万元,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轿车。
龙华目前人口约40多万,其中仅富士康人口就占了一半左右,现在,龙华区内,密密麻麻的“农民房”,与各类豪华靓丽的楼盘一起构成了龙华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图。
龙华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完善了各项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学校、娱乐设施,也带动了深圳关内居民到龙华居住的意愿。
2009年2期《中国外资》说,“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
富士康所在的宝安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居深圳六区之首,2007年,富士康在深圳数个企业累加的出口总额高达455亿美元,差不多占到了深圳对外出口的20%。
有学者曾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 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 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 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 并且内部相互影响, 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
但如今,深圳似乎正有意识地改变这个“三位一体”。
龙华区政府人士说,在深圳市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吸收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規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20年发展,目前依旧以生产加工为主的富士康也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 “职能转变”的共识。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的目标是加快从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引进研发中心的步伐,使其未来定位为“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将调整到10万～15万。
而转型,意味着会给龙华镇和深圳市带来阵痛。
比如从龙华分出的大浪街道有个叫龙胜的社区,那里就集中居住着数百辆货车司机,他们几乎都是为富士康或其配套企业服务的。
再比如刚刚投资100多万元盖起了一栋12层高楼的张天发说,投资盖楼的钱许多都是从朋友和银行那里借的。如果富士康搬走了,他不知道他的房子还能不能租出去。
就连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每天原本有二三十例手术,现在这些医生也说,如果厂子搬走,周边十多家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工作量都要小很多了。★
(实习生沈茜蓉对本文亦有贡献)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转移之路
富士康的北迁之路,顺应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范围之内“逐低成本而居”的转移之路。追逐人力、土地和运营的低成本,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拥有大量更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并以此带动迁出地的产业升级,是大型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逻辑。
顺应这一发展规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过3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次,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身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国际鞋业巨头阿迪达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做是这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阿迪达斯在上世纪70年代, 从欧美转入日本、韩国。80年代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而在90年代由于新台币升值、劳工成本上涨开始向中国内地转移。在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外包给独立的第三方工厂的同时,阿迪达斯集中精力运作品牌,专注在设计领域,紧紧抓住利润曲线附加值最高的部分。现如今中国是阿迪达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但由于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阿迪达斯开始考虑将生产线从中国沿海逐步扩充到东南亚。但由于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和政策法规不稳定等原因,在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上,中国内陆地区或许比东南亚的印尼、越南等地更具竞争优势。
事实上,当前在中国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比国际范围内还要更加明显。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EMS)伟创力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24平方公里工业生产面积中的三分之二布局在中国。
自1988年来到中国后,伟创力一度将深圳当做桥头堡,以此为根据地向全国扩张。随着深圳各项生产成本的增加,1995年伟创力将目光转向了发展相对滞后的珠海,并收购了生产印制电路板(PCB)的私有企业,把珠海斗门作为自己的基地。
而随着整个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与富士康一样,伟创力也开始布局自己的内迁之路:今年,5月31日,世界500强企业伟创力正式宣布计划在江西赣州建立电源生产及服务设施。
两个代工巨头,富士康和伟创力在内迁之举上的不约而同,或许昭示着中国大陆的内部地区,将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一次大举转移的目的地。
(实习生沈茜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