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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集中反映婆媳关系的影视剧登上荧屏并得到热播，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地反响，笔者以几部最新的婆媳剧为例，从结构主义诗学角度对婆媳剧进行解读，主要包括婆媳剧中人物的角色功能，叙述模式及其反应的文化心理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婆媳剧；结构主义；角色功能；叙述模式；文化心理
在中国，婆媳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影响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而婆媳剧就是对百姓生活中这一关系的真实再现。近几年，婆媳剧或者是有婆媳关系情节的影视剧登上荧屏，一路走红，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从《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婆婆来了》、《麻辣婆媳》、《婆家娘家》、《我的美丽人生》到《当婆婆遇上妈》、《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尽管情节千差万别、各有千秋，但是从结构主义诗学的角度看，出于对婆媳关系的构建，婆媳剧中的角色设置、人物功能和叙述特征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反映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共同文化心理。本文试根据几部婆媳剧或有婆媳关系情节的影视剧对其进行阐释。
俄国著名民俗学家普洛普通过对一百个俄罗斯故事的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了童话故事的构成要素和组合规律。他的理论为影视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方法，运用到当代婆媳剧中，其中也存在着固定的构成要素和组合规律。虽然以男女主角为代表的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经历的遭遇也不同，但是婆媳剧在角色设置，人物功能以及叙述方面都是有律可循的。
一、角色功能
普洛普把故事的外部研究转为内部研究，即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他指出神奇故事都有内在不变的、稳定的形态结构，存在着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他指出民间故事具有双重性，民间故事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又是统一样态的，重复发生的。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神奇故事的31项功能。
当代婆媳剧也存在着可变因素和不变因素，在剧情人物的设计中，变化的是人物及其身份，不变的是其执行的功能。同类人物在整体故事中承担的职能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功能单位代婆媳剧中人物的角色功能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压制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是由男主角的母亲来承担。婆媳剧中执行这一功能的婆婆，出于剧情发展的推动和矛盾冲突的演化的需要，基本上被披上了强势的外衣。而这一压制现象与母亲的恋子情结密切相关。将自己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儿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母亲，在财产被他人掠夺的心理作用下，偏见早已埋下了根，婆婆自然是事端的发起者。在《当婆婆遇上妈》中，陈大可的妈妈看见从不下厨房的儿子为罗佳鞍前马后，照顾地无微不至，怒火中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满意，就会引起矛盾。
二是反抗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有主见的儿媳。软弱的儿媳遇到强势的婆婆可能忍气吞声，但是新时代的儿媳都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她们受过高等教育，与没有大多数受到高等教育的婆婆在观念思想方面有着鲜明对比。他们独立、倔强，坚持自我，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婆媳关系的演进。她们直言不讳，不怕针锋相对。当《婆婆遇上妈》中的罗佳和《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的李小曼敢于指出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米小米对于公公的偷水行为也是直言不讳。
三是辅助功能，这一功能往往是由女主角的母亲，也就是男主角的丈母娘来承担。她对自己的女儿关怀备至，呵护尽心。当自己的女儿在婆家受了委屈之后，她能够千里迢迢，放下自己身边的一切事情为女儿打抱不平。《当婆婆遇上妈》中，罗佳的母亲得知罗佳被婆婆欺负，即刻从北京来到南滨，为女儿撑腰，打压婆婆的嚣张气焰。
四是干扰功能，往往是由能够给男女主角带来纠纷的各种角色来执行，他们可以是两人情感中的第三者，朋友，也可以是起阻碍作用的家庭成员，比如小姑，小舅子，长辈等。在《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舒一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些长辈与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中各种摩擦和干扰，让他们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是连结功能，这一功能只有男主角才能承担，他是连结婆媳关系的纽带。他与女主角起初感情很好，但是由于家庭成员和其他第三者的干扰，忍受着家庭问题和情感问题的各种纠葛，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两人会产生矛盾甚至是面临着分道扬镳的威胁。在《当婆婆遇上妈》中，陈大可一方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母亲的意志，一方面要顾忌母亲给他安排的意中人——局长千金笑笑，一方面要为自己酒后失德伤害的朱燕承担责任，一方面又不想同自己的妻子罗佳决裂。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他必须执行好自己的连结功能，实现各种关系的平衡。这一连结功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故事的结尾，决定着男女主角的幸福。
二、叙述模式
民间故事有一套统一的叙事规则和叙事“公式”，所有的民间故事都不过是这些公式的不同表现形式，依照这些叙事公式，我们可以“创造”出新的民间故事。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根据普洛普的理论对五十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革小说进行了解读，他从这50篇文革小说中归纳和发现，文革小说使用的四种主要模式、四个叙事阶段。
婆媳剧在叙事上也有一定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一下三个阶段：
其一，在婆媳剧的开头，男女主角的婚姻生活是“开门红”。
中国人喜欢万事有一个好的开头，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一样。婆媳剧中男女主角两个人，即使最终走到一起、步入婚姻殿堂的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一路磕磕绊绊，哪怕结婚以后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开始也总是满心欢喜、幸福美满的。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得不到父母亲友祝福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大多数婚姻都是在父母亲友的祝福中才得以实现的。
其二，在剧情发展过程中，生男生女问题直接牵动着整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神经。
生育问题反应的是以婆婆为代表的重男轻女思想和以媳妇为代表的男女平等观念的对决。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两个人的较量，而是两种思想观念、两个时代的较量。婆婆从传宗接代的角度希望后继有人，对男孩的渴求非同一般，甚至达到一种变态的程度，而站在媳妇男女平等的角度看来，婆婆的思想是不可理喻。在《当婆婆遇上妈》中，婆婆误以为儿媳怀的是女孩，对儿媳的态度可谓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执意儿子离婚。而《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长辈们要求被误诊怀有女孩的儿媳去刮宫，不惜对身体的伤害，直接导致儿媳离家出走。可见生育问题是婆媳关系的重要冲突所在。 其三，在剧末，过错方的改变，干扰因素的排出是完美结局的预兆。
婆媳冲突的最后解决必然是以其中的一方的退让为前提的。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意识，那么新时代的婆媳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认识跟不上时代要求、因循守旧的婆婆们更新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也是婆媳矛盾得到解决的前提。而紧紧婆媳冲突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婆媳剧的完美收官，它依赖于所有冲突的解决，依赖于所有干扰因素的排出，这才符合中国人的愿望。
当《婆婆遇上妈》中，外强中干没有主心骨的陈大可不再懦弱，离开父母的庇护从头再来，他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兴风作浪的婆婆不再控制儿子的人生，而是还孩子一个自己去闯的未来。《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舒一乐家中的老人改变重男轻女的思想，接受小曼生的是女儿这一现实，让决心离婚的小曼回心转意。李小曼不再埋怨舒一乐家中老人多的现实状况，恭敬地孝顺各位老人，也让各位老人放宽了心。于是，两人回复到了原来的幸福婚姻。
三、文化心理
婆媳剧中尽管情节错综复杂，矛盾愈演愈烈，男女主角甚至面临分道扬镳的威胁，但是最终却还是完美收官。这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密不可分。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家，人们只能通过家族血缘加以联系和规范，这样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寄托。而家族血缘的建立依赖于婚姻。通过婚姻和生育，两个人、两个家庭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种亲情血缘关系一经建立就割舍不断。尤其是在孕育有下一代的情况之下，孩子则成为联结父母最坚实的纽带。婆媳剧中，很多矛盾因生男生女问题而产生，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子女的诞生让男女双方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家庭的真实意义，而变得更加恩爱和睦。
在中国，强调家庭的完整性，强调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太在乎家庭中每个人的人权。西方讲原罪，讲人的一生都是在赎罪，人需要到教堂里去忏悔，而中国人一辈子都在讲责任，从出生到老死，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反映在婚姻观念里，婚姻一旦缔结，就要对双方负责。婆媳剧中，男女双方都受到来自外界的多种压力，但是他们都是选择携手并进、共同解决，而不是通过摆脱婚姻逃避现实问题。
在中国儒家传统中，最高的价值是世俗伦理，而不在彼岸世界。而世俗伦理的基石就在于婚姻家庭，对中国人而言，婚姻胜过一切。反映在当下，一个人可以事业遭遇挫折，但是不能婚姻残缺。传统婚姻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传统观念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社会主流中，不论幸福痛苦与否，局外人在劝诫时都是劝和不劝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而从一而终的婚姻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些观念反映在婆媳剧中就是大团圆的结局，婆婆小姑等婆家人即使对新嫁来的儿媳有众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在离婚这一问题上却是有所避讳。
婆媳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剧中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生活中婆媳矛盾的真实再现，人们从中看到自己面临的处境，找到共鸣，并且可以从剧中人物处理问题的方法中获得启发，使自己的婆媳关系得以改善，这是婆媳剧的价值所在，也是其一路走红，长时间得以流行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婆媳剧；结构主义；角色功能；叙述模式；文化心理
在中国，婆媳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影响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而婆媳剧就是对百姓生活中这一关系的真实再现。近几年，婆媳剧或者是有婆媳关系情节的影视剧登上荧屏，一路走红，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从《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婆婆来了》、《麻辣婆媳》、《婆家娘家》、《我的美丽人生》到《当婆婆遇上妈》、《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尽管情节千差万别、各有千秋，但是从结构主义诗学的角度看，出于对婆媳关系的构建，婆媳剧中的角色设置、人物功能和叙述特征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反映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共同文化心理。本文试根据几部婆媳剧或有婆媳关系情节的影视剧对其进行阐释。
俄国著名民俗学家普洛普通过对一百个俄罗斯故事的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了童话故事的构成要素和组合规律。他的理论为影视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和方法，运用到当代婆媳剧中，其中也存在着固定的构成要素和组合规律。虽然以男女主角为代表的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经历的遭遇也不同，但是婆媳剧在角色设置，人物功能以及叙述方面都是有律可循的。
一、角色功能
普洛普把故事的外部研究转为内部研究，即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他指出神奇故事都有内在不变的、稳定的形态结构，存在着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他指出民间故事具有双重性，民间故事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又是统一样态的，重复发生的。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神奇故事的31项功能。
当代婆媳剧也存在着可变因素和不变因素，在剧情人物的设计中，变化的是人物及其身份，不变的是其执行的功能。同类人物在整体故事中承担的职能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功能单位代婆媳剧中人物的角色功能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压制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是由男主角的母亲来承担。婆媳剧中执行这一功能的婆婆，出于剧情发展的推动和矛盾冲突的演化的需要，基本上被披上了强势的外衣。而这一压制现象与母亲的恋子情结密切相关。将自己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儿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母亲，在财产被他人掠夺的心理作用下，偏见早已埋下了根，婆婆自然是事端的发起者。在《当婆婆遇上妈》中，陈大可的妈妈看见从不下厨房的儿子为罗佳鞍前马后，照顾地无微不至，怒火中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满意，就会引起矛盾。
二是反抗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有主见的儿媳。软弱的儿媳遇到强势的婆婆可能忍气吞声，但是新时代的儿媳都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她们受过高等教育，与没有大多数受到高等教育的婆婆在观念思想方面有着鲜明对比。他们独立、倔强，坚持自我，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婆媳关系的演进。她们直言不讳，不怕针锋相对。当《婆婆遇上妈》中的罗佳和《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的李小曼敢于指出婆婆的重男轻女思想。《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米小米对于公公的偷水行为也是直言不讳。
三是辅助功能，这一功能往往是由女主角的母亲，也就是男主角的丈母娘来承担。她对自己的女儿关怀备至，呵护尽心。当自己的女儿在婆家受了委屈之后，她能够千里迢迢，放下自己身边的一切事情为女儿打抱不平。《当婆婆遇上妈》中，罗佳的母亲得知罗佳被婆婆欺负，即刻从北京来到南滨，为女儿撑腰，打压婆婆的嚣张气焰。
四是干扰功能，往往是由能够给男女主角带来纠纷的各种角色来执行，他们可以是两人情感中的第三者，朋友，也可以是起阻碍作用的家庭成员，比如小姑，小舅子，长辈等。在《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舒一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些长辈与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中各种摩擦和干扰，让他们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是连结功能，这一功能只有男主角才能承担，他是连结婆媳关系的纽带。他与女主角起初感情很好，但是由于家庭成员和其他第三者的干扰，忍受着家庭问题和情感问题的各种纠葛，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两人会产生矛盾甚至是面临着分道扬镳的威胁。在《当婆婆遇上妈》中，陈大可一方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母亲的意志，一方面要顾忌母亲给他安排的意中人——局长千金笑笑，一方面要为自己酒后失德伤害的朱燕承担责任，一方面又不想同自己的妻子罗佳决裂。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他必须执行好自己的连结功能，实现各种关系的平衡。这一连结功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故事的结尾，决定着男女主角的幸福。
二、叙述模式
民间故事有一套统一的叙事规则和叙事“公式”，所有的民间故事都不过是这些公式的不同表现形式，依照这些叙事公式，我们可以“创造”出新的民间故事。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根据普洛普的理论对五十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革小说进行了解读，他从这50篇文革小说中归纳和发现，文革小说使用的四种主要模式、四个叙事阶段。
婆媳剧在叙事上也有一定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一下三个阶段：
其一，在婆媳剧的开头，男女主角的婚姻生活是“开门红”。
中国人喜欢万事有一个好的开头，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一样。婆媳剧中男女主角两个人，即使最终走到一起、步入婚姻殿堂的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一路磕磕绊绊，哪怕结婚以后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开始也总是满心欢喜、幸福美满的。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得不到父母亲友祝福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大多数婚姻都是在父母亲友的祝福中才得以实现的。
其二，在剧情发展过程中，生男生女问题直接牵动着整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神经。
生育问题反应的是以婆婆为代表的重男轻女思想和以媳妇为代表的男女平等观念的对决。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两个人的较量，而是两种思想观念、两个时代的较量。婆婆从传宗接代的角度希望后继有人，对男孩的渴求非同一般，甚至达到一种变态的程度，而站在媳妇男女平等的角度看来，婆婆的思想是不可理喻。在《当婆婆遇上妈》中，婆婆误以为儿媳怀的是女孩，对儿媳的态度可谓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执意儿子离婚。而《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长辈们要求被误诊怀有女孩的儿媳去刮宫，不惜对身体的伤害，直接导致儿媳离家出走。可见生育问题是婆媳关系的重要冲突所在。 其三，在剧末，过错方的改变，干扰因素的排出是完美结局的预兆。
婆媳冲突的最后解决必然是以其中的一方的退让为前提的。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意识，那么新时代的婆媳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认识跟不上时代要求、因循守旧的婆婆们更新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也是婆媳矛盾得到解决的前提。而紧紧婆媳冲突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婆媳剧的完美收官，它依赖于所有冲突的解决，依赖于所有干扰因素的排出，这才符合中国人的愿望。
当《婆婆遇上妈》中，外强中干没有主心骨的陈大可不再懦弱，离开父母的庇护从头再来，他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兴风作浪的婆婆不再控制儿子的人生，而是还孩子一个自己去闯的未来。《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中舒一乐家中的老人改变重男轻女的思想，接受小曼生的是女儿这一现实，让决心离婚的小曼回心转意。李小曼不再埋怨舒一乐家中老人多的现实状况，恭敬地孝顺各位老人，也让各位老人放宽了心。于是，两人回复到了原来的幸福婚姻。
三、文化心理
婆媳剧中尽管情节错综复杂，矛盾愈演愈烈，男女主角甚至面临分道扬镳的威胁，但是最终却还是完美收官。这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密不可分。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家，人们只能通过家族血缘加以联系和规范，这样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寄托。而家族血缘的建立依赖于婚姻。通过婚姻和生育，两个人、两个家庭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种亲情血缘关系一经建立就割舍不断。尤其是在孕育有下一代的情况之下，孩子则成为联结父母最坚实的纽带。婆媳剧中，很多矛盾因生男生女问题而产生，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子女的诞生让男女双方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家庭的真实意义，而变得更加恩爱和睦。
在中国，强调家庭的完整性，强调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太在乎家庭中每个人的人权。西方讲原罪，讲人的一生都是在赎罪，人需要到教堂里去忏悔，而中国人一辈子都在讲责任，从出生到老死，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反映在婚姻观念里，婚姻一旦缔结，就要对双方负责。婆媳剧中，男女双方都受到来自外界的多种压力，但是他们都是选择携手并进、共同解决，而不是通过摆脱婚姻逃避现实问题。
在中国儒家传统中，最高的价值是世俗伦理，而不在彼岸世界。而世俗伦理的基石就在于婚姻家庭，对中国人而言，婚姻胜过一切。反映在当下，一个人可以事业遭遇挫折，但是不能婚姻残缺。传统婚姻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传统观念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社会主流中，不论幸福痛苦与否，局外人在劝诫时都是劝和不劝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而从一而终的婚姻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些观念反映在婆媳剧中就是大团圆的结局，婆婆小姑等婆家人即使对新嫁来的儿媳有众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在离婚这一问题上却是有所避讳。
婆媳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剧中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生活中婆媳矛盾的真实再现，人们从中看到自己面临的处境，找到共鸣，并且可以从剧中人物处理问题的方法中获得启发，使自己的婆媳关系得以改善，这是婆媳剧的价值所在，也是其一路走红，长时间得以流行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