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布洛陀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布洛陀史诗中有关多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记载都保存了相关信息。这成为壮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历史佐证,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诗”的历程也是对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过程。
【基金项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项目”成果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建设“中国神话学”2020年度项目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布洛陀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布洛陀史诗中有关多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记载都保存了相关信息。这成为壮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历史佐证,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诗”的历程也是对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过程。
其他文献
多年来,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始终与中国学者的民俗学有着深度互动。这就有必要将中国民俗学定义为研究中国民俗的一门科学,从而拓展其范围,丰富其内涵。在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中,1936—1949年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司礼义(Paul Serruys)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民俗学家。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将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对神的崇拜,并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在大同城南乡村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口传的谜语、儿歌、故事等对他日显重要,进而对桑干河畔数十个村庄的诸多民俗事象展开了深入调研。遵循人类语言习得是从声音开始的基本规律,其
中亚东干人是十九世纪末从中国西北迁入中亚俄属地区的回民群体,自称“回族”“老回回”“中原人”。一百三十多年来,东干人顽强地保存着从故土带来的传统文化,同时与迁入地多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形成传统传续和延展的新文化样态。东干民歌即是这种独特文化样态的表征。东干民歌唱词反映了东干语词汇构成的四个来源:一是东干语基本词汇,即清末以前汉语陕甘方言词汇;二是伊斯兰教用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三是东干人入俄后在陕甘方言基础上自造的新词;四是俄语借词。东干民歌使用各类词汇提示了各种异文产生、流传的地域、年代信息等情况。
《亚鲁王》史诗在苗语西部方言的各个次方言区有着各种不同的丰富文本,而且篇幅也长短不一,有的长达三万多行,有的不足千句。由于每个文本在各次方言土语都有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史诗格律的结构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性。麻山次方言区苗族以“吟诵”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史诗”在苗语中称为“榔”(langb),而通过“唱腔”表达出来的则称为“寞”(mlok),这种歌谣的民族性不仅在具体语境中得到呈现,而且还有着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就史诗的格律而言,对仗和上下句之间的叠音谐声等韵律特点的探讨,对于苗瑶语民间口头歌谣的程式研究有一定的参
在当代研究视野中仪式的外延不断拓展,但与宗教、神话、信仰等相关的仪式依然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人类学仪式研究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当代仪式研究可以从地方性和互动性两条路径展开。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民间上社为个案,地方性意味着将仪式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探求神话、历史等影响当代仪式呈现的多种因素;互动性要求将微观的仪式互动与社会互动联系起来,走近仪式参与者的个人历程,探寻信仰形成的诸种方式。
元初,随着南方文士的北上与北方馆阁文臣的南下,南北诗坛发生了不同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北上文士如赵复、吴澄、赵孟兆页等人与朝廷北方文臣的雅集唱酬,为北方诗坛注入了活力;南下文士如郝经、卢挚、张之翰、魏初、阎复、徐琰等人则更多促进了大元气象的南移,影响了南方的诗风与诗学观念。尤其是元好问影响的南移,对南北诗学观的交流以及元诗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元代中后期诗坛的繁盛有着先导作用。
20世纪以来,研究、记录及保护口头传统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和社会自觉,书面化的文学作品曾经是呈现口头传统的主导模式。从口头传统的“忠实记录”,到民族志诗学领域内文本迻译的声音和形式再现,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内合于口头传统研究由静态文本向动态演述转变的学术理路。现代技术作为内化于口头传统发展脉络中的自我选择,朝向数字化是口头传统记录工作的规律使然。在技术与理念相融的视域下,以学术旨趣和保护理念为规训,是数字化技术能够真正受惠于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工作的实践取向。
自乾隆朝平定西域后,随着大量文人的到来,“为东坡寿”雅集也被引入西部边陲。在乾嘉时期的乌鲁木齐与伊犁地区,都出现过以“为东坡寿”为契机的赋诗纪念活动。道光年间,驻镇西域的满族官员与遣戍文人们更是以群体之力,将西域“为东坡寿”活动推向了高潮,为清代“寿苏诗”增添了新的篇章。清代西域“为东坡寿”诗事既是对伟大诗人苏轼的纪念和其精神的继承发扬,也代表了边塞各族士人的传统认同与文化建构的努力,同时还彰显出西域诗歌创作与内地文坛的关联,是清代西域诗人们精神风貌的实录。
元代南方文士通过献赋显才、示好、交友、求仕,献赋的对象、献赋者的身份、献赋类型、献赋地点分布均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是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撑,元人献赋未能形成如汉赋那样的创作声势。元代南方文士所献之赋以颂美为旨归,洋溢着大一统时代宏阔昂扬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南方士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拓展了赋的题材内容,呈现了元代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交融涵化,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
乾嘉诗坛尚古师古之风盛行,濡染时风,法式善即是学陶诗人中较独特的一位。法式善身为蒙古八旗中为数不多的文官,三十余载的仕宦生涯,不曾离开官场半步,却在生活上、创作上时刻流露出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这种趣尚渗透在其日常生活的书斋装饰设计上,表达在其诗歌创作的意象选择、艺术追求以及选评诗作旨趣方面。究其原因,除去民族个性、家学环境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当与其仕宦遭际以及乾嘉时期的时政气候不无关系,借此亦可窥见乾嘉士林的隐逸之风。
从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来看,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创作群体。清人编选的女性诗歌总集中,黄秩模《国朝闺秀诗柳絮集》规模最大,存录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作数量最多。在对少数民族女性诗作的辑选中,黄秩模秉持儒家诗学观念,以“风雅正声”标准来选择和塑造这一群体。《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存录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民族、身份多样,以诗人姓氏依韵编次,各民族融于一体,女性诗人身上的民族、身份和等级界限消弭。清代27位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所作的236首诗歌,表现出相当的典型性,既有对于传统女性文学主题的延续,又具有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