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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教育的变迁史，也是这60年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观念变迁史的一个侧面
1949-1977 不被计划的性教育
少女静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紧张而羞涩。不久后，静秋陪朋友去医院堕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围大妈遮遮掩掩的道德审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会不会也怀孕了？——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描述的“文革”岁月。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如电影渲染的那般纯净与值得怀念，然而，那种无知、压抑及放纵带来的伤痛，却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某种关于青春的真实。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时代里，性教育随着性的“可耻”程度的升级，渐渐被放逐到计划之外。当然，在“文革”来临之前，1949年之后的性教育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短暂的春天——当时，解放前的裸体画册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悄悄流传。在新华书店，也能看到公开出版的性知识书籍。
1954年，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一年后，由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据《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记载，该书最早一版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城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堕落之所，而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还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指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于此同时，叶恭绍教授等在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的开端，随后，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青春期，差不多赶上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回忆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学课堂上，他学过一节生理卫生课，懂得了什么是月经、什么是梦遗……然而，两性的结合，似乎是人们永远不能启齿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师、家长提问，同伴之间也不敢交流。他只能从革命文学作品中，获取关于两性生活的只言片语。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可爱的中国》中习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 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 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 “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
性学专家邓明昱写道：“那时，性发育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女孩子的月经被认为是‘倒霉’，见不得人；男孩子的遗精也被认为‘有伤元气’；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性困惑基本上无处咨询，性机能障碍也无处求治，同性恋更是被当作流氓犯罪行为予以处理。”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听从了毛主席的号召，带着满腔荷尔蒙，“到广阔的天地去”。
在潘绥铭的经验里，“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乡下，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目瞪口呆，还从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尽管如此，他从不敢和农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
正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描述的，人们释放的途径，便是津津乐道“破鞋”问题。压抑的人们在窥视与围观中获取畸形的快感。
70年代青年的性启蒙与性教育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地下流传的手抄本。最红火的莫过于《少女之心》，那是当时惟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手抄本，甚至被称为“文革第一淫书”。文化学者朱大可在一篇访谈中提及，读《少女之心》让他产生偷食禁果的冲动。
“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1978-1989 春风解冻
告别30年的蒙昧时期后，80年代最初那几年，每一次身体化的凸显，都能引来轩然大波。
1979年，《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次年的《庐山恋》，让人们知道了该如何接吻。而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也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价值观的震荡。
在80年代初，“流氓”这个词很大程度指代着自由化的倾向，如穿紧身喇叭裤、运动戴蛤蟆镜。到了1983年，全面启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这一年，艺人迟志强因男女私自聚会，获流氓罪入狱——后来，他的《铁窗泪》在90代风靡一时，感染着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与此同时，被中断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的《新婚性卫生》一文，江西胡廷溢医生编著的《性知识漫谈》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再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盗版更是无数。这些专家以讲座的形式进入学校，零散地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有两件事为性知识理直气壮地传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独生子女政策。邓明昱认为，前者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者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重要标准。
潘绥铭认为，政策性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在学校里，中断的青春期教育又回归正轨。1979年底，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次年，高中开设了《人口教育》课程。
成长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里没有接触过任何性知识，直到1981年上了大学，才真正接触到“性”、“性病”这样的字眼。那时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后，来自农村的女生们开始讲村里男女的事情，流产、扒灰……一些词语李瑞香怎么也听不明白，同学们就一阵哄笑，说“城里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这时也传播到大学来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学们战战兢兢地传阅着——“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黄书，不能被发现的，不然毕业时就把你分配到偏远地方去。”
1949-1977 不被计划的性教育
少女静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紧张而羞涩。不久后，静秋陪朋友去医院堕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围大妈遮遮掩掩的道德审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会不会也怀孕了？——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描述的“文革”岁月。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如电影渲染的那般纯净与值得怀念，然而，那种无知、压抑及放纵带来的伤痛，却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某种关于青春的真实。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时代里，性教育随着性的“可耻”程度的升级，渐渐被放逐到计划之外。当然，在“文革”来临之前，1949年之后的性教育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短暂的春天——当时，解放前的裸体画册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悄悄流传。在新华书店，也能看到公开出版的性知识书籍。
1954年，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一年后，由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据《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记载，该书最早一版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城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堕落之所，而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还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指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于此同时，叶恭绍教授等在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的开端，随后，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青春期，差不多赶上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回忆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学课堂上，他学过一节生理卫生课，懂得了什么是月经、什么是梦遗……然而，两性的结合，似乎是人们永远不能启齿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师、家长提问，同伴之间也不敢交流。他只能从革命文学作品中，获取关于两性生活的只言片语。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可爱的中国》中习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 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 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 “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
性学专家邓明昱写道：“那时，性发育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女孩子的月经被认为是‘倒霉’，见不得人；男孩子的遗精也被认为‘有伤元气’；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性困惑基本上无处咨询，性机能障碍也无处求治，同性恋更是被当作流氓犯罪行为予以处理。”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听从了毛主席的号召，带着满腔荷尔蒙，“到广阔的天地去”。
在潘绥铭的经验里，“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乡下，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目瞪口呆，还从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尽管如此，他从不敢和农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
正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描述的，人们释放的途径，便是津津乐道“破鞋”问题。压抑的人们在窥视与围观中获取畸形的快感。
70年代青年的性启蒙与性教育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地下流传的手抄本。最红火的莫过于《少女之心》，那是当时惟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手抄本，甚至被称为“文革第一淫书”。文化学者朱大可在一篇访谈中提及，读《少女之心》让他产生偷食禁果的冲动。
“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1978-1989 春风解冻
告别30年的蒙昧时期后，80年代最初那几年，每一次身体化的凸显，都能引来轩然大波。
1979年，《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次年的《庐山恋》，让人们知道了该如何接吻。而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也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价值观的震荡。
在80年代初，“流氓”这个词很大程度指代着自由化的倾向，如穿紧身喇叭裤、运动戴蛤蟆镜。到了1983年，全面启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这一年，艺人迟志强因男女私自聚会，获流氓罪入狱——后来，他的《铁窗泪》在90代风靡一时，感染着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与此同时，被中断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的《新婚性卫生》一文，江西胡廷溢医生编著的《性知识漫谈》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再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盗版更是无数。这些专家以讲座的形式进入学校，零散地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有两件事为性知识理直气壮地传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独生子女政策。邓明昱认为，前者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者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重要标准。
潘绥铭认为，政策性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在学校里，中断的青春期教育又回归正轨。1979年底，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次年，高中开设了《人口教育》课程。
成长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里没有接触过任何性知识，直到1981年上了大学，才真正接触到“性”、“性病”这样的字眼。那时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后，来自农村的女生们开始讲村里男女的事情，流产、扒灰……一些词语李瑞香怎么也听不明白，同学们就一阵哄笑，说“城里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这时也传播到大学来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学们战战兢兢地传阅着——“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黄书，不能被发现的，不然毕业时就把你分配到偏远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