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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汉夫，原名谢启泰，1905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谢仁冰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在上海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曾被日寇逮捕。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王绍鏊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汉夫天资聪颖，早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26年官费去美留学，通过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经施蟦介绍参加了美共，任中国局小组书记(后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7月，受美共派遣去苏联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名史东，先后在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太平洋职工大会秘书处任中国代表团译员，随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1年1月自莫斯科回国后，先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用谢启泰原名。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后，他担任代理省委书记。同年12月章汉夫在香港被捕，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境。后他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时再度被捕。经父亲设法，请邵力子救援，才被解往苏州反省院。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他保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劝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负责人周扬、夏衍取得联系，为领导“文委”所属的各文化社团，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作出贡献。在苏州反省院时，他化名张平。他曾对父亲说：“你们譬如没有我这个儿子吧!”表达了他终生奉献给党和革命的坚强决心。
抗战时期，章汉夫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主要是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先在南京，后到武汉、重庆，历任《新华日报》的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亲自撰写社论、各类文章和阅改文稿，使报纸成为在国统区党的主要喉舌。1945年4月，汉夫和陈家康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5月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群众》双周刊于6月在上海面世，汉夫任主编，刊物尖锐地揭露了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1月30日，汉夫以章翰化名，出版了《群众》香港版。1948年9月，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接着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长。
新中国成立时汉夫同志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但因接替他工作的黄华一时不能到上海，汉夫是在1949年12月17日才移交工作赴京履新的。
我认识汉夫同志是在1950年初。1949年我从华东局调入外交部亚洲司四科。不久，汉夫同志上任并分管亚洲司，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当时建部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建交谈判。汉夫确定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前后谈了六次，谈得比较顺利。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为驻华大使。潘尼迦大使为递交国书副本会见汉夫的谈话是我记录的，迄今仍作为永久性档案存在外交部档案馆内。其次是巴基斯坦，巴谈判代表是著名作家阿赫迈德·阿里先生，他著有小说《德里的黎明》等。这次谈判我也参加了。汉夫鉴于巴在国民党问题上态度明确，把谈判程序适当简化，1951年4月30日阿里递交介绍书后，汉夫即提出互换使节问题，使建交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反映了他在外交上的灵活性。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汉夫实际上成为部的常务副部长，当时许多重要的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的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转达的。在此期间，汉夫频繁地同印方联系，就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等问题反复做印度工作。同年10月，我进军西藏，印度却令人遗憾地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这场斗争主要是在北京由外交部同印驻华使馆互致双方政府首脑来往文件进行的。汉夫在文件上花了不少心血，既维护了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印干涉，又力图谋求同印保持友好关系，有理、有利、有节，又斗争、又团结，终于赢得了胜利。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作为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是章汉夫，印方则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月3日，周恩来以自己名义给中央送去谈判方案，其中一一列出这五项原则，并提出谈判要先易后难的方针，这次只谈判业已成熟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印度在西藏所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有利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谈判方案得到中央批准。汉夫坚决而完美地执行了谈判方案，明确向赖嘉文表示，此次谈判中方不希望涉及边界问题，赖嘉文当时表示同意。我参加了会谈并担任记录。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辛，经过四个月较量协商，开了12次全体会议和无数次的会外协商，终于达成协议。汉夫在这次谈判中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纪律性极强，不时亲自动笔请示总理。在协定和换文的措词上，再三斟酌，出色地完成任务，是功不可没的。
1961年5月，汉夫作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国际斗争。由于美国干扰，会议谈谈停停拖延了14个月，斗争尖锐复杂。焦点是如何维护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议，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陈毅于1961年7月回国到1962年7月再次赴日内瓦参加最后签字仪式，在这段长时间内，由汉夫独挡一面，任代表团代理团长。他费尽脑筋，揭露了美国企图在老挝实行“国际共管”和“国际监督”的阴谋，争取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广泛支持，使美国处于孤立地位，最后也不得不同意《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这两个文件。汉夫精通英俄二语，这次被派上用场。有时在会上由于情况紧急，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用英语进行反驳和辩论，取得良好效果。作为陈毅的得力助手，陈总对汉夫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事后慨叹地表扬说：“目前在国际会议上能当场直接用英语与对方辩论应对得心应手的，恐怕还只有汉夫同志……我们国家如果颁布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可见他对汉夫评价之高。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陈浩同志说，周总理对经汉夫审核过的公文是比较放心的，她还说：在外交部当年曾跟随周恩来工作的助手中，她认为在人品风格和工作作风上最像总理的要算汉夫同志。
汉夫同志对工作十分严格，常夜以继日地操劳，非常辛苦，工作效率又很高。有一次我送一份特急件到他的住所。他叫我在一旁坐着，自己一面抽烟，一面细细地修改，不多会儿就修改完毕交还给我，真是有挥笔修文，倚马可待的才干。1956年8月，我随驻尼泊尔大使(当时由驻印度大使兼)潘自力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加德满都谈判中尼在西藏的关系问题。谈判从8月19日开始，由于某些情况同1954年与印谈判有所类似，多少有些照搬之处，时间拖得较长，使尼方感到有些为难。汉夫及时提醒代表团，指出尼泊尔是小国，同印度应有区别，而且尼泊尔按1856年藏尼条约而保留下来的某些特权也不是从英国继承的，我做法上可更宽松和灵活些，以便及早取得协议。最后终于在9月20日签定了《中尼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1962年9月，我赴驻印度使馆任二秘兼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即发生大规模中印边境冲突。外交部来电硬性规定使馆每天至少要发回一份以上的情况电报。当时使馆环境比较困难，印度人不敢同我们接触，我们从印度友人、使团、记者以及报刊等各种渠道尽量收集情况报回，直到次年2月我主动撤军完毕，外交部才来电报取消每日必报的规定。据主管领导研究室的政务参赞任以沛(汉夫在重庆办《新华日报》时的老同事)后来告诉我，汉夫对使馆发回的情况电报还是不太满意，认为时间上慢了些，活的情况相对也少了些，要我们今后注意(当时使馆没有电台，电报是经印电信局发的，印方可能有意拖延发的时间)。
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结束后，1962年12月10日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阿联和加纳六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商讨调解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派了两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在会外进行游说，同与会代表接触。此时，汉夫已于1960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工作担子很重。未能赴锡，结果由于与会代表不了解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出于同情战败国的原因，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在内容细节上含糊不清的建议，主张西段在我军后撤20公里后，作为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进行管理。为此中国政府对建议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印度政府坚持要中国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及印度单方面所作的“澄清”，把科伦坡会议放在了仲裁和裁决的位置。印度舆论一时兴高采烈，说什么印度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在外交上却取得了胜利。后经周总理对六国做工作并派副外长黄镇去有关国家解说，让他们了解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这才挫败了印度的伎俩。周恩来事后说，当时没有派汉夫同志事先去科伦坡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由此可见总理对汉夫的重视。
1966年4月，汉夫随少奇同志访问巴基斯坦，驻巴使馆忙不过来，要求驻印使馆派一对懂英语的夫妇去巴帮忙，使馆原派我夫妇俩前去，后临时有事另改派一对三秘夫妇去了，因而失去了最后见汉夫一面的机会。1967年1月，我回国参加了使领馆“文革”学习班，知道汉夫访巴、缅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我从了解汉夫情况的新闻司同志那里得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我为此写了一张小字报准备贴在外交部小字报室。但我当时也算是当权派，贴大小字报必须事先交战斗队审查，结果这张小字报没让贴出。后来我了解到另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是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却无故把罪名放在汉夫头上，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汉夫定为叛徒，1968年3月他被关到秦城监狱，于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
事实上关于汉夫的历史，组织上历次运动都审查过，是清楚的。康生、江青硬要把他同周扬、夏衍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联系起来，由中央专案组审查而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汉夫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据了解，汉夫在狱中曾抄写了不少古诗，均为爱国志士悲愤之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可惜这些笔迹已无法找到了，但汉夫的英名是永存的。
汉夫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抗战时期，章汉夫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主要是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先在南京，后到武汉、重庆，历任《新华日报》的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亲自撰写社论、各类文章和阅改文稿，使报纸成为在国统区党的主要喉舌。1945年4月，汉夫和陈家康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5月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群众》双周刊于6月在上海面世，汉夫任主编，刊物尖锐地揭露了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1月30日，汉夫以章翰化名，出版了《群众》香港版。1948年9月，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接着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长。
新中国成立时汉夫同志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但因接替他工作的黄华一时不能到上海，汉夫是在1949年12月17日才移交工作赴京履新的。
我认识汉夫同志是在1950年初。1949年我从华东局调入外交部亚洲司四科。不久，汉夫同志上任并分管亚洲司，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当时建部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建交谈判。汉夫确定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前后谈了六次，谈得比较顺利。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为驻华大使。潘尼迦大使为递交国书副本会见汉夫的谈话是我记录的，迄今仍作为永久性档案存在外交部档案馆内。其次是巴基斯坦，巴谈判代表是著名作家阿赫迈德·阿里先生，他著有小说《德里的黎明》等。这次谈判我也参加了。汉夫鉴于巴在国民党问题上态度明确，把谈判程序适当简化，1951年4月30日阿里递交介绍书后，汉夫即提出互换使节问题，使建交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反映了他在外交上的灵活性。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汉夫实际上成为部的常务副部长，当时许多重要的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的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转达的。在此期间，汉夫频繁地同印方联系，就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等问题反复做印度工作。同年10月，我进军西藏，印度却令人遗憾地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这场斗争主要是在北京由外交部同印驻华使馆互致双方政府首脑来往文件进行的。汉夫在文件上花了不少心血，既维护了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印干涉，又力图谋求同印保持友好关系，有理、有利、有节，又斗争、又团结，终于赢得了胜利。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作为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是章汉夫，印方则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月3日，周恩来以自己名义给中央送去谈判方案，其中一一列出这五项原则，并提出谈判要先易后难的方针，这次只谈判业已成熟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印度在西藏所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有利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谈判方案得到中央批准。汉夫坚决而完美地执行了谈判方案，明确向赖嘉文表示，此次谈判中方不希望涉及边界问题，赖嘉文当时表示同意。我参加了会谈并担任记录。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辛，经过四个月较量协商，开了12次全体会议和无数次的会外协商，终于达成协议。汉夫在这次谈判中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纪律性极强，不时亲自动笔请示总理。在协定和换文的措词上，再三斟酌，出色地完成任务，是功不可没的。
1961年5月，汉夫作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国际斗争。由于美国干扰，会议谈谈停停拖延了14个月，斗争尖锐复杂。焦点是如何维护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议，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陈毅于1961年7月回国到1962年7月再次赴日内瓦参加最后签字仪式，在这段长时间内，由汉夫独挡一面，任代表团代理团长。他费尽脑筋，揭露了美国企图在老挝实行“国际共管”和“国际监督”的阴谋，争取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广泛支持，使美国处于孤立地位，最后也不得不同意《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这两个文件。汉夫精通英俄二语，这次被派上用场。有时在会上由于情况紧急，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用英语进行反驳和辩论，取得良好效果。作为陈毅的得力助手，陈总对汉夫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事后慨叹地表扬说：“目前在国际会议上能当场直接用英语与对方辩论应对得心应手的，恐怕还只有汉夫同志……我们国家如果颁布奖章的话，一定要发给汉夫同志”。可见他对汉夫评价之高。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陈浩同志说，周总理对经汉夫审核过的公文是比较放心的，她还说：在外交部当年曾跟随周恩来工作的助手中，她认为在人品风格和工作作风上最像总理的要算汉夫同志。
汉夫同志对工作十分严格，常夜以继日地操劳，非常辛苦，工作效率又很高。有一次我送一份特急件到他的住所。他叫我在一旁坐着，自己一面抽烟，一面细细地修改，不多会儿就修改完毕交还给我，真是有挥笔修文，倚马可待的才干。1956年8月，我随驻尼泊尔大使(当时由驻印度大使兼)潘自力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加德满都谈判中尼在西藏的关系问题。谈判从8月19日开始，由于某些情况同1954年与印谈判有所类似，多少有些照搬之处，时间拖得较长，使尼方感到有些为难。汉夫及时提醒代表团，指出尼泊尔是小国，同印度应有区别，而且尼泊尔按1856年藏尼条约而保留下来的某些特权也不是从英国继承的，我做法上可更宽松和灵活些，以便及早取得协议。最后终于在9月20日签定了《中尼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1962年9月，我赴驻印度使馆任二秘兼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即发生大规模中印边境冲突。外交部来电硬性规定使馆每天至少要发回一份以上的情况电报。当时使馆环境比较困难，印度人不敢同我们接触，我们从印度友人、使团、记者以及报刊等各种渠道尽量收集情况报回，直到次年2月我主动撤军完毕，外交部才来电报取消每日必报的规定。据主管领导研究室的政务参赞任以沛(汉夫在重庆办《新华日报》时的老同事)后来告诉我，汉夫对使馆发回的情况电报还是不太满意，认为时间上慢了些，活的情况相对也少了些，要我们今后注意(当时使馆没有电台，电报是经印电信局发的，印方可能有意拖延发的时间)。
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结束后，1962年12月10日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阿联和加纳六个亚非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商讨调解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派了两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在会外进行游说，同与会代表接触。此时，汉夫已于1960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工作担子很重。未能赴锡，结果由于与会代表不了解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出于同情战败国的原因，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在内容细节上含糊不清的建议，主张西段在我军后撤20公里后，作为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进行管理。为此中国政府对建议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印度政府坚持要中国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及印度单方面所作的“澄清”，把科伦坡会议放在了仲裁和裁决的位置。印度舆论一时兴高采烈，说什么印度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在外交上却取得了胜利。后经周总理对六国做工作并派副外长黄镇去有关国家解说，让他们了解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这才挫败了印度的伎俩。周恩来事后说，当时没有派汉夫同志事先去科伦坡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由此可见总理对汉夫的重视。
1966年4月，汉夫随少奇同志访问巴基斯坦，驻巴使馆忙不过来，要求驻印使馆派一对懂英语的夫妇去巴帮忙，使馆原派我夫妇俩前去，后临时有事另改派一对三秘夫妇去了，因而失去了最后见汉夫一面的机会。1967年1月，我回国参加了使领馆“文革”学习班，知道汉夫访巴、缅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我从了解汉夫情况的新闻司同志那里得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我为此写了一张小字报准备贴在外交部小字报室。但我当时也算是当权派，贴大小字报必须事先交战斗队审查，结果这张小字报没让贴出。后来我了解到另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是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却无故把罪名放在汉夫头上，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汉夫定为叛徒，1968年3月他被关到秦城监狱，于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
事实上关于汉夫的历史，组织上历次运动都审查过，是清楚的。康生、江青硬要把他同周扬、夏衍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联系起来，由中央专案组审查而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汉夫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据了解，汉夫在狱中曾抄写了不少古诗，均为爱国志士悲愤之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可惜这些笔迹已无法找到了，但汉夫的英名是永存的。
汉夫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