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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多文章都以当权者的角度来描写社会中的权利问题，而忽视了从弱势者的角度观察同样的问题。本文以弱者的权利为出发点对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进行解读，以寻求黑人权利被强行划分、规训以及丧失的现实，同时揭示权利的丧失对其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弱者权利 规训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86-02
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通过展现生活在白人文化强势挤压下的美国黑人寻求自我身份和存在价值的艰难与无助，揭示了黑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瑞典文学院称赞莫里森“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1]。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通过关注处于弱势状态下的黑人权利被强制划分、强制规训以及强制丧失的现实，以期唤醒黑人对自己种族历史的正确对待。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2]”。空间不仅只是简单地为情节发展提供背景，它本身就作为一种生命参与到权利的划分和固定中。权利原因形成空间划分的方式，空间划分又是权利维持的明证。正如福柯在《权利的空间化》一文中指出：“在这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内，一个分层的可见的和功能性的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商人和工匠住在小的、外围街道上的住宅里，而主轴旁最堂皇的住宅，则分配给有名望的大人物”[3]。以空间来划分人的阶级和权利的情况在《最蓝的眼睛》中同样适用。在文中，黑人们居住的空间全都破败不堪、黑暗寒冷。克劳狄亚一家“住的房子又旧又冷，到了晚上只有大屋里点了盏煤油灯，其他屋子则充满了黑暗、蟑螂和老鼠”[4]P5。佩科拉家的环境更糟，他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库房。大库房用胶合板隔成两间屋子，一间是客厅，另一间是卧室，全家人都睡到这里”[4]P22。相反洛兰镇的白人住在“湖边长满鲜花的大白房子”，这里有“真丝窗帘、一摞摞的绣花枕头、带蓝色矢车菊图案的床单、水龙头里不断地流出热腾腾的清水”[4]P81。白人的居住空间处处给人一种整洁、温馨、幸福的感觉，而黑人的居住空间则隐喻他们在维护私人权利方面的无奈。居住空间的划分不仅将黑人和白人的经济权利加以区分，而且对其他权利也强行固定。在黑人的世界里，寒冷和不公正是司空见惯的。克劳狄亚家住一个钢铁企业附近，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他们消耗了大量的热量，而那些遗弃在外的黑人却不得不去捡那些没有烧完的煤渣来温暖自己寒冷的屋子。佩科拉家的新沙发刚运到家时靠背的布料就裂了一条大口子，商店对此却不负责任，使得他们没有拥有财产的快乐感，相反厌恶的情绪传染到整个家庭。甚至在自然资源的划分上面，白人和黑人也有明显的不同，白人可以享用美丽的伊利湖，而黑人却只能在脏兮兮的黑河中活动。此外，在黑人的空间里，允许不同领域交混。克劳狄娅的父母把空房租给白人亨利，并对他以礼相待。但是，白人的空间却坚决拒斥交混。克劳迪娅姐妹和佩科拉来到布里德洛夫太太受雇的那家白人厨房时，那个白人小女孩露出恐惧的神色，布里德洛夫太太因此厉声责备自己的女儿，极力维持白人不受侵扰的权利。当佩科拉去杂货店买糖果时，店主“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白人店主怎么可能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4]P31-32混血女人杰萝丹一看见佩科拉站在她屋里，顿时勃然大怒：“滚出去，你这讨厌的小黑丫头，从我屋里滚出去！”[4]P60她同样冷酷地否定佩科拉的存在。可以看出，黑人和白人居住的空间代表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富裕的白人住在温暖舒适的大房子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和睦而温情的。贫穷的弱者住在黑暗、寒冷的小屋中，相互之间的亲情都变得“又稠又暗”，毁灭了人性和下一代。
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被强制划分生存空间和权利，而这种强制划分是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学校中，面对衣着光鲜的莫里恩·皮尔（一个混血儿），“老师总是满脸微笑以示鼓励；黑人男孩在走廊里也不使坏将她绊倒；白人男孩也不用石子扔她。”相反，面对佩科拉时，糖果店的白人店主以厌恶的眼神针对她；在黑人世界里，他们“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儿都喜爱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4]P12，布里德洛夫太太会以为白人服务为荣，认为帮佣生活比起自己真实的生活更加明亮和珍贵；正是由于对自身肤色的鄙视，黑人男孩们会围成一团欺辱佩科拉，他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欲望全发泄到了佩科拉身上。这样的规训权利对黑人的度量结果是：黑皮肤在公众眼里是丑陋的代名词，唯有白人的体貌特征才能唤起人们爱的赐予，这样的意识深深扎根于黑人的灵魂里，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的能力，沦为沉寂无声的哀者。
那么，这种规训权利对黑人思想的束缚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呢？答案是大众目光和媒体的强大力量。作为既穷又是黑人的弱者，他们相信自己非常丑陋。他们的丑陋不但源自于自己的信念，同时，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眼光都证实这样的真理。当波莉和乔利来到不同种族人杂居的俄亥俄州的洛兰镇时，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最孤单的日子。首先，这里的白人很可恨，他们将黑人等同于畜生；其次，这里的有色人也很差劲，他们鄙视黑人，认为黑人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的飞行和散落。最后，这里的黑人妇女也对波莉的装扮、发型、口音投以蔑视的目光。所有的这些激起了波莉内心深深的自卑感，她开始升腾起买衣服打扮自己的欲望，希望迎合众人的目光。此外，媒体也是产生“真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波莉通过看电影无形中认同了由白人男性指定的美的代表。为赢得其他妇人对她做法的赞许的一瞥，她在服装、化妆品上大把花钱，甚至连发型都模仿电影明星的样子。但作为贫困的下层黑人的一员，她要得到白人价值观的首肯是多么的困难。她在渴望的同时受着挫折，最终以家庭的代价成就了她自以为是的“高尚”。她不再对亲生骨肉爱护有加，他们又丑又黑，不值得她付出感情；对曾为她所爱的丈夫乔利，她充分发掘他丑陋的一面；在家中，生活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她总在怨恨和暴力的刀光剑影中过活。波莉过着一种情感上孤独隔绝的生活。显然，电影媒体虽带有娱乐和艺术的标签，但实际上却强化了白人虚假的优越感和黑人不应有的自卑感，可以说对黑人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
总之，在白人经济、政治、文化不断的挤压中，处于弱势的黑人不断迷失自我，他们的权利被白人种族主义文化价值观念所规训，然而正是这样的悲哀，才导致黑人种族找不到自己的未来。莫里森正是像鲁迅一样揭开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希望以此启发在历史的阴霾下挣扎的黑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真正的种族之根，认识到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王家湘.喜闻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J].外国文学，1994（2）.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托尼·莫里森（著），胡允恒（译）.最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弱者权利 规训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086-02
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通过展现生活在白人文化强势挤压下的美国黑人寻求自我身份和存在价值的艰难与无助，揭示了黑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瑞典文学院称赞莫里森“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1]。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通过关注处于弱势状态下的黑人权利被强制划分、强制规训以及强制丧失的现实，以期唤醒黑人对自己种族历史的正确对待。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2]”。空间不仅只是简单地为情节发展提供背景，它本身就作为一种生命参与到权利的划分和固定中。权利原因形成空间划分的方式，空间划分又是权利维持的明证。正如福柯在《权利的空间化》一文中指出：“在这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内，一个分层的可见的和功能性的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商人和工匠住在小的、外围街道上的住宅里，而主轴旁最堂皇的住宅，则分配给有名望的大人物”[3]。以空间来划分人的阶级和权利的情况在《最蓝的眼睛》中同样适用。在文中，黑人们居住的空间全都破败不堪、黑暗寒冷。克劳狄亚一家“住的房子又旧又冷，到了晚上只有大屋里点了盏煤油灯，其他屋子则充满了黑暗、蟑螂和老鼠”[4]P5。佩科拉家的环境更糟，他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库房。大库房用胶合板隔成两间屋子，一间是客厅，另一间是卧室，全家人都睡到这里”[4]P22。相反洛兰镇的白人住在“湖边长满鲜花的大白房子”，这里有“真丝窗帘、一摞摞的绣花枕头、带蓝色矢车菊图案的床单、水龙头里不断地流出热腾腾的清水”[4]P81。白人的居住空间处处给人一种整洁、温馨、幸福的感觉，而黑人的居住空间则隐喻他们在维护私人权利方面的无奈。居住空间的划分不仅将黑人和白人的经济权利加以区分，而且对其他权利也强行固定。在黑人的世界里，寒冷和不公正是司空见惯的。克劳狄亚家住一个钢铁企业附近，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他们消耗了大量的热量，而那些遗弃在外的黑人却不得不去捡那些没有烧完的煤渣来温暖自己寒冷的屋子。佩科拉家的新沙发刚运到家时靠背的布料就裂了一条大口子，商店对此却不负责任，使得他们没有拥有财产的快乐感，相反厌恶的情绪传染到整个家庭。甚至在自然资源的划分上面，白人和黑人也有明显的不同，白人可以享用美丽的伊利湖，而黑人却只能在脏兮兮的黑河中活动。此外，在黑人的空间里，允许不同领域交混。克劳狄娅的父母把空房租给白人亨利，并对他以礼相待。但是，白人的空间却坚决拒斥交混。克劳迪娅姐妹和佩科拉来到布里德洛夫太太受雇的那家白人厨房时，那个白人小女孩露出恐惧的神色，布里德洛夫太太因此厉声责备自己的女儿，极力维持白人不受侵扰的权利。当佩科拉去杂货店买糖果时，店主“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白人店主怎么可能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4]P31-32混血女人杰萝丹一看见佩科拉站在她屋里，顿时勃然大怒：“滚出去，你这讨厌的小黑丫头，从我屋里滚出去！”[4]P60她同样冷酷地否定佩科拉的存在。可以看出，黑人和白人居住的空间代表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富裕的白人住在温暖舒适的大房子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和睦而温情的。贫穷的弱者住在黑暗、寒冷的小屋中，相互之间的亲情都变得“又稠又暗”，毁灭了人性和下一代。
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被强制划分生存空间和权利，而这种强制划分是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学校中，面对衣着光鲜的莫里恩·皮尔（一个混血儿），“老师总是满脸微笑以示鼓励；黑人男孩在走廊里也不使坏将她绊倒；白人男孩也不用石子扔她。”相反，面对佩科拉时，糖果店的白人店主以厌恶的眼神针对她；在黑人世界里，他们“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儿都喜爱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4]P12，布里德洛夫太太会以为白人服务为荣，认为帮佣生活比起自己真实的生活更加明亮和珍贵；正是由于对自身肤色的鄙视，黑人男孩们会围成一团欺辱佩科拉，他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欲望全发泄到了佩科拉身上。这样的规训权利对黑人的度量结果是：黑皮肤在公众眼里是丑陋的代名词，唯有白人的体貌特征才能唤起人们爱的赐予，这样的意识深深扎根于黑人的灵魂里，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的能力，沦为沉寂无声的哀者。
那么，这种规训权利对黑人思想的束缚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呢？答案是大众目光和媒体的强大力量。作为既穷又是黑人的弱者，他们相信自己非常丑陋。他们的丑陋不但源自于自己的信念，同时，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眼光都证实这样的真理。当波莉和乔利来到不同种族人杂居的俄亥俄州的洛兰镇时，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最孤单的日子。首先，这里的白人很可恨，他们将黑人等同于畜生；其次，这里的有色人也很差劲，他们鄙视黑人，认为黑人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的飞行和散落。最后，这里的黑人妇女也对波莉的装扮、发型、口音投以蔑视的目光。所有的这些激起了波莉内心深深的自卑感，她开始升腾起买衣服打扮自己的欲望，希望迎合众人的目光。此外，媒体也是产生“真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波莉通过看电影无形中认同了由白人男性指定的美的代表。为赢得其他妇人对她做法的赞许的一瞥，她在服装、化妆品上大把花钱，甚至连发型都模仿电影明星的样子。但作为贫困的下层黑人的一员，她要得到白人价值观的首肯是多么的困难。她在渴望的同时受着挫折，最终以家庭的代价成就了她自以为是的“高尚”。她不再对亲生骨肉爱护有加，他们又丑又黑，不值得她付出感情；对曾为她所爱的丈夫乔利，她充分发掘他丑陋的一面；在家中，生活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她总在怨恨和暴力的刀光剑影中过活。波莉过着一种情感上孤独隔绝的生活。显然，电影媒体虽带有娱乐和艺术的标签，但实际上却强化了白人虚假的优越感和黑人不应有的自卑感，可以说对黑人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
总之，在白人经济、政治、文化不断的挤压中，处于弱势的黑人不断迷失自我，他们的权利被白人种族主义文化价值观念所规训，然而正是这样的悲哀，才导致黑人种族找不到自己的未来。莫里森正是像鲁迅一样揭开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希望以此启发在历史的阴霾下挣扎的黑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真正的种族之根，认识到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王家湘.喜闻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J].外国文学，1994（2）.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托尼·莫里森（著），胡允恒（译）.最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