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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山西期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晋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继瓦窑堡会议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战略决策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全面讨论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政治、统一战线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方向问题。它贯彻了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思想。会议通过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研究讨论，使全党全军更加明确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奋斗目标，也使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加成熟和符合实际。
晋西会议前的中共统战形势
东征时期的毛泽东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也是中国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过渡的重要一年。1935年，日本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丧失华北主权的协定，妄图使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之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初次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长征结束后的瓦窑堡会议上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正式形成。这个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但因客观大形势所限没有将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而是采取了“反蒋抗日”的方针。
1937年5月1日，牺盟会在太原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
中央红军于1935年到达陕北，但是陕北的根据地还不足以让1万多人的红军休养生存，所面临的军事斗争形势仍然严峻，迫切要解决红军未来的巩固发展问题。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战略初步形成统一。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做军事问题报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军东征山西的行动战略。在东征前夕，毛泽东说，“过河之后，我们首先要在吕梁山区建立根据地。这样，进可以到抗日前线山西东部等地为依托，开展活动……与河北等地的游击队相互配合，壮大革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红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的战略行动必将推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支持，把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党手中。东征红军于1936年2月20日开始在黄河渡口突击强渡，在之后几天时间内陆续进入山西。到2月28日，东征红军已击溃晋绥军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5县广大地区。一系列的作战胜利，为东征红军创建根据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晋西会议前后，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参与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来。就在1936年2月20日东征红军东渡黄河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训令给李克农（中共谈判代表），要求与东北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谈好联合抗日事项。第二天，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商谈联合抗日事项。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3月5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的互不侵犯口头协议开始实行，并由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会谈。
1936年2月下旬，周恩来在中阳县三交镇听取地方同志的工作汇报时，还再三嘱咐他们，在新区工作要注意群众关系，注意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掌握政策，对富农、工商业不得侵犯，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阳县苏维埃政府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部分开明士绅也由惧怕红军转而拥护我党我军抗日讨逆的爱国主张。如三交镇附近的宋家寨，有个地主叫宋鸣章，主动拿出几百块银元，十担粮食捐献给红军。所以当地群众编了个顺口溜说：“宋家寨地主宋鸣章，不用斗争他开明。”另外三交镇的工商业者李锦华等人也主动向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捐献了部分财物。
西北军方面，汪锋与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亦于1936年3月中旬回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谈判的情况，及双方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项协议。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谈判协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陕北苏区的紧张局势。
红军东征期间秦邦宪（中央政治局成员）、林伯渠接待了从南京方面来与中共接触的周继吾等人。
由于阎锡山在红军东征前，有计划地采取了一整套“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花招，实施“保甲制”“连坐法”等措施，相当一部分群众对红军产生了疑惧心理。发现这种情况后，红一军团政治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挨门逐户地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我党、我军爱国爱民的实际行动，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人士，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惩办土豪劣绅，救济贫苦民众。没过多久，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为避免损伤抗日力量，争取阎锡山及其下属广大官兵一致抗日，共赴国难，中共中央于1936年3月东征期间，通过著名爱国人士朱蕴山先生以 “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名义，与阎锡山进行接触，劝其放弃反共政策，联共抗日。中共中央也直接致电阎锡山，劝其联合抗日，共赴国难。
虽然张浩（林育英）于1935年11月中旬最早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内容带回中共中央，但没有完整的正式文件，传达的内容并不充分。1936年3月中旬从苏联回来的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露了法西斯的阶级本质，呼吁各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要求各国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阶层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该决议对中共战略决策的制定无疑有着极大的帮助，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在这段时间内，认真研读了共产国际七大正式文件，结合国内外当时的时局和转瞬突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切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和军事战略。 在统一战线取得良好进展，陕北苏区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也获得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正式文本。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取了有关人员与南京政府接触、谈判的情况，听取了与张学良直接会谈的李克农的汇报，依据我党同国内各势力的统战进展，进一步完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解决红军东征中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通知留守瓦窑堡的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王稼祥等到前方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晋西会议）。
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讨论
晋西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6年3月20日至27日，由于战事仍在进行中，会议的进行并不是连续的。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召开，参加晋西会议的主要人员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杨尚昆、张浩、林伯渠、李克农等。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3月20日的会议中也谈到了统一战线的问题。3月27日会议移至石楼县罗村结束，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统一战线的报告。
张闻天于3月20日向会议作《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报告。报告首先指出 ： 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接着报告即提出，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 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到“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并指出地主买办集团内部“分化很明显”。 报告肯定了去年瓦窑堡会议决议，认为与国际七大决议基本上是相符合的，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报告没有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是认为：有“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目前“首先要注意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
毛泽东发言指出，瓦窑堡会议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阐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联系中国现实形势的情况。毛泽东说，在民族革命派中也有右派和左派的区别。他说右派如孙科、于右任、CC系，与蒋介石并没有严重的区别。在民族革命派的左派当中也有左右的不同。其右翼如民族资本家、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胡适之等，他们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反对日本侵略，主张联苏联共，可与我们走一段路。但他们又不相信有能力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是民族改良主义者。其左翼是宋庆龄等、军队中下层、中小商业、中小资产阶级、《大众生活》等。他们坚决联苏联共，自信能打败日本，有坚决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勇气。这一派很有力量，是我们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这一派在我们领导之下可以坚决走向抗日中心。
毛泽东在东征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面谈到，“如果不了解华北形势，则不能谈对日作战”。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两个民族对立的严重性”，估计到华北的严重形势，“其亡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迫切”。“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 中国抗日战争必将“首先在华北”。“华北有广大群众而且群众有极高革命情绪”。 我们到华北“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为着扩大红军”。没有人主张丢掉或者取消陕西苏区。我们到华北，不但不会取消苏区， 还可以在山西、 河北等地建立新的根据地，扩大苏区。在华北5省，我们可采取“抗日政府”的形式，这样更便于“争取当地和全国多数”。毛泽东同意陆定一的意见，不但是国防政府，有条件的地方，包括东三省在内，我们都可以组织统一的抗日机关。
参会人员同意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和张闻天《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报告，并积极参与讨论。他们的一些意见补充和完善了会议决议。如王稼祥提出，“要做好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来。不仅同意建立人民阵地，而且应当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及各党派发表建议书，一致抗日;以建议书为依据，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反对卖国贼，巩固苏区，不能把红军限制在黄河西岸”。邓发联系自己的一些实际工作情况证明统一战线在工作中取得的巨大作用，说“现在不但许多代表回来找我们，在苏区则有群众大批回来”。他说杨虎城的一些部队已经公开说互不侵犯，地方上的红枪会也不会来侵犯红军。彭德怀在会议中谈到：“现在学生运动发展，统治阶级破裂，有些动摇于瓦窑堡之间，这都证明统治阶级内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抹杀这些事实。”张浩提出“现将打蒋介石改为打卖国贼”。对于统一战线，一是“对任何都要有区别”，二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好听而做不到”。 只打一个，这就使主要敌人孤立。故在欧洲主要是打法西斯。在中国则主要是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改为‘打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参会人员的上述意见均被中共中央采纳。由此可见，晋西会议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产生了进一步考虑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列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对于中共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央就统一战线对象的情况进行了契合实际的分析，进一步完善了中共以后的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确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主要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四）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五）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此外，还有对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对张学良的策略等。
晋西会议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执行
晋西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依据晋西会议精神指导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宣言》提出了下列条件作为行动纲领：（一）停止内战，一致讨逆。（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有关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 为促进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也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针对华北局势日益严重的状况，党及时调整方针，争取与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致力于合作抗战。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对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改善了与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关系，使其对联共抗日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中国共产党在对宋哲元、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加紧了与华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的联络，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中国共产党这些积极而不懈的努力，增强了地方实力派抗日救国的信心，尤其是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并趋于明朗化。
193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这些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的形成，对全国抗日爱国局面的出现，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晋西会议中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的分析在之后的形势变化中得到了印证。如1936年5月，粤桂地方实力派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南京蒋介石集团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双方矛盾激化，几十万部队在两广边界陈兵对峙，史称两广事变。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都倾向于两广。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都通电声援。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就连蒋派内部的程潜、刘斐等人，都公开声称抗日第一。最终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最终两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 “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薄一波等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主持“牺盟会”日常工作。随后，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发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上述事件的发生，基本印证了晋西会议中对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红军东征过程期间已经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由此可以证明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中对于抗日政权的认识和民族革命派的分析都是非常正确和符合实际的。逼蒋抗日思想的产生和之后红军回师西渡与阎锡山统战合作;以山西为主，面向华北的敌后抗日政权发展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也都是这些方针政策在实际发展中的体现和运用。晋西会议的战略决议为中共军事、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成熟，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责编 侯春奇）
晋西会议前的中共统战形势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也是中国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过渡的重要一年。1935年，日本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丧失华北主权的协定，妄图使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之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初次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长征结束后的瓦窑堡会议上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正式形成。这个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但因客观大形势所限没有将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而是采取了“反蒋抗日”的方针。
中央红军于1935年到达陕北，但是陕北的根据地还不足以让1万多人的红军休养生存，所面临的军事斗争形势仍然严峻，迫切要解决红军未来的巩固发展问题。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战略初步形成统一。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做军事问题报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军东征山西的行动战略。在东征前夕，毛泽东说，“过河之后，我们首先要在吕梁山区建立根据地。这样，进可以到抗日前线山西东部等地为依托，开展活动……与河北等地的游击队相互配合，壮大革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红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的战略行动必将推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支持，把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党手中。东征红军于1936年2月20日开始在黄河渡口突击强渡，在之后几天时间内陆续进入山西。到2月28日，东征红军已击溃晋绥军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5县广大地区。一系列的作战胜利，为东征红军创建根据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晋西会议前后，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参与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来。就在1936年2月20日东征红军东渡黄河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训令给李克农（中共谈判代表），要求与东北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谈好联合抗日事项。第二天，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商谈联合抗日事项。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3月5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的互不侵犯口头协议开始实行，并由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会谈。
1936年2月下旬，周恩来在中阳县三交镇听取地方同志的工作汇报时，还再三嘱咐他们，在新区工作要注意群众关系，注意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掌握政策，对富农、工商业不得侵犯，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阳县苏维埃政府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部分开明士绅也由惧怕红军转而拥护我党我军抗日讨逆的爱国主张。如三交镇附近的宋家寨，有个地主叫宋鸣章，主动拿出几百块银元，十担粮食捐献给红军。所以当地群众编了个顺口溜说：“宋家寨地主宋鸣章，不用斗争他开明。”另外三交镇的工商业者李锦华等人也主动向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捐献了部分财物。
西北军方面，汪锋与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亦于1936年3月中旬回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谈判的情况，及双方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项协议。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谈判协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陕北苏区的紧张局势。
红军东征期间秦邦宪（中央政治局成员）、林伯渠接待了从南京方面来与中共接触的周继吾等人。
由于阎锡山在红军东征前，有计划地采取了一整套“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花招，实施“保甲制”“连坐法”等措施，相当一部分群众对红军产生了疑惧心理。发现这种情况后，红一军团政治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挨门逐户地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我党、我军爱国爱民的实际行动，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同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人士，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惩办土豪劣绅，救济贫苦民众。没过多久，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为避免损伤抗日力量，争取阎锡山及其下属广大官兵一致抗日，共赴国难，中共中央于1936年3月东征期间，通过著名爱国人士朱蕴山先生以 “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名义，与阎锡山进行接触，劝其放弃反共政策，联共抗日。中共中央也直接致电阎锡山，劝其联合抗日，共赴国难。
虽然张浩（林育英）于1935年11月中旬最早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内容带回中共中央，但没有完整的正式文件，传达的内容并不充分。1936年3月中旬从苏联回来的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露了法西斯的阶级本质，呼吁各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要求各国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阶层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该决议对中共战略决策的制定无疑有着极大的帮助，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在这段时间内，认真研读了共产国际七大正式文件，结合国内外当时的时局和转瞬突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切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和军事战略。 在统一战线取得良好进展，陕北苏区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也获得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正式文本。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取了有关人员与南京政府接触、谈判的情况，听取了与张学良直接会谈的李克农的汇报，依据我党同国内各势力的统战进展，进一步完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解决红军东征中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通知留守瓦窑堡的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王稼祥等到前方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晋西会议）。
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讨论
晋西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6年3月20日至27日，由于战事仍在进行中，会议的进行并不是连续的。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召开，参加晋西会议的主要人员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杨尚昆、张浩、林伯渠、李克农等。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3月20日的会议中也谈到了统一战线的问题。3月27日会议移至石楼县罗村结束，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统一战线的报告。
张闻天于3月20日向会议作《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报告。报告首先指出 ： 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接着报告即提出，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 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到“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并指出地主买办集团内部“分化很明显”。 报告肯定了去年瓦窑堡会议决议，认为与国际七大决议基本上是相符合的，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报告没有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是认为：有“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目前“首先要注意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
毛泽东发言指出，瓦窑堡会议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阐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联系中国现实形势的情况。毛泽东说，在民族革命派中也有右派和左派的区别。他说右派如孙科、于右任、CC系，与蒋介石并没有严重的区别。在民族革命派的左派当中也有左右的不同。其右翼如民族资本家、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胡适之等，他们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反对日本侵略，主张联苏联共，可与我们走一段路。但他们又不相信有能力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是民族改良主义者。其左翼是宋庆龄等、军队中下层、中小商业、中小资产阶级、《大众生活》等。他们坚决联苏联共，自信能打败日本，有坚决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勇气。这一派很有力量，是我们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这一派在我们领导之下可以坚决走向抗日中心。
毛泽东在东征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面谈到，“如果不了解华北形势，则不能谈对日作战”。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两个民族对立的严重性”，估计到华北的严重形势，“其亡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迫切”。“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 中国抗日战争必将“首先在华北”。“华北有广大群众而且群众有极高革命情绪”。 我们到华北“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为着扩大红军”。没有人主张丢掉或者取消陕西苏区。我们到华北，不但不会取消苏区， 还可以在山西、 河北等地建立新的根据地，扩大苏区。在华北5省，我们可采取“抗日政府”的形式，这样更便于“争取当地和全国多数”。毛泽东同意陆定一的意见，不但是国防政府，有条件的地方，包括东三省在内，我们都可以组织统一的抗日机关。
参会人员同意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和张闻天《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报告，并积极参与讨论。他们的一些意见补充和完善了会议决议。如王稼祥提出，“要做好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来。不仅同意建立人民阵地，而且应当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及各党派发表建议书，一致抗日;以建议书为依据，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反对卖国贼，巩固苏区，不能把红军限制在黄河西岸”。邓发联系自己的一些实际工作情况证明统一战线在工作中取得的巨大作用，说“现在不但许多代表回来找我们，在苏区则有群众大批回来”。他说杨虎城的一些部队已经公开说互不侵犯，地方上的红枪会也不会来侵犯红军。彭德怀在会议中谈到：“现在学生运动发展，统治阶级破裂，有些动摇于瓦窑堡之间，这都证明统治阶级内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抹杀这些事实。”张浩提出“现将打蒋介石改为打卖国贼”。对于统一战线，一是“对任何都要有区别”，二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过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好听而做不到”。 只打一个，这就使主要敌人孤立。故在欧洲主要是打法西斯。在中国则主要是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改为‘打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参会人员的上述意见均被中共中央采纳。由此可见，晋西会议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产生了进一步考虑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列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对于中共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央就统一战线对象的情况进行了契合实际的分析，进一步完善了中共以后的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确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主要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四）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五）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此外，还有对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对张学良的策略等。
晋西会议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执行
晋西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依据晋西会议精神指导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宣言》提出了下列条件作为行动纲领：（一）停止内战，一致讨逆。（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有关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 为促进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也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针对华北局势日益严重的状况，党及时调整方针，争取与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致力于合作抗战。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对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改善了与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关系，使其对联共抗日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中国共产党在对宋哲元、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加紧了与华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的联络，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中国共产党这些积极而不懈的努力，增强了地方实力派抗日救国的信心，尤其是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并趋于明朗化。
193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这些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的形成，对全国抗日爱国局面的出现，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晋西会议中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的分析在之后的形势变化中得到了印证。如1936年5月，粤桂地方实力派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南京蒋介石集团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双方矛盾激化，几十万部队在两广边界陈兵对峙，史称两广事变。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都倾向于两广。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都通电声援。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就连蒋派内部的程潜、刘斐等人，都公开声称抗日第一。最终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最终两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 “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薄一波等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主持“牺盟会”日常工作。随后，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发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上述事件的发生，基本印证了晋西会议中对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红军东征过程期间已经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由此可以证明中共中央在晋西会议中对于抗日政权的认识和民族革命派的分析都是非常正确和符合实际的。逼蒋抗日思想的产生和之后红军回师西渡与阎锡山统战合作;以山西为主，面向华北的敌后抗日政权发展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也都是这些方针政策在实际发展中的体现和运用。晋西会议的战略决议为中共军事、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成熟，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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