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促成了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立法，对美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样遇到了黑幕揭发作品所揭露的社会问题的挑战。对于我国媒体应该如何履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有效担当起社会雷达和社会守望者的角色，我们可以从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黑幕揭发 社会转型 立法 社会改革 舆论监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但是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社会结构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出现了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财富获得极大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财富分配不公、假药风行、滥用童工、企业无序竞争、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等社会问题。这种社会环境推动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记者利用廉价的大众化报刊迅速发展的良机，以报纸杂志为阵地对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和鞭挞，从而催生了1903年至1912年十年间轰轰烈烈的黑幕揭发运动。这项运动推动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对美国社会成功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了报纸杂志的舆论监督职能。目前我国也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美国类似的贫富分化、食品安全、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借鉴美国黑幕揭发运动，探讨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历史：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与美国立法
1903年1月，《麦克卢尔》杂志发表了三组系列报道：埃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林肯·斯蒂芬斯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和雷·贝克的《工作的权利》，对大公司垄断、城市官员腐败以及劳工问题三大领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从而拉开了黑幕揭发运动的序幕。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黑幕揭发者把触角伸向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撰写了大量揭露时弊的文章，形成了广泛的舆论监督。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推动下，“市、州和国家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①，推动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等诸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国经济结构产生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托拉斯垄断组织的出现。垄断组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第一个发展最完善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托拉斯公司，也就自然成为黑幕揭发者的主攻点。1903年，塔贝尔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名为《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系列文章，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据确凿地揭发了这家公司以种种不正当手段掠夺自然资源、贿买议员和挤垮竞争对手的行径。连载15个月之后汇集而成黑幕揭发运动的经典之作《美孚石油公司史》，引起全国轰动。随后几年，揭发托拉斯问题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黑幕揭发文章激起强大的社会舆论，在社会民众的压力下，国会于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从而对大公司的垄断和无序竞争产生了有效的遏制。
世纪之交的美国参议院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多数参议员是有权有势的党魁或公司老板。参议院一直扮演着最保守最反动的角色，一切进步的立法总在参议院被扼杀。因此，参议院遭到了各派进步人士的谴责和攻击。1906年，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参议院的叛国罪》，抨击参议院买卖席位的恶劣手段，指名道姓地揭露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多位参议员政治腐败的恶行，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语言极其辛辣，通篇尽是“叛国”、“无耻”、“强盗”等字眼，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最终打破了参议院的政治壁垒，致使一些参议员在下届选举或几年之后失去了席位。《参议院的叛国罪》促使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于1913年5月31日通过，②该法律的主要精神是赋予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利，通过民选参议员的方式有效抑制了参议院买卖席位的腐败行为。
此外，黑幕揭发者通过对假冒伪劣商品盛行和企业欺骗消费者的恶行进行揭露，直接促成1906年6月30日获通过的《纯净食品法及药品管理法》和《肉类管理法》，③这些法律从根本上改善了虚假药品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的混乱局面。在黑幕揭发运动的影响下，通过的全国性立法还有《赫伯恩法》（1906）、《联邦储备法》（1914）、《联邦贸易保护法》（1914）、《童工法》（1916）等。地方出台的法律也涉及方方面面，如妇女选举权、创制权、罢免权、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致使美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立法高潮。
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调节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秩序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法律，而美国社会转型期大量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律规范的缺失。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促成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政治、经济立法，对推动美国社会全面转型和现代美国的确立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推动作用。社会历史学家弗农·路易斯·帕林顿将黑幕揭发时代总结为“一个清扫旧蜘蛛网和破旧家具上久积尘土的洒扫门庭的轻快时期”⑤。
关注现实：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与社会改革
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已过去近百年。和百年前的美国类似，目前我国也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美国黑幕揭发作品所揭露的社会问题。我国新闻媒体作为“社会雷达”和“社会守望者”，如何在转型期履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我国舆论监督自改革开放以来，走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不平凡历程。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显现出应有的威力，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关于“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的报道。“渤海二号”事件先后经《工人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进行披露，引起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要求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舆论在大众媒介的引导下，批评的矛头直指官僚主义体制。最终石油部长被解除职务，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也给予记大过处分。“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重大责任事故，被认为是开舆论监督先河的成功案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重大事故曾经属于国家机密，一度被重重封锁。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打破这个禁区的尝试，⑥开始触及行政过程中的“问责制”，使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我国在改革进程中所暴露的弊端，从而加以调整和纠正。这充分表现了舆论监督对于国家施政的积极影响，体现出媒体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的力量日益壮大。我国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渐增强，舆论监督逐步走向成熟，成为我国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助推器。2003年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收容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该事件中，正是由于《南方都市报》的率先报道，以及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并进行跟踪采访，才使孙志刚案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最终，引起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致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得以废止。在“孙志刚事件”中，媒体充分发挥了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的作用，显示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正是孙志刚之死和博士的建议书被媒体报道，才使其成为公共事件，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讨论和共鸣，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并推动法律制度的改进，促进了社会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加快。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社会矛盾，甚至有时矛盾比较激烈。在我国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房屋拆迁而发生在拆迁户和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媒体迅速披露矛盾的症结，实施舆论监督，从而产生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社会效果。被称为“中国拆迁第一案”的湖南嘉禾事件，由于《新京报》、中央电视台、《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及时介入，迂回周旋获取事件真相，非法拆迁问题被迅速披露并受到广泛关注，为最终彻底铲除官商勾结的地方痼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和推动力。同时，嘉禾事件对加快我国《物权法》的最终出台奠定了基础。尽管《物权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一些困境，尚需调整和完善，但《物权法》的出台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在法律上为公民保护私有财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国向法治社会又迈进了一步。
此外，我国新闻媒体在食品卫生、医药管理、企业垄断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如媒体对三鹿奶粉的报道催生《食品安全法》八项修改；哈尔滨“天价医药费”的新闻调查，揭开了大家诟病已久的医疗体制之痈的盖子；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斯蒂芬斯”的记者王克勤先后揭开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内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一系列黑幕……
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另一方面，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剑走偏锋，就会出现舆论监督的错位，从而背离舆论监督的初衷，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不良后果。舆论监督错位的突出表现是扩大“监督效果”，如“冠生园月饼事件”、“金华火腿事件”。舆论监督错位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媒体审判”，尤其是对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媒体通过舆论形成所谓的“道德法庭”进行“激情公审”，从而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审判。如何避免舆论监督的错位，我们应该先从理念上解决问题。首先，监督的本意是“监察、督促”，所谓媒介监督的过程主要是监察，告之以真相、真情，推动民众去督促。⑦其次，新闻事业在社会结构中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是国家机关，不是国家机器，对社会没有强制作用。因此，新闻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是一个报道者而不是一个鼓吹者，在理念上要秉承公平、公正、客观、平衡的原则，切忌“越位”。
展望未来：黑幕揭发运动的启示
目前在我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间，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如何促进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我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大不一样，但借鉴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分析和探讨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来，我国传媒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步增强，我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这充分说明我国舆论监督对社会改革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相对于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还应该更大，范围还应该更广。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促使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我国的舆论监督也应该在推进民主法制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改革发展的一台动力十足的加速器。要做到这一点，迫切需要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闻法的出台。有了专门新闻法的保障，媒体不仅可以大胆履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还可使媒介权利的滥用受到限制和制裁，减少舆论监督的错位，从而使新闻媒体真正担当起“瞭望者”和“警报者”的角色，为国家这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顺利并快速航行保驾护航。
注释：
①梅里亚姆[美]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8页。
②③⑤林肯·斯蒂芬斯[美]著，展江、万胜主译：《新闻与揭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第205页、第235页，第11页。
④许国林：《黑幕揭发运动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⑥曾华国：《中国式调查报告》，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⑦陈力丹、易正林：《舆论监督中传媒的责任是“监”还是“督”？》，《现代传播》，2008（1）。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编校：施 宇
关键词：黑幕揭发 社会转型 立法 社会改革 舆论监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但是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社会结构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出现了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财富获得极大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财富分配不公、假药风行、滥用童工、企业无序竞争、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等社会问题。这种社会环境推动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记者利用廉价的大众化报刊迅速发展的良机，以报纸杂志为阵地对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和鞭挞，从而催生了1903年至1912年十年间轰轰烈烈的黑幕揭发运动。这项运动推动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对美国社会成功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了报纸杂志的舆论监督职能。目前我国也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美国类似的贫富分化、食品安全、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借鉴美国黑幕揭发运动，探讨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历史：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与美国立法
1903年1月，《麦克卢尔》杂志发表了三组系列报道：埃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林肯·斯蒂芬斯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和雷·贝克的《工作的权利》，对大公司垄断、城市官员腐败以及劳工问题三大领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从而拉开了黑幕揭发运动的序幕。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黑幕揭发者把触角伸向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撰写了大量揭露时弊的文章，形成了广泛的舆论监督。在黑幕揭发运动的推动下，“市、州和国家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①，推动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等诸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国经济结构产生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托拉斯垄断组织的出现。垄断组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第一个发展最完善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托拉斯公司，也就自然成为黑幕揭发者的主攻点。1903年，塔贝尔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名为《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系列文章，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据确凿地揭发了这家公司以种种不正当手段掠夺自然资源、贿买议员和挤垮竞争对手的行径。连载15个月之后汇集而成黑幕揭发运动的经典之作《美孚石油公司史》，引起全国轰动。随后几年，揭发托拉斯问题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黑幕揭发文章激起强大的社会舆论，在社会民众的压力下，国会于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从而对大公司的垄断和无序竞争产生了有效的遏制。
世纪之交的美国参议院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多数参议员是有权有势的党魁或公司老板。参议院一直扮演着最保守最反动的角色，一切进步的立法总在参议院被扼杀。因此，参议院遭到了各派进步人士的谴责和攻击。1906年，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参议院的叛国罪》，抨击参议院买卖席位的恶劣手段，指名道姓地揭露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多位参议员政治腐败的恶行，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语言极其辛辣，通篇尽是“叛国”、“无耻”、“强盗”等字眼，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最终打破了参议院的政治壁垒，致使一些参议员在下届选举或几年之后失去了席位。《参议院的叛国罪》促使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于1913年5月31日通过，②该法律的主要精神是赋予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利，通过民选参议员的方式有效抑制了参议院买卖席位的腐败行为。
此外，黑幕揭发者通过对假冒伪劣商品盛行和企业欺骗消费者的恶行进行揭露，直接促成1906年6月30日获通过的《纯净食品法及药品管理法》和《肉类管理法》，③这些法律从根本上改善了虚假药品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的混乱局面。在黑幕揭发运动的影响下，通过的全国性立法还有《赫伯恩法》（1906）、《联邦储备法》（1914）、《联邦贸易保护法》（1914）、《童工法》（1916）等。地方出台的法律也涉及方方面面，如妇女选举权、创制权、罢免权、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致使美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立法高潮。
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调节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秩序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法律，而美国社会转型期大量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律规范的缺失。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促成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政治、经济立法，对推动美国社会全面转型和现代美国的确立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推动作用。社会历史学家弗农·路易斯·帕林顿将黑幕揭发时代总结为“一个清扫旧蜘蛛网和破旧家具上久积尘土的洒扫门庭的轻快时期”⑤。
关注现实：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与社会改革
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已过去近百年。和百年前的美国类似，目前我国也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美国黑幕揭发作品所揭露的社会问题。我国新闻媒体作为“社会雷达”和“社会守望者”，如何在转型期履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我国舆论监督自改革开放以来，走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不平凡历程。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显现出应有的威力，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关于“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的报道。“渤海二号”事件先后经《工人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进行披露，引起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要求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舆论在大众媒介的引导下，批评的矛头直指官僚主义体制。最终石油部长被解除职务，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也给予记大过处分。“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重大责任事故，被认为是开舆论监督先河的成功案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重大事故曾经属于国家机密，一度被重重封锁。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打破这个禁区的尝试，⑥开始触及行政过程中的“问责制”，使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我国在改革进程中所暴露的弊端，从而加以调整和纠正。这充分表现了舆论监督对于国家施政的积极影响，体现出媒体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的力量日益壮大。我国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渐增强，舆论监督逐步走向成熟，成为我国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助推器。2003年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收容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该事件中，正是由于《南方都市报》的率先报道，以及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并进行跟踪采访，才使孙志刚案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最终，引起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致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得以废止。在“孙志刚事件”中，媒体充分发挥了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的作用，显示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正是孙志刚之死和博士的建议书被媒体报道，才使其成为公共事件，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讨论和共鸣，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并推动法律制度的改进，促进了社会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加快。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社会矛盾，甚至有时矛盾比较激烈。在我国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房屋拆迁而发生在拆迁户和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媒体迅速披露矛盾的症结，实施舆论监督，从而产生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社会效果。被称为“中国拆迁第一案”的湖南嘉禾事件，由于《新京报》、中央电视台、《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及时介入，迂回周旋获取事件真相，非法拆迁问题被迅速披露并受到广泛关注，为最终彻底铲除官商勾结的地方痼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和推动力。同时，嘉禾事件对加快我国《物权法》的最终出台奠定了基础。尽管《物权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一些困境，尚需调整和完善，但《物权法》的出台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在法律上为公民保护私有财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国向法治社会又迈进了一步。
此外，我国新闻媒体在食品卫生、医药管理、企业垄断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如媒体对三鹿奶粉的报道催生《食品安全法》八项修改；哈尔滨“天价医药费”的新闻调查，揭开了大家诟病已久的医疗体制之痈的盖子；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斯蒂芬斯”的记者王克勤先后揭开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内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一系列黑幕……
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另一方面，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剑走偏锋，就会出现舆论监督的错位，从而背离舆论监督的初衷，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不良后果。舆论监督错位的突出表现是扩大“监督效果”，如“冠生园月饼事件”、“金华火腿事件”。舆论监督错位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媒体审判”，尤其是对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媒体通过舆论形成所谓的“道德法庭”进行“激情公审”，从而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审判。如何避免舆论监督的错位，我们应该先从理念上解决问题。首先，监督的本意是“监察、督促”，所谓媒介监督的过程主要是监察，告之以真相、真情，推动民众去督促。⑦其次，新闻事业在社会结构中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是国家机关，不是国家机器，对社会没有强制作用。因此，新闻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是一个报道者而不是一个鼓吹者，在理念上要秉承公平、公正、客观、平衡的原则，切忌“越位”。
展望未来：黑幕揭发运动的启示
目前在我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间，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如何促进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我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大不一样，但借鉴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分析和探讨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来，我国传媒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步增强，我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这充分说明我国舆论监督对社会改革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相对于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还应该更大，范围还应该更广。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促使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我国的舆论监督也应该在推进民主法制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改革发展的一台动力十足的加速器。要做到这一点，迫切需要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闻法的出台。有了专门新闻法的保障，媒体不仅可以大胆履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还可使媒介权利的滥用受到限制和制裁，减少舆论监督的错位，从而使新闻媒体真正担当起“瞭望者”和“警报者”的角色，为国家这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顺利并快速航行保驾护航。
注释：
①梅里亚姆[美]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8页。
②③⑤林肯·斯蒂芬斯[美]著，展江、万胜主译：《新闻与揭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第205页、第235页，第11页。
④许国林：《黑幕揭发运动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变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⑥曾华国：《中国式调查报告》，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⑦陈力丹、易正林：《舆论监督中传媒的责任是“监”还是“督”？》，《现代传播》，2008（1）。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