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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6年元月任省经委常务副主任的，过了一段时间，卢荣景书记和我谈话，让我负责小三线的交接调整。1987年初，选任副省长，继续分管上海和安徽小三线交接调整改造工作。
说起小三线，它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和印度的关系，都非常紧张；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越南又在与美国打仗。毛主席把局势看得很严重，认为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就提出来要搞三线建设，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中央建大三线，各省市建小三线。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以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中央的大三线称“野战军”，各省市的小三线称“地方部队”。上海在皖南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搞了个小三线，在皖南建了80个企事业单位，有5万多人。安徽在皖西山区也建了小三线，有11家企事业单位，主要是生产常规武器，也有几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仗是打不起来了，所以小三线就调整了。1986年，我省成立了小三线交接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下文让我当组长，成员单位有财政厅、经委、国防工办、重工厅、轻工厅、劳动厅、民政局、银行等10多个单位。我接到任务以后，就带着国防工办的副总工程师陈兰志和经委的技改处长，还有财政厅的同志，有好几个人，到上海小三线厂去搞调研，一个厂一个厂地看，有时一个厂分布在几个山窝子里。我们天天跑，大概跑了两个月。回来以后给省委省政府汇报。
中央要求上海小三线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全部交给安徽。因为小三线都分布在县的深山里，省里管不了。省委省政府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决定将上海小三线全部交到县里面，这样有利于安徽县级经济发展。起码是一笔财富，有房子、有设备，可以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文件下来，到了1986年，这些厂也基本上是坐吃山空了，也就是厂房、设备，还有一点材料。即便这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县里面也把它们当宝贝。当初东至的一个炸药厂，当时还没有建成，后来就调整改造成了小硫酸厂。
小三线，就是规模小，批量小，成本高。以前生产军工产品还行，军工产品定价是在成本的基础上加5%，后来到市场经济时代，军转民，生产民品，就很受制约。小三线改造后，有的活了，有的毁掉了。印象中比较好的，有祁门微电机厂、宁国球磨机厂；黄山屯溪的链条厂，移交给桐城自行车链条厂，发展得不错。还有绩溪的一个手榴弹车间，后来改造成为缫丝厂。池州的八五钢厂是生产炮钢的，无缝钢管，交给马钢，当时傅锡寿还在马钢。1987年春节，下着大雪，我还拽着黄岳忠、张平去八五钢厂，一是慰问职工，二是看马钢接收改造情况。马钢很支持八五钢厂，从马鞍山把钢材运去，要花很多钱。现在产量都是上亿吨、几千万吨、几百万吨，当时八五钢厂搞个几万吨、几千吨，批量太小、成本太高。开始还行，但生产几年以后可能也不行了。如果不是交给县里面，恐怕很多厂子很快就毁掉了。所以上海小三线厂全部是交给县里面，让县里面重新改造利用。
上海的人员基本上都回去了。我参与交接的时候，有关文件已经下来了，上海小三线厂里面人心浮动，生产也处于半停产、停产状态。想当初，是挑出身好、技术好的人员到小三线的，是敲锣打鼓来的。20多年过去了，大的环境发生变化，政策也变了，上海小三线厂的人基本上是回上海附近的十几个县。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棘手：那么多年过去了，当时来的上海人有的娶了安徽农村的妻子，有的嫁了安徽农村的男子，回上海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回不去，还牵扯到下一代，结婚以后有了小孩，这小孩原来也不是上海过来的，怎么办？后来安徽劳动局跟上海的劳动部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涉，最后是根据职工的个人意愿，愿意回上海的就回上海，不愿意回上海的就留下。因为爱人工作或住房等问题，一小部分职工选择留下，最后留下了1000多人。每留下一个人，上海方要给接收方2000元钱安置费，用于军转民的调整改造。
我们省的小三线，不比上海差，就是总量少。当时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部交给地市，军工产品仍由国防工办管。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中央不给钱，省财政没有钱给，到地市，你让他这么搞？小三线领导小组集体研究一个调整搬迁的优惠政策，一方面鼓励企业自力更生，创收搬迁，另一方面支持接收地市给小三线企业创造优惠的搬迁环境。这个文件還是我起草的，报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同意。我们采取的一个办法是，让他们3年不交利润，也不交税收，鼓励他们自力更生，你能赚钱就搬出来，你赚不了钱就在山窝里面。谁先挣到钱，谁就先搬迁。他们积极性一下就提起来了，千方百计地军转民，加班加点地搞生产，都争取早一点离开山窝窝。3年不交利税，有的甚至还延长了，情况还不错，有10个三线厂顺利搬迁。最后有一家，实在挣不到钱，搬不出来了，职工有意见。我们又帮着协调解决搬迁费。1993年3月份，我马上要到政协工作，正在选举。我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拍板解决了这件事，最后是省财政上拿2000万，问中央要了2000万，自筹2000万，一共是6000万，终于让它搬出去了。
当时还有一个政策非常好，是让16个地市和三线厂“自由恋爱”、双向选择。当时时机比较好，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都想吸引技术人才，吸引资金和设备。我们跟16个地市讲，你们要“自由恋爱”，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小三线厂到你们那里落户，谁给的政策好，他看中了，他就搬到你们那去。也就是双向选择。最后，基本是去了合肥、马鞍山、蚌埠、铜陵4个市。
（责任编辑：胡北）
说起小三线，它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和印度的关系，都非常紧张；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越南又在与美国打仗。毛主席把局势看得很严重，认为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就提出来要搞三线建设，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中央建大三线，各省市建小三线。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以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中央的大三线称“野战军”，各省市的小三线称“地方部队”。上海在皖南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搞了个小三线，在皖南建了80个企事业单位，有5万多人。安徽在皖西山区也建了小三线，有11家企事业单位，主要是生产常规武器，也有几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仗是打不起来了，所以小三线就调整了。1986年，我省成立了小三线交接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下文让我当组长，成员单位有财政厅、经委、国防工办、重工厅、轻工厅、劳动厅、民政局、银行等10多个单位。我接到任务以后，就带着国防工办的副总工程师陈兰志和经委的技改处长，还有财政厅的同志，有好几个人，到上海小三线厂去搞调研，一个厂一个厂地看，有时一个厂分布在几个山窝子里。我们天天跑，大概跑了两个月。回来以后给省委省政府汇报。
中央要求上海小三线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全部交给安徽。因为小三线都分布在县的深山里，省里管不了。省委省政府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决定将上海小三线全部交到县里面，这样有利于安徽县级经济发展。起码是一笔财富，有房子、有设备，可以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文件下来，到了1986年，这些厂也基本上是坐吃山空了，也就是厂房、设备，还有一点材料。即便这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县里面也把它们当宝贝。当初东至的一个炸药厂，当时还没有建成，后来就调整改造成了小硫酸厂。
小三线，就是规模小，批量小，成本高。以前生产军工产品还行，军工产品定价是在成本的基础上加5%，后来到市场经济时代，军转民，生产民品，就很受制约。小三线改造后，有的活了，有的毁掉了。印象中比较好的，有祁门微电机厂、宁国球磨机厂；黄山屯溪的链条厂，移交给桐城自行车链条厂，发展得不错。还有绩溪的一个手榴弹车间，后来改造成为缫丝厂。池州的八五钢厂是生产炮钢的，无缝钢管，交给马钢，当时傅锡寿还在马钢。1987年春节，下着大雪，我还拽着黄岳忠、张平去八五钢厂，一是慰问职工，二是看马钢接收改造情况。马钢很支持八五钢厂，从马鞍山把钢材运去，要花很多钱。现在产量都是上亿吨、几千万吨、几百万吨，当时八五钢厂搞个几万吨、几千吨，批量太小、成本太高。开始还行，但生产几年以后可能也不行了。如果不是交给县里面，恐怕很多厂子很快就毁掉了。所以上海小三线厂全部是交给县里面，让县里面重新改造利用。
上海的人员基本上都回去了。我参与交接的时候，有关文件已经下来了，上海小三线厂里面人心浮动，生产也处于半停产、停产状态。想当初，是挑出身好、技术好的人员到小三线的，是敲锣打鼓来的。20多年过去了，大的环境发生变化，政策也变了，上海小三线厂的人基本上是回上海附近的十几个县。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棘手：那么多年过去了，当时来的上海人有的娶了安徽农村的妻子，有的嫁了安徽农村的男子，回上海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回不去，还牵扯到下一代，结婚以后有了小孩，这小孩原来也不是上海过来的，怎么办？后来安徽劳动局跟上海的劳动部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涉，最后是根据职工的个人意愿，愿意回上海的就回上海，不愿意回上海的就留下。因为爱人工作或住房等问题，一小部分职工选择留下，最后留下了1000多人。每留下一个人，上海方要给接收方2000元钱安置费，用于军转民的调整改造。
我们省的小三线，不比上海差，就是总量少。当时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部交给地市，军工产品仍由国防工办管。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中央不给钱，省财政没有钱给，到地市，你让他这么搞？小三线领导小组集体研究一个调整搬迁的优惠政策，一方面鼓励企业自力更生，创收搬迁，另一方面支持接收地市给小三线企业创造优惠的搬迁环境。这个文件還是我起草的，报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同意。我们采取的一个办法是，让他们3年不交利润，也不交税收，鼓励他们自力更生，你能赚钱就搬出来，你赚不了钱就在山窝里面。谁先挣到钱，谁就先搬迁。他们积极性一下就提起来了，千方百计地军转民，加班加点地搞生产，都争取早一点离开山窝窝。3年不交利税，有的甚至还延长了，情况还不错，有10个三线厂顺利搬迁。最后有一家，实在挣不到钱，搬不出来了，职工有意见。我们又帮着协调解决搬迁费。1993年3月份，我马上要到政协工作，正在选举。我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拍板解决了这件事，最后是省财政上拿2000万，问中央要了2000万，自筹2000万，一共是6000万，终于让它搬出去了。
当时还有一个政策非常好，是让16个地市和三线厂“自由恋爱”、双向选择。当时时机比较好，改革开放以后，各地都想吸引技术人才，吸引资金和设备。我们跟16个地市讲，你们要“自由恋爱”，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小三线厂到你们那里落户，谁给的政策好，他看中了，他就搬到你们那去。也就是双向选择。最后，基本是去了合肥、马鞍山、蚌埠、铜陵4个市。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