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的新著，从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九大方面，细致梳理了当代文学理论由“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演进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这一理论转型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影响。该书体例设计合理，考据论证严密，学理分析细致，是一部具有新视野、新气象、新成就的重要理论著作。
　　关键词：文学理论 形式主义 历史主义 向外转
　　姚文放教授的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解读，揭示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并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预测与展望，内容丰富，视野开阔，论证翔实，见解独到，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文学性”问题是姚文放教授所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也可以说是这部新著运思的起点，而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阐述，并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在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出两种不同的“文学性”。在他看来，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旨在扭转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淹没在非文学之中的偏至，将文学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文本、语言、形式之中；如今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时，已不再关心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形式，而是瞩目于非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亦即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语言形式在哲学、历史、政论、法律文书、新闻写作中的运用。可见，当今解构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几近南辕北辙：俄国形式主义用“文学性”概念来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解构主义借“文学性”概念来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则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样的阐释，既可以使读者了解到同一概念的不同含义，又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历史粘结，从而可以使异常复杂的理论概念互文见义，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与“文学性”概念变异紧密相关的问题是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变异。如果说，“文学性”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么，随着“文学性”从文学文本向非文学文本的转移，出现了一种无关乎文学的理论，在这种情形下，文学理论还是“文学”的理论吗？对于这一非常严峻的问题，姚文放教授非常从容地指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表征着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两个时代。”①具体而言，在“文学理论”所表征的时代，知识状况是建立在对于不同知识领域的分隔基础之上的；而在“理论”所表征的时代，知识状况则是建立在对于这些人为间隔的消除之上。“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并不限于文学，而是贴近新鲜活泛、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直接介于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从而在行动性、实践性上更胜于文学理论。对于新近几年出现的“后理论”这一概念，姚文放认为可以看成是此前“理论”的延续，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学术格局，是对讲效用、重践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对“理论”的非文学倾向的纠正。
　　“文學性”概念的变异以及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变异，可以看成是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型。这种变异毕竟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背后还应该有学术背景的深层原因。对此深层原因的叩问，使姚文放的理论触角深入到“文化政治”这一问题。正是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才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转折。那么，什么是“文化政治”呢？姚文放指出，文化政治不同于社会政治，不是指国家制度、经济体制、科层机构、国际关系、政党、议会、政府、工会等社会权力关系，而是指性别、种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②这种文化政治，在伊格尔顿那里被称作是“后阶级政治”，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则被看成是“微观政治”，而在詹姆逊那里则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总之，正是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才使得如今的文学理论从大写的、单数的、宏大的学术理论发展离析为小写的、众多的、细微的学术理论，也才使得“文学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零散性、片段性和例示性，成为若干概念、术语的集结，而不再追求概念、术语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也不讲求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和内在逻辑”③。
　　“话语转向”是近年来文学理论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在姚文放看来，20世纪文学理论在“语言学转向”的总体背景下经历了“形式转向”和“话语转向”两个阶段。前者以诸多形式主义文论派别为代表，后者则由众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唱主角。如果说前者的主旨在于研究语言形式本身的话，后者的要义则在于寻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的实际状况对于话语的构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也就是说，“话语转向”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形式和结构，更是潜藏在语音的形式和结构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因而这也是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到历史主义的表现形态。
　　那么，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趋势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有深层的历史原因和逻辑必然性？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又迫使姚文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和更深层的美学基础上寻找答案。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与此相应，人类审美文化也经历了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去分化的三段论。他明确地指出：“虽然在局部、细节中可能有例外和偶然，但其主流、概况却不出这一基本框架，这就造成了分别表示出这三个历史阶段文化状况的关键词：前现代突出的关键词是‘是’，现代盛行的关键词是‘非’，后现代流行的关键词是‘去’。”④古代人对于审美文化的判断往往使用“是……也是……也是……”的句式，表达了对于事物在未分化状态下兼有多种属性的认定，现代审美文化的修辞方式习惯采用“非……”“无……”“不……”的句式，如非功利、非实用、非逻辑、非理性、无概念、无目的，等等，表达了将自己与其他文化领域分化开来的企求。与前现代、现代相比，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显著特点在于去分化成为新动向，“去……”成为后现代文化流行的句式，如去中心、去边界、去等级、去体系、去类别、去差异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以去分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审美文化取代以分化为特征的现代审美文化，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文化中，由于社会分工已经洗和明确，各个领域相互隔膜与疏离，走到极端，文化变成了无数独立王国的群雄割据。后现代文化的兴起，正是对陷入危机的现代文化的积极回应，从而夷平了以往矗立在各个领域之间的壁障，沟通了这些相互以邻为壑的独立王国，张扬了交流、沟通、对话、合作、民主、开放、宽容、和谐等被当今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理念，因而具有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必然性。换句话说，唯有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着眼，从美学的深层基础入手，才能够更加明晰地把握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趋势，才能够更加明确地阐释其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
　　总之，姚文放的这部新著对于晚近西方文学理论的解读是认真的和深入的。之所以说是“认真的”，是指这种解读不是事先预设立场的，不是带有主观偏见的，不是全盘接受或是全部否定的，而是抱着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态度，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各种前沿的和热点问题进行辨识，内容既涉及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文论等形式主义思潮，又涵盖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之所以说是“深入的”，是指姚文放教授的解读不是就事论事的，不是浅尝辄止的，而是对晚近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叩问，既揭示文学理论发展历程，又挖掘出这种发展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指明了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概念的界定是清晰的，对理论脉络的把握是准确的，对整个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探索是系统的。
　　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理论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视野变化”，一是“场所变换”。姚文放说：“人们只有置身于新的场所，才能看见以往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以往他处于旧的场所，所以对有些东西往往视而不见。场所变换了，人们的视野也就跟着变化。”⑤在姚文放的这部新著中，这种新的场所，就是中国语境。姚教授将西方文论置于中国语境中加以解读，发现了以往囿于西方语境中所发现不了的问题，揭示了那种囿于旧有场所的视野中存在的缺失、疏漏和空白，从而形成新的见地，获得新的建树。
　　如果说，我们阅读他的这部新著除了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后现代文论能够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把握之外，这可能是另一种收获。这使我们更加坚信，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是完全可能的，建立中国的“西方学”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姚文放的这部新著可以为我们提供中国学者应该如何研究晚近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范例。
　　①②③④⑤ 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第61页，第75页，第323页，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