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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有许多考察的面向，启蒙—救亡（爱国）便是最主要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一对时而是合作然而更多时候不幸是冤家的“启先生”与“救先生”，它们关系的此消彼长，以及在历史吊诡中的含糊不清，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多重大走向，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框架性、制度性背景
消息传到海外，中国留美学生听到“全国各地充满爱国忧国的情绪”的报道时，兴奋异常。但群情激愤之中，刚满24岁的胡适却异常冷静，他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对胡适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某种比建立一支军队还要重要的事情上。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这封信激起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同学们指责为“卖国贼”。当时的新闻专业学生、后来成为外交家的《月刊》主编邝煦堃写了一篇长文回应胡适的不抵抗理论。文章的最后断言，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
这场发生在海外留学生中关于爱不爱国、什么才是爱国的争论，可以说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更久远的时间里启蒙与救国问题争论的序曲。
时间到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正值不惑之年，他一方面保持着青年的激情，却也多了一份中年的冷静。1919年6月8日，即陈独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监禁前3天，他有一篇文章反映了他这一代人与学生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青年活跃分子未曾想到的问题——改变中国比救国更为重要。陈独秀不相信爱国主义（坚定地献身于此时的中国）能够改变中国，他转而鼓励学生要掌握理性主义，将激情与清晰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写道：
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的重要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
这种态度也逐渐为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学生辈接受，他们正是参与五四运动的主体。五四游行总指挥、学运领袖傅斯年由一个激进主义者向保守主义者的过渡，正发生在五四运动掺杂暴力以后。这批觉悟者虽然也在积极筹备学生游行，力图通过“有纪律的抗议”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但他们认为的最终解决方法，仍然是傅斯年所言的“彼能干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所以当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傅斯年反而很少再出头露面。5月底，胡适返京，大谈“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这正和傅斯年的主张一致。
参与过五四游行的另一位新潮系学生罗家伦五四运动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受胡适影响，罗家伦头脑中矛盾的一方战胜了另一方，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他在新潮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对去年自己的积极表示懊悔：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因而转而提倡“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
五四运动发生时，梁实秋还在当时尚是“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念书。清华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介入并不深，而梁实秋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但这位局外人也因此有可能旁观者清。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爱国压倒了启蒙
五四运动以后，以启蒙为使命的新文化运动继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革命情势高涨，而外侮的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作为新价值的创造者，大多数“五四”老将始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持警惕，并关注着1925-1926年的五卅惨案等暴力事件之后波及全国的反帝示威游行。他们一方面充分支持那些参与1925-1926年重大活动的青年，同时又告诫他们切勿过分沉溺于流血和暴力。其中劝阻最力的是陶孟和。陶是最早的社会学家，也是《新青年》的长期撰稿人。在1925年惨案引发的全国声援高潮中，陶孟和生动地描述了1925年的激情可能带来的危险：
上海的惨案不能永远作我们的刺激……帝国主义的压迫必不能因我们短时期的反抗而减少……我们的反抗不是冲动的，不是盲目的……总之，指导并且进行这个运动的必须是高大的眼光，广博的知识，与群众联合的努力。
然而，他的苦口婆心，很快便被更年轻、更喧闹的声音所淹没。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北大朋友和同学们听取了他的忠告，将救国与启蒙在1920年代里结合起来。在上海五卅运动的狂热中，陶孟和坚持自己的信念，认为没有启蒙就没有真正的爱国运动。
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虽然为广大民众的反帝运动而兴奋，但却不愿卷入1925-1926年间席卷全国的排外狂潮。
事实上，他们区分排外和反帝，是为了坚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精神上的“静的革命”的目的，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强调中国需要一场内在的精神转变。他们不愿以救国取代启蒙，甘冒被人斥骂为不爱国的危险。他们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这样做了，宁愿去承担“非中国化”与破坏“民族遗产”的罪名。然而，与1925-1926年排外狂潮期间人们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斥骂相比，他们在20世纪头10年所受到的攻击，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五卅运动的爱国热潮中，俞平伯和钱玄同、张申府等一样，采取了令人争议的姿态。他指出，我们应该跨越外国人加诸我们的“耻辱”，看到我们的“自侮”。
俞平伯在文章中提醒同胞们注意，最近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杀害了数十名的中国人；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军阀们更是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而中国的鸦片商则比外国的枪炮，带给中国人更大的危害。俞直截了当地指出：
不要老是怪外人……我们必须为自己互相凌辱负责……近年来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我们必须先注意成千上万的生灵问题，而非专注于数十名烈士的英迹。我们必须比以往更自觉、更启蒙。
坚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继续完成在国内实现“人道与公正”的未竟事业，这就是以启蒙为中心的反帝特征。在其他爱国者将中国问题全部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时候，俞平伯这样的“五四”知识分子却不断提醒国人，只有先完成了自我改造的重任，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侮辱。确实，为烈士的鲜血所感召，要比冷静地思考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和精神上的缺陷容易得多。
由于知识分子坚持探究国民性的问题，这使得民族主义革命家一直对他们疑虑重重。这些民族主义革命家认为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不断批评坚持“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
最早藉救国攻击启蒙的是瞿秋白，他是1930年代鲁迅在上海时的朋友和信徒，在1932年纪念五四运动13周年的时候，他对受益于外国思想的“五四”传统，进行了一次典型的讽刺性的攻击。他的文章的题目是《请脱移五四的衣褴》，是写给早先“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现在的年轻追随者的。瞿秋白预见到以后会受到抨击，所以他在文章中论道，所有关于复兴“五四精神”和继续“五四”未竟事业的谈论，都会妨碍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动员。
“五四”未留下什么未竟的大业……中国的文化运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知识分子和学生现在必须脱移过去有过光辉的“五四”衣褴！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聚集在反帝大旗之下，因为我们将要从事的，将与“五四”的关系不甚大。
随着1930年末到1940年初抗日战争的展开，瞿秋白提出的观点愈益坚固。面对中国在政治上的灭亡危险，“五四”知识分子发现，就连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文化批判的合理性，更别说别人了。但是，即使在全国人民关注救国大业之时，他们仍一再强调启蒙运动的优先性，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对伴随爱国运动而起的封建心态的复活视若无睹。抗战期间直言不讳捍卫“五四精神”的是“新潮”老将傅斯年。多年来一直拒绝参与官方五四纪念运动的傅斯年，在瞿秋白文章发表后10年，终于打破沉默。对国民党的一些报刊频繁指摘“五四运动的弱点”，他感到愤慨；不愿意随波逐流，忘却“五四精神”。他试图提醒读者，没有五四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坚持不懈的文化批判，就决不能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
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筒，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今人颇有以为“五四”当年的这种重新估价有伤民族的自信心；不错，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有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自大狂，如何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北京人”，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一百年？
把传统思想斥责为“四千年的垃圾桶”，敢于怀疑过去和现在都是爱国主义基础的“民族自信心”，一直有被人指斥为“非中国化”的危险。像傅斯年这样的“五四”知识分子，自从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大号召对传统伦理做批判性评价时起，就一直在冒这种风险。
从1919年的爱国示威到1937-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发生这段时间，要求表明自己的爱国忠诚并放弃对旧文化批判的压力增大了。许多坚持启蒙抱负的人，就这么放弃了对旧文化的批判。
张申府在1939年4月发表的《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一文中，试图去除救国和启蒙之间的紧张关系。“民族救亡”变成“启蒙”的同义词后，“五四精神”几乎丧失了它的意义。
1949年，当一个推翻国民政府的新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候，共产党理论家冯乃超用另一套话语体系谴责他们：
“五四”知识分子缺乏“中国性”和“人民性”，这导致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坏事。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中国性”和“人民性”，他就会成为外国人及其买办的奴隶。……以“五四”人物陈独秀为例，他看不起劳动人民，从而在劳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最终脱离了革命队伍。胡适则只看到西方文明的辉煌，未看到帝国主义的丑恶，最终成为外国人的家奴。
中国社会的启蒙进程，就这样在救亡爱国的压力下一次次中断。
仍然有待厘清的二者关系
1979年，当周扬在60年后回忆“五四”时，他提醒国人记住：“五四”启蒙目标尚未实现。他认为，只要习惯势力和封建迷信观念依然强烈地隐伏着，中国就不能忘记它对“五四”所欠负的债。
在探讨启蒙在中国多舛的命运时，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说，考察这个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有三点是清楚的：第一，救亡与启蒙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迫使反封建的新文化倡导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往往以背弃“五四理想”为代价。第二，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两者都易于被指控为销蚀民族自信心，两者又都提醒人们，传统的奴性伦理依然充斥在大众文化与革命政治之中。第三，启蒙运动未能根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并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各方面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1971年，学者周策纵在台湾地区的《大学杂志》发表文章，纪念五四精神，他认为：长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致力于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从强化传统的时代角度看是必要的。他们的怀疑精神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盲从……我们不能为中国的懦弱怪罪他人。能够揭示中国软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五四”式的尖锐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如果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今后的任何救国运动都必须从这种自我批判开始。
新文化运动肇始的初衷，就在于“五四”知识分子惊讶地发现，尽管北京城里的真命天子不复存在了，但人们对皇权的崇拜心理依然故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力量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这个是东方社会的特点，内部缺少多样因素
袁伟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从轴心时代，即我们的先秦时期有自己独特的成就，但在思想的高度上落后于西方。先秦就落后于同时期的古希腊。比如，逻辑理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我们的数学，停留在应用，没有提高到理论高度，没有几何原理。另外就是社会科学方面，伦理学、政治学，这些在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根本就没有，赶不上他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敢于反思自己的弱点，不是回避。如果现在就停留在一个很低浅的诉求——反抗西方压迫侵略，已经不够了。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这个没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你会被侵略，抵抗不了列强的侵略。要深入，不能浮在表面，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自己转型不了，自己发展不起现代科学，自己发展不了产业革命，这个就是反省自己的弱点。
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它是推动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只要现代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健全，新文化运动不会停止。
袁伟时生于五四运动后12年，今年已七十有八。在生命的晚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鼓呼民主、法治、理性、独立、自由等五四精神，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以让五四未竟的事业薪火相传。
参考书籍：《中国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舒衡哲著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纵策著
《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林贤治著
《告别中世纪 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编著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陈平原著
资料收集：李倩 游益萍 李少卿
消息传到海外，中国留美学生听到“全国各地充满爱国忧国的情绪”的报道时，兴奋异常。但群情激愤之中，刚满24岁的胡适却异常冷静，他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对胡适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某种比建立一支军队还要重要的事情上。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这封信激起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同学们指责为“卖国贼”。当时的新闻专业学生、后来成为外交家的《月刊》主编邝煦堃写了一篇长文回应胡适的不抵抗理论。文章的最后断言，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
这场发生在海外留学生中关于爱不爱国、什么才是爱国的争论，可以说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更久远的时间里启蒙与救国问题争论的序曲。
时间到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正值不惑之年，他一方面保持着青年的激情，却也多了一份中年的冷静。1919年6月8日，即陈独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监禁前3天，他有一篇文章反映了他这一代人与学生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青年活跃分子未曾想到的问题——改变中国比救国更为重要。陈独秀不相信爱国主义（坚定地献身于此时的中国）能够改变中国，他转而鼓励学生要掌握理性主义，将激情与清晰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写道：
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的重要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
这种态度也逐渐为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学生辈接受，他们正是参与五四运动的主体。五四游行总指挥、学运领袖傅斯年由一个激进主义者向保守主义者的过渡，正发生在五四运动掺杂暴力以后。这批觉悟者虽然也在积极筹备学生游行，力图通过“有纪律的抗议”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但他们认为的最终解决方法，仍然是傅斯年所言的“彼能干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所以当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傅斯年反而很少再出头露面。5月底，胡适返京，大谈“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这正和傅斯年的主张一致。
参与过五四游行的另一位新潮系学生罗家伦五四运动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受胡适影响，罗家伦头脑中矛盾的一方战胜了另一方，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他在新潮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对去年自己的积极表示懊悔：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因而转而提倡“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
五四运动发生时，梁实秋还在当时尚是“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念书。清华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介入并不深，而梁实秋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但这位局外人也因此有可能旁观者清。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爱国压倒了启蒙
五四运动以后，以启蒙为使命的新文化运动继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革命情势高涨，而外侮的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作为新价值的创造者，大多数“五四”老将始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持警惕，并关注着1925-1926年的五卅惨案等暴力事件之后波及全国的反帝示威游行。他们一方面充分支持那些参与1925-1926年重大活动的青年，同时又告诫他们切勿过分沉溺于流血和暴力。其中劝阻最力的是陶孟和。陶是最早的社会学家，也是《新青年》的长期撰稿人。在1925年惨案引发的全国声援高潮中，陶孟和生动地描述了1925年的激情可能带来的危险：
上海的惨案不能永远作我们的刺激……帝国主义的压迫必不能因我们短时期的反抗而减少……我们的反抗不是冲动的，不是盲目的……总之，指导并且进行这个运动的必须是高大的眼光，广博的知识，与群众联合的努力。
然而，他的苦口婆心，很快便被更年轻、更喧闹的声音所淹没。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北大朋友和同学们听取了他的忠告，将救国与启蒙在1920年代里结合起来。在上海五卅运动的狂热中，陶孟和坚持自己的信念，认为没有启蒙就没有真正的爱国运动。
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虽然为广大民众的反帝运动而兴奋，但却不愿卷入1925-1926年间席卷全国的排外狂潮。
事实上，他们区分排外和反帝，是为了坚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精神上的“静的革命”的目的，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强调中国需要一场内在的精神转变。他们不愿以救国取代启蒙，甘冒被人斥骂为不爱国的危险。他们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这样做了，宁愿去承担“非中国化”与破坏“民族遗产”的罪名。然而，与1925-1926年排外狂潮期间人们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斥骂相比，他们在20世纪头10年所受到的攻击，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五卅运动的爱国热潮中，俞平伯和钱玄同、张申府等一样，采取了令人争议的姿态。他指出，我们应该跨越外国人加诸我们的“耻辱”，看到我们的“自侮”。
俞平伯在文章中提醒同胞们注意，最近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杀害了数十名的中国人；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军阀们更是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而中国的鸦片商则比外国的枪炮，带给中国人更大的危害。俞直截了当地指出：
不要老是怪外人……我们必须为自己互相凌辱负责……近年来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我们必须先注意成千上万的生灵问题，而非专注于数十名烈士的英迹。我们必须比以往更自觉、更启蒙。
坚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继续完成在国内实现“人道与公正”的未竟事业，这就是以启蒙为中心的反帝特征。在其他爱国者将中国问题全部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时候，俞平伯这样的“五四”知识分子却不断提醒国人，只有先完成了自我改造的重任，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侮辱。确实，为烈士的鲜血所感召，要比冷静地思考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和精神上的缺陷容易得多。
由于知识分子坚持探究国民性的问题，这使得民族主义革命家一直对他们疑虑重重。这些民族主义革命家认为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不断批评坚持“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
最早藉救国攻击启蒙的是瞿秋白，他是1930年代鲁迅在上海时的朋友和信徒，在1932年纪念五四运动13周年的时候，他对受益于外国思想的“五四”传统，进行了一次典型的讽刺性的攻击。他的文章的题目是《请脱移五四的衣褴》，是写给早先“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现在的年轻追随者的。瞿秋白预见到以后会受到抨击，所以他在文章中论道，所有关于复兴“五四精神”和继续“五四”未竟事业的谈论，都会妨碍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动员。
“五四”未留下什么未竟的大业……中国的文化运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知识分子和学生现在必须脱移过去有过光辉的“五四”衣褴！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聚集在反帝大旗之下，因为我们将要从事的，将与“五四”的关系不甚大。
随着1930年末到1940年初抗日战争的展开，瞿秋白提出的观点愈益坚固。面对中国在政治上的灭亡危险，“五四”知识分子发现，就连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文化批判的合理性，更别说别人了。但是，即使在全国人民关注救国大业之时，他们仍一再强调启蒙运动的优先性，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对伴随爱国运动而起的封建心态的复活视若无睹。抗战期间直言不讳捍卫“五四精神”的是“新潮”老将傅斯年。多年来一直拒绝参与官方五四纪念运动的傅斯年，在瞿秋白文章发表后10年，终于打破沉默。对国民党的一些报刊频繁指摘“五四运动的弱点”，他感到愤慨；不愿意随波逐流，忘却“五四精神”。他试图提醒读者，没有五四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坚持不懈的文化批判，就决不能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
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筒，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今人颇有以为“五四”当年的这种重新估价有伤民族的自信心；不错，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有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自大狂，如何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北京人”，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一百年？
把传统思想斥责为“四千年的垃圾桶”，敢于怀疑过去和现在都是爱国主义基础的“民族自信心”，一直有被人指斥为“非中国化”的危险。像傅斯年这样的“五四”知识分子，自从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大号召对传统伦理做批判性评价时起，就一直在冒这种风险。
从1919年的爱国示威到1937-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发生这段时间，要求表明自己的爱国忠诚并放弃对旧文化批判的压力增大了。许多坚持启蒙抱负的人，就这么放弃了对旧文化的批判。
张申府在1939年4月发表的《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一文中，试图去除救国和启蒙之间的紧张关系。“民族救亡”变成“启蒙”的同义词后，“五四精神”几乎丧失了它的意义。
1949年，当一个推翻国民政府的新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候，共产党理论家冯乃超用另一套话语体系谴责他们：
“五四”知识分子缺乏“中国性”和“人民性”，这导致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坏事。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中国性”和“人民性”，他就会成为外国人及其买办的奴隶。……以“五四”人物陈独秀为例，他看不起劳动人民，从而在劳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最终脱离了革命队伍。胡适则只看到西方文明的辉煌，未看到帝国主义的丑恶，最终成为外国人的家奴。
中国社会的启蒙进程，就这样在救亡爱国的压力下一次次中断。
仍然有待厘清的二者关系
1979年，当周扬在60年后回忆“五四”时，他提醒国人记住：“五四”启蒙目标尚未实现。他认为，只要习惯势力和封建迷信观念依然强烈地隐伏着，中国就不能忘记它对“五四”所欠负的债。
在探讨启蒙在中国多舛的命运时，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说，考察这个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有三点是清楚的：第一，救亡与启蒙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迫使反封建的新文化倡导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往往以背弃“五四理想”为代价。第二，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两者都易于被指控为销蚀民族自信心，两者又都提醒人们，传统的奴性伦理依然充斥在大众文化与革命政治之中。第三，启蒙运动未能根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并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各方面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1971年，学者周策纵在台湾地区的《大学杂志》发表文章，纪念五四精神，他认为：长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致力于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从强化传统的时代角度看是必要的。他们的怀疑精神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盲从……我们不能为中国的懦弱怪罪他人。能够揭示中国软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五四”式的尖锐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如果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今后的任何救国运动都必须从这种自我批判开始。
新文化运动肇始的初衷，就在于“五四”知识分子惊讶地发现，尽管北京城里的真命天子不复存在了，但人们对皇权的崇拜心理依然故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力量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这个是东方社会的特点，内部缺少多样因素
袁伟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从轴心时代，即我们的先秦时期有自己独特的成就，但在思想的高度上落后于西方。先秦就落后于同时期的古希腊。比如，逻辑理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我们的数学，停留在应用，没有提高到理论高度，没有几何原理。另外就是社会科学方面，伦理学、政治学，这些在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根本就没有，赶不上他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敢于反思自己的弱点，不是回避。如果现在就停留在一个很低浅的诉求——反抗西方压迫侵略，已经不够了。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这个没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你会被侵略，抵抗不了列强的侵略。要深入，不能浮在表面，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自己转型不了，自己发展不起现代科学，自己发展不了产业革命，这个就是反省自己的弱点。
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它是推动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只要现代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健全，新文化运动不会停止。
袁伟时生于五四运动后12年，今年已七十有八。在生命的晚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鼓呼民主、法治、理性、独立、自由等五四精神，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以让五四未竟的事业薪火相传。
参考书籍：《中国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舒衡哲著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纵策著
《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林贤治著
《告别中世纪 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袁伟时编著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陈平原著
资料收集：李倩 游益萍 李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