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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史上最高规格”“首次多部委联合”“首次时间段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等等“第一”“之最”外，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这部规划究竟靠不靠谱、能不能落实？
足球规划又来了。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简称《规划》）发布。
除了“史上最高规格”“首次多部委联合”“首次时间段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等等“第一”“之最”外，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这部规划究竟靠不靠谱、能不能落实？
让我们来看看足球研究者、从业者对此的解读。
《规划》中，足球的发展被提到整个国家、民族发展层面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为什么？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撰文认为：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要树立现代足球运动理念，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最终努力实现“足球崛起梦、体育强国梦、民族复兴梦”，意义之深远一目了然。
从战略定位上来讲，“全民健身的重要事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个定位在以往谈足球时都未曾有如此全面而深刻的阐述，这样就把发展足球的定位提升了。尤其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一定位，这与《规划》后面提到的“培育足球文化”前后呼应，同样体现出了意义深远的定位。
他认为，另外一个意义深远可以在发展原则中看到，发展原则用了持续发展、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开放发展这四大发展理念，这是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十三五”期间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有机地用到了足球之中。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陈国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足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竞争最完全、最充分的体育项目，通过各种排名计分机制，水平高低一目了然，光是嘴上说没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因此，选择大力发展足球，既能比较清楚地验证目标是否实现，同时也表明我们敢于挑战。
而另一方面，在大的体育项目里，中国在足球上的水平又是最差的，至今，男足国家队连亚洲冠军也没有拿过，尤其近年来屡次在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阶段苦苦挣扎，民众非常不满，改变现状的呼声特别高。
《规划》中也指出了中国足球目前存在的问题：发展理念滞后，对足球价值和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较为严重；体制机制落后，政社不分、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法治水平偏低，行风不正、竞赛秩序较乱，缺乏有效监管；足球基础薄弱，人才短缺、设施不足，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足球运动需求。
从体育产业角度而言，足球也无疑是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项目。公开数据显示，全球足球产业年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占体育产值比重超过40%，堪称“世界第17大经济体”；全球球迷超过16亿人，其中中国球迷就超过3亿。“其他的先不说，就说国内，中超5年的版权费就达80亿人民币，自己的金矿是一定要挖掘的。”陈国强告诉《新民周刊》。
在这样的认识下，《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四部委共同编制，以中国足球发展规划史上最高规格、最高级别的力量联合推动。并且，有明确的保障措施和监督责任界定。
以往的规划在措施上都比较含糊，但这次的《规划》非常实在。比如财政和金融政策上，既有明确的公共投入，又有足球领域金融服务新业务，还有足球用品、赛事服务等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或发行债券，设立足球基金以及多样化的保险产品。
在规划和土地政策上，有三个明确的“纳入”，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来保障足球场地的建设。在税收和价格政策方面也将实施一系列优惠。
同时，《规划》明确：由共同编制此规划的四部门等，负责本规划的监督检查，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建设任务顺利推进、规划目标如期实现。长期以来，保障措施不利，限制了中国足球以及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这一次，在上级部门的监控督促下，政策的有效保障和落实可以期待。
历史上，中国足球从来不缺“规划”，光“十年规划”就有三个，但由于人员频繁变动、目标急功近利、部门条块分割等原因，这些“规划”多沦为一纸空文未能落实。
足球不是四年一个周期，它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来培育，这次《规划》体现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风格，从宏观上为未来35年的中国足球设置了权威的“路标”和国家级的发展规划。
如果说2015年3月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简称《方案》）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那么《规划》则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目”。在《方案》中，中国足球实施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三步走”，侧重于定性，但并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表。而在《规划》中，将三个目标的时间明确为：近期目标（2016-2020）、中期目标（2021-2030）、远期目标（2031-2050）。
《规划》的一大亮点是，对一些关键性的指标做到了明确定量。
例如，近期目标为2016年-2020年，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中期目标为2011年-2030年，每万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十三五”期间，全国修缮、改造和新建6万块足球场地……其中校园足球场地4万块，社会足球场地2万块。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2020年建成2万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我们要求特色校每周至少一节足球课，2万所学校按照平均每个学校1000人的话，应该有2000万人学会踢球。同时我们在所有学校鼓励大家把足球作为体育课教学内容之一，由此至少还有1000万孩子将学会踢足球，因此3000万人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问题是如何保证这2万所学校都能做到每周一节足球课？他说，这就涉及师资、场地的问题，规划也把场地建设作为重要部分列进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同时，师资可以通过培训、兼职教师、动员社会力量等措施解决。
他提出：目前学校体育设施短缺非常明显。同时，他认为还有一个机制问题：全国6万块，4万块在校园，也就意味着未来校园足球场要向社会开放，同时，社会场地也要向学校免费或优惠开放，最后包括学校、公共、私营的场馆，能够整体利用，形成一个社会治理体系，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又如，《规划》分8个“专栏”明确了“十三五”期间体制改革、校园足球、足球场地、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如“注册裁判员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在全国基础较好的50个城市，建立分级制度的城市业余足球体系”等。
就在《规划》发布的4月11日当天，中国足球最具知名度的业余联赛——2016赛季城市足球联赛和城市足球冠军杯两项赛事在京举行启动仪式，新赛季的城市足球联赛将扩展到9个城市。
赛事负责人、城市足球理事会理事长辜建明说：“2016赛季，两项赛事均会‘扩军’，并且将与中国足协的赛事体系连通，成为中国足球赛事体系中的最底层架构。其中，城市足球联赛成年组的冠军将直接进入中国足协业余足球联赛大区赛决赛圈，城市足球冠军杯成年组冠军将直接获得中国足协杯的参赛资格。”
辜建明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市足协主席。他说：“在《方案》和《规划》相继出台之后，地方协会原有的职能、任务、目标有了重新定位。地方协会如何生存？开展赛事活动是重要抓手，城市联赛涵盖老、中、青、少和儿童，给市民提供享受足球、享受健康的平台。基层的足球爱好者最需要身边赛事，成都去年举办了1.2万多场比赛。竞赛是杠杆，足球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通常有16—18个赛事品种，成都现在有各类赛事12个，有这个基础才能谈足球人口的增长。”
辜建明提出：正如《规划》指出的那样，中国足球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因此推行城市足球联赛主要目的就是打造中国足球人才的金字塔，改变以往地方足协专注职业赛事，忽视民间基础的传统观念，将原有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足球的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好了，足球的基础才能打好。”他认为，优势资源和技术资源的进入，有望使社会足球发挥更大的效益，更好地让公众享受到足球的快乐和健康。
“足球从娃娃抓起。”校园足球可谓是国家足球发展的源头。因此，《规划》将校园足球的建设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近期目标中，要求建立健全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实施全国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制度，即高校、高中、初中、小学校园足球四级赛事。到2020年，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同时，完善考试招生政策，激励学生长期积极参加足球学习和训练。支持建设一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县。《规划》要求提高高等院校体育类专业招收足球专项学生的比重，依托具备条件的本科院校设立足球学院，积极在中等职业学校开设足球专业。
在中期目标中，《规划》提出，“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
校园足球的“体系”该如何理解？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解释说：“第一是教学和训练体系。这涉及整个学校体育教学的改革，到2021-2030年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把校园足球教学体系完善起来，包括用什么教材、教法，教师如何培训等一系列机制。第二是竞赛体系。包括校内比赛、校际比赛和选拔性比赛。选拔性比赛要打出一个年龄段每个组别的全国最佳阵容、全省最佳阵容和全市最佳阵容，这些孩子就为职业队、为各俱乐部选拔后备人才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足球的发展。”
开展校园足球，学生安全非常关键。《规划》中指出，“引导保险公司根据足球运动特点开发职业球员伤残保险、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足球场地设施财产保险等多样化的保险产品，鼓励企事业单位、学校、个人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2016年3月，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基金实行免责保障，这对现行的校方责任险是很好的补充。王登峰说：“该基金在全国推广的可能性很大，它属于以支定收，覆盖面大，而且先行赔付，无论是谁的责任。这就避免了首先要划分责任再去理赔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但同时我们会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包括对教师、教练、学生、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普及急救知识，双管齐下。”
培养足球文化也是《规划》中的一项内容，王登峰指出：“通过校园足球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是第一个目标，让他们掌握运动技能是第二个目标，培养健全人格则是第三个目标。使他们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规则，这些都是足球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职业化体系的构建是足球发展的根基。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规划》从不同层面讲到了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的问题。至少从三个层次推动了工作的进展。
首先是职业联赛管理的现代化，明确提出要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管理机构，明确了职业联赛不同层面的结构体系优化，同时明确提出了联赛的运行管理，组织竞赛，竞赛水平要达到亚洲一流。这是从联赛层面与“管办分离”有机的结合。
其次是推动职业俱乐部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体系，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严格准入、规范管理职业足球俱乐部，加强行业自律，加强职业俱乐部梯队建设，打造百年俱乐部。这第二个层面在我国目前情况来讲非常重要，“三大球”目前都没有建立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职业俱乐部，没有形成行业自律，也没有打造百年俱乐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后，就为“俱乐部联盟”的成立，推动行业自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目前我国主要是学习欧洲的俱乐部比较多，而欧洲这个体系与美国如NBA这样的体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允许一家独大。这种差别可以在俱乐部与国家队成绩上的差别得到体现。这里面也会看到俱乐部联盟的行业自律问题和俱乐部体系的建立问题，比如NBA的限薪制度和选秀制度。
足球规划又来了。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简称《规划》）发布。
除了“史上最高规格”“首次多部委联合”“首次时间段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等等“第一”“之最”外，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这部规划究竟靠不靠谱、能不能落实？
让我们来看看足球研究者、从业者对此的解读。
为什么是足球？
《规划》中，足球的发展被提到整个国家、民族发展层面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为什么？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撰文认为：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要树立现代足球运动理念，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最终努力实现“足球崛起梦、体育强国梦、民族复兴梦”，意义之深远一目了然。
从战略定位上来讲，“全民健身的重要事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个定位在以往谈足球时都未曾有如此全面而深刻的阐述，这样就把发展足球的定位提升了。尤其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一定位，这与《规划》后面提到的“培育足球文化”前后呼应，同样体现出了意义深远的定位。
他认为，另外一个意义深远可以在发展原则中看到，发展原则用了持续发展、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开放发展这四大发展理念，这是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十三五”期间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有机地用到了足球之中。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陈国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足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竞争最完全、最充分的体育项目，通过各种排名计分机制，水平高低一目了然，光是嘴上说没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因此，选择大力发展足球，既能比较清楚地验证目标是否实现，同时也表明我们敢于挑战。
而另一方面，在大的体育项目里，中国在足球上的水平又是最差的，至今，男足国家队连亚洲冠军也没有拿过，尤其近年来屡次在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阶段苦苦挣扎，民众非常不满，改变现状的呼声特别高。
《规划》中也指出了中国足球目前存在的问题：发展理念滞后，对足球价值和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较为严重；体制机制落后，政社不分、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法治水平偏低，行风不正、竞赛秩序较乱，缺乏有效监管；足球基础薄弱，人才短缺、设施不足，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足球运动需求。
从体育产业角度而言，足球也无疑是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项目。公开数据显示，全球足球产业年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占体育产值比重超过40%，堪称“世界第17大经济体”；全球球迷超过16亿人，其中中国球迷就超过3亿。“其他的先不说，就说国内，中超5年的版权费就达80亿人民币，自己的金矿是一定要挖掘的。”陈国强告诉《新民周刊》。
在这样的认识下，《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四部委共同编制，以中国足球发展规划史上最高规格、最高级别的力量联合推动。并且，有明确的保障措施和监督责任界定。
以往的规划在措施上都比较含糊，但这次的《规划》非常实在。比如财政和金融政策上，既有明确的公共投入，又有足球领域金融服务新业务，还有足球用品、赛事服务等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或发行债券，设立足球基金以及多样化的保险产品。
在规划和土地政策上，有三个明确的“纳入”，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来保障足球场地的建设。在税收和价格政策方面也将实施一系列优惠。
同时，《规划》明确：由共同编制此规划的四部门等，负责本规划的监督检查，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建设任务顺利推进、规划目标如期实现。长期以来，保障措施不利，限制了中国足球以及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这一次，在上级部门的监控督促下，政策的有效保障和落实可以期待。
具体到每一个数字
历史上，中国足球从来不缺“规划”，光“十年规划”就有三个，但由于人员频繁变动、目标急功近利、部门条块分割等原因，这些“规划”多沦为一纸空文未能落实。
足球不是四年一个周期，它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来培育，这次《规划》体现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风格，从宏观上为未来35年的中国足球设置了权威的“路标”和国家级的发展规划。
如果说2015年3月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简称《方案》）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那么《规划》则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目”。在《方案》中，中国足球实施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三步走”，侧重于定性，但并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表。而在《规划》中，将三个目标的时间明确为：近期目标（2016-2020）、中期目标（2021-2030）、远期目标（2031-2050）。
《规划》的一大亮点是，对一些关键性的指标做到了明确定量。
例如，近期目标为2016年-2020年，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中期目标为2011年-2030年，每万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十三五”期间，全国修缮、改造和新建6万块足球场地……其中校园足球场地4万块，社会足球场地2万块。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2020年建成2万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我们要求特色校每周至少一节足球课，2万所学校按照平均每个学校1000人的话，应该有2000万人学会踢球。同时我们在所有学校鼓励大家把足球作为体育课教学内容之一，由此至少还有1000万孩子将学会踢足球，因此3000万人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问题是如何保证这2万所学校都能做到每周一节足球课？他说，这就涉及师资、场地的问题，规划也把场地建设作为重要部分列进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同时，师资可以通过培训、兼职教师、动员社会力量等措施解决。
他提出：目前学校体育设施短缺非常明显。同时，他认为还有一个机制问题：全国6万块，4万块在校园，也就意味着未来校园足球场要向社会开放，同时，社会场地也要向学校免费或优惠开放，最后包括学校、公共、私营的场馆，能够整体利用，形成一个社会治理体系，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又如，《规划》分8个“专栏”明确了“十三五”期间体制改革、校园足球、足球场地、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如“注册裁判员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在全国基础较好的50个城市，建立分级制度的城市业余足球体系”等。
就在《规划》发布的4月11日当天，中国足球最具知名度的业余联赛——2016赛季城市足球联赛和城市足球冠军杯两项赛事在京举行启动仪式，新赛季的城市足球联赛将扩展到9个城市。
赛事负责人、城市足球理事会理事长辜建明说：“2016赛季，两项赛事均会‘扩军’，并且将与中国足协的赛事体系连通，成为中国足球赛事体系中的最底层架构。其中，城市足球联赛成年组的冠军将直接进入中国足协业余足球联赛大区赛决赛圈，城市足球冠军杯成年组冠军将直接获得中国足协杯的参赛资格。”
辜建明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市足协主席。他说：“在《方案》和《规划》相继出台之后，地方协会原有的职能、任务、目标有了重新定位。地方协会如何生存？开展赛事活动是重要抓手，城市联赛涵盖老、中、青、少和儿童，给市民提供享受足球、享受健康的平台。基层的足球爱好者最需要身边赛事，成都去年举办了1.2万多场比赛。竞赛是杠杆，足球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通常有16—18个赛事品种，成都现在有各类赛事12个，有这个基础才能谈足球人口的增长。”
辜建明提出：正如《规划》指出的那样，中国足球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因此推行城市足球联赛主要目的就是打造中国足球人才的金字塔，改变以往地方足协专注职业赛事，忽视民间基础的传统观念，将原有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足球的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好了，足球的基础才能打好。”他认为，优势资源和技术资源的进入，有望使社会足球发挥更大的效益，更好地让公众享受到足球的快乐和健康。
夯实足球根基
“足球从娃娃抓起。”校园足球可谓是国家足球发展的源头。因此，《规划》将校园足球的建设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近期目标中，要求建立健全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实施全国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制度，即高校、高中、初中、小学校园足球四级赛事。到2020年，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同时，完善考试招生政策，激励学生长期积极参加足球学习和训练。支持建设一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县。《规划》要求提高高等院校体育类专业招收足球专项学生的比重，依托具备条件的本科院校设立足球学院，积极在中等职业学校开设足球专业。
在中期目标中，《规划》提出，“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
校园足球的“体系”该如何理解？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中国足协副主席王登峰解释说：“第一是教学和训练体系。这涉及整个学校体育教学的改革，到2021-2030年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把校园足球教学体系完善起来，包括用什么教材、教法，教师如何培训等一系列机制。第二是竞赛体系。包括校内比赛、校际比赛和选拔性比赛。选拔性比赛要打出一个年龄段每个组别的全国最佳阵容、全省最佳阵容和全市最佳阵容，这些孩子就为职业队、为各俱乐部选拔后备人才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足球的发展。”
开展校园足球，学生安全非常关键。《规划》中指出，“引导保险公司根据足球运动特点开发职业球员伤残保险、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足球场地设施财产保险等多样化的保险产品，鼓励企事业单位、学校、个人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2016年3月，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基金实行免责保障，这对现行的校方责任险是很好的补充。王登峰说：“该基金在全国推广的可能性很大，它属于以支定收，覆盖面大，而且先行赔付，无论是谁的责任。这就避免了首先要划分责任再去理赔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但同时我们会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包括对教师、教练、学生、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普及急救知识，双管齐下。”
培养足球文化也是《规划》中的一项内容，王登峰指出：“通过校园足球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是第一个目标，让他们掌握运动技能是第二个目标，培养健全人格则是第三个目标。使他们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规则，这些都是足球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职业化体系的构建是足球发展的根基。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规划》从不同层面讲到了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的问题。至少从三个层次推动了工作的进展。
首先是职业联赛管理的现代化，明确提出要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管理机构，明确了职业联赛不同层面的结构体系优化，同时明确提出了联赛的运行管理，组织竞赛，竞赛水平要达到亚洲一流。这是从联赛层面与“管办分离”有机的结合。
其次是推动职业俱乐部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体系，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严格准入、规范管理职业足球俱乐部，加强行业自律，加强职业俱乐部梯队建设，打造百年俱乐部。这第二个层面在我国目前情况来讲非常重要，“三大球”目前都没有建立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职业俱乐部，没有形成行业自律，也没有打造百年俱乐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后，就为“俱乐部联盟”的成立，推动行业自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目前我国主要是学习欧洲的俱乐部比较多，而欧洲这个体系与美国如NBA这样的体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允许一家独大。这种差别可以在俱乐部与国家队成绩上的差别得到体现。这里面也会看到俱乐部联盟的行业自律问题和俱乐部体系的建立问题，比如NBA的限薪制度和选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