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万历十五年》和《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是不能归为一类的。但是，就它们都希望或者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著作“史料十结论”的写作模式而言，三者则是一致的。它们所共同关注和试图再现的，乃是由那些早已消逝了的人、物、事交织起来的社会生活。至于所谓的历史规律，作者们并不刻意地以书末结论的方式告诉读者，而是试图让他们再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之“原生形态”自身去述说。
　　在实现这个写作目标的过程中，三位作者向读者分别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技艺，这也使得我们在阅读三书之后体验到了不同的兴味。
　　《日常生活》一书，生动地勾描了一二二七至一二七九年间南宋首都临安汩汩漾动着的“生活流”。譬如该书“城市”一章，著者始由蒙元北犯。宋人南迁的大背景起笔，继而写到由此造成的统治者偏安东南和大量人口拥聚杭城，接下去依次便是住房紧张→多层建筑的出现→房租交纳情况→火灾频繁→各项防火措施→为防火而对夜生活的管制……不难看出，著者在写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是社会生活固有的内在逻辑。也正因为这一点，著者才能够不着痕迹、“如其所是”地再现彼时彼地的生活场景。
　　与《日常生活》一书的“生活流”不同，《十五年》采取的是颇富文学色彩的“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即：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追述他们在一系列与他人、与社会制度发生矛盾冲突的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来凸现其迥异的性格特征。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重臣张居正、孤独的将军戚继光等人，他们在诸事件中为何会有如此的作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性格和作为又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黄仁宇先生正是沿着诸条事件自然发展的逻辑，向我们叙说了一桩桩失败的悲剧。古老帝国社会制度的顽症和前进过程中的困顿，也就从这些个人悲剧中折射出来了。
　　至于《社会生活》一书，虽然著者在《前言》。《后记》中多次提出要以“平实的心态”去关注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中“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并且不去设定这些人和事无法承担的所谓“历史规律”，但是传统史学的研究模式依然没能被摆脱掉，如第一章中《社团的活动》“集会”部分，著者首先一般性地提出何为集会、集会之形式及变化等，接着就以举例的方式介绍了几社、国门广业社、复社、十郡人社等的几次重大集会，而于文末又以“由……看出”、“从……可知”、“从……可见”的句式得出一个准结论性的东西。也许著者以如此的方式行文只是不自觉的，但无论如何都反映出这里所遵循的仍然是传统史学的理论研究逻辑，其结果是不能使社会生活真正“活”起来。
　　以“平实的心态”去关注“平凡的人和平凡的生活”，这种史学研究旨趣也许算不上什么新玩艺儿，但如果真把它付诸于史学著作的具体写作中去，我们恐怕就不一定能做到得心应手了。看来仅仅转变研究心态和关注焦点仍然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我们在多多益善的实际操练中逐步摆脱传统的史学著作写作方式，真正做到按照生活本有的逻辑去再现生活、再现历史。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谢和耐著，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8.00元；《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12.80元；《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钱杭、承载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