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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中学语文课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我真说不出。
下定义，是专家们的事情。
我上中学时把语文课分成两种——我爱上的，我不爱上的。
这种分类方法，全凭感情用事，没有任何根据。决定我好恶的，仅仅是任课教师。
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的老师们，也没有能力识别他们教学的优劣。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爱上某位老师的课或不爱上某位老师的课，不仅轻率，甚至荒唐。可是，当时我就这样把语文课分类了，或者说，把语文老师分类了。
上高中的最后两年，我跟随一位据说在我们这里很有名气的老师学习语文。听同学们说，这位老师常常在“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我并不很懂“常常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不过我听了仍是肃然起敬。
这位老师的一切，都无可挑剔。小背头总是一丝不乱，长短也总是恰到好处；脸庞丰腴，又红又白；五官端正，搭配适宜；鼻梁上的眼镜使他显得凝重肃穆，加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蓝布制服，别人一看，便知他是以为人师表为己任的。
他的板书也极规矩，字不大，却圆润娟秀；横着写，就像拿尺子比着，笔直笔直的。
条理分明，充实严谨，是他讲课的特点。几乎每篇课文他都从时代背景、作者介绍讲起，然后解释生词，逐段分析，在黑板上写出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让我们一一抄在笔记本上。
他讲得那么认真，嗓门大得惊人。在炎热的夏季里，他会满脸潮红，汗珠凝聚在白皙的前额上，顺着两腮流淌。望着他，有时我会胡思乱想——这位老师讲课，怎么像干体力活儿似的？
过了一个学期，我便不愿意上他的课了。我觉得他总是让我们忙忙碌碌地抄写，抄时代背景，抄段落大意，没完没了。而他讲的所谓每篇课文的写作特点，我虽然不懂，但从笔记上看，几乎都大同小异，不过是几句套话的不同排列而已，我很难区分它们。
我希望在语文课上还能听到一些课以外的东西，那会有意思得多。可惜，这位老师从来不说题外的话。当然，我对这位老师印象不佳，还有其他原因，但那是老师们之间的事，我无庸置喙。
我更怀念在他之前给我授课的几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他们是常常说题外的话的。听着老师们说古道今，旁征博引，我常常觉得如沐春风，如得雨露，不仅对老师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好像心中还充实了什么东西。那种灵妙的感觉，至今仍然令我心动。
我在北京四中念初二上半学期时，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休产假了，代课的是一位身体十分结实的老先生——续玉虎——短短的白头发茬儿晶莹闪亮，和他紫檀木似的脸以及一身笔挺的黑呢子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在自我介绍时，他微笑着向我们宣布，他是我们的学长——1917年于本校高中毕业，是本校足球队队员。他又告诉我们，大诗人冯至先生，也是我们的学长，比他低一年级。他特别强调说，就学问而言，他这个学长照冯至学长就差远了。这个开场白，一下子就获得了我的好感。
比起众多的中学语文教师，续先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不算高明，但有时在讲课之余，他说起本世纪初他们在四中的一些往事，非常有趣，令人神往，很快我就爱上他的课了。
一次，在讲完正课之后，他又谈到冯至先生。他说，他高中毕业后，“ 侥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依然以踢足球为乐事，对学业并不重视；而冯至先生呢，第一年高考不幸落榜，但冯先生并不气馁，足不出户，刻苦攻读，第二年终于如愿考入北大，尤其可贵的是，冯先生将刻苦精神持之以恒，最终取得了大成就。他自己呢？纵然也有过雄心壮志，但终因没有踏踏实实读书，到老一事无成，只能惭愧度日了。
讲这些话时，他走下讲台，置身于一排排课桌之间，仿佛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懊悔。我们都静静地望着他，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暮鼓晨钟似的响在我们心上。我们知道，这些话，他是为我们说的。
他忽然走回讲台前，闪闪的目光在我们的脸上一一巡视着，问我们：“你们当中，有喜欢写作的吗？有吗？这几十年，我搜集了很多生动的民间语言，记了整整两大本子。我愿意奉送。喜欢写作的同学，下课来找我吧。”
那时我正热衷于踢足球、打乒乓球，而且认为作文的命运根本无法自己把握，全看老师对你印象如何，对那两个大本子，我当然毫无兴趣。至于是否有别的同学保藏了那两个本子，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每想起它，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既美好又伤感的情愫。我觉得，那位身穿黑呢子中山装的白发老人，对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小学弟们，怀着的真诚的厚望，在人世间是十分珍贵的，也许我们辜负了他，但他给予我们的那份感动，永远照耀着我的心。
上初三的时候，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杨锡之先生。杨先生如何授课，今天我已经丝毫回忆不出，我只知道，我喜欢他。后来，我有幸见过一些我国老一辈的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但论风度的儒雅，迄今而止，我还没见有超过杨锡之先生的。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工作人员每人都穿的松松垮垮的灰布制服，也遮挡不住他出众的风采。他个子高高的，清瘦，背稍稍有些驼——驼得那么有味道，斯文，持重，从容不迫。那时，他头发已经灰白，面容却依然俊美。难得的是，浓重的书卷气，几乎遮掩了他的俊美，那张脸上现出的是一种奇特的魅力——睿智，宁静，慈和，还有几丝不易觉察的孤傲。
我们班，有一多半同学是来自农村的，其中有两位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一些，至少其中一位当时已娶妻生子了。他们俩是杨先生最喜爱的学生。那时，写作文是要在课堂上完成的，他们俩却享有特权，可以在作文课后继续写下去，因为他们每篇作文都写得很长。一个作文本，我们可以用两三个学期；他们呢，两三个作文就写满了。杨先生总是称赞他们的作文内容充实，语言流畅，给他们改作文时，花费的心血也多。他用红笔随处圈圈点点，还用他潇洒的毛笔字写上眉批，总批，都是密密麻麻的，光看作文本上那蓝字红字的错错落落，就是一种美妙的诱惑。那两位同学得到杨先生的鼓励，作文就格外用心了。 有一次——我忘记是讲哪课书了——杨先生忽然谈起写作的甘苦。他几乎是用抒情的语言描绘了深夜，描绘了寂静，描绘了孤灯，描绘了寻章索句的艰辛与快乐。他的目光与往常不同，回忆使它有些飘忽，动情使它如水般湿润。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注视我们，他的目光越过我们头顶，穿透了厚厚的墙壁，不知望向什么地方。我觉得，那些话，他不只是向那两位农村同学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说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是空茫的，带着些许欢乐，些许忧伤。他心里想些什么呢？ 我们都怔怔地望着他，期待他的下文，然而，他微微一笑，目光转向我们，戛然而止了。
在我的中学语文教师中，令我最念念难忘的是北京十三中的马钧先生。
直到今天，我仍说不清马先生的年纪。给我们授课时，我就觉得他的年纪很大了，因为他已经歇顶，清瘦的脸也不光坦；但他穿着米色绸衫、浅色卡叽布西裤，亮洁的三接头皮鞋，特别是镜片后面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又使他显得非常年轻。不仅如此，他动作敏捷，有时动作幅度很大——也许他真是很年轻的。
与当时绝大多数严谨庄重的中学教师不同，他具有一种潇洒甚至疏狂的气质。那时尚无“启发式教学”之说，在讲台上，他洋洋洒洒，滔滔不绝，旁若无人，讲课文，讲与课文有关的各种知识，甚至对时事发些议论，似乎都是信手拈来；有时讲着讲着，他会突然转身，飞快地在黑板上写下两句古诗，或某位我们还不知道的作家的名字。我们都觉得马先生的课精彩极了。
记得在讲老舍先生的《我爱新北京》时，他念了几句课文，忽然激动起来。他尖锐地批评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的新作《春华秋实》《无名高地有了名》《青年突击队》等。他说，老舍先生固然热情可嘉，但这些都是平庸之作，有谁相信，曾写出过《骆驼祥子》的作家，会写出这么一堆玩意儿！他告诫我们：读老舍，要读《骆驼祥子》，读《月牙》，读《断魂枪》，《青年突击队》之类的东西不必读。
令我惊讶的是，马先生在50 年代中期的即兴之谈，二三十年后，才成为某些老舍研究者的严肃话题。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是一批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对文坛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对马先生的高论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他目中无人。
确实，马先生傲气十足。我们在课堂上写作文时，他常常捧着一本精装的原文莎士比亚，有时专心阅读，有时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大槐树沉思默想。那神气，早已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了。
他说，朱生豪先生把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介绍到中国来，功不可没，但误译错译之处不少，他很想搞一套新的译本，可是没有时间——得判我们那些一挥而就的破作文。言下之意，是我们妨碍了他。
出我们意外的是，他也有“ 目中无己”的时候。
在他给我们讲授的一册语文课本上，收有一篇他写的散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标题为《狄西》，写的是他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结识的一位匈牙利的青年。能被辞章学家们选作高中语文教材的文章，当然都是十分精粹、十分规范的，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耀。在没讲这课之前，我们都猜想，马先生一定不会错过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机会，至少要把青年联欢节上的趣闻趣事畅谈一番。没想到，在课堂上，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篇东西没什么可讲的，也不该收进课本。翻过去吧。”这就完了，讲下一课了，让我们大失所望。
对中学生来说，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杂文，是最艰涩难读的。马先生可能是鲁迅先生的热烈崇敬者。在课堂上，有时他会对鲁迅先生的“论敌”发表很激烈的批评意见。有一次，他气愤地说：“鲁迅先生逝世后，周扬还有脸给先生抬棺材，装模作样！”我们都大眼瞪小眼，不知他为什么义愤填膺。几年之后，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我才知道，那是属于“两个口号”之争中的事情。当时我们怎能理解呢！
讲起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博论宏议，神采飞扬，自得其乐，可惜，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讲到鲁迅先生作品的含义深远时，他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你不读完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你就不可能全部读懂这篇文章！不可能！”
我，不只我，我们全班同学都傻呆呆地望着他，既觉得他危言耸听，又觉得像是有些道理——对刚刚学完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我们正有一些不解之处。于是，教室里像突然刮起一股清风，翻动书页“哗哗”响，我们都睁大眼睛，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当时是否有新的领悟，已不记得。
以上三位语文老师，是我喜爱的。我愿意上他们的课，盼望上他们的课，就像期盼一场球赛，一个晚会，一次郊外远足。现在想来，他们的课所以有魅力，其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重视语文课中的文学成分，利用它开拓我们的视野，启迪我们的灵智，丰富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亲近文学，热爱文学。
正是在他们的熏陶和辅导下，有的同学开始写作，投稿，参加报社和北京图书馆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他们精力充沛，热情似火，头脑灵活，组织文学小组，组织话剧团，干得有模有样。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改弦易辙了，但对文学的痴迷，曾使他们中学时代的生命分外活跃，分外充实，并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
在这方面，我觉醒得晚。可是，一旦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那些封闭多年的记忆立即苏醒了。续玉虎先生、杨锡之先生、马钧先生生动的身影，亲切地浮现我的眼前，原来他们很早很早就在我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只是我太迟钝了，那么晚，才让它破土而出，拱出芽儿来。
我的妻子也是中学语文教师，我问过她，你的学生中有喜爱文学的吗？有人向报纸杂志投稿吗？她说，80年代还有，极少。90年代以后，一个也没有了。
难怪。90年代以后的中学语文课，以争得中考高考分数为唯一目的，哪里顾得上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
我为自己庆幸。毕竟，我曾经有过我喜爱的语文老师；毕竟，我曾经上过那么多打动我心灵的语文课。
（选自《北京文学》，有删节）
下定义，是专家们的事情。
我上中学时把语文课分成两种——我爱上的，我不爱上的。
这种分类方法，全凭感情用事，没有任何根据。决定我好恶的，仅仅是任课教师。
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的老师们，也没有能力识别他们教学的优劣。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爱上某位老师的课或不爱上某位老师的课，不仅轻率，甚至荒唐。可是，当时我就这样把语文课分类了，或者说，把语文老师分类了。
上高中的最后两年，我跟随一位据说在我们这里很有名气的老师学习语文。听同学们说，这位老师常常在“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我并不很懂“常常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不过我听了仍是肃然起敬。
这位老师的一切，都无可挑剔。小背头总是一丝不乱，长短也总是恰到好处；脸庞丰腴，又红又白；五官端正，搭配适宜；鼻梁上的眼镜使他显得凝重肃穆，加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蓝布制服，别人一看，便知他是以为人师表为己任的。
他的板书也极规矩，字不大，却圆润娟秀；横着写，就像拿尺子比着，笔直笔直的。
条理分明，充实严谨，是他讲课的特点。几乎每篇课文他都从时代背景、作者介绍讲起，然后解释生词，逐段分析，在黑板上写出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让我们一一抄在笔记本上。
他讲得那么认真，嗓门大得惊人。在炎热的夏季里，他会满脸潮红，汗珠凝聚在白皙的前额上，顺着两腮流淌。望着他，有时我会胡思乱想——这位老师讲课，怎么像干体力活儿似的？
过了一个学期，我便不愿意上他的课了。我觉得他总是让我们忙忙碌碌地抄写，抄时代背景，抄段落大意，没完没了。而他讲的所谓每篇课文的写作特点，我虽然不懂，但从笔记上看，几乎都大同小异，不过是几句套话的不同排列而已，我很难区分它们。
我希望在语文课上还能听到一些课以外的东西，那会有意思得多。可惜，这位老师从来不说题外的话。当然，我对这位老师印象不佳，还有其他原因，但那是老师们之间的事，我无庸置喙。
我更怀念在他之前给我授课的几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他们是常常说题外的话的。听着老师们说古道今，旁征博引，我常常觉得如沐春风，如得雨露，不仅对老师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好像心中还充实了什么东西。那种灵妙的感觉，至今仍然令我心动。
我在北京四中念初二上半学期时，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休产假了，代课的是一位身体十分结实的老先生——续玉虎——短短的白头发茬儿晶莹闪亮，和他紫檀木似的脸以及一身笔挺的黑呢子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在自我介绍时，他微笑着向我们宣布，他是我们的学长——1917年于本校高中毕业，是本校足球队队员。他又告诉我们，大诗人冯至先生，也是我们的学长，比他低一年级。他特别强调说，就学问而言，他这个学长照冯至学长就差远了。这个开场白，一下子就获得了我的好感。
比起众多的中学语文教师，续先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不算高明，但有时在讲课之余，他说起本世纪初他们在四中的一些往事，非常有趣，令人神往，很快我就爱上他的课了。
一次，在讲完正课之后，他又谈到冯至先生。他说，他高中毕业后，“ 侥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依然以踢足球为乐事，对学业并不重视；而冯至先生呢，第一年高考不幸落榜，但冯先生并不气馁，足不出户，刻苦攻读，第二年终于如愿考入北大，尤其可贵的是，冯先生将刻苦精神持之以恒，最终取得了大成就。他自己呢？纵然也有过雄心壮志，但终因没有踏踏实实读书，到老一事无成，只能惭愧度日了。
讲这些话时，他走下讲台，置身于一排排课桌之间，仿佛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懊悔。我们都静静地望着他，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暮鼓晨钟似的响在我们心上。我们知道，这些话，他是为我们说的。
他忽然走回讲台前，闪闪的目光在我们的脸上一一巡视着，问我们：“你们当中，有喜欢写作的吗？有吗？这几十年，我搜集了很多生动的民间语言，记了整整两大本子。我愿意奉送。喜欢写作的同学，下课来找我吧。”
那时我正热衷于踢足球、打乒乓球，而且认为作文的命运根本无法自己把握，全看老师对你印象如何，对那两个大本子，我当然毫无兴趣。至于是否有别的同学保藏了那两个本子，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每想起它，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既美好又伤感的情愫。我觉得，那位身穿黑呢子中山装的白发老人，对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小学弟们，怀着的真诚的厚望，在人世间是十分珍贵的，也许我们辜负了他，但他给予我们的那份感动，永远照耀着我的心。
上初三的时候，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杨锡之先生。杨先生如何授课，今天我已经丝毫回忆不出，我只知道，我喜欢他。后来，我有幸见过一些我国老一辈的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但论风度的儒雅，迄今而止，我还没见有超过杨锡之先生的。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工作人员每人都穿的松松垮垮的灰布制服，也遮挡不住他出众的风采。他个子高高的，清瘦，背稍稍有些驼——驼得那么有味道，斯文，持重，从容不迫。那时，他头发已经灰白，面容却依然俊美。难得的是，浓重的书卷气，几乎遮掩了他的俊美，那张脸上现出的是一种奇特的魅力——睿智，宁静，慈和，还有几丝不易觉察的孤傲。
我们班，有一多半同学是来自农村的，其中有两位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一些，至少其中一位当时已娶妻生子了。他们俩是杨先生最喜爱的学生。那时，写作文是要在课堂上完成的，他们俩却享有特权，可以在作文课后继续写下去，因为他们每篇作文都写得很长。一个作文本，我们可以用两三个学期；他们呢，两三个作文就写满了。杨先生总是称赞他们的作文内容充实，语言流畅，给他们改作文时，花费的心血也多。他用红笔随处圈圈点点，还用他潇洒的毛笔字写上眉批，总批，都是密密麻麻的，光看作文本上那蓝字红字的错错落落，就是一种美妙的诱惑。那两位同学得到杨先生的鼓励，作文就格外用心了。 有一次——我忘记是讲哪课书了——杨先生忽然谈起写作的甘苦。他几乎是用抒情的语言描绘了深夜，描绘了寂静，描绘了孤灯，描绘了寻章索句的艰辛与快乐。他的目光与往常不同，回忆使它有些飘忽，动情使它如水般湿润。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注视我们，他的目光越过我们头顶，穿透了厚厚的墙壁，不知望向什么地方。我觉得，那些话，他不只是向那两位农村同学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说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是空茫的，带着些许欢乐，些许忧伤。他心里想些什么呢？ 我们都怔怔地望着他，期待他的下文，然而，他微微一笑，目光转向我们，戛然而止了。
在我的中学语文教师中，令我最念念难忘的是北京十三中的马钧先生。
直到今天，我仍说不清马先生的年纪。给我们授课时，我就觉得他的年纪很大了，因为他已经歇顶，清瘦的脸也不光坦；但他穿着米色绸衫、浅色卡叽布西裤，亮洁的三接头皮鞋，特别是镜片后面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又使他显得非常年轻。不仅如此，他动作敏捷，有时动作幅度很大——也许他真是很年轻的。
与当时绝大多数严谨庄重的中学教师不同，他具有一种潇洒甚至疏狂的气质。那时尚无“启发式教学”之说，在讲台上，他洋洋洒洒，滔滔不绝，旁若无人，讲课文，讲与课文有关的各种知识，甚至对时事发些议论，似乎都是信手拈来；有时讲着讲着，他会突然转身，飞快地在黑板上写下两句古诗，或某位我们还不知道的作家的名字。我们都觉得马先生的课精彩极了。
记得在讲老舍先生的《我爱新北京》时，他念了几句课文，忽然激动起来。他尖锐地批评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的新作《春华秋实》《无名高地有了名》《青年突击队》等。他说，老舍先生固然热情可嘉，但这些都是平庸之作，有谁相信，曾写出过《骆驼祥子》的作家，会写出这么一堆玩意儿！他告诫我们：读老舍，要读《骆驼祥子》，读《月牙》，读《断魂枪》，《青年突击队》之类的东西不必读。
令我惊讶的是，马先生在50 年代中期的即兴之谈，二三十年后，才成为某些老舍研究者的严肃话题。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是一批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对文坛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对马先生的高论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他目中无人。
确实，马先生傲气十足。我们在课堂上写作文时，他常常捧着一本精装的原文莎士比亚，有时专心阅读，有时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大槐树沉思默想。那神气，早已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了。
他说，朱生豪先生把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介绍到中国来，功不可没，但误译错译之处不少，他很想搞一套新的译本，可是没有时间——得判我们那些一挥而就的破作文。言下之意，是我们妨碍了他。
出我们意外的是，他也有“ 目中无己”的时候。
在他给我们讲授的一册语文课本上，收有一篇他写的散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标题为《狄西》，写的是他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结识的一位匈牙利的青年。能被辞章学家们选作高中语文教材的文章，当然都是十分精粹、十分规范的，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耀。在没讲这课之前，我们都猜想，马先生一定不会错过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机会，至少要把青年联欢节上的趣闻趣事畅谈一番。没想到，在课堂上，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篇东西没什么可讲的，也不该收进课本。翻过去吧。”这就完了，讲下一课了，让我们大失所望。
对中学生来说，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杂文，是最艰涩难读的。马先生可能是鲁迅先生的热烈崇敬者。在课堂上，有时他会对鲁迅先生的“论敌”发表很激烈的批评意见。有一次，他气愤地说：“鲁迅先生逝世后，周扬还有脸给先生抬棺材，装模作样！”我们都大眼瞪小眼，不知他为什么义愤填膺。几年之后，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我才知道，那是属于“两个口号”之争中的事情。当时我们怎能理解呢！
讲起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博论宏议，神采飞扬，自得其乐，可惜，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讲到鲁迅先生作品的含义深远时，他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你不读完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你就不可能全部读懂这篇文章！不可能！”
我，不只我，我们全班同学都傻呆呆地望着他，既觉得他危言耸听，又觉得像是有些道理——对刚刚学完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我们正有一些不解之处。于是，教室里像突然刮起一股清风，翻动书页“哗哗”响，我们都睁大眼睛，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当时是否有新的领悟，已不记得。
以上三位语文老师，是我喜爱的。我愿意上他们的课，盼望上他们的课，就像期盼一场球赛，一个晚会，一次郊外远足。现在想来，他们的课所以有魅力，其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重视语文课中的文学成分，利用它开拓我们的视野，启迪我们的灵智，丰富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亲近文学，热爱文学。
正是在他们的熏陶和辅导下，有的同学开始写作，投稿，参加报社和北京图书馆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他们精力充沛，热情似火，头脑灵活，组织文学小组，组织话剧团，干得有模有样。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改弦易辙了，但对文学的痴迷，曾使他们中学时代的生命分外活跃，分外充实，并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
在这方面，我觉醒得晚。可是，一旦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那些封闭多年的记忆立即苏醒了。续玉虎先生、杨锡之先生、马钧先生生动的身影，亲切地浮现我的眼前，原来他们很早很早就在我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只是我太迟钝了，那么晚，才让它破土而出，拱出芽儿来。
我的妻子也是中学语文教师，我问过她，你的学生中有喜爱文学的吗？有人向报纸杂志投稿吗？她说，80年代还有，极少。90年代以后，一个也没有了。
难怪。90年代以后的中学语文课，以争得中考高考分数为唯一目的，哪里顾得上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
我为自己庆幸。毕竟，我曾经有过我喜爱的语文老师；毕竟，我曾经上过那么多打动我心灵的语文课。
（选自《北京文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