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一介書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漩涡中，他缺乏临危不乱、遇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这是他的人性弱点。个别别有用心的政客往往利用他的这个弱点把他打垮，王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与鲁迅亲密合作，改进左联文学创作
　　
　　1931年1月7日，这一天是瞿秋白一生最灰暗的日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由于李立三当时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等人竟一步登天，占据中央领导岗位。当时，瞿秋白心里的苦水只能往自己的肚里咽，再也不愿与王明这些有硬后台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瞿秋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工作，他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瞿秋白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瞿秋白夫妇这时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钱的生活费，带着病，他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大西路两宜里来看望瞿秋白，茅盾这时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想来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在和茅盾交往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他对鲁迅景仰已久，但一直未能与鲁迅见面。
　　5月初，冯雪峰到瞿秋白家来。瞿秋白看了冯雪峰带来的《前哨》上刊登的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房。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对他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这个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邀茅盾去谈，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作品；同时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和《北斗》上。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到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等。同年8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以“作品主义”。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才有改变。茅盾曾回忆说：1931年11月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与鲁迅以文会友，互称“敬爱的同志”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人们发出这样的评价：“左翼文联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法国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任光，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被录制成了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华夏大地。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一支向反动派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当之无愧是这支大军的杰出的政治委员。
　　冯雪峰是紫霞路瞿家的常客。瞿秋白见到他时，总是问，鲁迅近来好吗？在写什么?对左联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工作的意见。鲁迅很看重他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对鲁迅从日文本转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此后，只要有俄文书刊到手，鲁迅就交给冯雪峰带给瞿秋白。
　　鲁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杂文，说写得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是佩服！也指出了不足。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文章，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其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可惜这部书稿后来毁于“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炮火。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未及译出涅克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译。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译出，并将《铁流》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送出译稿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亲切地称鲁迅为“迅”，信中语气，充满亲切感。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立即动手，译文从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连续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鲁迅交联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说它“是一部极度可信任的本子”，“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度可庆幸的”。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瞿秋白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长信给鲁迅，欣喜地说：“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又诚挚地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后十分高兴，于12月28日回信，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它，并且由它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友谊之深厚。
　　


　　
　　到鲁迅家避难，两人思想艺术并驾齐驱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的几尾鱼儿，忽然被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自由得意之状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两人从日常生活战争到文坛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1932年6月间他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9月1日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68号。瞿秋白欣喜地从书桌旁站起来欢迎。两人热烈地讨论文字改革。瞿秋白找出一些字，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午餐席上，他们谈笑风生，非常亲热。从这以后，两家来往更为密切。
　　在瞿秋白鼓励下，他的夫人杨之华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瞿秋白让她拿给鲁迅看。鲁迅收到小说后，当天下午改妥，还将文中错字分别改正。后来鲁迅编译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收录作品10篇，其中《岔道夫》和《一天的工作》两篇，就是杨之华译、瞿秋白校定的。当良友公司答应出版，书稿刚送出，稿酬还未付时，鲁迅便从当天所得版税中抽出60元给杨之华，以补贴瞿秋白家的生活之用。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瞿秋白夫妇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鲁迅夫妇置生死于度外，尽力掩护他们。1932年11月下旬，听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便立即转移到鲁迅家中暂避。为了鲁迅家的安全，在甩掉叛徒之前，杨之华在街上转了3天3夜，才来到鲁迅的住所。
　　1933年2月上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晚破坏紫霞路一处机关，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赶来，要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2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瞿秋白夫妇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3月初，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到一个亭子间。3月1日、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和5日，瞿秋白夫妇就迁居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瞿秋白夫妇的寓所，祝贺他们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使满室生辉。
　　4月11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10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白来往十分方便，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是：
　　3月5日《王道诗话》、3月7日《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3月9日《曲的解放》、3月14日《迎头经》、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决》、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子夜〉和国货年》、4月11日《关于女子》、4月11日《真假唐·吉诃德》、4月11日《内外》、《透底》、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9月28日《儿时》、10月25日《中国文与中国人》等。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候作个性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到杂文写作中，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科学评价鲁迅，抒写生死与共的友谊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一个重大任务。因此，他白天专心研究鲁迅著作，夜深人静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17000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进步刊物甚至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瞿秋白的《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旧式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无可惜他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有将来。”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颠峰。
　　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1933年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担任秘书工作，夫妇俩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决定还是到鲁迅家去。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離开上海到中共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瞿秋白来到鲁迅家。两个人3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
　　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