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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优化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布局的一项战略举措。扎实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尽早形成新格局、实现新突破;有利于筑牢国家经济政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有利于提升成渝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位势;有利于更好地统筹解决成渝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需要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推进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
[关键词] 城市空间形态;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 F299.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0）02-0013-11
[作者] 彭劲松 研究员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 重庆 400020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进入新时代，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城镇空间的主体形态。[1]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长远考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必将对优化我国改革开放布局，推动西部地区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判识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是指一个边界清晰、功能完整、结构合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经济地域单元。区域经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处于不同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经济区域，发展基础、发展结构和发展的动力机制阶段性特征各有不同。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判识，是科学制订区域发展战略的前提和重要依据。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以钱纳里、霍夫曼、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索。罗斯托认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角度，以产业主导部门作为划分标志，可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不同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高品质阶段。钱纳里利用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国历史资料构建多国动态模型，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将区域经济由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准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并细化为六个时期。罗斯托与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区域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商品生产、全要素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将会呈现出特定的发展结构和水平（详见表1）。[3]
由于表1钱纳里六阶段工业化进程发展划分所用指标的数据为2008年美元价格水平，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需要通过平减指数消除数据的价格通胀因素以便于比较，其思路为：将表1中钱纳里关于对每一个阶段用2008年美元价格衡量的人均GDP，按当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成2008年人民币价格水平的人均GDP（2008年，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是6.9451），然后再根据乘以一个以200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可得到按2018年人民币价格表达的钱纳里关于工业化发展六阶段划分模型，最终计算出如表2所示结果。
钱纳里、罗斯托模型为我们判断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提供了宏观观察框架。在他们这一理论框架里，随着区域发展进步，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人口的非农化方向变化将呈不断上升扩大趋势，且在工业化中后期进入加速区间。
国际经济发展史也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由初始阶段到成熟阶段存在着互为作用、互相促进、螺旋上升的关系。在工业化加速上升发展阶段，由于集聚而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将对城市发展形态形成演化产生重要影响。总结世界城市区域发展演进规律：当城市化率低于40%时，城市化的主力形态表现为中小城市（镇），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简单脆弱;当城市化率水平达到40%至55%时，城镇不断吸引人口、集聚资源和导入产业而膨胀为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特大城市进而成为引领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当城市化率水平达到60%以上时，特大城市继续蔓延扩张，外溢效应持续增强，中心枢纽地位不断上升，与周边城市的联络关系进一步密切，区域向心整合、协同发展引致了大都市区的出现;当城市化率水平达到75%以上时，区域的城市规模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体系布局进入成熟期，多个处于邻接位置的大都市区基于边界扩张而重叠，并产生交互影响，以快速交通和信息网络为支撑，都市区进一步向都市圈及城市群方向扩张，并最终发展成为均衡协调一体化的巨型城市网络。
本文参考钱纳里、罗斯托和世界银行等相关指标数据，并结合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将产业非农产业化率、城市化率等结构性指标与人均GDP等水平性指标一同纳入，构成作为判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评价框架，据此将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根据水平的高低細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递进层次（详见表3）。
基于工业化、城市化螺旋交互上升过程所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也在促进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向上演替发展，可将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与城市空间形态由低到高的演进进程做出一个大致对应的关系梳理（详见图1）。
二、我国及成渝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特征分析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基础、发展要求和发展动力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发展基础来看，2010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迈上40万亿大关，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①经济发展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区间，尽快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从发展路径来看，当前要突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引领，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从发展动力来看，要顺势而为，发挥宏观政策布局的导控作用，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同时，培育以创新为核心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努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我国这种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重要趋势的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的到来，对我国国土空间结构与布局调整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成渝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在空间上，成渝地区包括了重庆市的渝中、万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开州、云阳等29个县（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15个市，总面积约18.5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人。据统计，2018年成渝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5. 55万亿元，人均GDP约为5.84万元，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8.3：43.4：48.2，城市化率为53.8%。②运用前述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指标评价框架，可以判定，成渝地区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基于过去20年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打基础、筑平台，成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规模和经济集聚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进入了以超大和特大城市加速发展，并进一步联动周边中小城镇共同形成大都市区的新阶段。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进行专题研究，意味着成渝地区将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国家高度重视成渝地区发展，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文件：2011年，国务院批复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要求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到2020年，成渝城市群要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2020年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并研究，第一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经济地域单元概念。进一步从语法和语境分析，“成渝”在“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两个特定短语中是主语性质，在语境中更强调突出了以经济区、城市群为主的特定的、较大尺度经济区域，更多地体现一种经济地理空间概念;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成渝”，转变为修饰“双城”的定语，强调突出了要发挥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建设相对较为紧凑集约的现代化都市经济圈，更多地体现一种行政地理空间概念。由此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是对前期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承续、细化和提升。由成渝经济区向成渝城市群，再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迈进，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遵循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成渝地区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行系统研判后提出的优化定位，是对成渝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精准把脉和科学判断。
三、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的战略意义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为牵引，以城促圈、以圈带群，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国土空间的功能布局，促进资源合理流动，有助于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具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深远战略意义。
1.有利于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尽早形成新格局、实现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不同时期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非均衡梯度发展战略，到本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进步。当前正在打造“一江一河三群（区）”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五大国家战略。[4][5]印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块状城市群经济单元，全部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態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轴带型发展战略，涉及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却缺乏一个相对完整、具有强大腹地支撑的团状经济区域单元作为支撑。在经历20年打基础、补短板、建平台的起步阶段，西部地区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尊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在西部扶持若干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先行发展、突破发展并引领区域发展。成渝地区在西部属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科技创新能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继续推进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优势区域率先发展、重点发展，很好地弥补了我国国家战略构架中的西部空白，为构建我国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支撑，有助于广大西部地区推进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优化，促进资源要素双向互济流动，并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2.有利于筑牢国家政治经济长远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不安，中美经贸摩擦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兴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拐点，标志着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自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连续8年低于4%，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7%;根据IMF数据，2018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为4.0%，比2017年降低1.3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贸易量增速由2017年4.3%下降到2018年的3.2%，发展中国家贸易量增速由2017年7.1%下降到2018年的5.4%。我国沿海、沿边不少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潜在风险点不断增多，对我国经济、能源、军事等安全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面临下行压力。成渝地区气候环境宜人、资源禀赋优良，综合承载力较强，开垦开发历史悠久，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已经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功能齐备、规模较大的空间地域单元，且因地处四川盆地腹心，地形地貌易于隐蔽，历史上就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远在三国时期，近在抗日战争、“三线”建设等历史时期，成渝地区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托底功能。新时代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提升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将会有效扩大我国区域由沿海向内陆发展的战略纵深，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回旋调整空间发展韧性，对有效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幻不定的挑战，抵御抗击国际金融贸易风险，保障经济和民生福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起到不可替代的“压舱石’’作用。 3.有利于提升成渝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位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了“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等定位，极大地凸显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显著不同于其它区域的独特而重要地位，极大地体现了中央对成渝地区更好地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示范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殷切希望。基于区域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处于不同阶段的区域发展必然要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战略性要素的集聚和生成能力仍然有限，以科技创新能力为例，成渝地区拥有的一流高校建设数量仅为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量仅为8所，远低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数量水平（详见表4）。相对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的较大位势差距，成渝地区难以吸附到某些战略性核心资源要素集聚。成渝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客观上仍需要将自我完善提升的造血机制与强化外部支援的输血机制有机结合。在国家层面提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外界清晰地传递了进一步推进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信号，必将极大地推动国家级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资源向成渝地区加速倾向性布局，进而推动成渝地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集聚和整合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推动外部投资者加速跟进布局，也有利于推动成渝双城协力构建面向东亚、南亚和欧洲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竞争，提升成渝地区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位势。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大学“双一流”建设有关资料整理而得。其中，珠三角城市群数据未包括香港排名世界前100名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4所高校。
4.有利于更好地统筹解决成渝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照所承担的国家战略和责任要求，成渝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在内部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和挑战：一是经济发展质量仍不高。从经济总量来看，2018年，成渝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5. 55万亿元，仅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21.15万亿元）的26.2%、京津冀城市群（8.50万亿元）的65.3%、粤港澳大湾区（10.86万亿元）的51.1%;从人均水平来看，2018年，成渝地区人均GDP为5.84万元，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9.40万元）的62%、京津冀城市群（7.73万元）的76%、粤港澳大湾区（15.51万元）的38%;从城市化水平来看，2018年，成渝地区的城市化率为53.5%，分别低于长三角城市群（66.3%）、京津冀城市群（65.8%）和粤港澳大湾区（85.3%）12.8、12.3和31.8个百分点（详见表5）。二是空间发展仍不均衡不充分。除重庆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相关省市区公开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和成都以外，成渝地区还缺乏一批经济规模在5000亿元、城市人口在200万的中间层次大城市支撑，城镇体系呈现出一种“中部塌陷”的哑铃型结构。三是成渝地区分属一省一市，分割的行政区域造成利益诉求不统一，资源利用不协同，加之长期有部分人士对成渝在名号称谓上到底谁应排在前、谁应排在后开展无休止的“口水战”，伤害了双方发展的感情基础，给成渝地区一体化协作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阻碍。由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跨行政区域进行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统筹，后期有可能设立更高层面的协调机制，将会极大地从体制层面平衡化解资源利益配置过程中的无序竞争矛盾，降低交易成本。
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圉建设的对策建议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需要切实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和战略谋划，及时推进在基础设施互联、资源要素布局共商、科技創新中心共建、对外开放格局共构和生态环境保护联动等领域的先行先试合作，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成渝两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围绕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出的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双城经济圈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一是立足成渝地区综合比较优势，尽早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承载区、国家经济政治战略大后方、国家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二是建议由中央牵头，建立由国家部委、成渝各方共同参与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统筹协调机制，比照“长三角”地区推动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办公室”，作为协调深化成渝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合作的常设办公机构。国家层面要尽快推动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的实施意见。三是川渝两地要及时结合中央有关精神，共同研究并联合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年行动计划，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务有机地融入到本地区的“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各项专项规划中。
2.推进成渝双城关键核心功能的提升与融合
进一步做优做强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规模和能级，提升经济圈双核城市对关键性资源要素的吸附、控制和配置能力，以及整体联动、引领带动区域的能力。一是积极推进重庆向西与成都东进相向而行、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重庆和成都着眼提升资源和经济承载能力，进一步扩大核心城区范围，做好双城产业布局协调互补，将产业链布局由都市区为重点向以经济圈为重点延展，并进一步融人到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二是强化中心一腹地的良性互动关系，可分别将周边市、县（区）纳入重庆主城都市区、成都都市区统筹规划与生产力布局的范围考虑，加强与上述地区在资源利用、产业共构和市场开发的联动机制建设。三是积极发挥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地位，与成都一道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交流，共同打造面向亚欧的国际贸易新高地。四是积极推进重庆、成都联合打造成渝地区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区域性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风险投资中心等要素市场，建设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五是进一步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来成渝地区设立区域总部机构，共同打造西部重要的对外交往中心。 3.推進交通通信设施领域的互联共享
积极推进成渝地区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国际化、网络化、便捷化的经济圈联络通道，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无阻交流交换。一是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际机场群、货运机场群和通用机场的合理定位分工与空间布局，优化国际国内航线航点设置，共同打造西部国际级机场群和国际化航空门户枢纽。[6]二是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力度，共同向国家争取加快推进成渝地区成渝中线高铁、渝西高铁、沿江高铁等一批事关对外通道建设的重大高铁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提升核心城市高铁枢纽成环能力。三是提升双城经济圈高速路网密度，完善经济圈内各级城市的城际铁路网和高等级公路网联系，提升区域内部互联互通水平。四是推进重庆、成都两地高铁、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网的无缝衔接与公交一体化运营，实现成渝地区居民更加方便快捷的通勤、通商和旅游，打造半天优质生活圈。五是加快两地政用、民用和商用大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支持成渝两地共同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和5G技术未来云端智慧城市。[7]
4.推进科技创新领域深度协作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发挥成渝地区在基础创新及应用创新的资源优势、广阔技术应用场景的产业优势，厚植创新土壤、营造创新生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是成渝两地要共同积极向国家争取中国科学院和央企下属科研机构在成渝地区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研究机构，争取国家一批重大科学基础装置、国家级重点试验基地、国家试验室入驻重庆和成都科学城，支持两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区域医学中心。二是支持成渝两地高校组成创新课题组，围绕生物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科学攻关，提升两地协同创新能力。三是支持成渝两地结合双创升级版的打造，共同设立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风投创投中心，建立服务于经济圈各大城市的开放性众创空间，推进面向产业成果转化为导向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引导培育新的城市创新空间，建立一批创新型城市。四是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先进生产模式对成渝地区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成套装备和国防军事工业等重点产业开展更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5.推进共创更高更广更深层面开放合作格局
探索推进成渝地区在协同的制度环境建设、国际化的营商及生活环境建设等领域合作，共创层级更高、范围更广、融合更深的开放合新格局。一是建立协调一致，体现国际惯例和水准的成渝地区营商投资政策体系，共同发布区域投资负面清单和无差别的市场准入清单，构建成渝地区统一的企业信息等级评定办法，建立跨区域的失信行为标准互认和联合惩戒机制，避免区域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二是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合作，促进跨关区保税货物在区域流转便利化，积极发挥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地位和果园港作为国家一级口岸的作用，推进重庆和上游的泸州、宜宾等共同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统一的物流多式联运体系。三是加强对成渝地区市、区（县）级层面合作的支持指导与监督，积极鼓励川渝毗邻地区探索建设双城经济圈的次区域先行合作示范区，将成渝协同合作取得的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的硬指标。四是推进重庆、成都两地共同承办或者轮办国际国内大型文化旅游活动、重要赛事展会，支持两地美食、服饰等文化创意品牌互促互鉴，打造体现专属成渝地区文化特性的消费新模式和生活新场景，支持国际知名品牌在重庆和成都同时开设旗舰店、城市首店，共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五是探索建立有利于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在成渝两地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机制，最大程度激发成渝两地人才活力。
6.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
成渝地区在地理上山水相连，生态环境休戚相关，必须合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要推进长江、嘉陵江、涪江等川渝境内重要江河流域共同保护与治理，完善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的水环境监管、监测、突发环境应急联动机制，推进产业协同布局。建议先期以四川遂宁和重庆潼南、合川为试验田，探索推动建立涪江流域生态保护与次区域开发合作机制，创建跨行政区的生态经济廊道，在陆域及水域废弃物综合治理、水环境联合监测、流域生态环境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流域生态友好型产业协同布局开展合作，为成渝地区推进流域合作提供范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N].人民日报，2019-08-27（01）.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N].人民日报，2020-01-04（01）。
[3]上海市统计局综合处课题组秦丽萍，阮大成，陈君君，上海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及“十三五”增长动力研究[J].调研世界，2015，（04）.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02-19（01）.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12-09 （01）.
[6]赵健，孙先科.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9）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48-159.
[7]成渝两地要奏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N].重庆日报，2020-01-21（10）.
（责任编辑 张筠）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Stage Judgme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on Strategy Peng Jins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i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follow the objective economic law and improve the lay-out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Solid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is conducive to carryingout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form anew pattern and achieve a new breakthrough as soon as possible; conductive tobuilding a"ballast stone"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s; conducive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hengdu -Chongqing area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 Chongqing twin citieseconomic circle，we need to do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romote in - depth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opening up， science and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 urban spatial form;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large - scale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Chengdu - 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Circle
[关键词] 城市空间形态;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 F299.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0）02-0013-11
[作者] 彭劲松 研究员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 重庆 400020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进入新时代，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城镇空间的主体形态。[1]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长远考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必将对优化我国改革开放布局，推动西部地区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判识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是指一个边界清晰、功能完整、结构合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经济地域单元。区域经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处于不同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经济区域，发展基础、发展结构和发展的动力机制阶段性特征各有不同。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判识，是科学制订区域发展战略的前提和重要依据。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以钱纳里、霍夫曼、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索。罗斯托认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角度，以产业主导部门作为划分标志，可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不同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高品质阶段。钱纳里利用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国历史资料构建多国动态模型，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将区域经济由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准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并细化为六个时期。罗斯托与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区域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商品生产、全要素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将会呈现出特定的发展结构和水平（详见表1）。[3]
由于表1钱纳里六阶段工业化进程发展划分所用指标的数据为2008年美元价格水平，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需要通过平减指数消除数据的价格通胀因素以便于比较，其思路为：将表1中钱纳里关于对每一个阶段用2008年美元价格衡量的人均GDP，按当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成2008年人民币价格水平的人均GDP（2008年，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是6.9451），然后再根据乘以一个以200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可得到按2018年人民币价格表达的钱纳里关于工业化发展六阶段划分模型，最终计算出如表2所示结果。
钱纳里、罗斯托模型为我们判断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提供了宏观观察框架。在他们这一理论框架里，随着区域发展进步，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人口的非农化方向变化将呈不断上升扩大趋势，且在工业化中后期进入加速区间。
国际经济发展史也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由初始阶段到成熟阶段存在着互为作用、互相促进、螺旋上升的关系。在工业化加速上升发展阶段，由于集聚而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将对城市发展形态形成演化产生重要影响。总结世界城市区域发展演进规律：当城市化率低于40%时，城市化的主力形态表现为中小城市（镇），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简单脆弱;当城市化率水平达到40%至55%时，城镇不断吸引人口、集聚资源和导入产业而膨胀为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特大城市进而成为引领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当城市化率水平达到60%以上时，特大城市继续蔓延扩张，外溢效应持续增强，中心枢纽地位不断上升，与周边城市的联络关系进一步密切，区域向心整合、协同发展引致了大都市区的出现;当城市化率水平达到75%以上时，区域的城市规模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体系布局进入成熟期，多个处于邻接位置的大都市区基于边界扩张而重叠，并产生交互影响，以快速交通和信息网络为支撑，都市区进一步向都市圈及城市群方向扩张，并最终发展成为均衡协调一体化的巨型城市网络。
本文参考钱纳里、罗斯托和世界银行等相关指标数据，并结合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将产业非农产业化率、城市化率等结构性指标与人均GDP等水平性指标一同纳入，构成作为判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评价框架，据此将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根据水平的高低細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递进层次（详见表3）。
基于工业化、城市化螺旋交互上升过程所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也在促进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向上演替发展，可将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与城市空间形态由低到高的演进进程做出一个大致对应的关系梳理（详见图1）。
二、我国及成渝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特征分析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基础、发展要求和发展动力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发展基础来看，2010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迈上40万亿大关，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为99.0865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①经济发展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区间，尽快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从发展路径来看，当前要突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引领，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从发展动力来看，要顺势而为，发挥宏观政策布局的导控作用，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同时，培育以创新为核心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努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我国这种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重要趋势的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的到来，对我国国土空间结构与布局调整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成渝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在空间上，成渝地区包括了重庆市的渝中、万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开州、云阳等29个县（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15个市，总面积约18.5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人。据统计，2018年成渝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5. 55万亿元，人均GDP约为5.84万元，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8.3：43.4：48.2，城市化率为53.8%。②运用前述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指标评价框架，可以判定，成渝地区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基于过去20年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打基础、筑平台，成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规模和经济集聚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进入了以超大和特大城市加速发展，并进一步联动周边中小城镇共同形成大都市区的新阶段。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进行专题研究，意味着成渝地区将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国家高度重视成渝地区发展，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文件：2011年，国务院批复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要求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到2020年，成渝城市群要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2020年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并研究，第一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经济地域单元概念。进一步从语法和语境分析，“成渝”在“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两个特定短语中是主语性质，在语境中更强调突出了以经济区、城市群为主的特定的、较大尺度经济区域，更多地体现一种经济地理空间概念;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成渝”，转变为修饰“双城”的定语，强调突出了要发挥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建设相对较为紧凑集约的现代化都市经济圈，更多地体现一种行政地理空间概念。由此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是对前期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承续、细化和提升。由成渝经济区向成渝城市群，再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迈进，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遵循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成渝地区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行系统研判后提出的优化定位，是对成渝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精准把脉和科学判断。
三、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的战略意义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为牵引，以城促圈、以圈带群，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国土空间的功能布局，促进资源合理流动，有助于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具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深远战略意义。
1.有利于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尽早形成新格局、实现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不同时期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非均衡梯度发展战略，到本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进步。当前正在打造“一江一河三群（区）”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五大国家战略。[4][5]印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块状城市群经济单元，全部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態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轴带型发展战略，涉及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却缺乏一个相对完整、具有强大腹地支撑的团状经济区域单元作为支撑。在经历20年打基础、补短板、建平台的起步阶段，西部地区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尊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在西部扶持若干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先行发展、突破发展并引领区域发展。成渝地区在西部属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科技创新能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继续推进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优势区域率先发展、重点发展，很好地弥补了我国国家战略构架中的西部空白，为构建我国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支撑，有助于广大西部地区推进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优化，促进资源要素双向互济流动，并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2.有利于筑牢国家政治经济长远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不安，中美经贸摩擦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兴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拐点，标志着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自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连续8年低于4%，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7%;根据IMF数据，2018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为4.0%，比2017年降低1.3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贸易量增速由2017年4.3%下降到2018年的3.2%，发展中国家贸易量增速由2017年7.1%下降到2018年的5.4%。我国沿海、沿边不少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潜在风险点不断增多，对我国经济、能源、军事等安全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面临下行压力。成渝地区气候环境宜人、资源禀赋优良，综合承载力较强，开垦开发历史悠久，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已经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功能齐备、规模较大的空间地域单元，且因地处四川盆地腹心，地形地貌易于隐蔽，历史上就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远在三国时期，近在抗日战争、“三线”建设等历史时期，成渝地区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托底功能。新时代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提升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将会有效扩大我国区域由沿海向内陆发展的战略纵深，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回旋调整空间发展韧性，对有效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幻不定的挑战，抵御抗击国际金融贸易风险，保障经济和民生福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起到不可替代的“压舱石’’作用。 3.有利于提升成渝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位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了“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等定位，极大地凸显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显著不同于其它区域的独特而重要地位，极大地体现了中央对成渝地区更好地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示范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殷切希望。基于区域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处于不同阶段的区域发展必然要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战略性要素的集聚和生成能力仍然有限，以科技创新能力为例，成渝地区拥有的一流高校建设数量仅为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量仅为8所，远低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数量水平（详见表4）。相对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的较大位势差距，成渝地区难以吸附到某些战略性核心资源要素集聚。成渝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客观上仍需要将自我完善提升的造血机制与强化外部支援的输血机制有机结合。在国家层面提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外界清晰地传递了进一步推进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信号，必将极大地推动国家级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资源向成渝地区加速倾向性布局，进而推动成渝地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集聚和整合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推动外部投资者加速跟进布局，也有利于推动成渝双城协力构建面向东亚、南亚和欧洲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竞争，提升成渝地区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位势。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大学“双一流”建设有关资料整理而得。其中，珠三角城市群数据未包括香港排名世界前100名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4所高校。
4.有利于更好地统筹解决成渝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照所承担的国家战略和责任要求，成渝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在内部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和挑战：一是经济发展质量仍不高。从经济总量来看，2018年，成渝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5. 55万亿元，仅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21.15万亿元）的26.2%、京津冀城市群（8.50万亿元）的65.3%、粤港澳大湾区（10.86万亿元）的51.1%;从人均水平来看，2018年，成渝地区人均GDP为5.84万元，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9.40万元）的62%、京津冀城市群（7.73万元）的76%、粤港澳大湾区（15.51万元）的38%;从城市化水平来看，2018年，成渝地区的城市化率为53.5%，分别低于长三角城市群（66.3%）、京津冀城市群（65.8%）和粤港澳大湾区（85.3%）12.8、12.3和31.8个百分点（详见表5）。二是空间发展仍不均衡不充分。除重庆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相关省市区公开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和成都以外，成渝地区还缺乏一批经济规模在5000亿元、城市人口在200万的中间层次大城市支撑，城镇体系呈现出一种“中部塌陷”的哑铃型结构。三是成渝地区分属一省一市，分割的行政区域造成利益诉求不统一，资源利用不协同，加之长期有部分人士对成渝在名号称谓上到底谁应排在前、谁应排在后开展无休止的“口水战”，伤害了双方发展的感情基础，给成渝地区一体化协作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阻碍。由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一跨行政区域进行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统筹，后期有可能设立更高层面的协调机制，将会极大地从体制层面平衡化解资源利益配置过程中的无序竞争矛盾，降低交易成本。
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圉建设的对策建议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需要切实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和战略谋划，及时推进在基础设施互联、资源要素布局共商、科技創新中心共建、对外开放格局共构和生态环境保护联动等领域的先行先试合作，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成渝两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围绕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出的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双城经济圈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一是立足成渝地区综合比较优势，尽早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承载区、国家经济政治战略大后方、国家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二是建议由中央牵头，建立由国家部委、成渝各方共同参与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统筹协调机制，比照“长三角”地区推动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办公室”，作为协调深化成渝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合作的常设办公机构。国家层面要尽快推动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的实施意见。三是川渝两地要及时结合中央有关精神，共同研究并联合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年行动计划，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务有机地融入到本地区的“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各项专项规划中。
2.推进成渝双城关键核心功能的提升与融合
进一步做优做强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规模和能级，提升经济圈双核城市对关键性资源要素的吸附、控制和配置能力，以及整体联动、引领带动区域的能力。一是积极推进重庆向西与成都东进相向而行、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重庆和成都着眼提升资源和经济承载能力，进一步扩大核心城区范围，做好双城产业布局协调互补，将产业链布局由都市区为重点向以经济圈为重点延展，并进一步融人到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二是强化中心一腹地的良性互动关系，可分别将周边市、县（区）纳入重庆主城都市区、成都都市区统筹规划与生产力布局的范围考虑，加强与上述地区在资源利用、产业共构和市场开发的联动机制建设。三是积极发挥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地位，与成都一道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交流，共同打造面向亚欧的国际贸易新高地。四是积极推进重庆、成都联合打造成渝地区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区域性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风险投资中心等要素市场，建设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五是进一步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来成渝地区设立区域总部机构，共同打造西部重要的对外交往中心。 3.推進交通通信设施领域的互联共享
积极推进成渝地区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国际化、网络化、便捷化的经济圈联络通道，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畅通无阻交流交换。一是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际机场群、货运机场群和通用机场的合理定位分工与空间布局，优化国际国内航线航点设置，共同打造西部国际级机场群和国际化航空门户枢纽。[6]二是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力度，共同向国家争取加快推进成渝地区成渝中线高铁、渝西高铁、沿江高铁等一批事关对外通道建设的重大高铁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提升核心城市高铁枢纽成环能力。三是提升双城经济圈高速路网密度，完善经济圈内各级城市的城际铁路网和高等级公路网联系，提升区域内部互联互通水平。四是推进重庆、成都两地高铁、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网的无缝衔接与公交一体化运营，实现成渝地区居民更加方便快捷的通勤、通商和旅游，打造半天优质生活圈。五是加快两地政用、民用和商用大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支持成渝两地共同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和5G技术未来云端智慧城市。[7]
4.推进科技创新领域深度协作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发挥成渝地区在基础创新及应用创新的资源优势、广阔技术应用场景的产业优势，厚植创新土壤、营造创新生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是成渝两地要共同积极向国家争取中国科学院和央企下属科研机构在成渝地区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研究机构，争取国家一批重大科学基础装置、国家级重点试验基地、国家试验室入驻重庆和成都科学城，支持两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区域医学中心。二是支持成渝两地高校组成创新课题组，围绕生物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科学攻关，提升两地协同创新能力。三是支持成渝两地结合双创升级版的打造，共同设立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风投创投中心，建立服务于经济圈各大城市的开放性众创空间，推进面向产业成果转化为导向的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引导培育新的城市创新空间，建立一批创新型城市。四是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先进生产模式对成渝地区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成套装备和国防军事工业等重点产业开展更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5.推进共创更高更广更深层面开放合作格局
探索推进成渝地区在协同的制度环境建设、国际化的营商及生活环境建设等领域合作，共创层级更高、范围更广、融合更深的开放合新格局。一是建立协调一致，体现国际惯例和水准的成渝地区营商投资政策体系，共同发布区域投资负面清单和无差别的市场准入清单，构建成渝地区统一的企业信息等级评定办法，建立跨区域的失信行为标准互认和联合惩戒机制，避免区域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二是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合作，促进跨关区保税货物在区域流转便利化，积极发挥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地位和果园港作为国家一级口岸的作用，推进重庆和上游的泸州、宜宾等共同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统一的物流多式联运体系。三是加强对成渝地区市、区（县）级层面合作的支持指导与监督，积极鼓励川渝毗邻地区探索建设双城经济圈的次区域先行合作示范区，将成渝协同合作取得的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的硬指标。四是推进重庆、成都两地共同承办或者轮办国际国内大型文化旅游活动、重要赛事展会，支持两地美食、服饰等文化创意品牌互促互鉴，打造体现专属成渝地区文化特性的消费新模式和生活新场景，支持国际知名品牌在重庆和成都同时开设旗舰店、城市首店，共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五是探索建立有利于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在成渝两地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机制，最大程度激发成渝两地人才活力。
6.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
成渝地区在地理上山水相连，生态环境休戚相关，必须合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要推进长江、嘉陵江、涪江等川渝境内重要江河流域共同保护与治理，完善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上下游一体化的水环境监管、监测、突发环境应急联动机制，推进产业协同布局。建议先期以四川遂宁和重庆潼南、合川为试验田，探索推动建立涪江流域生态保护与次区域开发合作机制，创建跨行政区的生态经济廊道，在陆域及水域废弃物综合治理、水环境联合监测、流域生态环境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流域生态友好型产业协同布局开展合作，为成渝地区推进流域合作提供范本。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N].人民日报，2019-08-27（01）.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N].人民日报，2020-01-04（01）。
[3]上海市统计局综合处课题组秦丽萍，阮大成，陈君君，上海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及“十三五”增长动力研究[J].调研世界，2015，（04）.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02-19（01）.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12-09 （01）.
[6]赵健，孙先科.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9）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48-159.
[7]成渝两地要奏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N].重庆日报，2020-01-21（10）.
（责任编辑 张筠）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Stage Judgme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on Strategy Peng Jins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i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follow the objective economic law and improve the lay-out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Solid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is conducive to carryingout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form anew pattern and achieve a new breakthrough as soon as possible; conductive tobuilding a"ballast stone"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s; conducive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hengdu -Chongqing area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 Chongqing twin citieseconomic circle，we need to do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romote in - depth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opening up， science and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 urban spatial form;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large - scale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Chengdu - 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