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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现在了这座中国西部凋敝的村庄里。
艺术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很多物质上的改变，却催生出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2017年5月26日下午5点，一辆货车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将6盆花椒树运回甘肃秦安县城北边5公里的石节子村。它们在两个月前从这里坐着专车到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展出。来回运费近两万块。
这是村民孙银银家的花椒树，明美术馆为每棵树付了800元作为报酬。现在，卸货的升降车小心地把它们卸下车来，有两棵已经枯萎，四棵冒着新芽。53岁的村长靳勒抚摸着被巨大木盆包裹着的花椒树说，“这是艺术家琴嘎和村民李保元合作的艺术项目《我们都是艺术家》。这6棵树的树龄都近20年了，到大都市被很多观众看到。现在，它们不只是花椒树了，也是艺术作品。”
就在一周前的5月18日，由国家艺术基金支持，西安美术学院主办，石节子美术馆承办，王志刚策展的“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村公共艺术创作营”活动刚刚落下帷幕。17天里，以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大学美院、鲁迅美院等为代表的全国近20家著名大学的39位大学生、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来了，有的自带作品，有的就地取材。材料包括废弃的铁铲、废弃的老自行车、枯死的果树枝干……作品形式囊括绘画、雕塑、行为艺术。
破天荒的，县委宣传部长也来了，并讲了话。村长靳勒80多岁的父亲勒海禄觉得，打自己记事起就没见村里这么热闹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让我们的乡村加速衰落。我们经常谈到城市的公共空间艺术，我在想，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去关注、讨论乡村的公共空间艺术。在主流的叙述中我很少看到这类的讨论，占中国近一半的乡村人口为什么被长期忽视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转变是从2007年开始的。
石节子规划。
当年，靳勒与一位艺术家合作的艺术项目《童话》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村民靳女女、李保元、孙保林、靳茂林，山上的神仙塔道长叶根成等5人也作为参与者第一次坐上飞机，到了德國。机票已经有人替他们支付了，去的时候每人拿了100块钱，回来的时候还是100块钱，手上还多了大包小包。
卡塞尔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至今被大家津津乐道。那天，村民们在参观展览时遇到了倾盆大雨，一位记者看到村民靳女女一直盯着窗外的雨发呆。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雨看呢？”
“我的家乡半年来没下过一滴雨……”
“那你觉得艺术跟雨水哪个重要？”
“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2008年春节，靳勒又邀请知名艺术家赵半狄带领他的“熊猫”团队来为村民献上了春节晚会。他们为村里的孩子发压岁钱，为男女老幼理发，为村民们写对联、杀猪、办酒席、放焰火。临走时，村民不舍，叮嘱赵半狄一定要再来。“我知道我还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哪怕是让他们得到短暂的高兴，我愿意做。”靳勒说。
这两件事让村民看到了靳勒的能量。当年的村民大会上，大家举手表决，靳勒被选为村长。对此，他“喜忧参半”，喜的是村民心中有他，他还是石节子村的一员;忧的是如何不让他们失望，如何改变穷乡僻壤，哪怕是一点点。“其实我这个村长并不是国家干部，国家也不给我发工资，因为我们是自然村，只相当于一个大队的规模。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能做点事情。”靳勒总喜欢对人这么说。
自2008年靳勒发动村民成立石节子美术馆的近10年里，相继有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德国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进行了报道。自此，石节子村名声在外。
石节子村是自然村，因村边有花岗石、村民错落分布在5层石阶而得名。
海拔1000多米，退耕还林前，村民开荒种小麦、玉米。退耕还林后，每人不到2亩山地，种些果树、花椒树。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年轻人经常炸山、撬石头换钱。一车皮石头换5块钱。炸山要点炮，很危险。后来，年轻人知道外边可以挣钱，他们离开家乡跑到大城市打工，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在县城里打工。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村里种果树，带小孩。村里人数最多的时候60多个，现在只有13户，40多个，包括6个光棍。
作为村里唯一一个党员，靳勒的父亲靳海禄年轻时在铁路上班。用他每月40多块钱的工资为三个弟妹讨了媳妇和置办嫁妆。1986年，靳勒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5年的大学生涯中，经历了“85美术新潮”的影响，又目睹了1989年2月的“现代艺术大展”，靳勒看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出生地迥异的世界。
1991年，靳勒大学毕业，回甘肃等着安排就业。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敦煌，一个是当地的麦积山。这两个地方跟他山沟里的老家并无二致。他决定去深圳闯闯。在一家工艺品制造厂，靳勒一月可以挣1000多块，也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因为是同乡，两人决定回老家发展。
赵羊狄熊猫下乡。
1992年春节，靳勒去拜访老师，得知西北师大需要师资，遂申请成为雕塑系老师。此后几年间，虽然面临现实的压力，他并没有停止创作。1994年，靳勒用玻璃钢材料创作的、以自己为原型的半身像《思》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八届全国美展并获得优秀奖;1999年，用综合材料创作的《电子鱼》参加了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后被一位意大利收藏家看中，以1.2万美金的价格收藏;2000年，树脂制作的人首鼠身的《群鼠人》在上海参加了名为《FUCK OFF》的艺术展。据说著名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克有意收藏《群鼠人》，“被他收藏意味着很多，但我当时心高气傲，报了高价。后来不了了之了。”靳勒回忆。 两三年间，靳勒作为一匹“黑马”亮相国内外众多艺术展览。 2004年，他创作完《休息的鱼》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有惊喜、悲伤，亦有快乐。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现实就是这样的平静。我们都将迎接不可知的未来。所谓艺术，就是把生活中的感受用艺术的方式、材料或媒介记录下来。我选择了我的幸福乡。差一点离开这个世界的某一天，对我是一种有伤痛的、无法抹去的回忆，对你而言，也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他说的“差点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要考虑买房子;本来要调往某美院的事情没戏了，因为他不擅长人情往来;筹备的个人展览一直没有实现;老婆被医院误诊为脑瘤，他不得不在北京、兰州两地跑……
好运气仿佛都用尽了。一次跟朋友喝大酒，回家路上栽破了头。再醒来时，只能看到刺眼的无影灯，和医生拉扯头皮的针头。总共缝了十几针，光头上的疤痕现在还隐约可见。
大难不死，反而让他清醒了很多。再次回到乡村，他开始重新打量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乡：野蜜蜂飞到邻居的家里筑巢;父亲给院子里的梨子套袋子，这样长出来的果子皮薄肉厚;养的麻雀在笼子里扑腾;梨树影子从院子西边慢慢挪到了东边，干活回来的村民开始坐到门口抽烟;母亲在家里做着浆水面……6月收桃子、杏子，7月收花椒，8、9月收苹果，这都是大自然完美的杰作。
他给家里的铁锹与推耙、院子外的李子树都包裹上金箔纸，把这个行为作品称之为《贴金》。这也是他艺术观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艺术是能跟村庄产生某种关系的”。艺术和现实究竟哪个重要？——这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仿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尤其是在村民的德国卡塞尔之行后，他更加清楚，与其让艺术这个“文明的高端形态”单方面地去影响村庄，不如打破艺术的界限，使之与村庄、村民融为一体。
石节子美术馆是在2008年成立的。靳勒母亲何蠢蠢写的字体被大家选中，最后刻在了村口的山壁上。 靳勒的初衷是发动全村人的参与，把石节子村打造成一个乡村的公共艺术空间。以每家的户主命名，每家每户都是石节子美术馆的分馆。
当年，《主人——靳勒作品展》 在北京 的798視空间举办。在展览现场，村民把旧的布料缝制在靳勒此前创作的“壁虎人”“蛆人”身上。这些作品可能并不能让村民产生欣赏艺术作品的愉悦感，但在离开石节子村的过程中，很多老人第一次坐了火车、飞机，看了天安门广场，被都市人“注目”。“如果艺术能让人乐一乐，足够了。”靳勒说。
2017年5月31日，艺术家琴嘎又一次坐火车来到石节子，为村子修一条30米长的花岗岩铺就的“村民之路”——这是他与村民李保元合作的艺术项目。
在靳勒的认知中，村民是诚实的，热情的，是有艺术家的潜质的。如果让艺术家与村民一对一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2013年10月17日，琴嘎组织小分队第一次前往石节子村进行实地考察。随后，琴嘎提出“一起飞”计划的想法。经过两年的反复思考讨论，2015年4月3日晚，靳勒召开“一起飞”计划的村民动员大会，经过讲解与讨论，最终有25名村民自愿参与该项目。
“‘一起飞’计划强调艺术家与村民合作的重要性，在没有任何模式参照、缺乏赞助经费的情况下，艺术家面对贫困的、被遗忘的石节子村的具体现状，通过与村民抓阄的形式，随机结成一对一的创作搭档。通过自愿、平等的交流沟通，在彼此日常生活经验和思维精神层面的碰撞与冲突、沟通与协作下，达成彼此认同的可行性合作形式;在现实困境中建立某种贫困的连接方式，尝试提出改变在地现实问题的途径。“一起飞”是一次企图让当代艺术融入石节子村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探寻艺术在具体现实困境中生长的可能性。”琴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样的想法并非首创，国内有欧宁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著名的徽州古村落）发起的“碧山计划”，先锋书店的老板钱小华在那里开了碧山书局，一度吸引了艺术家朱哲琴、服装设计师马可、诗人梁小斌等名人到访。但最后不了了之。国外有日本极负盛名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三年举办一次，通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农村里的老人家以及来自世界外地的年轻义工，创造出数百件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蔡国强等人都参加并留下过作品。这些实验的成败都有着很复杂的因素。
石节子村的艺术活动算是渐渐成型。 2015年11月18日，艺术家厉槟源在石节子村选定一块空地作为第一个文化活动广场，用脚印踩出边界，广场面积是厉槟源北京住所和村民韩调明家居住面积之和123平方米。2016年2月10日，靳勒和村民把艺术家留下的脚印，用红泥挖填完成。计划合作结束。项目命名为《广场》。
2015年12月27日，当地艺术家胡建强在与村民靳茂林反复沟通后，决定胡建强和靳茂林的外孙王彬炜在石节子村先后实施了“认识村庄和家园”“快乐阅读”“自由涂鸦”“结识伙伴”“科学探索”“走进博物馆”六个部分的儿童课程。项目命名为《快乐的一天》。
2016年3月11日起画家闫冰在石节子村生活一个月，跟村民靳同生聊天，根据老人的描述画一批画出来。然后在村里田间举办一个画展，并邀请村民观看，他们是这次展览仅有的观众。这个项目命名为《村庄画展》。最后闫冰赠予靳同生一幅油画作品，画的是一个裂开花的馒头。闫冰说，他就是从这一带走出来的，因为熟悉，所以远离。一个月的乡村生活已经让他不想再回忆，因为“艺术在这些人的生活面前，真的很无力”。
靳勒记得，在一场关于“乡村公共艺术”研讨会上，靳勒和村民李保元参加了会议，在关于“艺术能为乡村带来什么”的问题上，李保元说，“艺术把村庄的吃水问题解决了，不用喝窖水了。让我们喝上没有污染的地下水。让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有了太阳能、风能路灯。晚上不用摸黑走道了。也把村里的路给修了，下雨天不怕满脚泥了……”
在场专家们听完如此“接地气”的回答，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接话。 靳勒现在除了在学校教课，就是琢磨石节子美术馆的事情。妻子在另一个学校教书，因为离家远，聚少离多。儿子现在台湾一所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
村里有几个光棍，靳勒想着给他们介绍对象。除了挂心那些人的亲事，他还算是用艺术“救”过一个年轻人。今年20岁的红强个子刚一米出头，据说是因为遗传的一种病。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有一天梦见儿子死了，到山顶的神仙塔道观求签，后来喝药自杀了，留下孩子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靳勒发掘了他的绘画天赋，自从教他画画后，红强变得不那么自闭了。他画的画“简单、纯粹，很多人都喜欢”。
靳勒想呼吁更多高校的公共艺术课程参与到农村公共艺术的讨论中来，同时还挂念着当地艺术家胡建强的百姓幼儿园。胡建强开设有关农村文化、地理、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穿插城市幼儿教育的优点，让成长中的孩子能从自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乡土文明，期望从精神层面改观自身和农村的现状。
2015年，有上海的游客在网上看到报道后，慕名到这个村子待了一个星期。靳勒看到了希望。外人来的时候，总是他做导游，因为村民不会讲普通话，他对游客一遍遍细数村民与艺术的故事。很多暴露在外的作品因风霜雨雪而走样，甚至消失了。但没关系，至少他们留下了故事。
很快，陇海线的高铁就要通车了，在石节子所属的秦安县城设有站点。隔壁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前来讨教经验。靳勒知道这个经验不能复制。原因有四：一是靳勒本身是学艺术出身，能处理好艺术与村民的关系;二是石节子村民很少，他又是村里人，村民听他的;三是石节子离县城很近，全国的游客下了高铁不到半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这里;四是村子建在5层石阶上，错落有致，视觉景观好。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造化使然。
邻居的老房子要拆掉重建成时髦的、外墙贴瓷砖的房子了，靳勒跑了八九次劝说，“可以老房子修缮，不要盖贴瓷砖的房子，影响村里房子的整体协调。”但新房还是竖起来了。他想动员每户人家改造侧房的土炕、洗澡间、厕所，以方便以后接待游客。但改造费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这又是个问题。
这些年，艺术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很多物质上的改变，但有些微妙的变化产生了：村民见到外边的人会主动握手、打招呼了，村里的垃圾也少见了，每家房子、院子都干净了……
甘肃省的“美丽乡村”工程，凡被选中的乡村會有300万资金补贴。靳勒抽空就拿着自己画的石节子美术馆规划图给县领导汇报石节子美术馆的成绩和规划。规划里有为停车场、艺术学校、酒吧、工作室，村里老人准备的公共食堂、公共墓地……
这几天，社区改造的NGO组织负责人李义熙又来了，召集村民代表到靳勒家开会，商量家庭改造、接待游客的诸多问题。会上提出首先要选出5个人的改造小组成员。
晚上，聊起村里的规划 ，靳勒很高兴，酒喝多了。坐在自家的院子里，他说起今年开春父亲因为感冒住院10天，紧接着母亲又住院15天。今年，他明显感觉到累了，有点干不动了。
说着说着，他歪坐在梨树影下睡着了，昼夜温差大，白天晒得直冒汗，这会儿已凉风习习。朋友架着他到屋里睡觉。硕大的蜘蛛爬在炕角上，瓦房顶上不时掉下来小小的土块，山上传来狗吠声和布谷鸟的叫声，繁星满天，给路灯发电的风车在默默地转。
艺术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很多物质上的改变，却催生出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2017年5月26日下午5点，一辆货车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将6盆花椒树运回甘肃秦安县城北边5公里的石节子村。它们在两个月前从这里坐着专车到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展出。来回运费近两万块。
这是村民孙银银家的花椒树，明美术馆为每棵树付了800元作为报酬。现在，卸货的升降车小心地把它们卸下车来，有两棵已经枯萎，四棵冒着新芽。53岁的村长靳勒抚摸着被巨大木盆包裹着的花椒树说，“这是艺术家琴嘎和村民李保元合作的艺术项目《我们都是艺术家》。这6棵树的树龄都近20年了，到大都市被很多观众看到。现在，它们不只是花椒树了，也是艺术作品。”
一
就在一周前的5月18日，由国家艺术基金支持，西安美术学院主办，石节子美术馆承办，王志刚策展的“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村公共艺术创作营”活动刚刚落下帷幕。17天里，以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大学美院、鲁迅美院等为代表的全国近20家著名大学的39位大学生、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来了，有的自带作品，有的就地取材。材料包括废弃的铁铲、废弃的老自行车、枯死的果树枝干……作品形式囊括绘画、雕塑、行为艺术。
破天荒的，县委宣传部长也来了，并讲了话。村长靳勒80多岁的父亲勒海禄觉得，打自己记事起就没见村里这么热闹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让我们的乡村加速衰落。我们经常谈到城市的公共空间艺术，我在想，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去关注、讨论乡村的公共空间艺术。在主流的叙述中我很少看到这类的讨论，占中国近一半的乡村人口为什么被长期忽视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靳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转变是从2007年开始的。
当年，靳勒与一位艺术家合作的艺术项目《童话》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村民靳女女、李保元、孙保林、靳茂林，山上的神仙塔道长叶根成等5人也作为参与者第一次坐上飞机，到了德國。机票已经有人替他们支付了，去的时候每人拿了100块钱，回来的时候还是100块钱，手上还多了大包小包。
卡塞尔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至今被大家津津乐道。那天，村民们在参观展览时遇到了倾盆大雨，一位记者看到村民靳女女一直盯着窗外的雨发呆。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雨看呢？”
“我的家乡半年来没下过一滴雨……”
“那你觉得艺术跟雨水哪个重要？”
“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2008年春节，靳勒又邀请知名艺术家赵半狄带领他的“熊猫”团队来为村民献上了春节晚会。他们为村里的孩子发压岁钱，为男女老幼理发，为村民们写对联、杀猪、办酒席、放焰火。临走时，村民不舍，叮嘱赵半狄一定要再来。“我知道我还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哪怕是让他们得到短暂的高兴，我愿意做。”靳勒说。
这两件事让村民看到了靳勒的能量。当年的村民大会上，大家举手表决，靳勒被选为村长。对此，他“喜忧参半”，喜的是村民心中有他，他还是石节子村的一员;忧的是如何不让他们失望，如何改变穷乡僻壤，哪怕是一点点。“其实我这个村长并不是国家干部，国家也不给我发工资，因为我们是自然村，只相当于一个大队的规模。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能做点事情。”靳勒总喜欢对人这么说。
自2008年靳勒发动村民成立石节子美术馆的近10年里，相继有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德国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进行了报道。自此，石节子村名声在外。
二
石节子村是自然村，因村边有花岗石、村民错落分布在5层石阶而得名。
海拔1000多米，退耕还林前，村民开荒种小麦、玉米。退耕还林后，每人不到2亩山地，种些果树、花椒树。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年轻人经常炸山、撬石头换钱。一车皮石头换5块钱。炸山要点炮，很危险。后来，年轻人知道外边可以挣钱，他们离开家乡跑到大城市打工，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在县城里打工。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村里种果树，带小孩。村里人数最多的时候60多个，现在只有13户，40多个，包括6个光棍。
作为村里唯一一个党员，靳勒的父亲靳海禄年轻时在铁路上班。用他每月40多块钱的工资为三个弟妹讨了媳妇和置办嫁妆。1986年，靳勒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5年的大学生涯中，经历了“85美术新潮”的影响，又目睹了1989年2月的“现代艺术大展”，靳勒看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出生地迥异的世界。
1991年，靳勒大学毕业，回甘肃等着安排就业。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敦煌，一个是当地的麦积山。这两个地方跟他山沟里的老家并无二致。他决定去深圳闯闯。在一家工艺品制造厂，靳勒一月可以挣1000多块，也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因为是同乡，两人决定回老家发展。
1992年春节，靳勒去拜访老师，得知西北师大需要师资，遂申请成为雕塑系老师。此后几年间，虽然面临现实的压力，他并没有停止创作。1994年，靳勒用玻璃钢材料创作的、以自己为原型的半身像《思》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八届全国美展并获得优秀奖;1999年，用综合材料创作的《电子鱼》参加了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后被一位意大利收藏家看中，以1.2万美金的价格收藏;2000年，树脂制作的人首鼠身的《群鼠人》在上海参加了名为《FUCK OFF》的艺术展。据说著名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克有意收藏《群鼠人》，“被他收藏意味着很多，但我当时心高气傲，报了高价。后来不了了之了。”靳勒回忆。 两三年间，靳勒作为一匹“黑马”亮相国内外众多艺术展览。 2004年，他创作完《休息的鱼》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有惊喜、悲伤，亦有快乐。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现实就是这样的平静。我们都将迎接不可知的未来。所谓艺术，就是把生活中的感受用艺术的方式、材料或媒介记录下来。我选择了我的幸福乡。差一点离开这个世界的某一天，对我是一种有伤痛的、无法抹去的回忆，对你而言，也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他说的“差点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要考虑买房子;本来要调往某美院的事情没戏了，因为他不擅长人情往来;筹备的个人展览一直没有实现;老婆被医院误诊为脑瘤，他不得不在北京、兰州两地跑……
好运气仿佛都用尽了。一次跟朋友喝大酒，回家路上栽破了头。再醒来时，只能看到刺眼的无影灯，和医生拉扯头皮的针头。总共缝了十几针，光头上的疤痕现在还隐约可见。
大难不死，反而让他清醒了很多。再次回到乡村，他开始重新打量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乡：野蜜蜂飞到邻居的家里筑巢;父亲给院子里的梨子套袋子，这样长出来的果子皮薄肉厚;养的麻雀在笼子里扑腾;梨树影子从院子西边慢慢挪到了东边，干活回来的村民开始坐到门口抽烟;母亲在家里做着浆水面……6月收桃子、杏子，7月收花椒，8、9月收苹果，这都是大自然完美的杰作。
他给家里的铁锹与推耙、院子外的李子树都包裹上金箔纸，把这个行为作品称之为《贴金》。这也是他艺术观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艺术是能跟村庄产生某种关系的”。艺术和现实究竟哪个重要？——这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仿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尤其是在村民的德国卡塞尔之行后，他更加清楚，与其让艺术这个“文明的高端形态”单方面地去影响村庄，不如打破艺术的界限，使之与村庄、村民融为一体。
石节子美术馆是在2008年成立的。靳勒母亲何蠢蠢写的字体被大家选中，最后刻在了村口的山壁上。 靳勒的初衷是发动全村人的参与，把石节子村打造成一个乡村的公共艺术空间。以每家的户主命名，每家每户都是石节子美术馆的分馆。
当年，《主人——靳勒作品展》 在北京 的798視空间举办。在展览现场，村民把旧的布料缝制在靳勒此前创作的“壁虎人”“蛆人”身上。这些作品可能并不能让村民产生欣赏艺术作品的愉悦感，但在离开石节子村的过程中，很多老人第一次坐了火车、飞机，看了天安门广场，被都市人“注目”。“如果艺术能让人乐一乐，足够了。”靳勒说。
三
2017年5月31日，艺术家琴嘎又一次坐火车来到石节子，为村子修一条30米长的花岗岩铺就的“村民之路”——这是他与村民李保元合作的艺术项目。
在靳勒的认知中，村民是诚实的，热情的，是有艺术家的潜质的。如果让艺术家与村民一对一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2013年10月17日，琴嘎组织小分队第一次前往石节子村进行实地考察。随后，琴嘎提出“一起飞”计划的想法。经过两年的反复思考讨论，2015年4月3日晚，靳勒召开“一起飞”计划的村民动员大会，经过讲解与讨论，最终有25名村民自愿参与该项目。
“‘一起飞’计划强调艺术家与村民合作的重要性，在没有任何模式参照、缺乏赞助经费的情况下，艺术家面对贫困的、被遗忘的石节子村的具体现状，通过与村民抓阄的形式，随机结成一对一的创作搭档。通过自愿、平等的交流沟通，在彼此日常生活经验和思维精神层面的碰撞与冲突、沟通与协作下，达成彼此认同的可行性合作形式;在现实困境中建立某种贫困的连接方式，尝试提出改变在地现实问题的途径。“一起飞”是一次企图让当代艺术融入石节子村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探寻艺术在具体现实困境中生长的可能性。”琴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样的想法并非首创，国内有欧宁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著名的徽州古村落）发起的“碧山计划”，先锋书店的老板钱小华在那里开了碧山书局，一度吸引了艺术家朱哲琴、服装设计师马可、诗人梁小斌等名人到访。但最后不了了之。国外有日本极负盛名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三年举办一次，通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农村里的老人家以及来自世界外地的年轻义工，创造出数百件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蔡国强等人都参加并留下过作品。这些实验的成败都有着很复杂的因素。
石节子村的艺术活动算是渐渐成型。 2015年11月18日，艺术家厉槟源在石节子村选定一块空地作为第一个文化活动广场，用脚印踩出边界，广场面积是厉槟源北京住所和村民韩调明家居住面积之和123平方米。2016年2月10日，靳勒和村民把艺术家留下的脚印，用红泥挖填完成。计划合作结束。项目命名为《广场》。
2015年12月27日，当地艺术家胡建强在与村民靳茂林反复沟通后，决定胡建强和靳茂林的外孙王彬炜在石节子村先后实施了“认识村庄和家园”“快乐阅读”“自由涂鸦”“结识伙伴”“科学探索”“走进博物馆”六个部分的儿童课程。项目命名为《快乐的一天》。
2016年3月11日起画家闫冰在石节子村生活一个月，跟村民靳同生聊天，根据老人的描述画一批画出来。然后在村里田间举办一个画展，并邀请村民观看，他们是这次展览仅有的观众。这个项目命名为《村庄画展》。最后闫冰赠予靳同生一幅油画作品，画的是一个裂开花的馒头。闫冰说，他就是从这一带走出来的，因为熟悉，所以远离。一个月的乡村生活已经让他不想再回忆，因为“艺术在这些人的生活面前，真的很无力”。
四
靳勒记得，在一场关于“乡村公共艺术”研讨会上，靳勒和村民李保元参加了会议，在关于“艺术能为乡村带来什么”的问题上，李保元说，“艺术把村庄的吃水问题解决了，不用喝窖水了。让我们喝上没有污染的地下水。让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有了太阳能、风能路灯。晚上不用摸黑走道了。也把村里的路给修了，下雨天不怕满脚泥了……”
在场专家们听完如此“接地气”的回答，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接话。 靳勒现在除了在学校教课，就是琢磨石节子美术馆的事情。妻子在另一个学校教书，因为离家远，聚少离多。儿子现在台湾一所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
村里有几个光棍，靳勒想着给他们介绍对象。除了挂心那些人的亲事，他还算是用艺术“救”过一个年轻人。今年20岁的红强个子刚一米出头，据说是因为遗传的一种病。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有一天梦见儿子死了，到山顶的神仙塔道观求签，后来喝药自杀了，留下孩子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靳勒发掘了他的绘画天赋，自从教他画画后，红强变得不那么自闭了。他画的画“简单、纯粹，很多人都喜欢”。
靳勒想呼吁更多高校的公共艺术课程参与到农村公共艺术的讨论中来，同时还挂念着当地艺术家胡建强的百姓幼儿园。胡建强开设有关农村文化、地理、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穿插城市幼儿教育的优点，让成长中的孩子能从自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乡土文明，期望从精神层面改观自身和农村的现状。
2015年，有上海的游客在网上看到报道后，慕名到这个村子待了一个星期。靳勒看到了希望。外人来的时候，总是他做导游，因为村民不会讲普通话，他对游客一遍遍细数村民与艺术的故事。很多暴露在外的作品因风霜雨雪而走样，甚至消失了。但没关系，至少他们留下了故事。
很快，陇海线的高铁就要通车了，在石节子所属的秦安县城设有站点。隔壁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前来讨教经验。靳勒知道这个经验不能复制。原因有四：一是靳勒本身是学艺术出身，能处理好艺术与村民的关系;二是石节子村民很少，他又是村里人，村民听他的;三是石节子离县城很近，全国的游客下了高铁不到半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这里;四是村子建在5层石阶上，错落有致，视觉景观好。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造化使然。
邻居的老房子要拆掉重建成时髦的、外墙贴瓷砖的房子了，靳勒跑了八九次劝说，“可以老房子修缮，不要盖贴瓷砖的房子，影响村里房子的整体协调。”但新房还是竖起来了。他想动员每户人家改造侧房的土炕、洗澡间、厕所，以方便以后接待游客。但改造费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这又是个问题。
这些年，艺术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很多物质上的改变，但有些微妙的变化产生了：村民见到外边的人会主动握手、打招呼了，村里的垃圾也少见了，每家房子、院子都干净了……
甘肃省的“美丽乡村”工程，凡被选中的乡村會有300万资金补贴。靳勒抽空就拿着自己画的石节子美术馆规划图给县领导汇报石节子美术馆的成绩和规划。规划里有为停车场、艺术学校、酒吧、工作室，村里老人准备的公共食堂、公共墓地……
这几天，社区改造的NGO组织负责人李义熙又来了，召集村民代表到靳勒家开会，商量家庭改造、接待游客的诸多问题。会上提出首先要选出5个人的改造小组成员。
晚上，聊起村里的规划 ，靳勒很高兴，酒喝多了。坐在自家的院子里，他说起今年开春父亲因为感冒住院10天，紧接着母亲又住院15天。今年，他明显感觉到累了，有点干不动了。
说着说着，他歪坐在梨树影下睡着了，昼夜温差大，白天晒得直冒汗，这会儿已凉风习习。朋友架着他到屋里睡觉。硕大的蜘蛛爬在炕角上，瓦房顶上不时掉下来小小的土块，山上传来狗吠声和布谷鸟的叫声，繁星满天，给路灯发电的风车在默默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