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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在心理学中的解释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在文学写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往往能突破时空的束缚,带领写作者游弋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域,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泰戈尔说过:“美的形象,是想象孕育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想象能扩充情节内容、丰满人物形象、设置特定环境、开掘主题深度。写作实践中,要充分发挥想象的艺术功能,须借助一些行之有效的想象技巧。想象的技巧从不同的角度分有多种,从想象的性质上可分为喜剧式想象和悲剧式想象。喜剧式想象常拖着“光明的尾巴”,悲剧式想象总是让“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与皆大欢喜的美满形态不同,悲剧式想象打破了中国古典戏剧惯用的大团圆模式,从悲情的角度去发现悲伤的意义,“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到陶冶”,这更有利于培养人的悲悯情怀。
所谓悲剧式想象,我认为,是指写作者有意以悲伤、失望、失败的视角艺术地表现生活以唤起某种注意的想象方式。其独特的审美作用在于“净化”心灵。写作时,有意无意运用悲剧式想象能够深化思维、发人深省。那么悲剧式想象有哪些类型呢?下面将结合鲁迅的作品谈谈文学创作中悲剧式想象的两种范式。
第一种是反讽。
悲剧式想象的线性发展往往是渐次沉重的静默的悲,而于褒贬、是非的陡转之处生发的悲剧式想象却能撼人心魄,这就是“反讽”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新批评”家布鲁克斯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反讽在悲剧式想象中表现为“对逆性”,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相互矛盾,由此形成了作品内在的丰富性与批判性。
鲁迅的小说善于用反讽展开悲剧式想象,通过塑造对立错位的人物形象,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阿Q正传》中悲剧人物阿Q形象的塑造就有着深刻的反讽意味。小说起篇解释了“阿Q”这个名字的来历。为什么称“阿Q”呢?他似乎姓赵,但有赵太爷在这里,便不敢自攀高枝比附郡望。而名字叫做“阿桂”或“阿贵”,也还有点殷实人家的气象,终因无法佐证不好断言。于姓名的尊卑逆转中,借助于反讽虚构了一个无名无姓地位卑微生活贫贱甚至没有基本生活权利的具有深广与普遍意义的下层草民形象阿Q。或许他本来可以叫“赵阿贵”,可一介草民怎配沾上大姓与富贵呢,这种“冲突的合理”,加剧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接着阿Q的性格是在物质的贫与精神的乐、生活的喜和人生的悲矛盾错位间展开的。他一无所有却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因头上的癞疮疤与人冲突,心想“你还不配……”与人交手败了,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自贬为“虫豸”“畜生”,转而就有“第一”的心满意足。输了钱切实感到了苦痛,但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便又心平气和起来。渺视王胡,厌恶“假洋鬼子”,却又把无能的怨气转变为调戏小尼姑,求爱不成落得衣食无着生计艰难。从城里谋生回来后未庄人包括赵太爷都对他刮目相看。阿Q梦想革命,假洋鬼子之流却不让他革命。赵家遭抢后,阿Q稀里糊涂地被抓去并签字画押,“他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他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不免要杀头的”。他就这样在现实的痛苦和精神的麻醉中实现着莫须有的满足。
现实是残酷的,精神是胜利的。现实与精神的对立错位令人物形象有了一种啼笑皆非,可怜而又可悲的反讽效果。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阿Q连最基本的生计与恋爱的需求都成了奢望,却能靠畸形的幻想幸福自娱自乐地硬撑着活下去,为寻求做稳奴隶的满足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自得而麻木、健忘、屈辱、自欺欺人地活着。这是整个国民的魂灵的缩影。
整篇小说,对人物阿Q悲剧式的想象都是通过他自身喜剧性的表演来完成的。阿Q愉悦着未庄人也愉悦着读者,人们都在笑阿Q,慢慢含泪,渐至于笑不出来,而后就有些战栗与危惧,好像阿Q就附在自己身上,这种以乐写哀的反讽更彻底地揭示着悲剧的主题。
第二种是隐喻。
莱考夫(G.Lakoff)认为:“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即是隐喻过程,即隐喻思维过程”。隐喻不光是语言问题,更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它为文学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隐喻的特点是通过类比的方法使人在意念中观照两种事物,用诉之感官的意象去暗示无法理解而诉之感官的意象,从而使人的心灵向感观投射。要使隐喻有力度,须强调类比事物之间的矛盾性和异质性。差异性越大,矛盾性越强,形成“违反逻辑的统一”时的张力就越大。而悲剧式想象往往就在“矛盾”“差异”的对立统一中展开。
隐喻是鲁迅作品的又一特征,借助隐喻手段,能使作品的立意更为深远。读《药》这篇文章,印象最深刻鲜明的是“药”,为治儿子华小栓的肺痨,华老栓夫妇倾其所有买来“药”。药本来是医治病人的,但华小栓吃下去后却咳嗽得更加厉害,最终西关外埋葬穷人的丛冢中,又添了“一座新坟”。药没治好病反而送了命,关键在于药不对症。华老栓买来的药是什么呢?人血馒头(蘸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馒头)。表面意思是,人血馒头不是治疗肺痨的良药,而在作者笔下就有了隐喻的意思。“人血”是革命者夏瑜被砍头后流的血,也就是说革命者牺牲流的血成了另一个生命存活的药方,这里隐含着“人吃人”的命题。生病的人把救自己的人吃掉了而自己的命也没保住,生命已无药可救。无药可救的病不只是身体的,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文中身体上有病的是华小栓,而患有“精神病”的却是广大国民,大而化之,由小说人物姓氏“华”“夏”隐喻“华夏”来看,有病的“华”之子吃了革命的“夏”之子,结果“华夏”一起走向死亡,华夏民族在“人吃人”式的自相残杀中越发病入膏肓。
药(人血馒头)——生命——“治病”方法,身体的病——“精神病”,国民性两个层面的隐喻由具体到抽象层层深入又联接起来构成了更大的隐喻:革命者的无谓牺牲救不了群众的愚昧病(国民性)。那么,救国救民的良药究竟在哪里?在促人深思的病与药、生与死的对照隐喻中,小说的悲剧感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药是治病救命的,而本文以命为药救命,这种违反逻辑的差异蕴含着浓重的悲哀:群众的愚昧。维姆萨特说过:“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A(喻体)如何说明B(喻旨),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相互对照、相互说明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意义。”当“以命为药救不了命”和“变革社会的方法”相互对照、说明时,“揭示固陋,引起疗救”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总的来说,文学写作中,反讽和隐喻是悲剧式想象常见的两种范式。恰当地运用这两种范式会使作品具有多滋多味的艺术魅力和较大的内蕴张力。
(一)反讽的张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过:“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就要求作家善于在“入”与“出”、移情卷入和超然反观之间通过反讽观照维持必要的张力。
反讽观照能够于“互相干扰、冲突、排斥、抵消中,寻求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从而获得丰富、精微和深奥的意义。《祝福》一文中,为了展示人物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作者将其放置于“祝福”这一典型环境中,借祝福的吉祥与喜庆对比祥林嫂的孤苦与凄凉。温馨的祝福内涵与祥林嫂的悲苦语境相互矛盾、冲突, 形成“紧张的力度”,随即“紧张”就在人们对其存在的淡然中趋于平衡。而这平衡只是“冰山”外露的静态部分,其内蕴的动态张力正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不断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二)隐喻的张力
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用典”,以字面意义与文面意义的不同形成张力,表达意味深长的思想感情。而隐喻则是通过两类事物的“异质”形成张力,两类事物的距离越远,联系越违反逻辑,悲剧感就越强。《故乡》中,“故乡”就是一个隐喻体,是一代又一代飘泊者身份的隐喻。“我”冒着严寒,回到相距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可物人皆已非了。“人不独在选择飘泊,人从踏上大地那一刻开始,就无法一厢情愿地固定与大地的关系,流浪是人类无可回避的命运。”安土重迁的依恋和漂泊流浪的无奈异质间距丰富和深化了小说的感伤寓意。
悲剧式想象在于传递一种“唤醒”,唤醒人“生”的意识,思考更好的存在状态。而反讽与隐喻因其特有的审美艺术张力构成了文学写作中悲剧式想象的两翼。
郭莉,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硕士。本文编校:李凤兰
泰戈尔说过:“美的形象,是想象孕育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想象能扩充情节内容、丰满人物形象、设置特定环境、开掘主题深度。写作实践中,要充分发挥想象的艺术功能,须借助一些行之有效的想象技巧。想象的技巧从不同的角度分有多种,从想象的性质上可分为喜剧式想象和悲剧式想象。喜剧式想象常拖着“光明的尾巴”,悲剧式想象总是让“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与皆大欢喜的美满形态不同,悲剧式想象打破了中国古典戏剧惯用的大团圆模式,从悲情的角度去发现悲伤的意义,“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到陶冶”,这更有利于培养人的悲悯情怀。
所谓悲剧式想象,我认为,是指写作者有意以悲伤、失望、失败的视角艺术地表现生活以唤起某种注意的想象方式。其独特的审美作用在于“净化”心灵。写作时,有意无意运用悲剧式想象能够深化思维、发人深省。那么悲剧式想象有哪些类型呢?下面将结合鲁迅的作品谈谈文学创作中悲剧式想象的两种范式。
第一种是反讽。
悲剧式想象的线性发展往往是渐次沉重的静默的悲,而于褒贬、是非的陡转之处生发的悲剧式想象却能撼人心魄,这就是“反讽”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新批评”家布鲁克斯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反讽在悲剧式想象中表现为“对逆性”,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相互矛盾,由此形成了作品内在的丰富性与批判性。
鲁迅的小说善于用反讽展开悲剧式想象,通过塑造对立错位的人物形象,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阿Q正传》中悲剧人物阿Q形象的塑造就有着深刻的反讽意味。小说起篇解释了“阿Q”这个名字的来历。为什么称“阿Q”呢?他似乎姓赵,但有赵太爷在这里,便不敢自攀高枝比附郡望。而名字叫做“阿桂”或“阿贵”,也还有点殷实人家的气象,终因无法佐证不好断言。于姓名的尊卑逆转中,借助于反讽虚构了一个无名无姓地位卑微生活贫贱甚至没有基本生活权利的具有深广与普遍意义的下层草民形象阿Q。或许他本来可以叫“赵阿贵”,可一介草民怎配沾上大姓与富贵呢,这种“冲突的合理”,加剧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接着阿Q的性格是在物质的贫与精神的乐、生活的喜和人生的悲矛盾错位间展开的。他一无所有却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因头上的癞疮疤与人冲突,心想“你还不配……”与人交手败了,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自贬为“虫豸”“畜生”,转而就有“第一”的心满意足。输了钱切实感到了苦痛,但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便又心平气和起来。渺视王胡,厌恶“假洋鬼子”,却又把无能的怨气转变为调戏小尼姑,求爱不成落得衣食无着生计艰难。从城里谋生回来后未庄人包括赵太爷都对他刮目相看。阿Q梦想革命,假洋鬼子之流却不让他革命。赵家遭抢后,阿Q稀里糊涂地被抓去并签字画押,“他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他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不免要杀头的”。他就这样在现实的痛苦和精神的麻醉中实现着莫须有的满足。
现实是残酷的,精神是胜利的。现实与精神的对立错位令人物形象有了一种啼笑皆非,可怜而又可悲的反讽效果。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阿Q连最基本的生计与恋爱的需求都成了奢望,却能靠畸形的幻想幸福自娱自乐地硬撑着活下去,为寻求做稳奴隶的满足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自得而麻木、健忘、屈辱、自欺欺人地活着。这是整个国民的魂灵的缩影。
整篇小说,对人物阿Q悲剧式的想象都是通过他自身喜剧性的表演来完成的。阿Q愉悦着未庄人也愉悦着读者,人们都在笑阿Q,慢慢含泪,渐至于笑不出来,而后就有些战栗与危惧,好像阿Q就附在自己身上,这种以乐写哀的反讽更彻底地揭示着悲剧的主题。
第二种是隐喻。
莱考夫(G.Lakoff)认为:“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即是隐喻过程,即隐喻思维过程”。隐喻不光是语言问题,更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它为文学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隐喻的特点是通过类比的方法使人在意念中观照两种事物,用诉之感官的意象去暗示无法理解而诉之感官的意象,从而使人的心灵向感观投射。要使隐喻有力度,须强调类比事物之间的矛盾性和异质性。差异性越大,矛盾性越强,形成“违反逻辑的统一”时的张力就越大。而悲剧式想象往往就在“矛盾”“差异”的对立统一中展开。
隐喻是鲁迅作品的又一特征,借助隐喻手段,能使作品的立意更为深远。读《药》这篇文章,印象最深刻鲜明的是“药”,为治儿子华小栓的肺痨,华老栓夫妇倾其所有买来“药”。药本来是医治病人的,但华小栓吃下去后却咳嗽得更加厉害,最终西关外埋葬穷人的丛冢中,又添了“一座新坟”。药没治好病反而送了命,关键在于药不对症。华老栓买来的药是什么呢?人血馒头(蘸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馒头)。表面意思是,人血馒头不是治疗肺痨的良药,而在作者笔下就有了隐喻的意思。“人血”是革命者夏瑜被砍头后流的血,也就是说革命者牺牲流的血成了另一个生命存活的药方,这里隐含着“人吃人”的命题。生病的人把救自己的人吃掉了而自己的命也没保住,生命已无药可救。无药可救的病不只是身体的,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文中身体上有病的是华小栓,而患有“精神病”的却是广大国民,大而化之,由小说人物姓氏“华”“夏”隐喻“华夏”来看,有病的“华”之子吃了革命的“夏”之子,结果“华夏”一起走向死亡,华夏民族在“人吃人”式的自相残杀中越发病入膏肓。
药(人血馒头)——生命——“治病”方法,身体的病——“精神病”,国民性两个层面的隐喻由具体到抽象层层深入又联接起来构成了更大的隐喻:革命者的无谓牺牲救不了群众的愚昧病(国民性)。那么,救国救民的良药究竟在哪里?在促人深思的病与药、生与死的对照隐喻中,小说的悲剧感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药是治病救命的,而本文以命为药救命,这种违反逻辑的差异蕴含着浓重的悲哀:群众的愚昧。维姆萨特说过:“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A(喻体)如何说明B(喻旨),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相互对照、相互说明的时候产生了什么意义。”当“以命为药救不了命”和“变革社会的方法”相互对照、说明时,“揭示固陋,引起疗救”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总的来说,文学写作中,反讽和隐喻是悲剧式想象常见的两种范式。恰当地运用这两种范式会使作品具有多滋多味的艺术魅力和较大的内蕴张力。
(一)反讽的张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过:“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就要求作家善于在“入”与“出”、移情卷入和超然反观之间通过反讽观照维持必要的张力。
反讽观照能够于“互相干扰、冲突、排斥、抵消中,寻求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从而获得丰富、精微和深奥的意义。《祝福》一文中,为了展示人物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作者将其放置于“祝福”这一典型环境中,借祝福的吉祥与喜庆对比祥林嫂的孤苦与凄凉。温馨的祝福内涵与祥林嫂的悲苦语境相互矛盾、冲突, 形成“紧张的力度”,随即“紧张”就在人们对其存在的淡然中趋于平衡。而这平衡只是“冰山”外露的静态部分,其内蕴的动态张力正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不断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二)隐喻的张力
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用典”,以字面意义与文面意义的不同形成张力,表达意味深长的思想感情。而隐喻则是通过两类事物的“异质”形成张力,两类事物的距离越远,联系越违反逻辑,悲剧感就越强。《故乡》中,“故乡”就是一个隐喻体,是一代又一代飘泊者身份的隐喻。“我”冒着严寒,回到相距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可物人皆已非了。“人不独在选择飘泊,人从踏上大地那一刻开始,就无法一厢情愿地固定与大地的关系,流浪是人类无可回避的命运。”安土重迁的依恋和漂泊流浪的无奈异质间距丰富和深化了小说的感伤寓意。
悲剧式想象在于传递一种“唤醒”,唤醒人“生”的意识,思考更好的存在状态。而反讽与隐喻因其特有的审美艺术张力构成了文学写作中悲剧式想象的两翼。
郭莉,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硕士。本文编校:李凤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