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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曾在贫困社区做过数年社区组织者，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立志获取更大的权力并回馈给当地穷人。但这一切并没能100%兑现。
去年12月一个的寒冷下午，史蒂夫?盖茨开着车行驶在芝加哥南区的街道上。贾思敏?科尔曼独自一人放学回家，身上唯一御寒的衣服就是单薄的紫色夹克。盖茨在她身边停下车，喊她赶紧上车。
16岁的贾思敏和年过30的盖茨都住在芝加哥南部的玫瑰区（Roseland）——一个破败的贫困黑人住宅区。为像贾思敏一样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是盖茨的全职工作。他属于一个名为“青年支持规划”（YAP）的组织，工作内容是辅导中学校园里迷茫、躁动的学生们。
50年前，这里曾是芝加哥最繁华的地带，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居住于此，大多数人都在各种钢铁和制造厂有份体面的工作。但后来工厂纷纷关门，蓝领工人搬家离开，玫瑰区成了芝加哥整体状况最差的社区之一，商店空旷、街道安静，失业率、退学率和凶杀案的数字一直位居全美前列。
如果说哪位总统能够体察玫瑰区的民情，那一定非奥巴马莫属。这个社区在奥巴马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上世纪80年代末，现任美国总统曾在这里做过三年的社区组织者，他在竞选演说中特别强调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当他离开玫瑰区、到哈佛法学院深造并开始政治生涯时，也立誓将尽力获取知识和资源，最终回到社区，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
但他并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
奥巴马政治生涯的起点
盖茨的工作往复循环：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去学校参加开除听证会、旁听法庭审判甚至是出席年轻人的葬礼，这让他感到压抑无助。盖茨每天都抽很多烟，失眠也很严重
身处玫瑰区，体会最真切的就是山高皇帝远，盖茨每天全力应对的困难——帮助年轻人在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走上正路，也是美国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1966年是美国消灭贫穷的高峰，当时的贫困人口比例是15%，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是15.1%，儿童的贫困率则达到22%，比过去有所提高。尽管是热门的公共话题，但在眼下的大选期间，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却几乎消声灭迹。
首次竞选总统时，减少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是奥巴马竞选战役中的重要议题，他对此发表了公开演讲，竞选网站上设有专区汇聚各种政策建议，还承诺“齐心协力在10年内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但贫困人口的官方数字一直在上升，今年5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勃?赫尔伯特撰文批评奥巴马，“他几乎都不敢再提贫穷二字。”
奥巴马并非没有做出努力，实际上，他比最近的几位美国总统所做的事情都多。四年前，奥巴马是华盛顿最关心穷人的政治家，而让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贫穷问题的源头就是玫瑰区。
奥巴马在1985年夏天来到玫瑰区，当时他23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正在寻找人生的目的和归属感。那时大多数芝加哥黑人生活贫苦，犯罪率奇高：儿童在街上匍匐躲避子弹、公寓被人投进燃烧弹、两个住宅区帮派的长久枪战却没有一辆警车到场。
奥巴马的工作是采访当地居民、进行实地调查，他不断听到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担忧和恐惧。在回忆录《来自我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写道，他遇到的多数中年非洲裔美国工人都表达了对生活状况的满足，“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就能付清房款和车款，不少人为子女支付了大学学费。”
但问到社区的未来时，对话就被一种不祥的紧张感取代，“他们担心社区的衰落，关门的商店、满街闲逛的无业青年，男孩子的吵闹聚会、未成年女孩给怀里的孩子喂薯片、丢弃的垃圾布满街道，这一切都在低声诉说痛苦的现实：眼前的安宁只是暂时的，”奥巴马写道。
史蒂夫?盖茨当时14岁，他和朋友们正是奥巴马担心的无所寄托、任性迷茫的年轻人。他也觉得那是个黑暗的年份。“之前我从没听到过街道上有枪声，”后来，他也买了把枪防身。伴随着暴力事件的增加，稍有能力的家庭都离开了玫瑰区，留下的多是贫困或单亲家庭。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廉?威尔森在当年发布的书作《真正的弱势群体》中，阐述了美国穷人群体的巨大变化。如果一个社区中超过40%的人是穷人，那么这里就可以被定义为极端贫穷，威尔森的研究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间，美国最大的五座城市中贫穷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三倍。
而奥巴马之前掌握的社区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玫瑰区的现状。于是他提出了新的建议——建立青年咨询网络，由年长的工作人员为青少年提供学习和生活指导，并且直接面向他们的父母做咨询工作，今天盖茨参与的YAP项目正是源自奥巴马当年的设想。
改善家庭与社区
在玫瑰区的遭遇使奥巴马决心申请就读哈佛法学院，他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玫瑰区。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哈佛读书，是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帮助玫瑰区的贫苦民众。社区组织工作的重要信条是，改变需要政治力量，而到哈佛大学是获取权力的路径。“我将学到权力的运用，然后把知识和权力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像普罗米修斯的圣火一样，回到玫瑰园，回到芝加哥。”
奥巴马后来积极地以政治家的身份试图缓解贫穷问题。在2007年的竞选活动中，他曾在华盛顿东南部的贫困社区做专题演讲。在重申了民主党传统的抗击贫穷方式——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工会权力、扩大医疗保险范围、增加教育机会后，他提出需要减少城市贫穷人口的新方法，“25年前的经历引领我致力于公共服务。”
于是在2009和2010年，奥巴马政府将大笔救济金送到了低收入美国人的手中。作为复兴法案的一部分，政府扩大了穷人救助项目的规模，如食品救济券、失业保险等，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慷慨的救助协议使得这些项目迅速扩大。接受食品救济券的人数从2007年的2740万提高到2011年的4510万，多种税收抵免上的暂时调整，让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工人每年能多拿到数千美元的退税。
在玫瑰区，经济刺激措施尽管没有把这里变得更好，但至少停止了继续衰退的趋势。食品救济券让不少家庭不再为食物发愁，年轻人可以打暑期短工，YAP的青年项目也得到了来自公立学校的资助，盖茨因此可以为达米安这样的年轻人担任辅导者。
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修补。
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来看，从小生活在极端贫穷的弱势群体家庭中，意味着孩子难以得到优质的教育和家庭关怀，逆境更有可能带来坏的结果。对儿童来说，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巨大，
奥巴马曾在玫瑰区亲眼目睹过无数这样的事例，他写道，贫苦的非洲裔美国人都很清楚，家庭分裂对于孩子有怎样的负面影响。
除了各种经济救济，奥巴马还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纽约时报》评论说，玫瑰区需要的并非来自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而是更广泛、更有野心的对策，为儿童的成长提供辅导和帮助，奥巴马亲手设计的青年辅导项目应当扩大。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已经对此类项目提供了财政资助，但数额有限，很多仍是临时性的。一年前，YAP的项目经费就已经减半了，一个月后，这个项目将完全结束，盖茨也将失去这份工作。
2007年，奥巴马在华盛顿贫困社区的演讲中承认，“改变城市中的贫富差距需要谦虚的态度和耐心，”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需要总统们长久地投身其中。”第一个任期当中，消灭贫穷的计划已经虎头蛇尾，人们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上吗？
去年12月一个的寒冷下午，史蒂夫?盖茨开着车行驶在芝加哥南区的街道上。贾思敏?科尔曼独自一人放学回家，身上唯一御寒的衣服就是单薄的紫色夹克。盖茨在她身边停下车，喊她赶紧上车。
16岁的贾思敏和年过30的盖茨都住在芝加哥南部的玫瑰区（Roseland）——一个破败的贫困黑人住宅区。为像贾思敏一样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是盖茨的全职工作。他属于一个名为“青年支持规划”（YAP）的组织，工作内容是辅导中学校园里迷茫、躁动的学生们。
50年前，这里曾是芝加哥最繁华的地带，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居住于此，大多数人都在各种钢铁和制造厂有份体面的工作。但后来工厂纷纷关门，蓝领工人搬家离开，玫瑰区成了芝加哥整体状况最差的社区之一，商店空旷、街道安静，失业率、退学率和凶杀案的数字一直位居全美前列。
如果说哪位总统能够体察玫瑰区的民情，那一定非奥巴马莫属。这个社区在奥巴马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上世纪80年代末，现任美国总统曾在这里做过三年的社区组织者，他在竞选演说中特别强调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当他离开玫瑰区、到哈佛法学院深造并开始政治生涯时，也立誓将尽力获取知识和资源，最终回到社区，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
但他并没有履行当初的承诺。
奥巴马政治生涯的起点
盖茨的工作往复循环：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去学校参加开除听证会、旁听法庭审判甚至是出席年轻人的葬礼，这让他感到压抑无助。盖茨每天都抽很多烟，失眠也很严重
身处玫瑰区，体会最真切的就是山高皇帝远，盖茨每天全力应对的困难——帮助年轻人在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走上正路，也是美国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1966年是美国消灭贫穷的高峰，当时的贫困人口比例是15%，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是15.1%，儿童的贫困率则达到22%，比过去有所提高。尽管是热门的公共话题，但在眼下的大选期间，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却几乎消声灭迹。
首次竞选总统时，减少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是奥巴马竞选战役中的重要议题，他对此发表了公开演讲，竞选网站上设有专区汇聚各种政策建议，还承诺“齐心协力在10年内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但贫困人口的官方数字一直在上升，今年5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勃?赫尔伯特撰文批评奥巴马，“他几乎都不敢再提贫穷二字。”
奥巴马并非没有做出努力，实际上，他比最近的几位美国总统所做的事情都多。四年前，奥巴马是华盛顿最关心穷人的政治家，而让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贫穷问题的源头就是玫瑰区。
奥巴马在1985年夏天来到玫瑰区，当时他23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正在寻找人生的目的和归属感。那时大多数芝加哥黑人生活贫苦，犯罪率奇高：儿童在街上匍匐躲避子弹、公寓被人投进燃烧弹、两个住宅区帮派的长久枪战却没有一辆警车到场。
奥巴马的工作是采访当地居民、进行实地调查，他不断听到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担忧和恐惧。在回忆录《来自我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写道，他遇到的多数中年非洲裔美国工人都表达了对生活状况的满足，“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就能付清房款和车款，不少人为子女支付了大学学费。”
但问到社区的未来时，对话就被一种不祥的紧张感取代，“他们担心社区的衰落，关门的商店、满街闲逛的无业青年，男孩子的吵闹聚会、未成年女孩给怀里的孩子喂薯片、丢弃的垃圾布满街道，这一切都在低声诉说痛苦的现实：眼前的安宁只是暂时的，”奥巴马写道。
史蒂夫?盖茨当时14岁，他和朋友们正是奥巴马担心的无所寄托、任性迷茫的年轻人。他也觉得那是个黑暗的年份。“之前我从没听到过街道上有枪声，”后来，他也买了把枪防身。伴随着暴力事件的增加，稍有能力的家庭都离开了玫瑰区，留下的多是贫困或单亲家庭。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廉?威尔森在当年发布的书作《真正的弱势群体》中，阐述了美国穷人群体的巨大变化。如果一个社区中超过40%的人是穷人，那么这里就可以被定义为极端贫穷，威尔森的研究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间，美国最大的五座城市中贫穷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三倍。
而奥巴马之前掌握的社区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玫瑰区的现状。于是他提出了新的建议——建立青年咨询网络，由年长的工作人员为青少年提供学习和生活指导，并且直接面向他们的父母做咨询工作，今天盖茨参与的YAP项目正是源自奥巴马当年的设想。
改善家庭与社区
在玫瑰区的遭遇使奥巴马决心申请就读哈佛法学院，他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玫瑰区。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哈佛读书，是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帮助玫瑰区的贫苦民众。社区组织工作的重要信条是，改变需要政治力量，而到哈佛大学是获取权力的路径。“我将学到权力的运用，然后把知识和权力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像普罗米修斯的圣火一样，回到玫瑰园，回到芝加哥。”
奥巴马后来积极地以政治家的身份试图缓解贫穷问题。在2007年的竞选活动中，他曾在华盛顿东南部的贫困社区做专题演讲。在重申了民主党传统的抗击贫穷方式——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工会权力、扩大医疗保险范围、增加教育机会后，他提出需要减少城市贫穷人口的新方法，“25年前的经历引领我致力于公共服务。”
于是在2009和2010年，奥巴马政府将大笔救济金送到了低收入美国人的手中。作为复兴法案的一部分，政府扩大了穷人救助项目的规模，如食品救济券、失业保险等，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慷慨的救助协议使得这些项目迅速扩大。接受食品救济券的人数从2007年的2740万提高到2011年的4510万，多种税收抵免上的暂时调整，让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工人每年能多拿到数千美元的退税。
在玫瑰区，经济刺激措施尽管没有把这里变得更好，但至少停止了继续衰退的趋势。食品救济券让不少家庭不再为食物发愁，年轻人可以打暑期短工，YAP的青年项目也得到了来自公立学校的资助，盖茨因此可以为达米安这样的年轻人担任辅导者。
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修补。
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来看，从小生活在极端贫穷的弱势群体家庭中，意味着孩子难以得到优质的教育和家庭关怀，逆境更有可能带来坏的结果。对儿童来说，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巨大，
奥巴马曾在玫瑰区亲眼目睹过无数这样的事例，他写道，贫苦的非洲裔美国人都很清楚，家庭分裂对于孩子有怎样的负面影响。
除了各种经济救济，奥巴马还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纽约时报》评论说，玫瑰区需要的并非来自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而是更广泛、更有野心的对策，为儿童的成长提供辅导和帮助，奥巴马亲手设计的青年辅导项目应当扩大。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已经对此类项目提供了财政资助，但数额有限，很多仍是临时性的。一年前，YAP的项目经费就已经减半了，一个月后，这个项目将完全结束，盖茨也将失去这份工作。
2007年，奥巴马在华盛顿贫困社区的演讲中承认，“改变城市中的贫富差距需要谦虚的态度和耐心，”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需要总统们长久地投身其中。”第一个任期当中，消灭贫穷的计划已经虎头蛇尾，人们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