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报道，顾名思义，是对现实生活及工作中较突出的矛盾、问题、错误或不良现象所作的新闻报道。它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手段，是媒体的神圣职责，也是媒体存在的理由之一。没有了批评性报道的媒体，就如同折了翼的飞机，是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的。但批评性报道不是想怎么报就怎么报，要遵循一定的“底线”。
　　一、批评性报道必须坚持“真实性”底线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批评性报道的生命线。作为记者，头戴无冕之王的桂冠，背靠媒体这棵大树，手执舆论监督利器，自以为天下无敌，想揭露什么就揭露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在飘飘然的状态下，往往容易丧失“真实”的底线，写出的报道或以偏概全，或只见现象不见本质，或为私利驱使，捏造虚假新闻，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3年10月18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发表10多篇有关中联重科的系列批评报道而被公安部门拘留。此后透露的消息是陈收人钱财、受人指使写出这些失实的批评报道，涉嫌新闻寻租，已经触犯了刑律。此事件在新闻界引起了许多争议，但有一条是共认的，那就是新闻寻租，绝不可恕。毋庸讳言，当今媒体普遍存在“寻租”现象。有的媒体自觉充当企业的公关工具，在利益输送链条中分一杯羹。有的媒体及记者则以批评性报道为杠杆，敲诈企业或地方单位，以换取广告或者记者个人灰色收入。因此，陈永洲事件值得业界反思。正如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所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捕事件，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能换回这一信誉损失。”
　　那么，如何坚持批评报道的“真实性”原则？笔者认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如能做到如下几点，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件的“真相”：一是不能偏听偏信，不能只有一个信息源，而应该有不同的信息源且能相互印证。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能搞遥控指挥，不能靠道听途说或网络收集信息，必须到新闻现场深入采访。三是要与批评对象见面，听取被批评者的意见。
　　二、批评性报道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底线
　　批评性报道不单是“揭丑报道”，而是强调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所批评的人和事。报道的目的及作用在于推动工作开展，特别是在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上批评性报道要做到鼓劲而不泄劲，帮忙而不添乱，这是由媒体喉舌性质所决定了的。
　　批评性报道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矛盾冲突多发易发等多种考验之际，批评性报道应该如何做，批评揭露些什么，批评的方法方式有哪些，都值得媒体人仔细掂量，切不可草率行事。
　　首先，对那些违背国家政策法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应该大胆揭露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方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媒体及时跟进。一批因“四风”问题而被报道的官员应声落马，如上海三名法官集体嫖娼、山西省副检察长等六官员奢靡娱乐受处分等，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显示了批评性报道的巨大威力。还有，央视近期对环境污染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报道，也受到了普遍好评。这类报道，既震慑了腐败分子，又鼓舞了民心士气，传递了正能量，应当鼓励支持。
　　其次，对涉及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或事件，要慎用批评性报道。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集中爆发是世界发展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拉美国家正是未能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而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井不能自拔。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各种社会力量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稳定的压力巨大。在此情况下，媒体就要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这些矛盾与问题，千万不能就事论事，或站错立场。如在民族宗教、就业、就医、教育、环保、食品安全等问题上，批评报道一定要客观公正，切不可为批评而批评，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如三鹿问题奶粉、双汇瘦肉精事件曝光后，全社会闻奶粉和猪肉而色变，几乎毁掉了整个牛奶业和养猪业，教训十分深刻。2011年，广州某媒体有一篇报道《香蕉染“蕉癌”》，说的是香蕉树染病的新闻，但被其他媒体讹传为“吃香蕉致癌”，导致香蕉滞销，蕉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香蕉烂在树上。据统计，广东、海南蕉农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7亿元。一篇批评性报道可以毁掉一个行业，可以引起社会骚乱，可以引发民族宗教问题，因此，必须慎之又慎。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记者要严格执行宣传政策与纪律，坚持政治家办报方针，时刻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记在心间，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
　　三、批评性报道必须坚持“社会责任”底线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教育人，是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媒体和媒体人必须时刻以担当社会责任为天职，时刻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更要牢记这一点。从大的方面讲，新闻报道（不论正面的还是批评性的）都要遵守以下原则：一是遵守法律法规原则。新闻报道是自由的，但自由的底线是决不能违法违纪。二是遵守社会主义制度原则。决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政治底线。三是遵守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决不能危害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是安全底线。四是尊重公民合法权益原则。决不能侵犯公民隐私权、名誉权，这是媒体生存的底线。五是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原则。决不能破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这是稳定底线。六是遵守道德风尚原则。决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道德底线。七是遵守信息真实原则。决不能诽谤造谣，这是新闻底线。这七大原则是新闻媒体和从业者必须坚持的社会责任底线，任何企图对这七条原则进行突破的单位和个人都要受到处罚。陈永洲之后，号称“全媒体记者”的格祺伟、新快报记者刘虎也相继被捕。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以进行“舆论监督”为幌子，到处收集所谓负面信息，随意夸大事实、恶意炒作、制造事端、造谣惑众，并以此相要挟，疯狂敲诈勒索，非法敛财，丧失了媒体人的基本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底线，走上了犯罪道路。同时，其所就职的媒体乃至整个新闻界为之蒙羞，公信力受到质疑，影响极为深远。
　　衡量一篇批评性报道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除坚守七大原则外，在具体操作上，批评性报道还要掌握好“火候”，把握住“度”，要防止“过”和“不及”。对那些时机不到，条件还不成熟，通过努力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暂不报道，或通过内参形式上报有关部门，不能仅仅为了找茬挑刺，图一时痛快。对一些现实问题或矛盾不能一报了之，而要提出建议，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情绪，正确引导舆论。唯其如此，批评性报道才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有了这三条“底线”，批评性报道不但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也会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媒体也将籍此提升自己的权威性、公信力和美誉度，可谓一石三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