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古迄今，人类充分以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描绘和设计了各式各样美好的精神王国和人间仙境。“香巴拉”是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徒想象、描绘和向往的美好而神奇的人间仙境和“理想国”。
藏民族信仰中的“香巴拉概念源于佛教经典《时轮经》。公元前7世纪“香巴拉”就伴随着佛教经典在印度诞生，直到11世纪，藏文经典《大藏经》的《丹珠尔》中才第一次正式记录和描述了香巴拉国。
自“香巴拉”信仰产生以来，西藏的佛教徒们以及南亚、中亚和西方的一些民族和人群朝思暮想，心向往之，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和想象力描绘了千百幅“香巴拉图”，想象出无数条通往“香巴拉”的路线，撰写出许多关于“香巴拉”的论著，进行了无数次前赴后继的寻找“香巴拉”的旅程。尽管现实中的“香巴拉国”从来都没有被发现，它的存在也没有得到过真实的证明，但是“香巴拉”却仍被世界八大宗教认同和尊崇。
藏民族认为“香巴拉”在西藏北部或中亚，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徒认为“香巴拉”这个隐秘的王国将会在阿尔泰山脉的某处被发现，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认为“香巴拉”位于天山山脉，阿富汗的苏菲教徒认为“香巴拉”在帕米尔山脉：中国的道教信徒把“西王母宫”与“香巴拉”概念相混淆，認为“香巴拉”在昆仑山脉东端，吉尔吉斯人认为“香巴拉”在同一山脉的西端，一些蒙古人认为“香巴拉”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某些山谷，各地的蒙古族都相信蒙古是北部的“香巴拉”国，也有人说“香巴拉”可能在北极。
自“香巴拉”问世以来，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对这个神秘的王国进行了带有不同民族特点、文化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想象、描述和分析，本文着重从西方视野和现实社会两个视角考察和认识“香巴拉”，以揭示“香巴拉”的西化和世俗化的演变轨迹。
西方人对“香巴拉”的了解、认识、接受、寻找和想象，导致了“香巴拉”的西化和“香格里拉”的产生
直到17世纪20年代，“香巴拉”诞生2400多年后，西方人才从西藏等地知道了“香巴拉”神话和传说中神秘的“香巴拉”王国。随后，西方人在描述和想象“香巴拉”的同时，前赴后继地前往中亚及西藏寻找“香巴拉”，并出版了不少关于“香巴拉”的书籍。
“香巴拉”神话传到西方，一些有关的内容出现在神秘运动中，这些神秘运动者有时将佛教的“香巴拉”观念与来自其他信仰系统的某些观念混为一谈，还有一些内容催生了寻找“香巴拉”的探险；20世纪以后“香巴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香格里拉”一词覆盖，进而催生了更多世俗倾向的变化。
“香巴拉”的西化过程体现了西方人对“香巴拉”在观念层面的接受和改造，其明显的标志就是，西方人将“香巴拉”西化成了“香格里拉”。
传教士发现“香巴拉”
葡萄牙传教士于17世纪“发现”“香巴拉”，引起西方人对东方这个神秘王国的好奇心。
最初传到西方文明中的关于“香巴拉”的信息，来自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卡布莱尔(Cabrel)和卡瑟拉(Estev?o Cacella)，他们听说了“香巴拉”(Shambala.转写成Xembala)，并认为这是中国(Cathay or china)的别称。1627年，他们前往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回到印度。卡布莱尔来自日喀则的简要的地理记录和卡瑟拉来自不丹的报告都提到“香巴拉”，并将Shambhala拼写成Xembala这是欧洲语言中第一次提及“香巴拉”。美国学者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在《香格里拉的囚徒》(Prlsoners of shangra-La，1998年)一书中说：“欧洲人卡瑟拉(cacella)和卡布莱尔(Cabral)首先提及‘香巴拉’的说法是可信的”。安德烈托马斯也写道：“天主教传教士卡瑟拉(Stephen Cacella)和卡布莱尔(John cabral)是现代史上在大约350年前就记录‘香巴拉’的第一批欧洲人”。“卡瑟拉神父……记录了这个‘著名的国家’的存在，他在日喀则住了23年，并于1650年在那里去世。这位喇嘛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们甚至将他带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北方的‘香巴拉’(Chang Shambhala)”。在20世纪以前，西藏几乎是西方人的禁地，只有一些传教士和探险家进入西藏，因此，西方关于“香巴拉”的记载和描述非常杂乱和随意。西方对“香巴拉”的迷恋是基干“时轮”传统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记载，或者完全是捏造。
神通论启发西方人想像香巴托的灵感
以“通神论者”为首的一批西方人积极接受“香巴拉”的观念，继而对之进行了丰富的想象和描述，并开展了多次探险式的寻找。
19世纪开始，“通神论”启发了西方人描述和想象“香巴拉”的灵感，燃起了西方人寻找“香巴拉”的热情和勇气。1888年，“通神论协会”(Theosophical Soclety)的创立者布拉瓦斯基(HP Blavatsky)在其代表作《神秘的教义》(The Secret Doctrire)一书说中提到了“香巴拉”神话，她声称自己与喜马拉雅先知(Adepts)的一个“伟大的白人兄弟会”(Great White Lodge)建立了联系。在布拉瓦斯基看来，“香巴拉”就像“伟大的白人兄弟会”的总部，是地球上一个有形的地方，但是只有世间有抱负的人才能看到。她说，印度和西藏的“圣人”(Mahatmas)，是来自“香巴拉”的超自然的人类。“香巴拉”是西藏的一个神秘的王国，那里保存着柏拉图所说的沉入海底的神秘岛“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秘密教义。“香巴拉”的居民是“亚特兰蒂斯”人民的后裔。“香巴拉”在佛教中的地位犹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的耶路撒冷。
1920年代，英国的新“通神论者”拜勒(Alice A Bailey 1880-949)将“香巴拉”视为超越太空行星可度量的范围的存在，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实在，是地球的统治神萨纳特王子(Sanat Kumara)的一个精神中心，居住着地球行星逻各斯(Planetary Logos of Earth)的最高的“阿凡达”(avatar，意为化身)，据说是神意的一种表达。拜勒还有许多关于“香巴拉武装”(Shambhalla Force)的论述。据罗列赫(Roerich)的回忆，她将“香巴拉”视为“宇宙之火的所在地”(the seat of Cosmic Fire)，是清除罪恶的力量。她将其说成是毁灭力量之源，用以驱逐教义的堕落形式，并建立一个纯洁的“新时代”。拜勒写道：“香巴拉是星球意识的充满活力的中心。”
俄罗斯“通神论者”尼古拉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86—1947)和海伦拉罗列赫(Helera Roerich，1874—1947)1924年到1928年带领一支探险队从印度出发
穿越戈壁沙漠，到达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脉寻找 “香巴拉”，旅程长达15500英里，跨越了世界上最高的35道山关，到了西藏、蒙古和中亚的阿尔泰地区。探险队的主要目标是研究植物，人种学和语言及绘画，但是尼古拉罗列赫声称他的主要目标是寻找“香巴拉”。
尼古拉罗列赫寻找“香巴拉”或许是受到了格伦维德尔(Grunwedel)《通往“香巴拉”之路》(Der Weg nach Shambhala)的启发和鼓舞，该书中有六世班禅喇嘛于1770年代撰写的藏文作品《通往香巴拉之路》(Sham-bha-la’i lam-yig)的译文。尼古拉罗列赫断定，“香巴拉”是印度一切教义的源泉。他们还将“香巴拉”的统治者称为“将与黑暗的君主战斗的火的君主”。1930年，尼古拉罗列赫在《在“香巴拉”——寻找一个新时代》(In Shambhala In Search of a New Era)中，将“香巴拉”描述为印度北部的一座圣城。尼古拉罗列赫还创制了“香巴拉武士”(shambhala Warriors)，1980年被噶举派活佛曲嘉伸巴(chogyam Trungpa)采用。在该书中，尼古拉罗列赫还暗示了“香巴拉”与北极的隐秘地“图勒”(Thule)的相同之处，他還提到了“香巴拉”与阿噶地(Agharti，Agarthi)的地下城市的联系，是喜马拉雅山的地下隧道将两者连接起来。1930年，尼古拉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出版《亚洲的心脏》(The Heart of Asia)。
1931年，乔治罗列赫(George N Roerich)发表《时轮研究》(studies in the Kalacakra)。勒佩吉(LePage)在评论乔治罗列赫时写道：“今天，俄罗斯的每座大城市都有一个罗列赫机构，表达他的基于乌托邦的香巴拉原则的一种新型觉醒的文明”。罗列赫阅读了卡布莱尔和卡瑟拉提出的对Xembala字母的新转写，将其译成更熟悉的cambhala，字母c是语言学上对sh的注释。他的小组声称已确定“香巴拉”在阿尔泰地区。1930年代，美国的农业部长华莱士(Hen ry Wallace)与罗列赫相遇后迷上了“香巴拉”，并资助罗列赫进行了寻找“香巴拉”的考察。华莱士后来当上了副总统，在打算竞选总统时因被揭露其对“香巴拉”的痴迷而放弃。伯恩鲍姆说：“假如罗斯福是在1944年选举之前而不是之后去世，一个深受西藏的‘香巴拉’神话影响的人就会成为美国总统”。
苏联间谍布鲁金(Yakov Blumkin)受“通神论”学说的鼓舞，于1926年和1928年两次率西藏探险队去寻找“香巴拉”。德国纳粹头子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赫斯(Rudolf Hess)也于1930年派遣一支德国探险队前往西藏，后来又于1934—1935年和1938—1939年两次前往西藏考察。一些神秘主义者记录了纳粹与“香巴拉”的联系，将“香巴拉”(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地下的阿噶达Aghartha王国)看成是由魔鬼的阴谋操纵的一个消极来源。
有的“通神论者”声称到过“香巴拉”。一位“通神论”学者、生活在墨尔本的英国人的妻子玛莉亚声称，她通过多次星际旅行，访问了“香巴拉”境内的一个隐居地(ashram)。她描述了一个社区，声称在那里看见了许多远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达的技术奇迹，还见到了访问过“香巴拉”的两个朋友，他们相互证实了返回正常的现实的经历。“香巴拉概念”的西方学理支撑
西方一些藏学家对“香巴拉”的记载和研究，为西方人的“香巴拉观”提供了学理支撑。
19世纪，西方藏学的鼻祖，匈牙利藏学家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在对西藏的佛教寺庙进行较长时期的考察时就知道了“香巴拉”，并在1833年撰写的《“时轮”和“阿底佛陀”系统起源考》(No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Kalachakra and Adi-Buddha Systems)一文中写道：“北方的一个神话般的国家，……位于北纬45—50。”。第一次提供了关于“香巴拉”的地理记载，这是西方最早的以“时轮”为题的材料。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A1exandra David-Neel》深入西藏考察、旅行，并从事研究很多年，1934年，她发表了《超人林(岭)格萨尔的生平》(The Superhu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她写道：先知是大力士们，他们不在乎重量，并以超人的速度奔跑。她将西藏幻想成为神秘魔幻的力量急剧增长的土地。美国唯灵论者多瑞尔(Morris Doreal 1902—1963)在《弥勒佛地——世界之主》(In Maitreya，Lord of the World)中写道“香巴拉”是西藏的“伟大的白人寺院”(Great White Temple of Tibet)，坐落在喜马拉雅山下75英里的地方。他将“香巴拉”描述为南北两半部分，南半部是先知和大师居住的地方，北半部是“阿凡达”(avatar)或世界之师弥勒(Maitreya)居住的地方。1969年，德裔美国藏学家霍夫曼(Hemut.H.R.Hoffman)发表《时轮研究之一——时轮密典中的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Kalacakra StudIes I：Manichaeism，Christianity，and Islam in the Kalacakra Tantra)。1970年，美国藏学家威利(Turrell Wylife)发表《哥伦布来自“香巴拉”吗?》(Was Christopher Columbus from Shambhala?)
俄国学者，信仰“香巴拉”的安德烈托马斯(Andrew Tomas，1906—2001)受到罗列赫进入西藏考察和寻找“香巴拉”的影响，并于1935年在上海遇见了尼古拉罗列赫。他说，罗列赫告诉他，确实发现了冈底斯山西北部的这个“神圣的地方”。托马斯认为，罗列赫关于“香巴拉”在冈底斯山西北北纬40—50度之间的喀喇昆仑山脉的说法是正确的。1977年，托马斯在伦敦出版了《香巴拉——光明的绿洲》(shambhala，Oasis of Light)，书中谈到，藏传佛教高僧认为，“香巴拉”的实际位置在冈底斯山主峰附近的某处，也可能在地球附近的某个空间，另有许多上师认为，“香巴拉”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每个人心中潜在的智慧和觉悟之源。托马斯将“香巴拉”称为“和平的绿洲”(Oasis of Peace)——在黑暗的行星中闪耀的一座灯塔。他说，在西方国家，“香巴拉”以其神秘而广为人知，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托马斯还出版了《我们并不孤独》(We Are Not Alone)和《亚特兰蒂斯——从传说到发现》(Atlantis，From Legend to Discovery)。 1970年代，美国人伯恩包姆(Edwin Bernbaum)多次前往尼泊尔、印度境内珠穆朗玛峰南麓的夏尔巴人居住区考察“香巴拉”，后来又在美国的藏族喇嘛的帮助下研究“香巴拉”，并于1980年代完成了博士论文《神秘之旅及其象征主义——佛教的“香巴拉”指南文献的演变研究》《The Mythic Journey and Its Symbollsm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Guldebooks to Shambhala in Relation to Their Antecedents in Hindu Mythology》。这一年他还出版了《通往“香巴拉”之路——寻找喜马拉雅山外的神秘王国》(The Way to Shambhala A Search for the Mythical Kingdom Beyond the Himalayas)，对“香巴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研究。
长期研究“香巴拉”的澳大利亚女学者勒佩吉(Victoria LePage)于1990年出版了《“香巴拉”——“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迷人真实》(shambhala The FascInating Truth behind the Myth of Shangr-La)。她說：“我认为，‘香巴拉’的观念还没有盛行，但是当它广为传播时，将拥有改造文明的巨大力量。这是未来的象征。我相信，要找到一种新的统一原则，我们的文明现在就必须带领其达到更高的能量，‘香巴拉’将成为新千年的伟大的典型。”“这个隐秘的王国并不总是秘而不宣，在未来将不再是这样。随着世界的演变，这个神圣的中心将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在更觉悟的时代到来之际，它将开放并充满光明，将会以不同的模式原则进行规划。……精神上师将从中出现，其创造的能量将涌入世界，从其取之不尽的充满物质的空间中培养新的宗教、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新的知识模式，并将确保灌顶传统安全畅通地从旧的轮回进入新的轮回。……生活在‘香巴拉’的超验的内部区域的人是它的发动机和动力源，他们的意识将转动法轮。他们是这个星球的最高权威，形成‘香巴拉’的统治核心，通过外部地区的隐居地和寺庙统治世界”。“西方中心观”和“东方主义”色彩
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中编造出的“香格里拉”模糊了西方人对“香巴拉”的认识，而且在两个概念之间实现了文化内涵上的转换
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fzon)中发明了“香格里拉”(shangrl-La)这个名称(西方人认为，这无疑是“香巴拉”的一种浪漫的讹误)，1937年，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好莱坞制片公司将其拍成电影，其主题歌《香格里拉》唱遍了全球。“香格里拉”在西方传播并被接受，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其影响之广，以至使西方人模糊了“香巴拉”与“香格里拉”的界限，甚至淡忘了“香巴拉”。或者说，“香格里拉”已等同甚至替代了“香巴拉”。希尔顿从来没有到过中国藏区，他所描绘和杜撰的“香格里拉”的来源和灵感主要还是来自西方前人关于“香巴拉”的记载、描述和想象，以及同时代的洛克等人在藏区考察的游记。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31年5月，外国人正慌乱地从印度巴斯库撤离，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从一个不明的地点飞往中亚的白沙瓦，结果被劫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雪山丛中，有一个叫“蓝月谷”的地方，一座巨大的宫殿“香格里拉”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汉人，还有一位漂亮的满族小姐。香格里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伦浴缸、大图书馆，三角钢琴，羽管键琴，还有从山下肥沃的谷地运来的食物。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公布于世间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只是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他们的高喇嘛已经活了250多岁。那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满族小姐实际上已经接近百岁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卫荣在分析小说中的描写时说：香格里拉的地理分布充分体现了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的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顶层，是一个平和的神权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外族的喇嘛们生活在屹立于宏伟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种植粮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这些就是西藏人，他们除了吃饭、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就不再会做什么了。在香格里拉，他们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只是仆人。沈卫荣进而总结说
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香格里拉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它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园。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中编造出“香格里拉”，不仅模糊了西方人对“香巴拉”的认识，而且在两个概念之间实现了文化内涵上的转换，进而植入了“西方中心观”和“东方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出版的关于“香巴拉”的论著主要是从佛教和精神层面去描述、想象和研究“香巴拉神话”和“香巴拉王国”，而关于“香格里拉”论著，则几乎都是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和探讨西方人的西藏观，很少涉及“香巴拉”本身。以“香格里拉”为题的论著《“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创造的神圣景观》(Myth of shangr-La：Tibet，Trave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Virtual Tibet：Search for shangri-La from Himalayas to Hollywood)、《“香格里拉”的围城——寻找西藏神圣的失落园》(siege of Shangri-La：The Quest for Tibet’s Sacred Hidden Paradise)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人的“香格里拉情结”
“新时代运动”，“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吸收和借鉴，导致西方人形成了“香格里拉情结”。
英国新“通神论者”拜勒的讲座和论著催生了“新时代”(New Age)运动，她将“新时代”并称 为“宝瓶座时代”(Aquarian Age)和“弥勒时代”(Age of Maitreya)。“新时代”运动自1960年兴起至今，经久不衰。包括著名的瑞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在内的许多“新时代”的作者，都描写过“香巴拉”。“新时代”、“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不仅影响了西方人的西藏观，而且都对藏传佛教描绘的神秘的精神王国“香巴拉”和希尔顿编造的“香格里拉”情有独钟，同时加入了寻找精神的“香巴拉”—“香格里拉”的行列。
无论文化的内涵有怎样的冲突，“香巴拉”—“香格里拉”满足西方人心理需求。自“香巴拉”传入西方之后，“香巴拉”—“香格里拉”一直牵动着西方人的眼睛，深入其心灵，一些西方人几乎完全忘却了“香格里拉”是一部虚构小说中一座寺庙的名字。西方人在寻找“香巴拉”—“香格里拉”的过程中，改变了对东方世界不屑一顾的神态，发现了东方的神奇魅力。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难以解答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其精神和信仰需求藏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是生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被物质文明异化，以“疏离”、“单一向度”和“妥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于是他们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觅出路，东方文明的奇葩——藏传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睐，而“香巴拉”—“香格里拉”由此成为他们精神的“庇护所”。
同时基于宗教需求，有西方人认为，藏传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佛教的佛、法、僧三宝，与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相通之处，西方宗教不能解答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可以在藏传佛教中找到答案。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宗教，包括佛教。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佛教被打上了“新时代”和“后现代”的烙印，出现了各种的“新佛教”，如“入世佛教”、“世俗佛教”、“世界佛教”、“第四乘”，“传媒佛教”等，佛教信徒也是五花八门，有“自由佛教徒”，“客户佛教徒”、“基督禅”、“犹太佛教徒”(“犹佛”)、“床边佛教徒”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成为西方人的“心灵良药”、“心理调味品”和放松压力的精神体验。藏传佛教被美国“占领”(见《美国占领藏传佛教》)，成为美国人“自助”和“自我偶像崇拜”的媒介和工具。具有浓郁藏传佛教色彩的神秘的“香巴拉”—“香格里拉”，顺乎其然地成了适合西方人宗教需求的精神王国。
目前，世界各地共有近200座的大、小香巴拉禅修中心，供学员修行、研习佛教和有关香巴拉法教的传统。1976年，噶举派活佛曲嘉伸巴(Chogyam Trungpa)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尔创办“香巴拉训练”(shambhala Training)课程，后来又创办了“香巴拉国际”(shambhala Internatlonal)、“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等他还把香巴拉原则，结合在传统的东方艺能训练之上，例如戏剧，插花艺术和弓道等。他将“香巴拉”之名用在他的讲经、修炼和佛教组织中。在他看来，“香巴拉”具有在人类智慧中的独立的基础，既不属于东方或西方，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
“香格里拉的囚徒”
西方人对“香格里拉”的神话化导致其自身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当西方的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化正在迅猛发展时，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具有一种种族优越感，怀着“西方中心论”和俯视的心态观察西藏，其言辞充斥着对西藏和藏族的贬低甚至诬蔑，以此来获得精神快感。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現代化时，才认识到理性、科技和物质主义乃至西方宗教并非万能，将目光投向东方文明，对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时，他们又带着朝圣心态看西藏，将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神化，出于“自助”(self-help)的心灵需要，制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Myth of Shangri-La)。正是由于对西藏的神化和误读，导致西方人自我设计了一个陷阱和牢笼——西方各种媒介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不断地迷惑着他们的西方读者，进而又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终被自我制造的“香格里拉”的神话所禁锢，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qri-La)。
“香巴拉”和“香格里拉”的世俗化，成为现实政治、大众文化和物质主义的工具、符号和品牌
将“香巴拉”用于政治和军事之中
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Agvan Dorjiev，1854—1938)在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转向俄罗斯寻求保护时，对达赖喇嘛说，俄罗斯是北部的“香巴拉王国”。
1902年，美国外交官和藏学先驱柔克义(W，W，Rockhill)编辑出版印度藏学家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拉萨和卫藏旅行记》(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其中讲到，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Agvan Dorjiev，1854—1938)在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转向俄罗斯寻求保护时，对达赖喇嘛说，俄罗斯是北部的“香巴拉王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保护着“时轮”教义，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宗喀巴的转世。1915年将六世班禅喇嘛的名著《通往香巴拉之路》译威德文(Der Weg nach shambhala)的德国中亚探险家格伦维德尔(Grunwedel)也说，曾充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侍讲(参宁堪布)的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将罗曼洛夫王朝视为“香巴拉”的统治者的后裔。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香巴拉”概念第一次被应用于国际政治目的。
1937年，日本占领内蒙古之后，再次将“香巴拉”神话用于政治目的。为了设法赢得蒙古人臣服和忠顺，广泛宣传日本就是“香巴拉”。还有一种解释假定“香巴拉”是一个真实的王国，其地理位置能在殖民地时期前的菲律宾找到(the Last Pure Land)。
在电影《东京上空的30秒》中，有美国飞机在著名的1942年“杜利德突袭”(Doolittle Raid)中轰炸日本的镜头，当时一新闻记者们问罗斯福总统，这些飞机是从何处起飞的，罗斯福回答说：“香格里拉”。当时，“香格里拉”是美国空军的一个军事基地。此后罗斯福批准在马里兰修建的总统隐居地，名称定为“香格里拉”既现在著名的戴维营(camp David)。另外，美国人还曾经把他们的航空母舰取名为“香格里拉”。
成为文化符号的“香巴拉”—“香格里拉”
在电影、电视、音乐、连环画中，甚至在游戏和娱乐活动中，“香巴拉”，“香格里拉”都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香巴拉”—“香格里拉”对东西方文化和精神生活 都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不仅体现在电影、电视、音乐，连环画中，甚至在游戏和娱乐活动中，“香巴拉”—“香格里拉”都是重要的文化符号。1937年，卡普拉(Frank Capra)根据希尔顿的同名小说改编。导演《消失的地平线》。1973年，夏洛特(charles Jarrott)根据同名小说导演音乐电影《消失的地平线》。在1985年的影片《巴西》(Brazil)中，主角洛瑞(sam Lowry)参观了一座名叫“香格里拉塔”(Shangrila Towers)的公寓。在1992年影片《罕见的好人》(A Few Good Men)中，杰瑟普(ColJessep)讽刺地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称为“香格里拉”。在1992年电影《不能跳跃的白人》(White Men Can’t Jump)中比利(Billy，Woody Harrelsod)和格洛里亚(Gloria，Rosie Perez)下榻干威利斯海滩(Venice Beach)的一座“香格里拉”饭店。在2003年影片《俊妞》(The Cooler)中，“香格里拉”是电影的中心赌城的名称。在2004年描绘“香格里拉”的电视影片《探寻光束的图书管理员》(The Librarian：Quest for the Spear)中，弗莱恩(Flynn)和尼科尔(Nicole)从“香格里拉”中找到了“命运光束”(spear of Destiny)的第三道光束。在2004年电影《幽灵》(spectres)中提到了“香格里拉”。女演员瑟尔蒂斯(Marina Sirtis)在描述她将和自己有自杀念头的女儿搬进去的一座避暑住宅时，使用了“香格里拉”一词。在2004年的影片《空中上尉与未来世界》(sky Captain and the World of Tomorrow)中，苏里万(Joseph Sullivan)和帕金斯(Polloy Perkins)在尼泊尔发现“香格里拉”。2008年，日本的电影制片厂Gonzo公司制作了动画系列《香格里拉》(shangri-La(novel))。
此外，英国的电视系列片(Blackpool)中，“香格里拉”是霍登(Holden)家族房屋的名称。日本摇滚乐团D=OUT的一首歌名叫“香格里拉”(shingri-La)。“香格里拉”也是觉林(Gerard Joling)为1988年欧洲歌咏比赛演唱的一首歌曲。美国的摇滚乐队“三只狗之夜”(Three Dog Night)1973年的一个唱片集中录制了名为“香巴拉”的歌曲。莫尔(Danlel Moore)在抒情诗中写道：“用‘香巴拉’的雨洗去我的烦恼，洗去我的痛苦”。在(Machiavelli)的一座城市里，王子名叫“香格里拉”。在游戏(Tradewinds)中，“香格里拉”是一座“漂浮的城市”(Floatmg City)，也是著名的“海盗城”(Pirate City)。在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消失的象征》(The Lost Symbol)中提到了“香格里拉”。在各种不同的现代喜剧(连环画)图书中，包括《阴影》(The Shadow)、《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公元2000年》(2000AD)、《第6号怪兽》(Gargoyles #6)和《军阀》(Warlord)，都借用了“香巴拉”。皮恩琼(Thomas Pynchon)在其2006年出版的小说(Against the Day)中，包含有“香巴拉”。据他的描述，“香巴拉”是一座地下城市，并且是20世纪初欧洲列强热切搜寻的目标，其中包括几艘沉船。在2009年的游戲《未探测地2：在盗贼中》(uncharted 2：Among Thieves)中，其中的歌曲提到了“香巴拉”，并说试图到达“香巴拉”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92年从中国返回家乡的倒霉旅行的理由。游戏的最后一章发生在“香巴拉”，被描绘成生长着“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的一座大型的废墟城市。
商业化的“香巴拉”—“香格里拉”
“香巴拉”，“香格里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特色品牌
希尔顿创造的“香格里拉”，不但促进了“香巴拉”西化，而且淡化了“香巴拉”宗教色彩和神圣光环，进而更加加剧了“香格里拉”世俗化的进程。本来“香巴拉”只是一个佛教世界中的精神王国
但是如今
它被赋予了浓郁的世俗色彩，人们企望将“香巴拉”变成地球上和人间的一个真实的地方。世俗社会对“香巴拉”的影响以及“香巴拉”对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影响，使“香巴拉”—“香格里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特色品牌。
在网络的搜索引擎上键入“香巴拉”或“香格里拉”，你会发现以这两个词为名称的企业多如牛毛。1971年，香港企业家郭氏家族将“香格里拉”的名称买断，成立“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现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台北，以及尼泊尔、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美国、中东等地有62家“香格里拉酒店”，该集团还将在欧洲开设酒店。“香格里拉”同时也成为许多休假胜地，宾馆、饭店和旅行社的名称。另外，“香格里拉”还被抢着注册为烟、酒、茶叶、药材等其他商品名称。
美国人龙安志(Laurence J，Brahm)到中国享受文化和精神生活，他不仅拥有北京的四合院，还前往西藏，据称在拉萨八廓街的一家小古董店发现了“香巴拉经文”并买下，从而踏上了寻找精神的“香巴拉”之路。在经文的指导下，他深入西藏最偏远的地方，随后出版了《香巴拉——西藏西部的艰难旅程》(shambhala：The Road Less Travelled in Western Tibet)等书。龙安志在拉萨开办了“香巴拉宫”，并说“是以西藏传统文化理念集住宿和餐饮为一体的纯藏式酒店”，奢望“鱼与熊掌兼得”，兼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
尽管自己经营着“香巴拉宫”很是惬意，但龙安志对别人的“香巴拉”—“香格里拉”情结却颇有微词，他在书中写道：“丽江，是云南的一个古城。那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4个汉字：‘香格里拉’。所以丽江打出广告说，它就是香格里拉。结果游客蜂拥而去。但另一个地方，云南中甸县，也说他们那里是香格里拉。游客又开始往那里跑。四川也有一些人说，香格里拉在他们那里。于是，大家卷入了一场争论。
他们争相取得冠名权并包装和销售香格里拉的背后，都只是在瞄准游客的钱袋。
在中国之外，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以及尼泊尔和不丹等国某地，都自称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藏民族信仰中的“香巴拉概念源于佛教经典《时轮经》。公元前7世纪“香巴拉”就伴随着佛教经典在印度诞生，直到11世纪，藏文经典《大藏经》的《丹珠尔》中才第一次正式记录和描述了香巴拉国。
自“香巴拉”信仰产生以来，西藏的佛教徒们以及南亚、中亚和西方的一些民族和人群朝思暮想，心向往之，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和想象力描绘了千百幅“香巴拉图”，想象出无数条通往“香巴拉”的路线，撰写出许多关于“香巴拉”的论著，进行了无数次前赴后继的寻找“香巴拉”的旅程。尽管现实中的“香巴拉国”从来都没有被发现，它的存在也没有得到过真实的证明，但是“香巴拉”却仍被世界八大宗教认同和尊崇。
藏民族认为“香巴拉”在西藏北部或中亚，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徒认为“香巴拉”这个隐秘的王国将会在阿尔泰山脉的某处被发现，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认为“香巴拉”位于天山山脉，阿富汗的苏菲教徒认为“香巴拉”在帕米尔山脉：中国的道教信徒把“西王母宫”与“香巴拉”概念相混淆，認为“香巴拉”在昆仑山脉东端，吉尔吉斯人认为“香巴拉”在同一山脉的西端，一些蒙古人认为“香巴拉”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某些山谷，各地的蒙古族都相信蒙古是北部的“香巴拉”国，也有人说“香巴拉”可能在北极。
自“香巴拉”问世以来，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对这个神秘的王国进行了带有不同民族特点、文化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想象、描述和分析，本文着重从西方视野和现实社会两个视角考察和认识“香巴拉”，以揭示“香巴拉”的西化和世俗化的演变轨迹。
西方人对“香巴拉”的了解、认识、接受、寻找和想象，导致了“香巴拉”的西化和“香格里拉”的产生
直到17世纪20年代，“香巴拉”诞生2400多年后，西方人才从西藏等地知道了“香巴拉”神话和传说中神秘的“香巴拉”王国。随后，西方人在描述和想象“香巴拉”的同时，前赴后继地前往中亚及西藏寻找“香巴拉”，并出版了不少关于“香巴拉”的书籍。
“香巴拉”神话传到西方，一些有关的内容出现在神秘运动中，这些神秘运动者有时将佛教的“香巴拉”观念与来自其他信仰系统的某些观念混为一谈，还有一些内容催生了寻找“香巴拉”的探险；20世纪以后“香巴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香格里拉”一词覆盖，进而催生了更多世俗倾向的变化。
“香巴拉”的西化过程体现了西方人对“香巴拉”在观念层面的接受和改造，其明显的标志就是，西方人将“香巴拉”西化成了“香格里拉”。
传教士发现“香巴拉”
葡萄牙传教士于17世纪“发现”“香巴拉”，引起西方人对东方这个神秘王国的好奇心。
最初传到西方文明中的关于“香巴拉”的信息，来自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卡布莱尔(Cabrel)和卡瑟拉(Estev?o Cacella)，他们听说了“香巴拉”(Shambala.转写成Xembala)，并认为这是中国(Cathay or china)的别称。1627年，他们前往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回到印度。卡布莱尔来自日喀则的简要的地理记录和卡瑟拉来自不丹的报告都提到“香巴拉”，并将Shambhala拼写成Xembala这是欧洲语言中第一次提及“香巴拉”。美国学者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在《香格里拉的囚徒》(Prlsoners of shangra-La，1998年)一书中说：“欧洲人卡瑟拉(cacella)和卡布莱尔(Cabral)首先提及‘香巴拉’的说法是可信的”。安德烈托马斯也写道：“天主教传教士卡瑟拉(Stephen Cacella)和卡布莱尔(John cabral)是现代史上在大约350年前就记录‘香巴拉’的第一批欧洲人”。“卡瑟拉神父……记录了这个‘著名的国家’的存在，他在日喀则住了23年，并于1650年在那里去世。这位喇嘛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们甚至将他带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北方的‘香巴拉’(Chang Shambhala)”。在20世纪以前，西藏几乎是西方人的禁地，只有一些传教士和探险家进入西藏，因此，西方关于“香巴拉”的记载和描述非常杂乱和随意。西方对“香巴拉”的迷恋是基干“时轮”传统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记载，或者完全是捏造。
神通论启发西方人想像香巴托的灵感
以“通神论者”为首的一批西方人积极接受“香巴拉”的观念，继而对之进行了丰富的想象和描述，并开展了多次探险式的寻找。
19世纪开始，“通神论”启发了西方人描述和想象“香巴拉”的灵感，燃起了西方人寻找“香巴拉”的热情和勇气。1888年，“通神论协会”(Theosophical Soclety)的创立者布拉瓦斯基(HP Blavatsky)在其代表作《神秘的教义》(The Secret Doctrire)一书说中提到了“香巴拉”神话，她声称自己与喜马拉雅先知(Adepts)的一个“伟大的白人兄弟会”(Great White Lodge)建立了联系。在布拉瓦斯基看来，“香巴拉”就像“伟大的白人兄弟会”的总部，是地球上一个有形的地方，但是只有世间有抱负的人才能看到。她说，印度和西藏的“圣人”(Mahatmas)，是来自“香巴拉”的超自然的人类。“香巴拉”是西藏的一个神秘的王国，那里保存着柏拉图所说的沉入海底的神秘岛“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秘密教义。“香巴拉”的居民是“亚特兰蒂斯”人民的后裔。“香巴拉”在佛教中的地位犹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的耶路撒冷。
1920年代，英国的新“通神论者”拜勒(Alice A Bailey 1880-949)将“香巴拉”视为超越太空行星可度量的范围的存在，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实在，是地球的统治神萨纳特王子(Sanat Kumara)的一个精神中心，居住着地球行星逻各斯(Planetary Logos of Earth)的最高的“阿凡达”(avatar，意为化身)，据说是神意的一种表达。拜勒还有许多关于“香巴拉武装”(Shambhalla Force)的论述。据罗列赫(Roerich)的回忆，她将“香巴拉”视为“宇宙之火的所在地”(the seat of Cosmic Fire)，是清除罪恶的力量。她将其说成是毁灭力量之源，用以驱逐教义的堕落形式，并建立一个纯洁的“新时代”。拜勒写道：“香巴拉是星球意识的充满活力的中心。”
俄罗斯“通神论者”尼古拉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86—1947)和海伦拉罗列赫(Helera Roerich，1874—1947)1924年到1928年带领一支探险队从印度出发
穿越戈壁沙漠，到达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脉寻找 “香巴拉”，旅程长达15500英里，跨越了世界上最高的35道山关，到了西藏、蒙古和中亚的阿尔泰地区。探险队的主要目标是研究植物，人种学和语言及绘画，但是尼古拉罗列赫声称他的主要目标是寻找“香巴拉”。
尼古拉罗列赫寻找“香巴拉”或许是受到了格伦维德尔(Grunwedel)《通往“香巴拉”之路》(Der Weg nach Shambhala)的启发和鼓舞，该书中有六世班禅喇嘛于1770年代撰写的藏文作品《通往香巴拉之路》(Sham-bha-la’i lam-yig)的译文。尼古拉罗列赫断定，“香巴拉”是印度一切教义的源泉。他们还将“香巴拉”的统治者称为“将与黑暗的君主战斗的火的君主”。1930年，尼古拉罗列赫在《在“香巴拉”——寻找一个新时代》(In Shambhala In Search of a New Era)中，将“香巴拉”描述为印度北部的一座圣城。尼古拉罗列赫还创制了“香巴拉武士”(shambhala Warriors)，1980年被噶举派活佛曲嘉伸巴(chogyam Trungpa)采用。在该书中，尼古拉罗列赫还暗示了“香巴拉”与北极的隐秘地“图勒”(Thule)的相同之处，他還提到了“香巴拉”与阿噶地(Agharti，Agarthi)的地下城市的联系，是喜马拉雅山的地下隧道将两者连接起来。1930年，尼古拉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出版《亚洲的心脏》(The Heart of Asia)。
1931年，乔治罗列赫(George N Roerich)发表《时轮研究》(studies in the Kalacakra)。勒佩吉(LePage)在评论乔治罗列赫时写道：“今天，俄罗斯的每座大城市都有一个罗列赫机构，表达他的基于乌托邦的香巴拉原则的一种新型觉醒的文明”。罗列赫阅读了卡布莱尔和卡瑟拉提出的对Xembala字母的新转写，将其译成更熟悉的cambhala，字母c是语言学上对sh的注释。他的小组声称已确定“香巴拉”在阿尔泰地区。1930年代，美国的农业部长华莱士(Hen ry Wallace)与罗列赫相遇后迷上了“香巴拉”，并资助罗列赫进行了寻找“香巴拉”的考察。华莱士后来当上了副总统，在打算竞选总统时因被揭露其对“香巴拉”的痴迷而放弃。伯恩鲍姆说：“假如罗斯福是在1944年选举之前而不是之后去世，一个深受西藏的‘香巴拉’神话影响的人就会成为美国总统”。
苏联间谍布鲁金(Yakov Blumkin)受“通神论”学说的鼓舞，于1926年和1928年两次率西藏探险队去寻找“香巴拉”。德国纳粹头子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赫斯(Rudolf Hess)也于1930年派遣一支德国探险队前往西藏，后来又于1934—1935年和1938—1939年两次前往西藏考察。一些神秘主义者记录了纳粹与“香巴拉”的联系，将“香巴拉”(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地下的阿噶达Aghartha王国)看成是由魔鬼的阴谋操纵的一个消极来源。
有的“通神论者”声称到过“香巴拉”。一位“通神论”学者、生活在墨尔本的英国人的妻子玛莉亚声称，她通过多次星际旅行，访问了“香巴拉”境内的一个隐居地(ashram)。她描述了一个社区，声称在那里看见了许多远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达的技术奇迹，还见到了访问过“香巴拉”的两个朋友，他们相互证实了返回正常的现实的经历。“香巴拉概念”的西方学理支撑
西方一些藏学家对“香巴拉”的记载和研究，为西方人的“香巴拉观”提供了学理支撑。
19世纪，西方藏学的鼻祖，匈牙利藏学家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在对西藏的佛教寺庙进行较长时期的考察时就知道了“香巴拉”，并在1833年撰写的《“时轮”和“阿底佛陀”系统起源考》(No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Kalachakra and Adi-Buddha Systems)一文中写道：“北方的一个神话般的国家，……位于北纬45—50。”。第一次提供了关于“香巴拉”的地理记载，这是西方最早的以“时轮”为题的材料。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A1exandra David-Neel》深入西藏考察、旅行，并从事研究很多年，1934年，她发表了《超人林(岭)格萨尔的生平》(The Superhu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她写道：先知是大力士们，他们不在乎重量，并以超人的速度奔跑。她将西藏幻想成为神秘魔幻的力量急剧增长的土地。美国唯灵论者多瑞尔(Morris Doreal 1902—1963)在《弥勒佛地——世界之主》(In Maitreya，Lord of the World)中写道“香巴拉”是西藏的“伟大的白人寺院”(Great White Temple of Tibet)，坐落在喜马拉雅山下75英里的地方。他将“香巴拉”描述为南北两半部分，南半部是先知和大师居住的地方，北半部是“阿凡达”(avatar)或世界之师弥勒(Maitreya)居住的地方。1969年，德裔美国藏学家霍夫曼(Hemut.H.R.Hoffman)发表《时轮研究之一——时轮密典中的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Kalacakra StudIes I：Manichaeism，Christianity，and Islam in the Kalacakra Tantra)。1970年，美国藏学家威利(Turrell Wylife)发表《哥伦布来自“香巴拉”吗?》(Was Christopher Columbus from Shambhala?)
俄国学者，信仰“香巴拉”的安德烈托马斯(Andrew Tomas，1906—2001)受到罗列赫进入西藏考察和寻找“香巴拉”的影响，并于1935年在上海遇见了尼古拉罗列赫。他说，罗列赫告诉他，确实发现了冈底斯山西北部的这个“神圣的地方”。托马斯认为，罗列赫关于“香巴拉”在冈底斯山西北北纬40—50度之间的喀喇昆仑山脉的说法是正确的。1977年，托马斯在伦敦出版了《香巴拉——光明的绿洲》(shambhala，Oasis of Light)，书中谈到，藏传佛教高僧认为，“香巴拉”的实际位置在冈底斯山主峰附近的某处，也可能在地球附近的某个空间，另有许多上师认为，“香巴拉”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每个人心中潜在的智慧和觉悟之源。托马斯将“香巴拉”称为“和平的绿洲”(Oasis of Peace)——在黑暗的行星中闪耀的一座灯塔。他说，在西方国家，“香巴拉”以其神秘而广为人知，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托马斯还出版了《我们并不孤独》(We Are Not Alone)和《亚特兰蒂斯——从传说到发现》(Atlantis，From Legend to Discovery)。 1970年代，美国人伯恩包姆(Edwin Bernbaum)多次前往尼泊尔、印度境内珠穆朗玛峰南麓的夏尔巴人居住区考察“香巴拉”，后来又在美国的藏族喇嘛的帮助下研究“香巴拉”，并于1980年代完成了博士论文《神秘之旅及其象征主义——佛教的“香巴拉”指南文献的演变研究》《The Mythic Journey and Its Symbollsm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Guldebooks to Shambhala in Relation to Their Antecedents in Hindu Mythology》。这一年他还出版了《通往“香巴拉”之路——寻找喜马拉雅山外的神秘王国》(The Way to Shambhala A Search for the Mythical Kingdom Beyond the Himalayas)，对“香巴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研究。
长期研究“香巴拉”的澳大利亚女学者勒佩吉(Victoria LePage)于1990年出版了《“香巴拉”——“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迷人真实》(shambhala The FascInating Truth behind the Myth of Shangr-La)。她說：“我认为，‘香巴拉’的观念还没有盛行，但是当它广为传播时，将拥有改造文明的巨大力量。这是未来的象征。我相信，要找到一种新的统一原则，我们的文明现在就必须带领其达到更高的能量，‘香巴拉’将成为新千年的伟大的典型。”“这个隐秘的王国并不总是秘而不宣，在未来将不再是这样。随着世界的演变，这个神圣的中心将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在更觉悟的时代到来之际，它将开放并充满光明，将会以不同的模式原则进行规划。……精神上师将从中出现，其创造的能量将涌入世界，从其取之不尽的充满物质的空间中培养新的宗教、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新的知识模式，并将确保灌顶传统安全畅通地从旧的轮回进入新的轮回。……生活在‘香巴拉’的超验的内部区域的人是它的发动机和动力源，他们的意识将转动法轮。他们是这个星球的最高权威，形成‘香巴拉’的统治核心，通过外部地区的隐居地和寺庙统治世界”。“西方中心观”和“东方主义”色彩
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中编造出的“香格里拉”模糊了西方人对“香巴拉”的认识，而且在两个概念之间实现了文化内涵上的转换
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fzon)中发明了“香格里拉”(shangrl-La)这个名称(西方人认为，这无疑是“香巴拉”的一种浪漫的讹误)，1937年，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好莱坞制片公司将其拍成电影，其主题歌《香格里拉》唱遍了全球。“香格里拉”在西方传播并被接受，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其影响之广，以至使西方人模糊了“香巴拉”与“香格里拉”的界限，甚至淡忘了“香巴拉”。或者说，“香格里拉”已等同甚至替代了“香巴拉”。希尔顿从来没有到过中国藏区，他所描绘和杜撰的“香格里拉”的来源和灵感主要还是来自西方前人关于“香巴拉”的记载、描述和想象，以及同时代的洛克等人在藏区考察的游记。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31年5月，外国人正慌乱地从印度巴斯库撤离，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从一个不明的地点飞往中亚的白沙瓦，结果被劫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雪山丛中，有一个叫“蓝月谷”的地方，一座巨大的宫殿“香格里拉”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汉人，还有一位漂亮的满族小姐。香格里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伦浴缸、大图书馆，三角钢琴，羽管键琴，还有从山下肥沃的谷地运来的食物。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公布于世间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只是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他们的高喇嘛已经活了250多岁。那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满族小姐实际上已经接近百岁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卫荣在分析小说中的描写时说：香格里拉的地理分布充分体现了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的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顶层，是一个平和的神权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外族的喇嘛们生活在屹立于宏伟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种植粮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这些就是西藏人，他们除了吃饭、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就不再会做什么了。在香格里拉，他们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只是仆人。沈卫荣进而总结说
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香格里拉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它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园。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中编造出“香格里拉”，不仅模糊了西方人对“香巴拉”的认识，而且在两个概念之间实现了文化内涵上的转换，进而植入了“西方中心观”和“东方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出版的关于“香巴拉”的论著主要是从佛教和精神层面去描述、想象和研究“香巴拉神话”和“香巴拉王国”，而关于“香格里拉”论著，则几乎都是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和探讨西方人的西藏观，很少涉及“香巴拉”本身。以“香格里拉”为题的论著《“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创造的神圣景观》(Myth of shangr-La：Tibet，Trave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Virtual Tibet：Search for shangri-La from Himalayas to Hollywood)、《“香格里拉”的围城——寻找西藏神圣的失落园》(siege of Shangri-La：The Quest for Tibet’s Sacred Hidden Paradise)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人的“香格里拉情结”
“新时代运动”，“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吸收和借鉴，导致西方人形成了“香格里拉情结”。
英国新“通神论者”拜勒的讲座和论著催生了“新时代”(New Age)运动，她将“新时代”并称 为“宝瓶座时代”(Aquarian Age)和“弥勒时代”(Age of Maitreya)。“新时代”运动自1960年兴起至今，经久不衰。包括著名的瑞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在内的许多“新时代”的作者，都描写过“香巴拉”。“新时代”、“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不仅影响了西方人的西藏观，而且都对藏传佛教描绘的神秘的精神王国“香巴拉”和希尔顿编造的“香格里拉”情有独钟，同时加入了寻找精神的“香巴拉”—“香格里拉”的行列。
无论文化的内涵有怎样的冲突，“香巴拉”—“香格里拉”满足西方人心理需求。自“香巴拉”传入西方之后，“香巴拉”—“香格里拉”一直牵动着西方人的眼睛，深入其心灵，一些西方人几乎完全忘却了“香格里拉”是一部虚构小说中一座寺庙的名字。西方人在寻找“香巴拉”—“香格里拉”的过程中，改变了对东方世界不屑一顾的神态，发现了东方的神奇魅力。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难以解答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其精神和信仰需求藏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是生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被物质文明异化，以“疏离”、“单一向度”和“妥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于是他们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觅出路，东方文明的奇葩——藏传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睐，而“香巴拉”—“香格里拉”由此成为他们精神的“庇护所”。
同时基于宗教需求，有西方人认为，藏传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佛教的佛、法、僧三宝，与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相通之处，西方宗教不能解答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可以在藏传佛教中找到答案。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宗教，包括佛教。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佛教被打上了“新时代”和“后现代”的烙印，出现了各种的“新佛教”，如“入世佛教”、“世俗佛教”、“世界佛教”、“第四乘”，“传媒佛教”等，佛教信徒也是五花八门，有“自由佛教徒”，“客户佛教徒”、“基督禅”、“犹太佛教徒”(“犹佛”)、“床边佛教徒”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成为西方人的“心灵良药”、“心理调味品”和放松压力的精神体验。藏传佛教被美国“占领”(见《美国占领藏传佛教》)，成为美国人“自助”和“自我偶像崇拜”的媒介和工具。具有浓郁藏传佛教色彩的神秘的“香巴拉”—“香格里拉”，顺乎其然地成了适合西方人宗教需求的精神王国。
目前，世界各地共有近200座的大、小香巴拉禅修中心，供学员修行、研习佛教和有关香巴拉法教的传统。1976年，噶举派活佛曲嘉伸巴(Chogyam Trungpa)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尔创办“香巴拉训练”(shambhala Training)课程，后来又创办了“香巴拉国际”(shambhala Internatlonal)、“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等他还把香巴拉原则，结合在传统的东方艺能训练之上，例如戏剧，插花艺术和弓道等。他将“香巴拉”之名用在他的讲经、修炼和佛教组织中。在他看来，“香巴拉”具有在人类智慧中的独立的基础，既不属于东方或西方，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
“香格里拉的囚徒”
西方人对“香格里拉”的神话化导致其自身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当西方的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化正在迅猛发展时，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具有一种种族优越感，怀着“西方中心论”和俯视的心态观察西藏，其言辞充斥着对西藏和藏族的贬低甚至诬蔑，以此来获得精神快感。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現代化时，才认识到理性、科技和物质主义乃至西方宗教并非万能，将目光投向东方文明，对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时，他们又带着朝圣心态看西藏，将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神化，出于“自助”(self-help)的心灵需要，制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Myth of Shangri-La)。正是由于对西藏的神化和误读，导致西方人自我设计了一个陷阱和牢笼——西方各种媒介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话”，不断地迷惑着他们的西方读者，进而又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终被自我制造的“香格里拉”的神话所禁锢，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qri-La)。
“香巴拉”和“香格里拉”的世俗化，成为现实政治、大众文化和物质主义的工具、符号和品牌
将“香巴拉”用于政治和军事之中
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Agvan Dorjiev，1854—1938)在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转向俄罗斯寻求保护时，对达赖喇嘛说，俄罗斯是北部的“香巴拉王国”。
1902年，美国外交官和藏学先驱柔克义(W，W，Rockhill)编辑出版印度藏学家达斯(sarat chandra Das)的《拉萨和卫藏旅行记》(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其中讲到，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Agvan Dorjiev，1854—1938)在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转向俄罗斯寻求保护时，对达赖喇嘛说，俄罗斯是北部的“香巴拉王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保护着“时轮”教义，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宗喀巴的转世。1915年将六世班禅喇嘛的名著《通往香巴拉之路》译威德文(Der Weg nach shambhala)的德国中亚探险家格伦维德尔(Grunwedel)也说，曾充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侍讲(参宁堪布)的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将罗曼洛夫王朝视为“香巴拉”的统治者的后裔。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香巴拉”概念第一次被应用于国际政治目的。
1937年，日本占领内蒙古之后，再次将“香巴拉”神话用于政治目的。为了设法赢得蒙古人臣服和忠顺，广泛宣传日本就是“香巴拉”。还有一种解释假定“香巴拉”是一个真实的王国，其地理位置能在殖民地时期前的菲律宾找到(the Last Pure Land)。
在电影《东京上空的30秒》中，有美国飞机在著名的1942年“杜利德突袭”(Doolittle Raid)中轰炸日本的镜头，当时一新闻记者们问罗斯福总统，这些飞机是从何处起飞的，罗斯福回答说：“香格里拉”。当时，“香格里拉”是美国空军的一个军事基地。此后罗斯福批准在马里兰修建的总统隐居地，名称定为“香格里拉”既现在著名的戴维营(camp David)。另外，美国人还曾经把他们的航空母舰取名为“香格里拉”。
成为文化符号的“香巴拉”—“香格里拉”
在电影、电视、音乐、连环画中，甚至在游戏和娱乐活动中，“香巴拉”，“香格里拉”都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香巴拉”—“香格里拉”对东西方文化和精神生活 都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不仅体现在电影、电视、音乐，连环画中，甚至在游戏和娱乐活动中，“香巴拉”—“香格里拉”都是重要的文化符号。1937年，卡普拉(Frank Capra)根据希尔顿的同名小说改编。导演《消失的地平线》。1973年，夏洛特(charles Jarrott)根据同名小说导演音乐电影《消失的地平线》。在1985年的影片《巴西》(Brazil)中，主角洛瑞(sam Lowry)参观了一座名叫“香格里拉塔”(Shangrila Towers)的公寓。在1992年影片《罕见的好人》(A Few Good Men)中，杰瑟普(ColJessep)讽刺地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称为“香格里拉”。在1992年电影《不能跳跃的白人》(White Men Can’t Jump)中比利(Billy，Woody Harrelsod)和格洛里亚(Gloria，Rosie Perez)下榻干威利斯海滩(Venice Beach)的一座“香格里拉”饭店。在2003年影片《俊妞》(The Cooler)中，“香格里拉”是电影的中心赌城的名称。在2004年描绘“香格里拉”的电视影片《探寻光束的图书管理员》(The Librarian：Quest for the Spear)中，弗莱恩(Flynn)和尼科尔(Nicole)从“香格里拉”中找到了“命运光束”(spear of Destiny)的第三道光束。在2004年电影《幽灵》(spectres)中提到了“香格里拉”。女演员瑟尔蒂斯(Marina Sirtis)在描述她将和自己有自杀念头的女儿搬进去的一座避暑住宅时，使用了“香格里拉”一词。在2004年的影片《空中上尉与未来世界》(sky Captain and the World of Tomorrow)中，苏里万(Joseph Sullivan)和帕金斯(Polloy Perkins)在尼泊尔发现“香格里拉”。2008年，日本的电影制片厂Gonzo公司制作了动画系列《香格里拉》(shangri-La(novel))。
此外，英国的电视系列片(Blackpool)中，“香格里拉”是霍登(Holden)家族房屋的名称。日本摇滚乐团D=OUT的一首歌名叫“香格里拉”(shingri-La)。“香格里拉”也是觉林(Gerard Joling)为1988年欧洲歌咏比赛演唱的一首歌曲。美国的摇滚乐队“三只狗之夜”(Three Dog Night)1973年的一个唱片集中录制了名为“香巴拉”的歌曲。莫尔(Danlel Moore)在抒情诗中写道：“用‘香巴拉’的雨洗去我的烦恼，洗去我的痛苦”。在(Machiavelli)的一座城市里，王子名叫“香格里拉”。在游戏(Tradewinds)中，“香格里拉”是一座“漂浮的城市”(Floatmg City)，也是著名的“海盗城”(Pirate City)。在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消失的象征》(The Lost Symbol)中提到了“香格里拉”。在各种不同的现代喜剧(连环画)图书中，包括《阴影》(The Shadow)、《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公元2000年》(2000AD)、《第6号怪兽》(Gargoyles #6)和《军阀》(Warlord)，都借用了“香巴拉”。皮恩琼(Thomas Pynchon)在其2006年出版的小说(Against the Day)中，包含有“香巴拉”。据他的描述，“香巴拉”是一座地下城市，并且是20世纪初欧洲列强热切搜寻的目标，其中包括几艘沉船。在2009年的游戲《未探测地2：在盗贼中》(uncharted 2：Among Thieves)中，其中的歌曲提到了“香巴拉”，并说试图到达“香巴拉”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92年从中国返回家乡的倒霉旅行的理由。游戏的最后一章发生在“香巴拉”，被描绘成生长着“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的一座大型的废墟城市。
商业化的“香巴拉”—“香格里拉”
“香巴拉”，“香格里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特色品牌
希尔顿创造的“香格里拉”，不但促进了“香巴拉”西化，而且淡化了“香巴拉”宗教色彩和神圣光环，进而更加加剧了“香格里拉”世俗化的进程。本来“香巴拉”只是一个佛教世界中的精神王国
但是如今
它被赋予了浓郁的世俗色彩，人们企望将“香巴拉”变成地球上和人间的一个真实的地方。世俗社会对“香巴拉”的影响以及“香巴拉”对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影响，使“香巴拉”—“香格里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特色品牌。
在网络的搜索引擎上键入“香巴拉”或“香格里拉”，你会发现以这两个词为名称的企业多如牛毛。1971年，香港企业家郭氏家族将“香格里拉”的名称买断，成立“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现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台北，以及尼泊尔、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美国、中东等地有62家“香格里拉酒店”，该集团还将在欧洲开设酒店。“香格里拉”同时也成为许多休假胜地，宾馆、饭店和旅行社的名称。另外，“香格里拉”还被抢着注册为烟、酒、茶叶、药材等其他商品名称。
美国人龙安志(Laurence J，Brahm)到中国享受文化和精神生活，他不仅拥有北京的四合院，还前往西藏，据称在拉萨八廓街的一家小古董店发现了“香巴拉经文”并买下，从而踏上了寻找精神的“香巴拉”之路。在经文的指导下，他深入西藏最偏远的地方，随后出版了《香巴拉——西藏西部的艰难旅程》(shambhala：The Road Less Travelled in Western Tibet)等书。龙安志在拉萨开办了“香巴拉宫”，并说“是以西藏传统文化理念集住宿和餐饮为一体的纯藏式酒店”，奢望“鱼与熊掌兼得”，兼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
尽管自己经营着“香巴拉宫”很是惬意，但龙安志对别人的“香巴拉”—“香格里拉”情结却颇有微词，他在书中写道：“丽江，是云南的一个古城。那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4个汉字：‘香格里拉’。所以丽江打出广告说，它就是香格里拉。结果游客蜂拥而去。但另一个地方，云南中甸县，也说他们那里是香格里拉。游客又开始往那里跑。四川也有一些人说，香格里拉在他们那里。于是，大家卷入了一场争论。
他们争相取得冠名权并包装和销售香格里拉的背后，都只是在瞄准游客的钱袋。
在中国之外，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以及尼泊尔和不丹等国某地，都自称是真正的“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