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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征途：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
在浏阳中和乡苍坊村西岭山下，有一座坐北朝南、小青瓦、砖木结构的典型湖南农家小院——胡耀邦故居。
这里房前有一条宽约数米的溪流——敏溪，流水叮咚，潺潺不断，流入浏阳河，汇入湘江。
胡耀邦这位湘江之子，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还是文家市里仁学校的学生，他“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凝望着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子弟兵”，敢于担当的精神因子也融进了他的血脉。
在县城中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要员到学校上训育课，要求学生“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业，为个人争前途”。可胡耀邦不以为然，说：“东北三省虽然易了帜，但是日本人的军队驻在那里，长江里的外国军舰还挂着旗帜横冲直撞……我们学生当然要读书，但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家不太平，书也读不成……”
随着家乡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地带，他也当起了儿童总团长。1930年11月，中共湘东特委挑选年轻干部，胡耀邦经考察被选中。15周岁尚未满的他告别父母兄嫂，出发前往江西。临行前，他回答一些不太理解的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
“征粮官”，小个子队长的大担当
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时，胡耀邦担任的是“粮草官”——石楼县征兵和给养工作队队长，负责在当地扩红筹款征粮。
石楼县，人口仅万余，是吕梁山区的贫穷县之一。加之这里是新区，百姓并不了解共产党、红军，胡耀邦等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他带着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红军干革命是为了穷人……针对百姓听不太懂南方话，对一些新鲜名字一时难以理解的情况，采用编顺口溜、文艺演出、办墙报、开会等多种形式，使宣传内容家喻户晓。他精干的身影、嘹亮的嗓音吸引了晋北的青年农民，很多人报名参了军，筹款征粮的成绩也很突出。石楼县很快成为红军在黄河东岸的一个活动基地。
石楼县“变了颜色”，胡耀邦却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尽管如此，胡耀邦还是挣扎着吩咐警卫员李柱：“我有病，你有事去找李富春解决。”李富春由此得知他的病情，打电报从前方唤来军医，这才让他活了过来。
5月中旬，在延川县大相寺举行的东征总结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因为在此之前李富春曾向毛泽东介绍过21岁的“小青年”胡耀邦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精神，毛泽东说到此时特意问：“那个胡耀邦来了没有？站起来给大家看看。”胡耀邦应声站了起来。毛泽东说，哦，是个小个子队长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并让他向大家说两句。胡耀邦把工作说得既简要又条理分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勇救同志：上演一场“单刀赴会”
1938年4月，任抗大一大队政委的胡耀邦随队移驻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离延安180里，是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建立统一战线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都互设机构。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磨擦剧”也在子长县经常上演。
1939年初，国民党方面制造事端，欺骗中共子长县县长薛南斌到县城开会，以征兵、职权纠纷为借口，扣留了薛南斌。胡耀邦闻讯后立即紧急集合一大队学员，作好交涉的准备，同时与王震紧急联络，让三五九旅戒备待命。接着，胡耀邦和宣传干事牛克伦来到国民党县长田杰生的县政府大院。田杰生听说八路军找他，被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就是两个，又没带武器，才出来迎接。胡耀邦开明宗义地向他说明来意，直奔主题：“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说到此，胡耀邦发问：“这些情况你知道么？”田杰生故作姿态，推说自己不知道。胡耀邦怒问道：“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些事也不知呢？”接着，胡耀邦严正地说：“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田杰生明白“汉奸”一词的分量，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得将薛南斌放回。
毛泽东闻知此事，特意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称赞胡耀邦说：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
推行新政，“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1月30日晚，他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到西安上任了。
陕西当时形势严峻。胡耀邦经过调查，决定推行“新政”。1964年12月24日，他完成了全文九千多字的《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施政设想要点是：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干部政策，“把生产搞上去”等。
1965年2月5日，春节刚过，胡耀邦来到安康地区，8天时间跑了7个县。他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感受”，以“一种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情怀，于2月12日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电话通讯》提出正确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摆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扣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可是西北局已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上的惯性前行，并不允许胡耀邦施行“新政”。1965年3月11日至17日，胡耀邦受到严苛的围攻。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17日，他病倒了。经过两次会诊，结果是因大脑神经紧张和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就这样，胡耀邦一边住院治病、书写检讨，一边继续工作、接受批判。到了5月，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局指示，准备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名为总结省委工作，实际是全面清算胡耀邦一月工作会议以来的言行。 6月中旬，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接风宴上，张爱萍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可客人委婉的劝说，并没有警醒那些整人的领导。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聊天。胡耀邦扼要地叙述二百天的工作和现在的处境，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让他“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6月20日，叶剑英亲自安排，将本来到机场送行的胡耀邦拽上军用专机，神色凝重地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尽管胡耀邦在这年底被免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西北局、陕西省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年，陕西省经济出现空前转机，粮棉产量超过胡的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起草《提纲》，“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1975年7月，经历了9年“文革”折磨的胡耀邦，被叶剑英举荐参加复出的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指定负责中国科学院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
胡耀邦有一个信念，这就是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特别是科技工作必须跟上世界潮流。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于是，许多“胡氏语录”至今印在人们脑袋里：
——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
——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
——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
——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
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和这些极富个性的“胡氏语录”，使科研人员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整顿工作有了头绪后，胡耀邦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汇报提纲》上来。8月1日，胡耀邦在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时，对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并限定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的起草小组一个星期内交稿。草稿写出来后，从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用胡耀邦自己的话说是：“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可是，毛泽东既没有批示也没有退回这份稿件。
原因是形势急转直下，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在这种大背景下，胡耀邦、《汇报提纲》、中科院的整顿工作遭受厄运也就必然了。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遭到大批特批，胡耀邦也被停职反省。有造反派指责他，说他在《汇报提纲》里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搞“唯生产力论”。胡耀邦回答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批判会只得草草收场。
主持平反，“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胡耀邦出任这个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举荐的。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
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上任。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来主政是热烈欢迎和备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自然，平反冤假错案也就成了他上任后首要任务。
他决定复查“六十一人”案。考虑到案情重大，他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也吃惊，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回答说：“实事求是，该翻就翻。”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说：“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在处理彭德怀、陶铸的案子时，遇到了原专案办公室不移交材料的难题，审干局的同志只得前来诉苦。胡耀邦对他们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即另起炉灶搞材料，并用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联语勉励大家，并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
在浏阳中和乡苍坊村西岭山下，有一座坐北朝南、小青瓦、砖木结构的典型湖南农家小院——胡耀邦故居。
这里房前有一条宽约数米的溪流——敏溪，流水叮咚，潺潺不断，流入浏阳河，汇入湘江。
胡耀邦这位湘江之子，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还是文家市里仁学校的学生，他“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凝望着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子弟兵”，敢于担当的精神因子也融进了他的血脉。
在县城中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要员到学校上训育课，要求学生“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业，为个人争前途”。可胡耀邦不以为然，说：“东北三省虽然易了帜，但是日本人的军队驻在那里，长江里的外国军舰还挂着旗帜横冲直撞……我们学生当然要读书，但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家不太平，书也读不成……”
随着家乡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地带，他也当起了儿童总团长。1930年11月，中共湘东特委挑选年轻干部，胡耀邦经考察被选中。15周岁尚未满的他告别父母兄嫂，出发前往江西。临行前，他回答一些不太理解的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
“征粮官”，小个子队长的大担当
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时，胡耀邦担任的是“粮草官”——石楼县征兵和给养工作队队长，负责在当地扩红筹款征粮。
石楼县，人口仅万余，是吕梁山区的贫穷县之一。加之这里是新区，百姓并不了解共产党、红军，胡耀邦等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他带着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红军干革命是为了穷人……针对百姓听不太懂南方话，对一些新鲜名字一时难以理解的情况，采用编顺口溜、文艺演出、办墙报、开会等多种形式，使宣传内容家喻户晓。他精干的身影、嘹亮的嗓音吸引了晋北的青年农民，很多人报名参了军，筹款征粮的成绩也很突出。石楼县很快成为红军在黄河东岸的一个活动基地。
石楼县“变了颜色”，胡耀邦却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尽管如此，胡耀邦还是挣扎着吩咐警卫员李柱：“我有病，你有事去找李富春解决。”李富春由此得知他的病情，打电报从前方唤来军医，这才让他活了过来。
5月中旬，在延川县大相寺举行的东征总结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因为在此之前李富春曾向毛泽东介绍过21岁的“小青年”胡耀邦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精神，毛泽东说到此时特意问：“那个胡耀邦来了没有？站起来给大家看看。”胡耀邦应声站了起来。毛泽东说，哦，是个小个子队长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并让他向大家说两句。胡耀邦把工作说得既简要又条理分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勇救同志：上演一场“单刀赴会”
1938年4月，任抗大一大队政委的胡耀邦随队移驻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离延安180里，是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建立统一战线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都互设机构。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磨擦剧”也在子长县经常上演。
1939年初，国民党方面制造事端，欺骗中共子长县县长薛南斌到县城开会，以征兵、职权纠纷为借口，扣留了薛南斌。胡耀邦闻讯后立即紧急集合一大队学员，作好交涉的准备，同时与王震紧急联络，让三五九旅戒备待命。接着，胡耀邦和宣传干事牛克伦来到国民党县长田杰生的县政府大院。田杰生听说八路军找他，被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就是两个，又没带武器，才出来迎接。胡耀邦开明宗义地向他说明来意，直奔主题：“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说到此，胡耀邦发问：“这些情况你知道么？”田杰生故作姿态，推说自己不知道。胡耀邦怒问道：“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些事也不知呢？”接着，胡耀邦严正地说：“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田杰生明白“汉奸”一词的分量，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得将薛南斌放回。
毛泽东闻知此事，特意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称赞胡耀邦说：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
推行新政，“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1月30日晚，他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到西安上任了。
陕西当时形势严峻。胡耀邦经过调查，决定推行“新政”。1964年12月24日，他完成了全文九千多字的《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施政设想要点是：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干部政策，“把生产搞上去”等。
1965年2月5日，春节刚过，胡耀邦来到安康地区，8天时间跑了7个县。他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感受”，以“一种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情怀，于2月12日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电话通讯》提出正确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摆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扣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可是西北局已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上的惯性前行，并不允许胡耀邦施行“新政”。1965年3月11日至17日，胡耀邦受到严苛的围攻。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17日，他病倒了。经过两次会诊，结果是因大脑神经紧张和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就这样，胡耀邦一边住院治病、书写检讨，一边继续工作、接受批判。到了5月，陕西省委根据西北局指示，准备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名为总结省委工作，实际是全面清算胡耀邦一月工作会议以来的言行。 6月中旬，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接风宴上，张爱萍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可客人委婉的劝说，并没有警醒那些整人的领导。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聊天。胡耀邦扼要地叙述二百天的工作和现在的处境，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让他“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6月20日，叶剑英亲自安排，将本来到机场送行的胡耀邦拽上军用专机，神色凝重地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尽管胡耀邦在这年底被免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西北局、陕西省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年，陕西省经济出现空前转机，粮棉产量超过胡的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起草《提纲》，“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1975年7月，经历了9年“文革”折磨的胡耀邦，被叶剑英举荐参加复出的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指定负责中国科学院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
胡耀邦有一个信念，这就是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特别是科技工作必须跟上世界潮流。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于是，许多“胡氏语录”至今印在人们脑袋里：
——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
——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
——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
——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
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和这些极富个性的“胡氏语录”，使科研人员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整顿工作有了头绪后，胡耀邦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汇报提纲》上来。8月1日，胡耀邦在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时，对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并限定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的起草小组一个星期内交稿。草稿写出来后，从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用胡耀邦自己的话说是：“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可是，毛泽东既没有批示也没有退回这份稿件。
原因是形势急转直下，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在这种大背景下，胡耀邦、《汇报提纲》、中科院的整顿工作遭受厄运也就必然了。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遭到大批特批，胡耀邦也被停职反省。有造反派指责他，说他在《汇报提纲》里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搞“唯生产力论”。胡耀邦回答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批判会只得草草收场。
主持平反，“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胡耀邦出任这个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举荐的。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
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上任。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来主政是热烈欢迎和备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自然，平反冤假错案也就成了他上任后首要任务。
他决定复查“六十一人”案。考虑到案情重大，他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也吃惊，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回答说：“实事求是，该翻就翻。”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说：“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在处理彭德怀、陶铸的案子时，遇到了原专案办公室不移交材料的难题，审干局的同志只得前来诉苦。胡耀邦对他们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即另起炉灶搞材料，并用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联语勉励大家，并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