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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国民党百年历史，腐败是其最不堪回首的痛。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的威望和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仅仅4年后，国民党就丢掉了在大陆的政权，仓皇逃往台湾。原因何在？两个字：腐败。
“劫收大员”贻笑中外
日本战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军政大员前往沦陷区，接管敌伪政权全部公、私产，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进行查封，清点财产数额、归属、来源，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原主，是为“胜利接收”。
在大后方熬了8年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回到平津、沪宁这些繁华大城市，个个都像红了眼的抢匪，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千方百计将日伪资产收入私人腰包。沦陷区“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几天，“接收”的乌烟瘴气倒一大堆，老百姓愤怒地讥之为“劫收大员”。
“劫收”有两个“重灾区”，其一是平津。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回忆，国民党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机关蜂拥而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人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最令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刘乃沂上校是派往天津的“接收大员”，不到半年，就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刘乃沂贪污案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大丑闻。平津一带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
在“劫收”的另一个“重灾区”上海，场景更加混乱。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回忆，不仅仅是敌伪财产，连中国人的私产也被“接收大员”霸占。“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百姓给“接收大员”取了个绰号叫“重庆人”，讽刺“重庆人”是“三洋开泰”、“五子登科”—— 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只对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馆子（高级饭馆）感兴趣。
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蒋介石也承认，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已经贻笑中外，成为“政府最大之耻辱”。
用“和尚点卯”骗军饷
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腐败之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军队，军官克扣军饷，军需发放不及时，经常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士兵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回忆过自己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发生的两件事——
1949年初，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吴国桢：“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吴国桢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商界人士的帮助下拨出了一笔令汤恩伯满意的款项。但吴国桢提出要求，不发现金，只发食品与燃料配给证，并坚持由一个独立的检查组对士兵进行正式点名。汤恩伯答应了，一切看似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吴国桢到一家寺院参加追悼会，熟识的方丈把他叫到一旁，表达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吴国桢安慰他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方丈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
还有一次，汤恩伯找到吴国桢说，自己的部队缺少汽油，要他想办法解决。吴国桢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汤恩伯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没多久，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就向吴国桢报告说，汤恩伯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作为戍卫首都一带的将领，汤恩伯尚且如此，整个军队的情况可见一斑了。
在中央，裙带关系导致的特权泛滥，已经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据《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一书记载，“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以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为例，“42名工作人员中有17位女性，她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说到工作能力，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几个广东籍立法委员，不顾战时运输紧张，心血来潮要乘当天下午的飞机回广州过节。立法院办公厅秘书张肇源亲自出马，硬向空军司令要了一架第二天早上起飞的军用飞机。可那几位立法委员很不满意：“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吗？”几个立法委员跟张肇源由争吵到大骂，由大骂到动武。
在地方，不管多小的官，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在四川渠县，地方法院是“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什么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就算打赢了，一份传票或判决书，“送达费”起码得勒索乡民一二斗米。
蒋宋孔陈才是“大老虎”
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如脱缰之马一路猛涨。到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是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比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
经济近乎崩溃，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废除法币，改发金圆券，管制物价。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禁止私人持有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1948年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
当时，除了各路军政人马和大资本家，还能有点黄金、白银、外汇的，就只有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了。他们将辛苦积攒下来的黄金、白银、外汇换成金圆券。蒋介石也知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一招能否成功将决定国民党的命运，他让蒋经国带人到上海打击奸商，维持金圆券稳定。这一行动被称为“打老虎”。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3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公布了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他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不久，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纸上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上海老百姓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然而，当“打老虎”遇到真正的“大老虎”时，还是被卡住了。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孔令侃是孔祥熙、宋霭龄的长子，其姨妈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拭目以待，看蒋经国如何动作。蒋经国也横下心，向孔令侃开刀，查封了扬子公司。谁料，这边扬子公司刚被查封，那边孔令侃就跑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带着孔令侃直接找到蒋介石，告了蒋经国一状。结果，蒋经国被蒋介石一顿臭骂，不得不放弃对扬子公司的查抄。维持了70天的“打老虎”行动以蒋经国辞职而收场。
此后，被人为控制的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贬值超过2万倍。1949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流通金圆券。原本有点家底的市民一夜之间变成无产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民间数亿美元、外汇和金银搜刮到手了。“金圆券风暴”成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腐败狂欢”。国民党终于丧尽民心，为民所弃，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被赶到了台湾。
“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
对于国民党严重的腐败问题，蒋介石心知肚明。1948年1月，在一次讲演中，他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开始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痛定思痛，蒋氏父子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经验，对国民党进行肃贪、整党、改造。这次改造让国民党起死回生，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1969年，蒋经国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颁布了对公职人员廉洁自律的要求——1.各级行政人员除“政府”正式规定或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设宴招待宾客，并谢绝应酬；2.公职人员婚丧喜庆除亲友和深交者外，不得滥发喜帖或讣告；3.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场所，各级主管应监督所属人员切实遵照办理，如有违反规定者，应从严处分；4.各级首长主管均应谢绝各界剪彩、揭幕之邀请。1979年，蒋经国已经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下令成立“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将电话公之于众，号召民众举报，并颁布《保护、奖励检举贪污者条例》。1980年，蒋经国在台湾各地设立52个“肃贪法庭”，专门审理贪污案件。
蒋经国亲自过问了一批腐败大案，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其中，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表弟，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逮并判处他无期徒刑。
“江南案”埋下隐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再次抬头，而且出现一种新的腐败模式——党政要员和台湾黑社会相互勾结。其中，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使国民党的形象跌至谷底，并为日后台湾盛行的“黑金政治”埋下隐患。
1984年10月15日9时许，著有《蒋经国传》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旧金山的寓所里用完早餐，准备开车出去。就在他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一把左轮手枪瞄准他的眉心，“砰”的一声枪响，刘宜良当场倒地身亡。
经调查，凶手是台湾黑帮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以及手下吴敦、董桂森。陈启礼返回台湾后不久，就在1984年11月12日展开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中被逮捕。但台湾各界普遍相信，指使陈启礼漂洋过海去杀人的是台湾情报部门，当时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很可能是蒋孝武对刘宜良写《蒋经国传》十分不满，决定清除。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汪希苓承认一切都是自己主使的。3人进入军事情报局看守所服刑， 6年后被假释出狱。
台湾当局坚称，情报局长勾结黑社会诛杀刘宜良，是个人行为，与当局无关。但刘宜良遗孀并不同意，她在美国起诉“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亿万美元的天价赔偿。几经斡旋，台湾当局以145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与她达成和解。“人道恩赐金”相当于“抚慰金”，台湾当局以文字游戏避免了“杀人赔钱”的尴尬。岛内外舆论同声痛斥国民党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并怀疑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巨额金钱来往。
1985年，台湾又爆发“十信案”。“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它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1983年，“十信”理事会主席蔡长洲当上“立法委员”，跻身国民党官场。他勾结国民党官员，肆无忌惮地挪用“十信”资金，进行非法放贷，一年就达数百亿台币之多，最终造成巨额亏空。
“十信案”牵连到多名国民党高官，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以及“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相继被迫辞职。
“十信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向国民党发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警告。从此，台湾开始走美式民主道路。蒋经国和一批国民党人相信，这种制度将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蒋经国的希望落空了。美式民主制度在台湾的推行不仅没有根除腐败，反而导致各种丑恶现象愈演愈烈。蒋经国去世后不久，在李登辉的操弄下，台湾政治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黑金政治”。
“劫收大员”贻笑中外
日本战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军政大员前往沦陷区，接管敌伪政权全部公、私产，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进行查封，清点财产数额、归属、来源，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原主，是为“胜利接收”。
在大后方熬了8年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回到平津、沪宁这些繁华大城市，个个都像红了眼的抢匪，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千方百计将日伪资产收入私人腰包。沦陷区“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几天，“接收”的乌烟瘴气倒一大堆，老百姓愤怒地讥之为“劫收大员”。
“劫收”有两个“重灾区”，其一是平津。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回忆，国民党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机关蜂拥而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人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最令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刘乃沂上校是派往天津的“接收大员”，不到半年，就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刘乃沂贪污案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大丑闻。平津一带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
在“劫收”的另一个“重灾区”上海，场景更加混乱。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回忆，不仅仅是敌伪财产，连中国人的私产也被“接收大员”霸占。“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百姓给“接收大员”取了个绰号叫“重庆人”，讽刺“重庆人”是“三洋开泰”、“五子登科”—— 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只对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馆子（高级饭馆）感兴趣。
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蒋介石也承认，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已经贻笑中外，成为“政府最大之耻辱”。
用“和尚点卯”骗军饷
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腐败之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军队，军官克扣军饷，军需发放不及时，经常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士兵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回忆过自己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发生的两件事——
1949年初，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吴国桢：“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吴国桢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商界人士的帮助下拨出了一笔令汤恩伯满意的款项。但吴国桢提出要求，不发现金，只发食品与燃料配给证，并坚持由一个独立的检查组对士兵进行正式点名。汤恩伯答应了，一切看似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吴国桢到一家寺院参加追悼会，熟识的方丈把他叫到一旁，表达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吴国桢安慰他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方丈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
还有一次，汤恩伯找到吴国桢说，自己的部队缺少汽油，要他想办法解决。吴国桢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汤恩伯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没多久，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就向吴国桢报告说，汤恩伯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作为戍卫首都一带的将领，汤恩伯尚且如此，整个军队的情况可见一斑了。
在中央，裙带关系导致的特权泛滥，已经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据《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一书记载，“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以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为例，“42名工作人员中有17位女性，她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说到工作能力，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几个广东籍立法委员，不顾战时运输紧张，心血来潮要乘当天下午的飞机回广州过节。立法院办公厅秘书张肇源亲自出马，硬向空军司令要了一架第二天早上起飞的军用飞机。可那几位立法委员很不满意：“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吗？”几个立法委员跟张肇源由争吵到大骂，由大骂到动武。
在地方，不管多小的官，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在四川渠县，地方法院是“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什么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就算打赢了，一份传票或判决书，“送达费”起码得勒索乡民一二斗米。
蒋宋孔陈才是“大老虎”
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如脱缰之马一路猛涨。到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是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比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
经济近乎崩溃，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废除法币，改发金圆券，管制物价。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禁止私人持有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1948年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
当时，除了各路军政人马和大资本家，还能有点黄金、白银、外汇的，就只有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了。他们将辛苦积攒下来的黄金、白银、外汇换成金圆券。蒋介石也知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一招能否成功将决定国民党的命运，他让蒋经国带人到上海打击奸商，维持金圆券稳定。这一行动被称为“打老虎”。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3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公布了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他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不久，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纸上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上海老百姓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然而，当“打老虎”遇到真正的“大老虎”时，还是被卡住了。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孔令侃是孔祥熙、宋霭龄的长子，其姨妈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拭目以待，看蒋经国如何动作。蒋经国也横下心，向孔令侃开刀，查封了扬子公司。谁料，这边扬子公司刚被查封，那边孔令侃就跑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带着孔令侃直接找到蒋介石，告了蒋经国一状。结果，蒋经国被蒋介石一顿臭骂，不得不放弃对扬子公司的查抄。维持了70天的“打老虎”行动以蒋经国辞职而收场。
此后，被人为控制的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贬值超过2万倍。1949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流通金圆券。原本有点家底的市民一夜之间变成无产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民间数亿美元、外汇和金银搜刮到手了。“金圆券风暴”成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腐败狂欢”。国民党终于丧尽民心，为民所弃，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被赶到了台湾。
“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
对于国民党严重的腐败问题，蒋介石心知肚明。1948年1月，在一次讲演中，他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开始反思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痛定思痛，蒋氏父子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经验，对国民党进行肃贪、整党、改造。这次改造让国民党起死回生，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1969年，蒋经国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颁布了对公职人员廉洁自律的要求——1.各级行政人员除“政府”正式规定或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设宴招待宾客，并谢绝应酬；2.公职人员婚丧喜庆除亲友和深交者外，不得滥发喜帖或讣告；3.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场所，各级主管应监督所属人员切实遵照办理，如有违反规定者，应从严处分；4.各级首长主管均应谢绝各界剪彩、揭幕之邀请。1979年，蒋经国已经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下令成立“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将电话公之于众，号召民众举报，并颁布《保护、奖励检举贪污者条例》。1980年，蒋经国在台湾各地设立52个“肃贪法庭”，专门审理贪污案件。
蒋经国亲自过问了一批腐败大案，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其中，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表弟，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逮并判处他无期徒刑。
“江南案”埋下隐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再次抬头，而且出现一种新的腐败模式——党政要员和台湾黑社会相互勾结。其中，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使国民党的形象跌至谷底，并为日后台湾盛行的“黑金政治”埋下隐患。
1984年10月15日9时许，著有《蒋经国传》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旧金山的寓所里用完早餐，准备开车出去。就在他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一把左轮手枪瞄准他的眉心，“砰”的一声枪响，刘宜良当场倒地身亡。
经调查，凶手是台湾黑帮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以及手下吴敦、董桂森。陈启礼返回台湾后不久，就在1984年11月12日展开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中被逮捕。但台湾各界普遍相信，指使陈启礼漂洋过海去杀人的是台湾情报部门，当时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很可能是蒋孝武对刘宜良写《蒋经国传》十分不满，决定清除。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汪希苓承认一切都是自己主使的。3人进入军事情报局看守所服刑， 6年后被假释出狱。
台湾当局坚称，情报局长勾结黑社会诛杀刘宜良，是个人行为，与当局无关。但刘宜良遗孀并不同意，她在美国起诉“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亿万美元的天价赔偿。几经斡旋，台湾当局以145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与她达成和解。“人道恩赐金”相当于“抚慰金”，台湾当局以文字游戏避免了“杀人赔钱”的尴尬。岛内外舆论同声痛斥国民党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并怀疑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巨额金钱来往。
1985年，台湾又爆发“十信案”。“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它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1983年，“十信”理事会主席蔡长洲当上“立法委员”，跻身国民党官场。他勾结国民党官员，肆无忌惮地挪用“十信”资金，进行非法放贷，一年就达数百亿台币之多，最终造成巨额亏空。
“十信案”牵连到多名国民党高官，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以及“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相继被迫辞职。
“十信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向国民党发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警告。从此，台湾开始走美式民主道路。蒋经国和一批国民党人相信，这种制度将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蒋经国的希望落空了。美式民主制度在台湾的推行不仅没有根除腐败，反而导致各种丑恶现象愈演愈烈。蒋经国去世后不久，在李登辉的操弄下，台湾政治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黑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