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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隆德,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
众所周知,香港人翻译起外文名字,一向生猛劲爆。迈克尔·乔丹叫米高佐敦,贝克汉姆叫碧咸,乔布斯叫贾布斯,观其用字,颇为桀牙拗口。但香港人可以振振有词,说港译名读音最准,非大陆译名可比。听来有理,但看旧的港文,有些还会保留旧译,把大陆译做莫桑比克的那个东非国家,译成莫三鼻给,未免让人可怜东非那近2000万人口。我一个朋友说,不知者乍看这四字,还以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个国名,都给译出故事来了。
早年中国定译名,有个奇妙的原则:不管你来自地球哪里,叫啥姓氏,务必要入乡随俗,把名字译得合我中华上邦的意思。比如利玛窦先生,一个意大利人,若按当今新华社译法,该叫里奇·马特奥;又比如被成吉思汗的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若按现在译法,该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为这俩译得太早,没法从坟里爬出来抗议,只得罢了。
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逼着外国人的姓名变成了中国字,当然也要礼敬以加,给点好字眼。比如19世纪中,英国首相全名叫亨利·约翰·坦布尔·帕尔默森。清朝直截了当,叫人家巴麦尊:还特意称个“尊”呢。大国译名,也好听之极。英国叫英吉利,法国叫法兰西,意大利、美利坚、德意志、瑞典、荷兰,这些清朝就定下来的译名,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其实按读音较真的话,法国按英语读音是弗朗斯、法语读音更接近弗航斯,哪有法兰西这么好听?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但意思就不那么吉利了。美利坚这名,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彼,马马虎虎,拿自己姓氏定的名,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美而且利,还坚起来了。瑞士、瑞典如果搁到今日,多半会被按音译成斯维策兰、斯维登,祥瑞典雅之意,那就荡然无存。又比如,华盛顿这名字华贵繁盛,可是读音本该是沃辛顿;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隆德,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
是故早年间的译名既不统一,所以读音古怪者有之,比如莫三鼻给——反正那么个东非小国,也不用去跟他们客气,找啥好字眼搭配;优美典雅者有之,比如枫丹白露,法语原意是蓝色泉水,读音更接近“封太纳布勒”,如此译来,实是神来之笔。又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绝妙好词。又比如1903年的《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勃兰地、魏司格两种酒,不问可知,是指白兰地和威士忌了。民国时有些奇怪的译法,比如雨果在鲁迅笔下,被呼做“嚣俄”。有些报刊为显得风流雅驯,热心的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把果戈里译成郭歌里——不知道的,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后者是风流诗人,两个地道书香门第中国人呢。又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还出过考试题:《项羽拿破轮论》。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 ”
后来翻译界有了规矩,首先是名从主人。比如利玛窦既然已经叫了这汉名,而且约定俗成,就不要改叫他里奇·马特奥了。晚清修士伊萨克·罗伯茨自称罗孝全,也就只好任他去。同理,澳大利亚总理凯文·路德既然自称陆克文,咱也就跟着叫吧。然后是便于反推,按照新华社的译音表,大家也就有了对应称呼了。但这样一来,失却不少乐趣,还让人误会。
比如吧,你看约旦国家男篮打球,人人身上写着“乔丹”,乍看触目惊心,想个个都是球神附体?细看才知道,约旦英文写法JORDAN和乔丹本出一脉。只能怪译名没统一,约旦乔丹,本是同根生,却认不到一块儿。又比如,伟大哲学家罗素,按照现在的译法,该叫拉塞尔——真要改了,一下子就从素雅哲人变成豪迈大汉了。幸而名从主人,罗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最欢乐的故事是这样的: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比如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叫这个,旧史译做义律,乍听以为是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名,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英国诗人艾略特其实也姓这个,但名从主人,就不特意改了;钱钟书开他玩笑,在《围城》里扔给他个译名,叫爱利恶德,字眼大不好听;新华社如今译这名做埃利奥特,倒也罢了。妙在香港大学有个Elliot Hall,按新华社译法,就该叫埃利奥特礼堂。可是香港读书人聪明劲一犯,就有创意了:仪礼堂。即切音,又有意思,这才是老派翻译雍容高华、书卷满腹的气度了。
当然,也不能一味瞎客气。《鹿鼎记》里,清朝翻译想礼敬俄罗斯苏菲亚公主,于是给她定译名做苏飞霞,好听;韦小宝懂点俄语,给俩俄罗斯兵士起译名:齐格诺夫叫猪猡懦夫,华伯斯基叫王八死鸡。可见金庸先生早谙熟中国人民智慧:给人家起好名字不难;想玩谐音骂别人,更是翻脸间事。中国汉字五彩缤纷,赞骂真只在一念之间。
众所周知,香港人翻译起外文名字,一向生猛劲爆。迈克尔·乔丹叫米高佐敦,贝克汉姆叫碧咸,乔布斯叫贾布斯,观其用字,颇为桀牙拗口。但香港人可以振振有词,说港译名读音最准,非大陆译名可比。听来有理,但看旧的港文,有些还会保留旧译,把大陆译做莫桑比克的那个东非国家,译成莫三鼻给,未免让人可怜东非那近2000万人口。我一个朋友说,不知者乍看这四字,还以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个国名,都给译出故事来了。
早年中国定译名,有个奇妙的原则:不管你来自地球哪里,叫啥姓氏,务必要入乡随俗,把名字译得合我中华上邦的意思。比如利玛窦先生,一个意大利人,若按当今新华社译法,该叫里奇·马特奥;又比如被成吉思汗的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若按现在译法,该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为这俩译得太早,没法从坟里爬出来抗议,只得罢了。
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逼着外国人的姓名变成了中国字,当然也要礼敬以加,给点好字眼。比如19世纪中,英国首相全名叫亨利·约翰·坦布尔·帕尔默森。清朝直截了当,叫人家巴麦尊:还特意称个“尊”呢。大国译名,也好听之极。英国叫英吉利,法国叫法兰西,意大利、美利坚、德意志、瑞典、荷兰,这些清朝就定下来的译名,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其实按读音较真的话,法国按英语读音是弗朗斯、法语读音更接近弗航斯,哪有法兰西这么好听?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但意思就不那么吉利了。美利坚这名,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彼,马马虎虎,拿自己姓氏定的名,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美而且利,还坚起来了。瑞士、瑞典如果搁到今日,多半会被按音译成斯维策兰、斯维登,祥瑞典雅之意,那就荡然无存。又比如,华盛顿这名字华贵繁盛,可是读音本该是沃辛顿;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隆德,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
是故早年间的译名既不统一,所以读音古怪者有之,比如莫三鼻给——反正那么个东非小国,也不用去跟他们客气,找啥好字眼搭配;优美典雅者有之,比如枫丹白露,法语原意是蓝色泉水,读音更接近“封太纳布勒”,如此译来,实是神来之笔。又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绝妙好词。又比如1903年的《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勃兰地、魏司格两种酒,不问可知,是指白兰地和威士忌了。民国时有些奇怪的译法,比如雨果在鲁迅笔下,被呼做“嚣俄”。有些报刊为显得风流雅驯,热心的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把果戈里译成郭歌里——不知道的,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后者是风流诗人,两个地道书香门第中国人呢。又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还出过考试题:《项羽拿破轮论》。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 ”
后来翻译界有了规矩,首先是名从主人。比如利玛窦既然已经叫了这汉名,而且约定俗成,就不要改叫他里奇·马特奥了。晚清修士伊萨克·罗伯茨自称罗孝全,也就只好任他去。同理,澳大利亚总理凯文·路德既然自称陆克文,咱也就跟着叫吧。然后是便于反推,按照新华社的译音表,大家也就有了对应称呼了。但这样一来,失却不少乐趣,还让人误会。
比如吧,你看约旦国家男篮打球,人人身上写着“乔丹”,乍看触目惊心,想个个都是球神附体?细看才知道,约旦英文写法JORDAN和乔丹本出一脉。只能怪译名没统一,约旦乔丹,本是同根生,却认不到一块儿。又比如,伟大哲学家罗素,按照现在的译法,该叫拉塞尔——真要改了,一下子就从素雅哲人变成豪迈大汉了。幸而名从主人,罗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最欢乐的故事是这样的: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比如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叫这个,旧史译做义律,乍听以为是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名,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英国诗人艾略特其实也姓这个,但名从主人,就不特意改了;钱钟书开他玩笑,在《围城》里扔给他个译名,叫爱利恶德,字眼大不好听;新华社如今译这名做埃利奥特,倒也罢了。妙在香港大学有个Elliot Hall,按新华社译法,就该叫埃利奥特礼堂。可是香港读书人聪明劲一犯,就有创意了:仪礼堂。即切音,又有意思,这才是老派翻译雍容高华、书卷满腹的气度了。
当然,也不能一味瞎客气。《鹿鼎记》里,清朝翻译想礼敬俄罗斯苏菲亚公主,于是给她定译名做苏飞霞,好听;韦小宝懂点俄语,给俩俄罗斯兵士起译名:齐格诺夫叫猪猡懦夫,华伯斯基叫王八死鸡。可见金庸先生早谙熟中国人民智慧:给人家起好名字不难;想玩谐音骂别人,更是翻脸间事。中国汉字五彩缤纷,赞骂真只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