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源说，以前人们只舍得拍一张，后来“天安门东西南北方向得各拍一张才行”。
　　“这是我们老师傅，经常上电视。”北京市西城区五寰天安照相服务部的年轻工作人员常常向旁人这样介绍他们的同事高源——在天安门广场上工作時间最久的摄影师。
　　201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相册——天安门前摄影师》，把高源推向了公众视野。
　　高源，17岁就从家乡沈阳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天安门广场摄影师。如今，他已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40年。
　　40年来，相机镜头就是他的第二双眼，每一天，都在祖国“中心的中心”，捕捉着时代变迁的那个瞬间。

“一咔嚓”变奏史

　　上世纪80年代的喜剧电影《二子开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服务行业的兴起。那时，对于老百姓来说，照相还是一件稀罕的事情，能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就更加不容易了。
　　天安门广场上，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着拍上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相片——这样的情景，是高源80年代初到北京时脑海中抹不去的一幕。
　　“三转一响一咔嚓”，是老一辈用来描述标志富足生活的“奢侈品”形象说法，这里的“一咔嚓”，指的就是照相机。
　　高源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道，当时最便宜的双镜头“120相机”要卖124元左右，如果按照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要好几个月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在天安门拍照也是一件奢侈的事，“一张照片七毛五，那时候一天的工资才1块钱”。
　　一张珍贵的天安门留影，背后是拍摄、冲印、邮寄三个环节，最后到达顾客手中需要花上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身高一米八二的高源给人的感觉很干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这大概是曾经十分严格的专业考核制度给他带来的影响。

　　从前，人们照相的姿势大多是“往那儿一站，抬头挺胸，目视前方”。后来，人们的笑容渐渐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须再提醒。

　　高源回忆说，以前每年都会有两三次摄影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试，摄影界的老师傅会给他们这些年轻人打分。有一次，高源被要求为一位老师傅拍人像，老师傅故意把自己的西服兜盖儿别进了口袋里，高源因为忽略了“提醒顾客整理着装”而被扣了分。如今回想起来，他不但不觉得委屈，反而认为“要求越严格，对技术提升越有好处”。
　　为了能给人们拍上称心如意的照片，高源和同事们必须一丝不苟：拍摄时，担心手动对焦的相机会虚焦，就在地面上画个脚印定点拍摄，同时摄影师需要眼睛看、耳朵听;冲印彩色照片时，需要将底片送往长春，用专门的扩印设备冲洗;最后，还要将照片一张张地装进专用信封，寄往全国各地。
　　这些最初的繁琐流程，后来都被慢慢简化。120相机换成了135相机，后来又上了变焦和广角设备，“画脚印”定点照相的方式于上世纪90年代一去不复返。
　　2003年至2005年，天安门摄影的设备逐渐升级为数码相机，从此不用再担心“拍照闭眼”留下遗憾了;照片拍好后一分钟就立等可取，照片寄丢的情况也不复存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拍照也从一件奢侈的事，变成了百姓的生活日常。高源说，以前人们只舍得拍一张，后来“天安门东西南北方向得各拍一张才行”。
　　在相机和智能手机已普及的今天，还会有人找天安门摄影师拍照吗？高源不无自豪地说：“有不少拿着上万元的单反设备的人，也会来找我们拍，毕竟他们不是天天按快门的人。”

“打卡胜地”

　　“40年里，我大概给50多万人拍过相片吧。”高源回忆。
　　40年间，络绎不绝的顾客也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被高源看在眼里，记录在镜头中。
　　从前，人们照相的姿势大多是“往那儿一站，抬头挺胸，目视前方”，高源和同事们总得提醒顾客“笑一笑”，可往往拍出来的人像还是表情紧张。后来，人们的笑容渐渐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须再提醒。“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啦！”高源笑着说，“别说笑一笑了，好些人还要跳起来照呢！”
　　服饰方面，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脱掉蓝色灰色卡其布，80年代的时髦青年会特意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如今，人们更是穿上了有纪念意义的婚纱、学位服、演出服，或是印有时代流行语的文化衫，少数民族的人们则会特地换上崭新别致的民族服饰。
　　高源早期拍摄的天安门留影中，人物通常只有一两个。高源解释说，这是因为那时候人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一般只有出差或转车，才有机会来到天安门。而如今，到北京来旅游、求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更多的人有机会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在天安门前留下美好瞬间。
　　高源见到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他曾拍下几名学习中文的欧洲师生和一位中国老大爷交谈甚欢的有趣场面，还曾见证一对来北京学习中文后顺利毕业的泰国情侣收获学业和爱情的喜悦……他一点儿也不担心存在语言障碍，“现在的手机翻译软件可方便了！”
　　几十年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多次的翻新、建设，来拍照的人们也年年有新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这个全中国最著名“打卡胜地”的钟爱——不论对于哪个年代的人来说，和天安门合影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高源见过的专程为“打卡”前来的人不计其数，有从西藏一路自驾陪父亲来到北京的儿女，有坐着轮椅只为来看一看天安门的老兵，甚至有些人举着亲人的遗像来合影，只为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
　　有人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快速行驶的列车，北京就是列车的车头，天安门广场则是这个车头的最前端，人们热衷于来到这里，倾听列车引擎的心跳。 　　谈到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情，高源坦言，虽然回到老家沈阳见到亲朋故友时仍会觉得特别亲，但毕竟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依然觉得北京难舍，“北京就是家乡”。

我的青春，都和你有关

　　高源拿出一组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既有他青涩的少年时光，又有成熟的壮年时期。连起来看，一部生动的“青年养成记”跃然纸上。
　　横跨了几十年的个人成长，都与这片广场有关。
　　其中有高源人生中的第一张彩色照片：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个挎着海鸥牌相机的少年，身穿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目光炯炯、身型健朗。他手扶镜头，正在和身边的同事交谈，周围是穿着白色或灰蓝色衬衫准备拍照的人群。
　　另一张彩色照片里，花团锦簇的天安门广场很有节日气氛，高源戴着“蛤蟆镜”，身穿牛仔裤，腰间别着的“BB机”分外醒目。
　　而在一张背景中有“庆祝香港回归”字样的照片里，身着POLO衫的高源显得格外精神，脸上有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高源見过的专程为“打卡”前来的人不计其数，有从西藏一路自驾陪父亲来到北京的儿女，有坐着轮椅只为来看一看天安门的老兵，甚至有些人举着亲人的遗像来合影，只为完成一个未了的心愿……

　　这些照片，仿佛是高源与广场的漫长故事中的一颗颗珍珠，它们的背后，是一万多个或风和日丽，或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的日子。
　　高源若是上早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广场升旗的时间;若是上晚班，下班的时间就是广场降旗的时间。40年春去秋来，这位曾经的少年见证了广场的一万多次日升日落和一次次人潮涌动、欢呼雀跃。这片广场，也见证了一名懵懂少年变得霜白两鬓。
　　透过照相机，高源也见证了许多普通人的青春。高源拍过的很多顾客，都选择在若干年后再次回到天安门，与同样的亲朋好友、在同样的位置拍上一张合影。比如曾经有一个班的约30名同学，在几十年后按照当年的合影位置排列，拍摄了一张天安门留影，岁月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中有些人已缺席，但这份同学情谊未曾改变。

细节里藏着历史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摄影匠人。”高源认为，自己和艺术家不同，关注点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如何把细节做到位，就像一位匠人，几十年只为打磨同一块玉石，力求光滑完美。
　　在追求细节的过程中，高源也有了自己的发现：很多照片中的细节，比如画面中开过的一辆车、路边的行人，可能都带着时代的印记，藏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中国著名摄影师王福春曾拍过一组名为“火车上的中国人”的作品，每一幅画面都带有强烈的故事性，高源对这组作品深有感触。
　　而他，是用镜头记录“广场上的中国人”。他说自己现在拍的照片都倾向于“新闻范儿”，不会介意镜头里突然闯入的路人，会特别注意一些有趣的细节，如正在写生的小朋友是如何一笔笔勾画出他眼中的天安门的，节日的花圃是怎样一点点搭建起来的。
　　2018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第一次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旗护卫队手中接过了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那一天，高源起了个大早，凌晨三点多就赶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这样的经历，高源还有很多。现在的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如数家珍：“你看现在的旗杆，是无缝钢管的，80年代的时候还是首钢的新科技呢！”
　　“我希望人们能从我的相片里看懂故事，就像我自己希望从以前的照片里发现历史一样。”高源觉得，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更能发现鲜活的历史、生动的曾经。
　　这些画面，是属于一个有故事者的财富，也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记忆。
　　高源说退休后会着手整理这些年在广场拍下的照片，并为其中一些加上文字注解;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都捐赠给一位致力于开设天安门博物馆的朋友，他说这“是一个传承”。
　　现在，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向国旗旗杆西南面的6号摊位”，游客依然能够看到高源——热情地接待每一位顾客、熟练地按动每一次快门，一帧一帧地积累着鲜亮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