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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
眼看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随后，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部队，北上抗日”
吕正操（1904-2009），奉天省海城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第53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116师16旅参谋处长，647团、691团团长。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軍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西满分局常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6年7月，任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兼政委。还先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护运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4年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和铁道兵第一政委。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关于吕正操，1949年2月2日，《麦克风》杂志第七号的“新闻内幕”栏目曾刊登过这样一段话：
原来近日中共将领吕正操，便是当年53军的吕正操，他因抗战初未能随53军退而入共军，十几年来他的官阶至中共陆军少将，而且为中共方面东北副总司令，他的地位是仅次于林彪的。在沈阳陷落时便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沈阳守城司令周福成原为53军副军长，说来，当然是吕正操的老上司，可是不料事隔多年，周福成竟为他十几年前的老部下吕正操所擒，当然周福成感慨万端了！
听说他加入共产党，张学良说“这条路走对了”
1928年初，张学良派吕正操至沈阳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任干事。当时，张学良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留学，他们回国后对吕正操讲共产党的思想和革命道理，还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吕正操受到启发，告诉张学良自己不想当政客，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学良斥责他年轻浮躁。吕正操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其实少帅只比我大三岁半。”没过多久，张学良将吕正操调到16旅任参谋处长。
1933年3月上旬的一天，刚参加过热河抗战的吕正操，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连夜赶往北平。在中南海万字廊，吕正操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对于热河失守感到很焦虑，一见到吕正操就问：“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
吕正操急忙请战：“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
张学良当即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收复热河，并做了部署，还委任吕正操接任647团团长。吕正操很兴奋，“以为这次可能打出关去。不料次日下午，我还未来得及启程，就看到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不久，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
1936年8月，吕正操被送往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在南京，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同学们敢怒不敢言。一个特务骂吕正操等东北军学生是“亡省奴”，吕正操拍案而起，痛打了他一顿。国民党的报纸以大字标题渲染此事——《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急电何应钦，调吕正操回部队。
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张公馆临时服务，担任内勤副官。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请中共代表团来商讨。他派吕正操住在中共代表团楼下，负责接待和警卫。12月25日，事变发生两个星期之后，张学良来到吕正操等副官和卫士的住处，跟大家告别，说他即将送蒋介石回南京。吕正操劝他不要去。他没听，说三日内准回。吕正操便说：“少帅，要是你三日内不回来，我就回部队去。”
张学良一去不返，在南京成为阶下囚。此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化。1937年5月初，吕正操率一个营到石家庄与八路军119师654团的两个营合编为130师691团。5月4日，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把这个消息悄悄转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让他的四弟张学思转告吕正操：“必之（吕正操字）这条路走对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一片颓势，691团随国民党53军大部队南撤。据吕正操回忆：
南撤，南撤，究竟撤到哪里才算一站呢？在南撤途中，士兵们纷纷议论起来：“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着咱们抗日哩！”听到这种呼声，我感到很高兴。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看地图，沙克（吕正操手下干将）来找我。我也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先对他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10月10日，吕正操率部进驻梅花镇四德村。深夜，日军进攻梅花镇，部分中国军队被包围。危急关头，53军军长万福麟、116师师长周福成分别发电报让吕正操丢掉被包围的部队后撤。吕正操大怒，撕碎电报带队直冲敌阵，接应部队突围。事后，他对部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像八路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10月14日夜，691团在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从今天起，我团脱离国民党部队，北上抗日打鬼子”。 被问及“冈村宁次厉不厉害”，他笑道：“我手下败将！”
1937年冬，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在冀中，吕正操带领部队和老百姓生死与共，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冀中杀狗运动”令吕正操印象深刻：
《冀中导报》曾刊登一条消息：深泽县大直要区小队想把狗都打死，但集合各家的狗很困难，就趁“二八月”招狗子的季节，利用母狗把公狗引诱到院子里打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看到这条消息后生气地说：“拿党报开玩笑，什么意思！”为此还停发了这天的报纸。
但到1939年冬，提出了“狗是汉奸”的口号。说狗是汉奸，因为当我军夜行军时一有犬吠就等于向敌人告密，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军一有动静，狗就叫，当即被敌人发觉……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是很有感情的，但抗日高于一切，群众硬是忍痛把狗打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冀中区的狗就基本上都被打死了。这一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2年5月1日，日军开始实施“五一大扫荡”，敌首冈村宁次计划“铁壁合围”，寻找八路军主力，妄图打垮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敌机来侦察，吕正操对大家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看吧，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
“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车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演完戏，已经是半夜，各机关部门开始分散活动，分头走上反‘扫荡’的征途……”呂正操将部队化整为零，在当地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开展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运动，利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把日本侵略军打得人仰马翻，被毛泽东称作“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吕正操后来回忆：
一次，敌人企图夜间出动，包围南张村的民兵。民兵得到这一消息，便在沙河桥一带布置工事，在桥北挖了掩体，里面埋设地雷;在桥南隐蔽警戒。拂晓时，敌人果然来了，当他们走到桥口时，一个民兵把枪弄走了火，敌人掉头就往回跑，结果触上了地雷，轰隆一声，尘土冲天，炸死了好几个。在敌人惊恐万状之下，我伏兵四起，给予猛烈痛击。敌人包围南张村的企图，就这样惨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不久又来了。于是民兵在村东村西，都埋设踏火地雷。那天刮大风，一个地雷暴露到了地面，敌人抱起这个地雷，得意洋洋地说：“危险物被发现了，八路军其奈我何？”说着，地雷就在他怀中爆炸了……地雷战在冀中区遍地开花。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实况，在《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多部影片中都有脍炙人口的描述。吕正操从容对敌，在“脚丫子闪电战”中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破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晚年时，有一次被问及“冈村宁次厉不厉害”，吕正操笑道：“厉害，我手下败将！”
“冀中名将”吕正操的名字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直到1943年8月，他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时，还看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吕正操把冀中平原的经验带到晋绥军区，后来一篇报道曾这样描述：
在晋绥军区时，吕正操把“地雷战”普及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高度。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写道：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福尔曼到达该地时，据点已经被围困20天了。他问村民，是否愿意军队留下来帮助他们攻下那个据点，他们回答：“不，我们自己可以处理。”10天后，他们攻下了那个被包围的据点，疲惫的日军没有什么抵抗，一半被击毙，另一半投降了。这个村庄是福尔曼见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一个。
60多年后，吕正操提及冀中抗日的经历时，仍充满激情和自豪，说：“我最得意的是打日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吕正操率部进入东北。
“国民党有个爸爸，是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的！”
吕正操晚年时常喜吟唱《铁路员工之歌》：
穿过山洞，穿过铁桥，不分黑夜和白天。
越铺越长，越铺越远，千山万水莫阻拦……
火车头吼叫着——一直、一直、一直地冲向前！
这首士气高昂的铁路歌，是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吕正操率领铁路员工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时，战士们传唱的一首歌。
辽沈战役起初打得并不轻松，尤其是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战败后，解放军士气低落。原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王晓旭，当时就在撤退的队伍中。当他退到沈阳时，第一次见到了吕正操——个不高，已秃顶，讲话仍豪气冲天：“国民党有个爸爸，是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的！”吕正操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是黄克诚。黄克诚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干部，战斗力强，吕正操认为他任副职不合适，于是向东北局建议，以黄克诚担任司令员为宜。东北局采纳了他的建议。7月，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成立，吕正操任局长兼政委，从此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吕正操常说：“我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如果没有民族仇恨，日本在他心目中并不都是坏印象，比如铁路管理。他晚年时说：“小时候，我曾站在离家不远的南满铁路旁，惊叹于日本人管理铁路的正点，萌发了长大后从事铁路管理的心愿。”1949年3月的一天，吕正操去看望毛泽东。正在伏案阅读文件的毛泽东见他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写的《论乘务负责制》这篇文章，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吕正操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泽东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在解放战争中，吕正操被称作“铁道司令”，曾带领部下和支前群众紧急抢修抢运，在9天内把近10万大军和大量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保证了东北胜利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任铁道部副部长。1950年10月，吕正操组织志愿援朝大队，并多次到战地现场指导抢修铁路和物资运输工作，建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抗美援朝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 1965年1月，吕正操任铁道部部长。他常对属下说：“部长不能什么事都管，该谁管的就由谁管。”他还开玩笑地自称是“九三学社”：上午9时上班，下午3时下班。对此，人们曾有一些议论。夫人刘沙便问吕正操的部下：“他上班晚，贪玩，影响工作没有？”部下解释：“没有，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时最主要的“大事”，莫过于毛泽东提出的“成昆路要快修”。为了建成成昆铁路，吕正操夜不能寐，动员铁道部的工程局和铁道兵30万人参加大会战，要克服七级以上地震区，坡度四五十度的深沟，十级大风劲吹的山谷……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西方媒体称，成昆铁路是中国在经济战线上所进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吕正操外出时很喜欢坐火车，并携带各省大地图，如有新开设之铁路，必于地图上加注新站名。1995年，已经九十高龄的吕正操，仍赴建设中的京九铁路工地视察。
张学良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接道：“我也迷信，信人民。”
吕正操晚年时和别人谈起张学良，充满了感情：“张学良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西安事变”两人在西安分别时，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他们说好了3天后见面，谁知这一别就54年。
1984年6月的一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前来拜见吕正操，她说：“我大爷知道我经常来大陆经商，跟我讲，在大陆有两个部属他很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让我有机会代他去看望看望。”吕正操托张闾蘅带给张学良一副健身球和几罐上好的新茶。他想给张学良写信，但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怕给张学良带来麻烦，只好作罢。张闾蘅回去后，很快就把吕正操的礼物送到了张学良的手里。
1987年初，张闾蘅再次来到北京，带来张学良书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这是张学良取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句子集成，最末一句在原诗中为“欲辩已忘言”。吕正操读后，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集成一首回赠张学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把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反其义而用之，鼓励张学良振作精神，焕发青春。张学良很快便回了信，吕正操再回信，两人你来我往。1990年1月21日，吕正操给张学良去信，请他出来走走：
汉公钧鉴：
闾蘅常来，告知我公和夫人身心安泰，甚以为慰。
我一直盼望您俩能走出台湾小天地，到五彩缤纷的大世界来看看，对身心更能舒畅，不知以为是否？盼告。
不久，张学良回赠吕正操一首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1991年3月，经台湾当局的同意，张学良夫妇赴美国纽约探亲。5月，吕正操也来到纽约，通过张闾蘅与张学良取得联系。见面的那一天，吕正操刚刚走出电梯，便见张学良已经站在公寓门口等候。
半个多世纪过去，终于等到了见面的这一天，两人都很高兴。分别时，吕正操约张学良次日下午在外边找个清静的地方，再好好谈谈，张学良欣然同意。旁边的人提醒他：“明天下午还有一个约会，要去教堂。”张学良果断地表示：“教堂明天不去了。”
后来，吕正操与张学良又会面两次，畅叙别后的情况。在一次谈话中，张學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接过话题道：“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指吕在冀中抗日挖地道）。”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了台湾。”张学良随即说：“得民者昌。”
吕正操叙说留在敌后打日本的经历，张学良听得很认真，然后感叹道：“我最遗憾的是没能直接参加抗日，你带的部队坚持打日本，对我也是个慰藉啊！”吕正操告诉他：“东北军都参加了抗战，跟着蒋介石的大部分壮烈牺牲了。53军在辽沈战役中先后放下武器，最后在沈阳解放时起义了。”
谈到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吕正操说：“黄显声跟日本人打，那支部队里就有共产党员。他本来可以早点儿走，周总理已经通知他，说戴笠的特务要抓他，叫他赶紧走，连怎么走的路线都说好了。他耽误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抓住了。在狱中，他也有许多机会可以逃出来，他说：‘我光明正大，你们怎么抓我的就怎么放。’蒋介石怎么能放过他呢？”张学良听了老部下的结局，感叹道：“咱们东北人有那么一股子硬劲。”
交谈中，张学良尤为关心祖国统一的问题。听了吕正操介绍大陆方面的主张，张学良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吕正操与张学良分别时相约再见，然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张学良夫妇返回台湾后，又定居美国檀香山，在平静而淡泊的岁月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未能实现回祖国大陆的愿望。而未能在东北老家迎接少帅归来，成为吕正操和许多东北军老人永远的遗憾，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据说吕正操去世前，还念念不忘：“真希望汉卿（张学良字）能回国。”
有人说他打球是别人“喂”的，他笑道：“谁90岁站到球场上试试！”
晚年时，吕正操绝对是一个网球“追星族”，澳大利亚的帕特·卡什、美国的斯丹·史密斯和阿加西、张德培等网球名将来华时，他曾亲自接见。他对国内网球人才，更是厚爱有加。2004年李婷、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上获网球女子双打金牌时，他第一时间发电报祝贺;2006年春节，郑洁、晏紫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获得女子双打冠军，他得到消息后激动得像个孩子，立即向中国国家网球队发去贺电……
吕正操爱打网球在网球界是出了名的，其历史要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张学良在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了网球场，吕正操经常去“光顾”。战争年代，吕正操的“行军装备”中就有网球和球拍，休息时在打麦场上拉开网子就打。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了全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 82岁时，吕正操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比赛，当外国记者问他保健的体会时，他回答：“用游泳、打网球来活动身子，用打桥牌来活动脑子，是紧张工作之余理想的锻炼方式。”88岁时，吕正操每周仍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运动量颇为惊人，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打球是别人“喂”到球拍上的，他也不恼，朗声笑道：“谁90岁站到球场上试试！”直到92岁时，他才正式“挂拍”。对此，他曾风趣地说：“网球我实在打不动了，现在只能给人家去发奖了。”
吕正操不仅热爱网球，更关注网球事业的发展进步。为了组建中国网球队，他一直催问当时管体育的贺龙：“什么时候成立国家网球队？建设场馆要钱我们没有，要人要物我们还有办法呢！”后来，他又找到北京市领导万里，共同修建了北京最早的先农坛和体委训练局网球馆，使国家队有了自己的网球训练馆。1990年9月23日，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夏特圣埃，授予他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章。
在众人眼中，吕正操是一个“最酷老头”。他不仅幽默、睿智、豁达、超脱，而且十分可爱：他从不谈“养生之道”，有什么吃什么，最爱吃涮羊肉;网球、桥牌、读书、京戏就是他的“长寿秘诀”，和他打过桥牌的人都知道，他打得很投入，假如一手劣牌打出好戰果，他能“神气”好几天。他曾说，人的肌体各部分都是“用则进，不用则退。现代人的大脑，要比我们祖先发达得多，为什么？用脑多是重要因素”。他认为老年人既要锻炼身体，又要注意活动脑子，这才能有效地延缓衰老。
吕正操喜欢读书，有人送他精致的名著收藏本，他总是转赠给图书馆。他说：“买书是为了读，而不是收藏。”他记忆力好，但坚持记日记和读书笔记，“社会上的事儿他都知道，每天还看各种各样的‘小报’”。有一阵子他非常关心汇市，每天都要工作人员给他讲当天的汇市情况。
吕正操还是一个业余诗人。在“文革”期间没有纸，他就用纸烟盒写诗。1983年9月，吕正操在西南考察时，曾写了一首《川黔之行》抒发对晚年生活的感受：“蜀水滇江共铿锵，轻云嫩雨浥群芳。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时，吕正操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家里人曾跟他开玩笑，说：“打网球不是‘正事儿’，怎么能和打日本、管铁路相提并论呢？”吕正操很认真地更正：“（打网球）是正事儿！”说完，还在写字板上郑重地写下“体育”二字。
吕正操100岁生日那天，手中拿着刚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一边翻一边说：“讲武堂时的照片真帅。”宽大明亮的书房里，吕正操穿着一件鲜亮的红毛衣，一边躺在沙发上翻书，一边跟孩子们聊自己的过去。只有书架上那支逼真的步枪模型和一个“毛泽东号”的火车头模型，以及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暗示着这位老人一个多世纪的生活中所蕴藏的无数传奇。
2009年国庆节前夕，女儿拿着小黑板问吕正操：“过几个月你就106岁生日了，该怎么过？”由于讲话不是特别方便，他就要来笔，在黑板上写道：“不声张。”10月1日，他在病房里观看了共和国60周年阅兵仪式。10月13日，他安然离世，成为最后一位辞世的开国上将。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开国将军轶事》，吴东峰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永远的吕正操》，廖文根/文，《人民日报》2010年1月4日;《吕正操：百岁开国上将的传奇人生》，吕春/文，《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期）
眼看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
随后，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部队，北上抗日”
吕正操（1904-2009），奉天省海城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第53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116师16旅参谋处长，647团、691团团长。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軍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西满分局常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6年7月，任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兼政委。还先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护运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4年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和铁道兵第一政委。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关于吕正操，1949年2月2日，《麦克风》杂志第七号的“新闻内幕”栏目曾刊登过这样一段话：
原来近日中共将领吕正操，便是当年53军的吕正操，他因抗战初未能随53军退而入共军，十几年来他的官阶至中共陆军少将，而且为中共方面东北副总司令，他的地位是仅次于林彪的。在沈阳陷落时便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沈阳守城司令周福成原为53军副军长，说来，当然是吕正操的老上司，可是不料事隔多年，周福成竟为他十几年前的老部下吕正操所擒，当然周福成感慨万端了！
听说他加入共产党，张学良说“这条路走对了”
1928年初，张学良派吕正操至沈阳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任干事。当时，张学良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留学，他们回国后对吕正操讲共产党的思想和革命道理，还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吕正操受到启发，告诉张学良自己不想当政客，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学良斥责他年轻浮躁。吕正操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其实少帅只比我大三岁半。”没过多久，张学良将吕正操调到16旅任参谋处长。
1933年3月上旬的一天，刚参加过热河抗战的吕正操，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连夜赶往北平。在中南海万字廊，吕正操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对于热河失守感到很焦虑，一见到吕正操就问：“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
吕正操急忙请战：“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
张学良当即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收复热河，并做了部署，还委任吕正操接任647团团长。吕正操很兴奋，“以为这次可能打出关去。不料次日下午，我还未来得及启程，就看到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不久，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
1936年8月，吕正操被送往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在南京，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同学们敢怒不敢言。一个特务骂吕正操等东北军学生是“亡省奴”，吕正操拍案而起，痛打了他一顿。国民党的报纸以大字标题渲染此事——《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急电何应钦，调吕正操回部队。
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张公馆临时服务，担任内勤副官。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请中共代表团来商讨。他派吕正操住在中共代表团楼下，负责接待和警卫。12月25日，事变发生两个星期之后，张学良来到吕正操等副官和卫士的住处，跟大家告别，说他即将送蒋介石回南京。吕正操劝他不要去。他没听，说三日内准回。吕正操便说：“少帅，要是你三日内不回来，我就回部队去。”
张学良一去不返，在南京成为阶下囚。此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化。1937年5月初，吕正操率一个营到石家庄与八路军119师654团的两个营合编为130师691团。5月4日，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把这个消息悄悄转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让他的四弟张学思转告吕正操：“必之（吕正操字）这条路走对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一片颓势，691团随国民党53军大部队南撤。据吕正操回忆：
南撤，南撤，究竟撤到哪里才算一站呢？在南撤途中，士兵们纷纷议论起来：“堂堂几尺高的男子汉，要劲，满身是;要枪，手里有;眼看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不让去打，真是活受罪！”“有朝一日，老子不干了！你蒋介石不抗日，中国自有人领着咱们抗日哩！”听到这种呼声，我感到很高兴。一天夜晚，我正在屋里看地图，沙克（吕正操手下干将）来找我。我也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就先对他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10月10日，吕正操率部进驻梅花镇四德村。深夜，日军进攻梅花镇，部分中国军队被包围。危急关头，53军军长万福麟、116师师长周福成分别发电报让吕正操丢掉被包围的部队后撤。吕正操大怒，撕碎电报带队直冲敌阵，接应部队突围。事后，他对部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像八路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10月14日夜，691团在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从今天起，我团脱离国民党部队，北上抗日打鬼子”。 被问及“冈村宁次厉不厉害”，他笑道：“我手下败将！”
1937年冬，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在冀中，吕正操带领部队和老百姓生死与共，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冀中杀狗运动”令吕正操印象深刻：
《冀中导报》曾刊登一条消息：深泽县大直要区小队想把狗都打死，但集合各家的狗很困难，就趁“二八月”招狗子的季节，利用母狗把公狗引诱到院子里打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看到这条消息后生气地说：“拿党报开玩笑，什么意思！”为此还停发了这天的报纸。
但到1939年冬，提出了“狗是汉奸”的口号。说狗是汉奸，因为当我军夜行军时一有犬吠就等于向敌人告密，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军一有动静，狗就叫，当即被敌人发觉……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是很有感情的，但抗日高于一切，群众硬是忍痛把狗打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冀中区的狗就基本上都被打死了。这一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2年5月1日，日军开始实施“五一大扫荡”，敌首冈村宁次计划“铁壁合围”，寻找八路军主力，妄图打垮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敌机来侦察，吕正操对大家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看吧，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
“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车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演完戏，已经是半夜，各机关部门开始分散活动，分头走上反‘扫荡’的征途……”呂正操将部队化整为零，在当地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开展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运动，利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把日本侵略军打得人仰马翻，被毛泽东称作“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吕正操后来回忆：
一次，敌人企图夜间出动，包围南张村的民兵。民兵得到这一消息，便在沙河桥一带布置工事，在桥北挖了掩体，里面埋设地雷;在桥南隐蔽警戒。拂晓时，敌人果然来了，当他们走到桥口时，一个民兵把枪弄走了火，敌人掉头就往回跑，结果触上了地雷，轰隆一声，尘土冲天，炸死了好几个。在敌人惊恐万状之下，我伏兵四起，给予猛烈痛击。敌人包围南张村的企图，就这样惨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不久又来了。于是民兵在村东村西，都埋设踏火地雷。那天刮大风，一个地雷暴露到了地面，敌人抱起这个地雷，得意洋洋地说：“危险物被发现了，八路军其奈我何？”说着，地雷就在他怀中爆炸了……地雷战在冀中区遍地开花。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实况，在《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多部影片中都有脍炙人口的描述。吕正操从容对敌，在“脚丫子闪电战”中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破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晚年时，有一次被问及“冈村宁次厉不厉害”，吕正操笑道：“厉害，我手下败将！”
“冀中名将”吕正操的名字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直到1943年8月，他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时，还看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吕正操把冀中平原的经验带到晋绥军区，后来一篇报道曾这样描述：
在晋绥军区时，吕正操把“地雷战”普及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高度。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写道：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福尔曼到达该地时，据点已经被围困20天了。他问村民，是否愿意军队留下来帮助他们攻下那个据点，他们回答：“不，我们自己可以处理。”10天后，他们攻下了那个被包围的据点，疲惫的日军没有什么抵抗，一半被击毙，另一半投降了。这个村庄是福尔曼见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一个。
60多年后，吕正操提及冀中抗日的经历时，仍充满激情和自豪，说：“我最得意的是打日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吕正操率部进入东北。
“国民党有个爸爸，是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的！”
吕正操晚年时常喜吟唱《铁路员工之歌》：
穿过山洞，穿过铁桥，不分黑夜和白天。
越铺越长，越铺越远，千山万水莫阻拦……
火车头吼叫着——一直、一直、一直地冲向前！
这首士气高昂的铁路歌，是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吕正操率领铁路员工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时，战士们传唱的一首歌。
辽沈战役起初打得并不轻松，尤其是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战败后，解放军士气低落。原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王晓旭，当时就在撤退的队伍中。当他退到沈阳时，第一次见到了吕正操——个不高，已秃顶，讲话仍豪气冲天：“国民党有个爸爸，是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的！”吕正操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是黄克诚。黄克诚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干部，战斗力强，吕正操认为他任副职不合适，于是向东北局建议，以黄克诚担任司令员为宜。东北局采纳了他的建议。7月，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成立，吕正操任局长兼政委，从此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吕正操常说：“我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如果没有民族仇恨，日本在他心目中并不都是坏印象，比如铁路管理。他晚年时说：“小时候，我曾站在离家不远的南满铁路旁，惊叹于日本人管理铁路的正点，萌发了长大后从事铁路管理的心愿。”1949年3月的一天，吕正操去看望毛泽东。正在伏案阅读文件的毛泽东见他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写的《论乘务负责制》这篇文章，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吕正操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泽东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在解放战争中，吕正操被称作“铁道司令”，曾带领部下和支前群众紧急抢修抢运，在9天内把近10万大军和大量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保证了东北胜利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任铁道部副部长。1950年10月，吕正操组织志愿援朝大队，并多次到战地现场指导抢修铁路和物资运输工作，建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抗美援朝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 1965年1月，吕正操任铁道部部长。他常对属下说：“部长不能什么事都管，该谁管的就由谁管。”他还开玩笑地自称是“九三学社”：上午9时上班，下午3时下班。对此，人们曾有一些议论。夫人刘沙便问吕正操的部下：“他上班晚，贪玩，影响工作没有？”部下解释：“没有，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时最主要的“大事”，莫过于毛泽东提出的“成昆路要快修”。为了建成成昆铁路，吕正操夜不能寐，动员铁道部的工程局和铁道兵30万人参加大会战，要克服七级以上地震区，坡度四五十度的深沟，十级大风劲吹的山谷……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西方媒体称，成昆铁路是中国在经济战线上所进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吕正操外出时很喜欢坐火车，并携带各省大地图，如有新开设之铁路，必于地图上加注新站名。1995年，已经九十高龄的吕正操，仍赴建设中的京九铁路工地视察。
张学良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接道：“我也迷信，信人民。”
吕正操晚年时和别人谈起张学良，充满了感情：“张学良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西安事变”两人在西安分别时，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他们说好了3天后见面，谁知这一别就54年。
1984年6月的一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前来拜见吕正操，她说：“我大爷知道我经常来大陆经商，跟我讲，在大陆有两个部属他很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让我有机会代他去看望看望。”吕正操托张闾蘅带给张学良一副健身球和几罐上好的新茶。他想给张学良写信，但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怕给张学良带来麻烦，只好作罢。张闾蘅回去后，很快就把吕正操的礼物送到了张学良的手里。
1987年初，张闾蘅再次来到北京，带来张学良书赠给吕正操的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这是张学良取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句子集成，最末一句在原诗中为“欲辩已忘言”。吕正操读后，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集成一首回赠张学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把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反其义而用之，鼓励张学良振作精神，焕发青春。张学良很快便回了信，吕正操再回信，两人你来我往。1990年1月21日，吕正操给张学良去信，请他出来走走：
汉公钧鉴：
闾蘅常来，告知我公和夫人身心安泰，甚以为慰。
我一直盼望您俩能走出台湾小天地，到五彩缤纷的大世界来看看，对身心更能舒畅，不知以为是否？盼告。
不久，张学良回赠吕正操一首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1991年3月，经台湾当局的同意，张学良夫妇赴美国纽约探亲。5月，吕正操也来到纽约，通过张闾蘅与张学良取得联系。见面的那一天，吕正操刚刚走出电梯，便见张学良已经站在公寓门口等候。
半个多世纪过去，终于等到了见面的这一天，两人都很高兴。分别时，吕正操约张学良次日下午在外边找个清静的地方，再好好谈谈，张学良欣然同意。旁边的人提醒他：“明天下午还有一个约会，要去教堂。”张学良果断地表示：“教堂明天不去了。”
后来，吕正操与张学良又会面两次，畅叙别后的情况。在一次谈话中，张學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接过话题道：“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指吕在冀中抗日挖地道）。”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了台湾。”张学良随即说：“得民者昌。”
吕正操叙说留在敌后打日本的经历，张学良听得很认真，然后感叹道：“我最遗憾的是没能直接参加抗日，你带的部队坚持打日本，对我也是个慰藉啊！”吕正操告诉他：“东北军都参加了抗战，跟着蒋介石的大部分壮烈牺牲了。53军在辽沈战役中先后放下武器，最后在沈阳解放时起义了。”
谈到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吕正操说：“黄显声跟日本人打，那支部队里就有共产党员。他本来可以早点儿走，周总理已经通知他，说戴笠的特务要抓他，叫他赶紧走，连怎么走的路线都说好了。他耽误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抓住了。在狱中，他也有许多机会可以逃出来，他说：‘我光明正大，你们怎么抓我的就怎么放。’蒋介石怎么能放过他呢？”张学良听了老部下的结局，感叹道：“咱们东北人有那么一股子硬劲。”
交谈中，张学良尤为关心祖国统一的问题。听了吕正操介绍大陆方面的主张，张学良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吕正操与张学良分别时相约再见，然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张学良夫妇返回台湾后，又定居美国檀香山，在平静而淡泊的岁月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未能实现回祖国大陆的愿望。而未能在东北老家迎接少帅归来，成为吕正操和许多东北军老人永远的遗憾，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据说吕正操去世前，还念念不忘：“真希望汉卿（张学良字）能回国。”
有人说他打球是别人“喂”的，他笑道：“谁90岁站到球场上试试！”
晚年时，吕正操绝对是一个网球“追星族”，澳大利亚的帕特·卡什、美国的斯丹·史密斯和阿加西、张德培等网球名将来华时，他曾亲自接见。他对国内网球人才，更是厚爱有加。2004年李婷、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上获网球女子双打金牌时，他第一时间发电报祝贺;2006年春节，郑洁、晏紫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获得女子双打冠军，他得到消息后激动得像个孩子，立即向中国国家网球队发去贺电……
吕正操爱打网球在网球界是出了名的，其历史要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张学良在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了网球场，吕正操经常去“光顾”。战争年代，吕正操的“行军装备”中就有网球和球拍，休息时在打麦场上拉开网子就打。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了全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 82岁时，吕正操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比赛，当外国记者问他保健的体会时，他回答：“用游泳、打网球来活动身子，用打桥牌来活动脑子，是紧张工作之余理想的锻炼方式。”88岁时，吕正操每周仍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运动量颇为惊人，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打球是别人“喂”到球拍上的，他也不恼，朗声笑道：“谁90岁站到球场上试试！”直到92岁时，他才正式“挂拍”。对此，他曾风趣地说：“网球我实在打不动了，现在只能给人家去发奖了。”
吕正操不仅热爱网球，更关注网球事业的发展进步。为了组建中国网球队，他一直催问当时管体育的贺龙：“什么时候成立国家网球队？建设场馆要钱我们没有，要人要物我们还有办法呢！”后来，他又找到北京市领导万里，共同修建了北京最早的先农坛和体委训练局网球馆，使国家队有了自己的网球训练馆。1990年9月23日，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夏特圣埃，授予他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章。
在众人眼中，吕正操是一个“最酷老头”。他不仅幽默、睿智、豁达、超脱，而且十分可爱：他从不谈“养生之道”，有什么吃什么，最爱吃涮羊肉;网球、桥牌、读书、京戏就是他的“长寿秘诀”，和他打过桥牌的人都知道，他打得很投入，假如一手劣牌打出好戰果，他能“神气”好几天。他曾说，人的肌体各部分都是“用则进，不用则退。现代人的大脑，要比我们祖先发达得多，为什么？用脑多是重要因素”。他认为老年人既要锻炼身体，又要注意活动脑子，这才能有效地延缓衰老。
吕正操喜欢读书，有人送他精致的名著收藏本，他总是转赠给图书馆。他说：“买书是为了读，而不是收藏。”他记忆力好，但坚持记日记和读书笔记，“社会上的事儿他都知道，每天还看各种各样的‘小报’”。有一阵子他非常关心汇市，每天都要工作人员给他讲当天的汇市情况。
吕正操还是一个业余诗人。在“文革”期间没有纸，他就用纸烟盒写诗。1983年9月，吕正操在西南考察时，曾写了一首《川黔之行》抒发对晚年生活的感受：“蜀水滇江共铿锵，轻云嫩雨浥群芳。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时，吕正操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家里人曾跟他开玩笑，说：“打网球不是‘正事儿’，怎么能和打日本、管铁路相提并论呢？”吕正操很认真地更正：“（打网球）是正事儿！”说完，还在写字板上郑重地写下“体育”二字。
吕正操100岁生日那天，手中拿着刚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一边翻一边说：“讲武堂时的照片真帅。”宽大明亮的书房里，吕正操穿着一件鲜亮的红毛衣，一边躺在沙发上翻书，一边跟孩子们聊自己的过去。只有书架上那支逼真的步枪模型和一个“毛泽东号”的火车头模型，以及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暗示着这位老人一个多世纪的生活中所蕴藏的无数传奇。
2009年国庆节前夕，女儿拿着小黑板问吕正操：“过几个月你就106岁生日了，该怎么过？”由于讲话不是特别方便，他就要来笔，在黑板上写道：“不声张。”10月1日，他在病房里观看了共和国60周年阅兵仪式。10月13日，他安然离世，成为最后一位辞世的开国上将。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开国将军轶事》，吴东峰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永远的吕正操》，廖文根/文，《人民日报》2010年1月4日;《吕正操：百岁开国上将的传奇人生》，吕春/文，《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