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生了女儿，另一件是换了房。我把家从浦东外环外的两房，换到了中环内的大三房，这在几年前的我，是不能想象的。
　　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新家布置了一间很舒服的客房，她和公婆都可以随时来住。我妈在电话那一头久久沉默，但我仿佛听到了她的心潮起伏。
　　上世纪四十年代，外公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从南通来到上海。他本可以选择继承祖业，可毕业自西南联大的他，听从父母之命娶了妻，却再也无法忍受留在家乡度过被操纵的一生。
　　在瑞金二路的新式里弄，他们置了业，楼上楼下共四间卧室，类似于如今的联排，那里是大舅、我妈和小姨出生的地方。许多年以后，我妈还在对我讲述她在红砖房子里的童年，意大利式的三角屋檐下爬满紫薇藤，木楼梯吱呀作响，空气里飘来邻居家的红烧肉和咖啡香，那是她永远忘不了的时光。
　　据我妈讲，当时的她和大哥小妹非常相爱，也因为此，在街道通知每户必须出一个人插队下乡的时候，看着身为长子的大舅和因小儿麻痹症左脚微跛的小姨，我妈毫不犹豫地说：“我去！”
　　这一去就是一辈子。我妈返城后，被安排工作在安徽，对于故乡上海，只留下刻骨铭心的思念。随着时间过去，连亲人间的感情也似乎变了质，特别是大舅娶了舅妈之后，对这个流落远方的二妹，少了些感激，多了份戒心。
　　90年代，上海有了知青子女返沪政策，我妈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户口转到了老房子里。这一举措促成了大舅、大舅妈和我妈的彻底翻脸，但当时外公尚在，他拍板要让我妈的独生女儿落叶归根，没人可以反对。
　　这里说起来，也有一件颇为可惜的事。当时上海的大拆大建刚有苗头，已经有先知先觉的老邻居卖了瑞金二路的小房间，换了浦东陆家嘴的大公寓。大舅妈和小姨去参观过老邻居的新居，回来满是艳慕之情，却被外公的一句话堵住了嘴：“如果不能每天吃过晚饭去淮海路上兜兜，就是让我睡在龙床上也没意思！”
　　可以欣慰的是，最后外公总算如他所愿，平静地终老在瑞金二路的房子里。他去后不久，拆迁通知就到了家，兄弟姐妹之间的家产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大舅和大舅妈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得到了一大一小两套商品房，小姨也得到了上海人俗称“条头糕”的一室户，一起搬到了闵行区的“静安新城”里。而我，只得到了几万人民币的补偿。
　　自觉被故乡和被亲人双重离弃的我妈，比我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和大舅一家人说过一句话。小姨劝她用拆迁补偿款加上全部积蓄，尽早在上海买房，哪怕再偏再小。可惜她忽略了小姨的忠告。倒是小姨自己，充分发挥了一个上海主妇的精明，在其后的十几年里，凭着一套“条头糕”，一步一升，踏准节拍，硬是把家换到了徐家汇的大房子里。此刻她终于满意地说：“虽然没有回到静安区，不过晚饭后散步到淮海路也不是太远了。”
　　就这样，大学毕业后，虽然顶着“原籍生”的名头，我却和任何一个新上海人一样面临着租房的问题。我和老公谈婚论嫁准备买房的时候，我妈拿出当年存了定存的拆迁补偿款，愧疚地对我说：“妈妈耽误了你。”我却拥住她，在她的耳边承诺：“妈妈，我保证，有一天我会帮你回家！”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有时我想，命运的神奇落在任何人的意料之外，也许上海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女儿，所以她将我妈失去的运气都补偿在我这里，让我们在四十多年以后，又续上了和这座城市不解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