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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以人教版七上语文教材为例》在《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3月号首发后，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先是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第6期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全文收录，此后《云南教育·中学教师》《新课程报·课改导刊》等刊物全文转载，此文还被评为2007年深圳市教育学会优秀课改论文一等奖，市局领导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直想完整、系统地剖析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但原始文本的收集异常困难。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前不久，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终于完成了《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的原始文本的收集——自此，人教版七下语文教材的所有原始文本收集完毕。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原始文本的收集与比照，我可以确定删改过的课文居然有十八篇（本册教材仅有课文三十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丑小鸭》《最后一课》《土地的誓言》《邓稼先》《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音乐巨人贝多芬》《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社戏》《竹影》《观舞记》《口技》《伟大的悲剧》《荒岛余生》《登上地球之巅》《真正的英雄》《斑羚飞渡》《马》，足足占了这册教材课文的五分之三！
《爸爸的花儿落了》节选自《城南旧事》（林海音著，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1984），改动颇多，原题应为《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我曾给“90后”的学生播放过吴贻弓导演，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影片播放到一半，只能停了。
综观全文的删改，大都无关痛痒，有自作聪明之嫌。
原文：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课文：那么爸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很显然，这组两个逗号的删减是失败的，破坏了原文的口语化，也就缺乏了应有的真实和亲切。
原文：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
课文：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逼着穿上肥大的夹袄……
“了不得”变成了“不得了”，“打扮得”变成了“逼着”，原文更具有儿童化语言的色彩，还有一层戏谑的味道——这当然是缺乏童心的编者们所感受不到的，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变成了成人化的语言。
《丑小鸭》一文的出处注释有误，课文注释为：“选自《安徒生童话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正确的出处应为“《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千万别小看一个“和”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小就应该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品格。
我曾在《丑小鸭是怎样变成白天鹅的》（《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8月号）一文中痛斥对这篇童话荒谬的解读：“……而学生获得了所谓高尚的情操——后天的努力是产生基因变异（鸭变天鹅）的最重要的条件！”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用成人的思维去解读童话，用庸俗社会学去糟蹋儿童文学，从删掉的文段里，我们更容易读懂安徒生——一个流浪的灵魂，一颗高贵的心灵！
都德的《最后一课》只有一句简单的注解：“这篇课文是根据几种版本改写的。”既没有注明改写者，也没有注明“几种版本”。
我所能找到的代表性译本有六种，建国之前有三种：
最初的译文发表在1913年1月3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2卷1期，署名“匪石”；此后有胡适1915年3月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割地》，后改名为《最后一课》；继胡适译本后，江白痕在1915年5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2卷5期上发表了《小子志之》（《最后一课》译文），江系用文言文翻译，逐字逐句，甚为难得。
建国之后的译本也有三种：赵少侯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赵少侯编选。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法国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柳鸣九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艾珉编，法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李玉民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李玉民等译，最后一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关于《最后一课》的译本可谓名家云集，可编者们为什么一篇也看不上，重新翻译？——他们不懂法文，于是炮制出了一篇改写版，这恐怕不能算是都德的作品了。翻译的质量如何？先来看一处硬伤：
课文：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出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柳译：于是他转身对着黑板，拿起一枝粉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用最大的字母写出：法兰西万岁！
都德原文VIVE LA FRANCE用大黑体字母排印；柳文中“法兰西万岁”用比正文大得多的三号宋体字排印。这都是为求内容和形式统一。柳文只说“用最大的字母写出”，而不去计算几个字，因为他不愿画蛇添足，增字乱译。英语译文只说“大号字母”，而且照录原文，那是忠实于原著的译法和具有独到见解的处理。从语法角度看，VIVE LA FRANCE是三个词，其中LA是冠词，限定名词的性和数。汉语没有冠词，可以略去不译。
我们的编者硬套几十年前的老法子编写教材，仍然是闭门造车，搞得既不好教又不好学，于是闹出了“两个大字”、五个汉字的笑话。
重读江白痕的《小子志之》，深感文言文的魅力：
江文：于时先生转身至黑板处，执半折粉笔，尽力大书曰“法兰西万岁！”先生掷笔痴立，倚头于壁，久之，以手麾予等曰：“最后之授业毕矣，小子可退，小子志之。”
多么强悍的语言感染力和震撼力！
《土地的誓言》一文的出处注释也不够严谨。课本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一”，严谨的注释应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第十集·散文卷 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原文语言流畅，热血澎湃，读来更像一篇“誓言”，画蛇添足的删改，破坏了原文凄美的意境！
原文：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低，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从来都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在那里，或者我睡得沉沉，或者我在睡梦中突然的惊醒的时候，我突然的记起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
课文：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着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总是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到那里，即使我睡得很沉，或者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想到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
原文只有一个长句，课文却大加删改。一个蹩脚的编辑去篡改一位大家的散文，大抵就是这样的效果。仅谈一个连词的修改：把“或者”改为“即使”后，一组并列结构的短语变得不伦不类，朗诵起来，很是别扭！
《邓稼先》（人民日报，1993年8月21日，3版）一文，杨振宁先生的文笔不敢恭维，编者们的删改也不见得高明，除了一些照例的数字游戏外，居然还改通顺了一些语句：
原文：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由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
课文：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选自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8版。原题为：“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课文出处注释错标为：“说与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作”与“做”相差很大，不知是编者眼睛不好，还是故意为之。
作，起也。——《说文》（会意。从人，从乍。人突然站起为作。甲骨文字形，象衣领初作的形状。本义：人起身）
古代汉语中的“作”，意义很是丰富，有“写作、创作”、“从事某种活动”等多层意蕴，非常符合文章的主旨——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和作为民主战士的闻一多。
编者们不了解“作”的多层意蕴，把它改成了意蕴相对单调的“做”，也许比较符合小学生的简单思维，传统文化的匮乏可见一斑！
本文删改的唯一功绩在于避免误导青少年吸烟：
原文：“红锡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课文：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音乐巨人贝多芬》的出处注释不伦不类，我在这里给编者们列一个范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散文选 1918-1949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连人家的标题都改了，可课文注释只字不提“删改”二字，原题为：“贝多芬：一个巨人”。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们可能有自知之明——自觉删改的水平不够高，索性不加注明，以免贻笑大方。
开篇就是无关痛痒的删改：
原文：客人敲开了贝多芬家里的门。
课文：客人敲开了贝多芬的家门。
结尾亦是无关痛痒的删改：
原文：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内希望写出的音乐！
课文：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中间还有无关痛痒的修改：
原文：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径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于是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管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课文：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直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枝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全都是一些自作聪明，无关痛痒地删改！
不知哪位编者从哪里搞到了一本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于是有了《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一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此文讲的是一群男人星期天下午在福楼拜家的聚会，我一读就觉得恶心：
课文：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
课文：屠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晳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
课文：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叙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
充满暖昧的语言，赤裸裸的情色描写，让我怀疑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同性恋者，倒不如换个题目——《福楼拜的男人世界》！查阅资料之后，我这可怕的念头得到了证实：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内，福楼拜先后与阿尔弗莱·勒普瓦特万（Alfred Le Poitevin，1816- 1848）和马克西姆·杜冈（Maxirne Du Camp，1822-1894）保持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关系，二人构成了一个二位一体的男人世界，在它的外围是路易·布耶，路易·德·科莫兰和晚辈居伊·德·莫泊桑。福楼拜终生未娶，虽然他的生活中不乏女人，如著名的路易兹·高莱，但女人似乎只是闯入男人世界的过客，男人才是福楼拜的精神寄托和知己。从福楼拜的通信集中(其中与勒普瓦特万——和杜冈的相当一部分信件已被当事人毁掉），我们可以读出二人暖昧、排他的关系。（杨国政，福楼拜的男人世界，国外文学。2001.02）
福楼拜的研究学者发现，福楼拜的生活中充满了妓女。此外，他与一些男人有超友谊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福楼拜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喜爱开罗澡堂里的男仆。也就是说，福楼拜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恋。
我历尽辛苦，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仔细比照原文和课文，对编者们的删改依然是痛心疾首：
原文：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最后再单独和每个人讲一小会儿，紧紧握握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课文：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单独讲一会儿话，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原文流畅，平和；课文把“握握”改成“握住”，使动作不再连贯，“握握”之后，才能“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基本的生活情理都不顾及，拙劣的删改可见一斑。
本册教材第四单元课文的主题是“文化与艺术”，所选的文章虽然与主题搭些边，但实际效果却是索然无味，坏了学生胃口。
当下，在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令人痛心而又精辟的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恐怕得归功于众多所谓“专家”、“学者”、“名师”们的努力。
第一篇课文就是鲁迅先生的《社戏》（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 坟 热风 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编者大人们删除了开头作者叙述了“我”成年后在北京两次看戏的经历，联想到近来，善于做秀与折腾的教育专家们把京剧（具体来说是“样板戏”）纳入中小学教育，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生怕作者对京剧的不满与厌恶感染了师生。然而，很多的自作聪明都是愿与事违。
在讲鲁迅的名作《社戏》的时候，我的学生昏昏欲睡，站在讲台上的我开始大发雷霆：“你们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不愿意学，学不好，你们算是中国人吗！”
“我们都没看过社戏，再说鲁迅写的这些都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十万八千里，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的一个学生开始顶嘴。
“就是啊，老师你知道鲁迅看的是什么戏吗，演的是哪一出啊？”
……
我曾自信能回答学生所有的语文问题，然而这次面对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却哑口无言了。80后的我除了对话剧还有一丝印象之外，对于传统戏剧除了知道几个诸如“京剧”、“昆曲”、“黄梅戏”之类的名词外，其它的的确确是一无所知，何况是90后的他们？
不要说我的学生没看过社戏，就是作为老师的我，也根本没见过社戏——更不会对社戏感兴趣——我们现在喜欢的是欧美的影视大片，韩国的超级电视连续剧，估计鲁迅的家乡现在演社戏也不会有什么人看了，电视机、影碟机的普及早已把传统的戏剧挤到了一个死角。
结合《社戏》中被删节的内容，再读社戏，我还是很有感触的。被删的章节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混乱、污浊，与“我”少年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率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用惯用的夸张笔法写出了生存空间的狭小、污浊，对个体生命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挤压，如一到戏台下，“耳朵已经嗡嗡的响着了”，“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一个胖绅士被“挤小”了，“我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看到长凳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等等，以至于两次写下类似的文字：“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忽而使我省悟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由于这两回看戏的体验，作者很自然便想起那令人难忘的“社戏”了。“社戏”的演出是在“野外”，这里的“野外”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空间，更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存空间，这空间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自由，这也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因为在这里，“我”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在这里，“打了太公，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在这里“我”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挖蚯蚓、钓虾、放牛；在这里，看戏归来饿了，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偷”豆。心灵的轻松和沉静，使“我”闻到了江南泥土的芬芳、豆麦的清香；使“我”听到了横笛声的宛转、悠扬；使“我”看到灯光中的戏台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对于“咿咿呀呀的唱”尽管扫兴，却也能“忍耐的等着”，等不及了就吁气、打哈欠，甚至连溜走也随随便便……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拘无束，一切都是那样充满生趣。此外如外祖母的慈蔼，母亲的关怀，也都让人倍觉亲切。在这临海的小村里，自然与人情融为一体，人情之质朴、淳厚如那里的山水一样令人沉醉、感动。但是这一切后来都成了美好的回忆。童年的世界成了鲁迅精神的家园，成年的他，在孤寒的现实世界里，只能靠回忆往事取暖。
第二篇课文是刘成章的《安塞腰鼓》，我觉得刘成章的语言太具朱自清的滥情和杨朔的矫情。我找来一段安塞腰鼓的视频放给我的学生们看，可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音乐课上刚欣赏了《非洲黑人音乐》，那可有意思多了，不像安塞腰鼓，就那几件整齐统一的衣服、几个整齐统一的腰鼓、几出整齐统一的动作、几段整齐统一的乐调……又吵又闹，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我觉得学生们讲得很有道理，便找音乐老师借了张光盘，看了几段非洲黑人音乐的画面，果然是变化多端，很具民族特色！
第三篇课文是丰子恺的《竹影》，出处注释也很不严谨，没有标明卷次，较为严谨的注释应为：丰子恺著，丰陈宝等编。丰子恺文集 艺术卷 三 1935.4-1937.3。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本篇曾载于1936年5月25日《新少年》第1卷第10期。
课文注释是“有删节”，其实不仅有删节，还有很多改动，为何不注个“有删改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删掉的开头：
原文：这一天我很不快活，又很快活。所不快活的，这是五卅国耻纪念，说起“五卅”这两个字，一幅凶恶的脸孔和一堆鲜红的血立刻出现在我的脑际，不快之念随之而生。所快活的，这是星期六，晚饭后可以任意游乐，没有明天的功课催我就寝。
“国耻纪念”这四个字是多么的遥远和陌生，估计没有一个“90后”了解“五卅”，一个善于遗忘国耻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难以想象！爱国教育不是空谈阔论，在日常学习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事倍功半。
丰子恺散文的语言还是颇为传神的，经编者一“润色”，神色全无。
原文：他的椅子背所靠着的那根竹，跟了他的动作而发抖，上面的竹叶作出潇潇的声音来。这引动了三人的眼，大家仰起头来向天空看。
课文：他的椅子背所靠着的那根竹，跟了他的动作而发抖，上面的竹叶作出萧萧的声音来。这引动了三人的注意，大家仰起头来向天空看。
“潇潇”变“萧萧”，韵味已去一半；“眼”变“注意”，则韵味全无。
“潇潇”多形容风雨急促，或用来形容毛毛雨，非常适合用来描摹晃动的竹叶声；“萧萧”多形容马的嘶鸣声，或秋风声，一股冷落凄清之感。
“引动了三个人的眼”强调的是动眼观察；改为“引动了三个人的注意”则缺乏了一个探寻的过程。
把陌生化的语言平庸化，亦是编者删改课文的一条“军规”。
第四篇课文是冰心的《观舞记》，虽然我反感《观舞记》是冰心建国后观看印度舞蹈的一篇谄媚之词，但我还是找了些印度舞蹈和中国的《孔雀舞》《千手观音》之类的影视资料跟学生们一道欣赏。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印度女孩原来是这么的妩媚多姿，她们的服装、她们的饰品是那么的绚烂多彩，更重要的是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印度的女人，这是印度的女装，这是印度的舞蹈！而中国的舞蹈家不可能穿旗袍，更不可能穿和服来跳舞。孔雀舞的服装很华美，可那是孔雀的；《千手观音》左看右看倒像是印度的。我的学生居然发现印度女孩跳舞的时候面部表情十分丰富（《观舞记》这一点写得不错），而跳孔雀舞的杨丽萍却是冷若冰霜，《千手观音》的演员也都是邰丽华一般的模子和表情。
《观舞记》原载于1957年4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课文略有改动，却不加注明：
原文：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色彩，渲点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课文：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色彩，点染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这里的“渲点”可解释为渲染，大抵有三层含义：a.中国画技法之一，用水墨或淡的色彩烘涂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b.喻夸大地形容；c.文艺作品中通过多方面的描写、形容或烘托来突出形象。非常符合原文的意蕴。
“点染”多指绘画时画家点笔染翰，不如“渲点”传神。
大作家，往往喜欢自己创造一些词汇，这些词是日常生活，甚至作文中所没有的，但却是作家想象力的证明，很具有形象力，比如说“渲点”一词，感觉上，就像有人用那浓浓的墨在宣纸上晕开一般，如在眼前，如临其境，而“点染”，则太平常太常见了，漂布，都可以用点染吧。如此改动，艺术感全无。教材的编写者，更注重学生用语的规范，但是无形却破坏了文学最看重的个性。文学是人学，这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也体现在形式，形式美，也是艺术。从教育目标来说，我个人认为，老师不能低估了学生的智商。
第五篇课文是《口技》，我的学生一口咬定文章是虚构的，我也不相信有人能表演出这么神奇的东西，至少我这辈子没见过！越是虚假的东西越有吸引力，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了愚蠢的编者，却吸引不了我和我的学生。有学生问我，古人请客的时候为什么要安排表演，我才想起，如今请客吃饭是不需要文艺演出的，但需要一张自动麻将桌！包括现在的小姐已经不会像百年之前的青楼女子一样脸红了，也不会有一丝娇羞，更不会弹弄丝竹、吟诗作对！我还查到一些资料，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兴致勃勃地聆听口技表演呢——原来《口技》的原文有模仿夫妻交欢、溺尿的声音，怪不得那些编者要把它删改成一篇索然无味的课文！
原文：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言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夫起溺，妇亦抱儿起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备。
课文：遥闻深巷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其夫呓语，既而儿醒，大啼，夫亦醒。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又一大儿醒，絮絮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众妙毕备。
对一篇古文作如此大的删改，且不加一字注明，编者的学术人格很是让我怀疑。
这样的删改，其实对学生有关性知识的现状判断不准确。可能动机是“好”的，但是，效果可能事与愿违。这段文字真的没有什么可避讳的，现在的学生在性方面不一定比老师懂得少。只是缺少道德的束缚，缺少如何用理性来解释它的知识。老师和学生们摊开了，讲明白了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要在编写课本的时候删掉它？
我觉得，有关性的教育，理性的灌输应该是在语文课等各种教育环境中一点一滴，而不是在大学时特地开一门尴尬却又严肃的课程。可是，我们的教育家们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第21课是《伟大的悲剧》，注释依然很不严谨，书名没有写完整，出处注释应为：(奥）茨威格(Zweig，S）著，舒昌善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历史特写。三联书店，1986。
课文的出处注释少了“历史特写”四个字，原题为“夺取南极的斗争”。原文分为九个章节：《征服地球》《斯科特》《南极世界》《向南极点进发》《南极点》《1月16日》《罹难》《斯科特临死时的书信》《回答》。课文截取了从《1月16日》到《回答》这四章，删除了小标题和很多段落，依然显得很是杂乱和臃肿。
精彩的章节被剔除：
原文：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关照她最主要的是不要让儿子懒散。他在完成世界历史上最崇高的业绩之一的最后竟作了这样的自白：“你是知道的，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有所追求——因为我总是喜欢懒散。”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他仍然为自己的这次决定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遗憾。“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原文：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最伟大的悲剧，一个作家只是有时候去创作它们，而生活创作的悲剧却要多至一千倍。
编者们认为：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时候，追求的应该是“高、大、全”，所以“懒散”于斯科特是不相宜的，殊不知，斯科特这次探险的失败，也有他致命的失误。
关于“生活创作的悲剧”太深奥了，所以他们认为初中生不能理解，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茨威格的一生就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拙作《伟大的悲剧——茨威格自杀心路解析》（《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7年 11期）
《荒岛余生》节选自：(英）笛福(Daniel Defoe）著 徐霞村译。鲁滨孙漂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鲁滨孙漂流记》早在20世纪初就被译介到中国来，最早的译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有林纾与曾宗巩以文言文的形式合作译述。林纾的影响和贡献都是巨大的，他将笛福原著一个带有纪实性质的书名——《约克城水手鲁滨孙·克罗索的生平及其奇异可惊的遭遇》——译作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而又颇具神韵的《鲁滨孙漂流记》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创造。此后，《鲁滨孙漂流记》这个始于林纾的译名以及意指笛福原著第一部这样一个约定俗成，均得到了后人的广泛认同。课文选用的是徐霞村的译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徐霞村的译本被专家和读者公认为是这部名著最为完好的一个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国内销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版本。
对于这样的译本，编者们也是要删改的，这种删改还是偷偷地，不加注释的！
无聊的数字游戏照例继续：把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再把汉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拙劣的删改随处可见：
原文：因为我不相信以后会有多少人到这荒岛上来。
课文：因为我不相信以后会有人到这荒岛上来。
在机械的说明文考试中，标准答案常常会告诫我们：“我不相信以后会有多少人到这荒岛上来”的叙述更为准确，没有完全排除有人到这荒岛上来的可能性，为下文鲁滨孙发现“星期五”作铺垫。
按他们提供的标准答案居然能否定他们的删改，可笑的考试，荒谬的删改！
《登上地球之巅》节选自《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郭超人，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体育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
超人君贵为新华社社长，死后文章遭人篡改，若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这篇课文的删改颇为不妥，删除了大量向党和毛主席表忠心的话语，删除了主人公们“高、大、全”的先进事迹，以致我们的师生无法更好地了解一个时代，切实感受中国式新闻通讯的真实性、感人性，诚为可惜！
删节：
当他们四人来到海拔8700米的高度时，氧气更少了，刘连满的行动也更加艰难。这时，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这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停下来，就在这被西方登山界称作“死亡地带”的山坡上，举行了党的小组会。
王富洲——这个临时党小组的组长激动地说：“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
从小在高原森林里伐木养成一副倔强性格的屈银华说：“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党呢？”
刘连满也坚决表示：“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
……
多么有中国特色的新闻通讯，多么生动的爱党爱国的教材，这些段落怎么能直接删掉呢？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反语！
《真正的英雄》选自《世界名人演说经典》（李柯，唐傲主编。世界名人演说经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注释说“略有改动”，其实只是删去了一句话：
原文：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美国，亚伯拉罕·林肯称为地球上人类最大希望的美国，是在英雄主义和崇高献身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课文：我们又一次认识到，我们的美国是在英雄主义和崇高献身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知道，这处删改有一句潜台词：“地球上人类最大希望”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典型的阿Q精神的当代演绎！
围猎斑羚竟成中学课文——《斑羚飞渡》（沈石溪著，和乌鸦做邻居。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在整个人类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今天，无情地捕杀国家级保护动物斑羚的文章，竟被选入语文教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课文对人性中的贪婪、凶残、伪善、凌弱没有丝毫的忏悔和鞭挞，对不健康的审美格调却有适度的渲染。不知道在残忍、伪善的理念下，在异化的审美陶冶中，学生的思想品质能有怎样的提高？联系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不知道14岁左右的孩子在小斑羚哭爹叫娘似的“咩咩”哀声中，在血肉模糊粉身碎骨的悲惨场景里会思考些什么？更不知道我们七年级的学子们，从失去双亲孤苦伶仃任人宰割的“飞渡成功”的羊羔们身上能悟出点什么？
课文首先删除的是编者们认为少儿不宜的描写：
伤心崖是戛洛山上的一大景观，一座山岭，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劈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其实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六米左右。两座山峰都是笔直的绝壁，到了山顶部位，都凌空向前伸出一块巨石，远远望去，就像一对彼此倾心的情人，正要热情地拥抱接吻。之所以取名伤心崖，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在缅桂花盛开的那一年，有个名叫喃木娜雅的仙女看中了一个年轻猎人，偷了钥匙从天庭溜到人间与年轻猎人幽会，不幸被她保守的丈夫发现。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勃然大怒，悄悄跟踪，在仙女又一次下凡与年轻猎人见面，俩人心急火燎张开双臂互相朝对方扑去、眼瞅着就要拥抱在一起的节骨眼上，仙女的丈夫突施妖法，将俩人点为石头，永远处在一种眼看就要得到却得不到的痛苦状态。把一对饥渴的情人咫尺天涯，以示惩罚天上人间都普遍存在的第三者插足。
很多师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会疑惑：为什么猎人们对斑羚围而不攻，是不是他们良心发现？当然不是！课文删除了解释：
我们将斑羚逼进伤心崖后，围而不打，迟迟没放狗上去扑咬，也没开枪射击，这当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担心斑羚们被我们逼急了，会不顾三七二十一集体坠岩、从悬崖跳下去。它们跳下去假如摔在岸上，当然节省了我们的子弹，但不可能个个都按我们的心愿跳得那么准，肯定有许多落到流沙河里，很快就会被湍急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不想让到手的钱财再流失，我们要一网打尽。
村长帕珐让波农丁带五个人到悬崖底下的流沙河边去守着，负责在岸上捡拾和从水里打捞那些从山顶跳下去的斑羚。
从伤心崖到流沙河，地势很陡，要绕半座山才下得去，最快也要走半小时。村长帕珐和波农丁约定，波农丁到了悬崖底下后，吹响牛角号，我们就立即开枪，同时放狗去咬。
公元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我的学生在三分钟的默哀中喧闹，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一直在思索，我们教育的问题出在哪儿，现在明白了许多：我们的残忍来自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残杀动物血腥的一幕居然见诸我们的教材！我们很多都是喝狼血长大的，不改变我们恶毒的本性，我们就没有生路。
《马》出处注释也不规范，较为合理的应为：冯至主编。世界散文精华（欧洲卷）（上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译者为范希衡，译文《动物素描》（包括《马》和《天鹅》两篇）原载《译文》1957年第9期。
除了照例的无关痒痛的删改外，课文只删除了一小段：
这一切，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放在一块儿饲养、并且成群放牧着的那些小马，就可以观察得很清楚；它们有温和的习性和合群的品质，它们的力量和锐气通常只是在竞赛的表现中显露出来，它们跑起来都要努力占先，它们争着过一条河，跳一条沟，练习着冒险，甚至于眼看危险当前便更加起劲；而凡是在这些自发的练习中奋勇当先，肯做榜样的马，都是最勇敢、最优良的，并且，一经驯服，常常又是最驯顾、最温和的……
（作者在这里引了四、五十个作家，描写欧亚两洲的野马，并说明训练小马的方法。）
对删略的部分不辞劳苦，加以注释、说明，范希衡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
陈晓涛，语文教师，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
一直想完整、系统地剖析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但原始文本的收集异常困难。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前不久，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终于完成了《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的原始文本的收集——自此，人教版七下语文教材的所有原始文本收集完毕。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原始文本的收集与比照，我可以确定删改过的课文居然有十八篇（本册教材仅有课文三十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丑小鸭》《最后一课》《土地的誓言》《邓稼先》《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音乐巨人贝多芬》《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社戏》《竹影》《观舞记》《口技》《伟大的悲剧》《荒岛余生》《登上地球之巅》《真正的英雄》《斑羚飞渡》《马》，足足占了这册教材课文的五分之三！
《爸爸的花儿落了》节选自《城南旧事》（林海音著，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1984），改动颇多，原题应为《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我曾给“90后”的学生播放过吴贻弓导演，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影片播放到一半，只能停了。
综观全文的删改，大都无关痛痒，有自作聪明之嫌。
原文：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课文：那么爸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很显然，这组两个逗号的删减是失败的，破坏了原文的口语化，也就缺乏了应有的真实和亲切。
原文：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
课文：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逼着穿上肥大的夹袄……
“了不得”变成了“不得了”，“打扮得”变成了“逼着”，原文更具有儿童化语言的色彩，还有一层戏谑的味道——这当然是缺乏童心的编者们所感受不到的，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变成了成人化的语言。
《丑小鸭》一文的出处注释有误，课文注释为：“选自《安徒生童话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正确的出处应为“《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千万别小看一个“和”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小就应该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品格。
我曾在《丑小鸭是怎样变成白天鹅的》（《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8月号）一文中痛斥对这篇童话荒谬的解读：“……而学生获得了所谓高尚的情操——后天的努力是产生基因变异（鸭变天鹅）的最重要的条件！”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用成人的思维去解读童话，用庸俗社会学去糟蹋儿童文学，从删掉的文段里，我们更容易读懂安徒生——一个流浪的灵魂，一颗高贵的心灵！
都德的《最后一课》只有一句简单的注解：“这篇课文是根据几种版本改写的。”既没有注明改写者，也没有注明“几种版本”。
我所能找到的代表性译本有六种，建国之前有三种：
最初的译文发表在1913年1月3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2卷1期，署名“匪石”；此后有胡适1915年3月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割地》，后改名为《最后一课》；继胡适译本后，江白痕在1915年5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2卷5期上发表了《小子志之》（《最后一课》译文），江系用文言文翻译，逐字逐句，甚为难得。
建国之后的译本也有三种：赵少侯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赵少侯编选。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法国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柳鸣九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艾珉编，法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李玉民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李玉民等译，最后一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关于《最后一课》的译本可谓名家云集，可编者们为什么一篇也看不上，重新翻译？——他们不懂法文，于是炮制出了一篇改写版，这恐怕不能算是都德的作品了。翻译的质量如何？先来看一处硬伤：
课文：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出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柳译：于是他转身对着黑板，拿起一枝粉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用最大的字母写出：法兰西万岁！
都德原文VIVE LA FRANCE用大黑体字母排印；柳文中“法兰西万岁”用比正文大得多的三号宋体字排印。这都是为求内容和形式统一。柳文只说“用最大的字母写出”，而不去计算几个字，因为他不愿画蛇添足，增字乱译。英语译文只说“大号字母”，而且照录原文，那是忠实于原著的译法和具有独到见解的处理。从语法角度看，VIVE LA FRANCE是三个词，其中LA是冠词，限定名词的性和数。汉语没有冠词，可以略去不译。
我们的编者硬套几十年前的老法子编写教材，仍然是闭门造车，搞得既不好教又不好学，于是闹出了“两个大字”、五个汉字的笑话。
重读江白痕的《小子志之》，深感文言文的魅力：
江文：于时先生转身至黑板处，执半折粉笔，尽力大书曰“法兰西万岁！”先生掷笔痴立，倚头于壁，久之，以手麾予等曰：“最后之授业毕矣，小子可退，小子志之。”
多么强悍的语言感染力和震撼力！
《土地的誓言》一文的出处注释也不够严谨。课本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一”，严谨的注释应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第十集·散文卷 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原文语言流畅，热血澎湃，读来更像一篇“誓言”，画蛇添足的删改，破坏了原文凄美的意境！
原文：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低，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从来都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在那里，或者我睡得沉沉，或者我在睡梦中突然的惊醒的时候，我突然的记起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
课文：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着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总是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到那里，即使我睡得很沉，或者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想到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
原文只有一个长句，课文却大加删改。一个蹩脚的编辑去篡改一位大家的散文，大抵就是这样的效果。仅谈一个连词的修改：把“或者”改为“即使”后，一组并列结构的短语变得不伦不类，朗诵起来，很是别扭！
《邓稼先》（人民日报，1993年8月21日，3版）一文，杨振宁先生的文笔不敢恭维，编者们的删改也不见得高明，除了一些照例的数字游戏外，居然还改通顺了一些语句：
原文：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由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
课文：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选自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8版。原题为：“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课文出处注释错标为：“说与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作”与“做”相差很大，不知是编者眼睛不好，还是故意为之。
作，起也。——《说文》（会意。从人，从乍。人突然站起为作。甲骨文字形，象衣领初作的形状。本义：人起身）
古代汉语中的“作”，意义很是丰富，有“写作、创作”、“从事某种活动”等多层意蕴，非常符合文章的主旨——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和作为民主战士的闻一多。
编者们不了解“作”的多层意蕴，把它改成了意蕴相对单调的“做”，也许比较符合小学生的简单思维，传统文化的匮乏可见一斑！
本文删改的唯一功绩在于避免误导青少年吸烟：
原文：“红锡包”香烟，成为不离手的腻友，因它能为他思考问题助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课文：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音乐巨人贝多芬》的出处注释不伦不类，我在这里给编者们列一个范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散文选 1918-1949 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连人家的标题都改了，可课文注释只字不提“删改”二字，原题为：“贝多芬：一个巨人”。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们可能有自知之明——自觉删改的水平不够高，索性不加注明，以免贻笑大方。
开篇就是无关痛痒的删改：
原文：客人敲开了贝多芬家里的门。
课文：客人敲开了贝多芬的家门。
结尾亦是无关痛痒的删改：
原文：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内希望写出的音乐！
课文：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中间还有无关痛痒的修改：
原文：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径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于是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管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课文：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直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枝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全都是一些自作聪明，无关痛痒地删改！
不知哪位编者从哪里搞到了一本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于是有了《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一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此文讲的是一群男人星期天下午在福楼拜家的聚会，我一读就觉得恶心：
课文：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
课文：屠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晳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
课文：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叙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
充满暖昧的语言，赤裸裸的情色描写，让我怀疑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同性恋者，倒不如换个题目——《福楼拜的男人世界》！查阅资料之后，我这可怕的念头得到了证实：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内，福楼拜先后与阿尔弗莱·勒普瓦特万（Alfred Le Poitevin，1816- 1848）和马克西姆·杜冈（Maxirne Du Camp，1822-1894）保持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关系，二人构成了一个二位一体的男人世界，在它的外围是路易·布耶，路易·德·科莫兰和晚辈居伊·德·莫泊桑。福楼拜终生未娶，虽然他的生活中不乏女人，如著名的路易兹·高莱，但女人似乎只是闯入男人世界的过客，男人才是福楼拜的精神寄托和知己。从福楼拜的通信集中(其中与勒普瓦特万——和杜冈的相当一部分信件已被当事人毁掉），我们可以读出二人暖昧、排他的关系。（杨国政，福楼拜的男人世界，国外文学。2001.02）
福楼拜的研究学者发现，福楼拜的生活中充满了妓女。此外，他与一些男人有超友谊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福楼拜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喜爱开罗澡堂里的男仆。也就是说，福楼拜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恋。
我历尽辛苦，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仔细比照原文和课文，对编者们的删改依然是痛心疾首：
原文：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最后再单独和每个人讲一小会儿，紧紧握握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课文：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单独讲一会儿话，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原文流畅，平和；课文把“握握”改成“握住”，使动作不再连贯，“握握”之后，才能“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基本的生活情理都不顾及，拙劣的删改可见一斑。
本册教材第四单元课文的主题是“文化与艺术”，所选的文章虽然与主题搭些边，但实际效果却是索然无味，坏了学生胃口。
当下，在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令人痛心而又精辟的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恐怕得归功于众多所谓“专家”、“学者”、“名师”们的努力。
第一篇课文就是鲁迅先生的《社戏》（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 坟 热风 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编者大人们删除了开头作者叙述了“我”成年后在北京两次看戏的经历，联想到近来，善于做秀与折腾的教育专家们把京剧（具体来说是“样板戏”）纳入中小学教育，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生怕作者对京剧的不满与厌恶感染了师生。然而，很多的自作聪明都是愿与事违。
在讲鲁迅的名作《社戏》的时候，我的学生昏昏欲睡，站在讲台上的我开始大发雷霆：“你们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不愿意学，学不好，你们算是中国人吗！”
“我们都没看过社戏，再说鲁迅写的这些都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十万八千里，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的一个学生开始顶嘴。
“就是啊，老师你知道鲁迅看的是什么戏吗，演的是哪一出啊？”
……
我曾自信能回答学生所有的语文问题，然而这次面对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却哑口无言了。80后的我除了对话剧还有一丝印象之外，对于传统戏剧除了知道几个诸如“京剧”、“昆曲”、“黄梅戏”之类的名词外，其它的的确确是一无所知，何况是90后的他们？
不要说我的学生没看过社戏，就是作为老师的我，也根本没见过社戏——更不会对社戏感兴趣——我们现在喜欢的是欧美的影视大片，韩国的超级电视连续剧，估计鲁迅的家乡现在演社戏也不会有什么人看了，电视机、影碟机的普及早已把传统的戏剧挤到了一个死角。
结合《社戏》中被删节的内容，再读社戏，我还是很有感触的。被删的章节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混乱、污浊，与“我”少年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率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用惯用的夸张笔法写出了生存空间的狭小、污浊，对个体生命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挤压，如一到戏台下，“耳朵已经嗡嗡的响着了”，“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一个胖绅士被“挤小”了，“我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看到长凳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等等，以至于两次写下类似的文字：“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忽而使我省悟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由于这两回看戏的体验，作者很自然便想起那令人难忘的“社戏”了。“社戏”的演出是在“野外”，这里的“野外”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空间，更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存空间，这空间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自由，这也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因为在这里，“我”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在这里，“打了太公，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在这里“我”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挖蚯蚓、钓虾、放牛；在这里，看戏归来饿了，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偷”豆。心灵的轻松和沉静，使“我”闻到了江南泥土的芬芳、豆麦的清香；使“我”听到了横笛声的宛转、悠扬；使“我”看到灯光中的戏台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对于“咿咿呀呀的唱”尽管扫兴，却也能“忍耐的等着”，等不及了就吁气、打哈欠，甚至连溜走也随随便便……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拘无束，一切都是那样充满生趣。此外如外祖母的慈蔼，母亲的关怀，也都让人倍觉亲切。在这临海的小村里，自然与人情融为一体，人情之质朴、淳厚如那里的山水一样令人沉醉、感动。但是这一切后来都成了美好的回忆。童年的世界成了鲁迅精神的家园，成年的他，在孤寒的现实世界里，只能靠回忆往事取暖。
第二篇课文是刘成章的《安塞腰鼓》，我觉得刘成章的语言太具朱自清的滥情和杨朔的矫情。我找来一段安塞腰鼓的视频放给我的学生们看，可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音乐课上刚欣赏了《非洲黑人音乐》，那可有意思多了，不像安塞腰鼓，就那几件整齐统一的衣服、几个整齐统一的腰鼓、几出整齐统一的动作、几段整齐统一的乐调……又吵又闹，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我觉得学生们讲得很有道理，便找音乐老师借了张光盘，看了几段非洲黑人音乐的画面，果然是变化多端，很具民族特色！
第三篇课文是丰子恺的《竹影》，出处注释也很不严谨，没有标明卷次，较为严谨的注释应为：丰子恺著，丰陈宝等编。丰子恺文集 艺术卷 三 1935.4-1937.3。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本篇曾载于1936年5月25日《新少年》第1卷第10期。
课文注释是“有删节”，其实不仅有删节，还有很多改动，为何不注个“有删改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删掉的开头：
原文：这一天我很不快活，又很快活。所不快活的，这是五卅国耻纪念，说起“五卅”这两个字，一幅凶恶的脸孔和一堆鲜红的血立刻出现在我的脑际，不快之念随之而生。所快活的，这是星期六，晚饭后可以任意游乐，没有明天的功课催我就寝。
“国耻纪念”这四个字是多么的遥远和陌生，估计没有一个“90后”了解“五卅”，一个善于遗忘国耻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难以想象！爱国教育不是空谈阔论，在日常学习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事倍功半。
丰子恺散文的语言还是颇为传神的，经编者一“润色”，神色全无。
原文：他的椅子背所靠着的那根竹，跟了他的动作而发抖，上面的竹叶作出潇潇的声音来。这引动了三人的眼，大家仰起头来向天空看。
课文：他的椅子背所靠着的那根竹，跟了他的动作而发抖，上面的竹叶作出萧萧的声音来。这引动了三人的注意，大家仰起头来向天空看。
“潇潇”变“萧萧”，韵味已去一半；“眼”变“注意”，则韵味全无。
“潇潇”多形容风雨急促，或用来形容毛毛雨，非常适合用来描摹晃动的竹叶声；“萧萧”多形容马的嘶鸣声，或秋风声，一股冷落凄清之感。
“引动了三个人的眼”强调的是动眼观察；改为“引动了三个人的注意”则缺乏了一个探寻的过程。
把陌生化的语言平庸化，亦是编者删改课文的一条“军规”。
第四篇课文是冰心的《观舞记》，虽然我反感《观舞记》是冰心建国后观看印度舞蹈的一篇谄媚之词，但我还是找了些印度舞蹈和中国的《孔雀舞》《千手观音》之类的影视资料跟学生们一道欣赏。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印度女孩原来是这么的妩媚多姿，她们的服装、她们的饰品是那么的绚烂多彩，更重要的是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印度的女人，这是印度的女装，这是印度的舞蹈！而中国的舞蹈家不可能穿旗袍，更不可能穿和服来跳舞。孔雀舞的服装很华美，可那是孔雀的；《千手观音》左看右看倒像是印度的。我的学生居然发现印度女孩跳舞的时候面部表情十分丰富（《观舞记》这一点写得不错），而跳孔雀舞的杨丽萍却是冷若冰霜，《千手观音》的演员也都是邰丽华一般的模子和表情。
《观舞记》原载于1957年4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课文略有改动，却不加注明：
原文：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色彩，渲点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课文：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色彩，点染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这里的“渲点”可解释为渲染，大抵有三层含义：a.中国画技法之一，用水墨或淡的色彩烘涂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b.喻夸大地形容；c.文艺作品中通过多方面的描写、形容或烘托来突出形象。非常符合原文的意蕴。
“点染”多指绘画时画家点笔染翰，不如“渲点”传神。
大作家，往往喜欢自己创造一些词汇，这些词是日常生活，甚至作文中所没有的，但却是作家想象力的证明，很具有形象力，比如说“渲点”一词，感觉上，就像有人用那浓浓的墨在宣纸上晕开一般，如在眼前，如临其境，而“点染”，则太平常太常见了，漂布，都可以用点染吧。如此改动，艺术感全无。教材的编写者，更注重学生用语的规范，但是无形却破坏了文学最看重的个性。文学是人学，这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也体现在形式，形式美，也是艺术。从教育目标来说，我个人认为，老师不能低估了学生的智商。
第五篇课文是《口技》，我的学生一口咬定文章是虚构的，我也不相信有人能表演出这么神奇的东西，至少我这辈子没见过！越是虚假的东西越有吸引力，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了愚蠢的编者，却吸引不了我和我的学生。有学生问我，古人请客的时候为什么要安排表演，我才想起，如今请客吃饭是不需要文艺演出的，但需要一张自动麻将桌！包括现在的小姐已经不会像百年之前的青楼女子一样脸红了，也不会有一丝娇羞，更不会弹弄丝竹、吟诗作对！我还查到一些资料，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兴致勃勃地聆听口技表演呢——原来《口技》的原文有模仿夫妻交欢、溺尿的声音，怪不得那些编者要把它删改成一篇索然无味的课文！
原文：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言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夫起溺，妇亦抱儿起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备。
课文：遥闻深巷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其夫呓语，既而儿醒，大啼，夫亦醒。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又一大儿醒，絮絮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众妙毕备。
对一篇古文作如此大的删改，且不加一字注明，编者的学术人格很是让我怀疑。
这样的删改，其实对学生有关性知识的现状判断不准确。可能动机是“好”的，但是，效果可能事与愿违。这段文字真的没有什么可避讳的，现在的学生在性方面不一定比老师懂得少。只是缺少道德的束缚，缺少如何用理性来解释它的知识。老师和学生们摊开了，讲明白了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要在编写课本的时候删掉它？
我觉得，有关性的教育，理性的灌输应该是在语文课等各种教育环境中一点一滴，而不是在大学时特地开一门尴尬却又严肃的课程。可是，我们的教育家们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第21课是《伟大的悲剧》，注释依然很不严谨，书名没有写完整，出处注释应为：(奥）茨威格(Zweig，S）著，舒昌善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历史特写。三联书店，1986。
课文的出处注释少了“历史特写”四个字，原题为“夺取南极的斗争”。原文分为九个章节：《征服地球》《斯科特》《南极世界》《向南极点进发》《南极点》《1月16日》《罹难》《斯科特临死时的书信》《回答》。课文截取了从《1月16日》到《回答》这四章，删除了小标题和很多段落，依然显得很是杂乱和臃肿。
精彩的章节被剔除：
原文：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关照她最主要的是不要让儿子懒散。他在完成世界历史上最崇高的业绩之一的最后竟作了这样的自白：“你是知道的，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有所追求——因为我总是喜欢懒散。”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他仍然为自己的这次决定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遗憾。“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原文：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最伟大的悲剧，一个作家只是有时候去创作它们，而生活创作的悲剧却要多至一千倍。
编者们认为：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时候，追求的应该是“高、大、全”，所以“懒散”于斯科特是不相宜的，殊不知，斯科特这次探险的失败，也有他致命的失误。
关于“生活创作的悲剧”太深奥了，所以他们认为初中生不能理解，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茨威格的一生就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拙作《伟大的悲剧——茨威格自杀心路解析》（《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7年 11期）
《荒岛余生》节选自：(英）笛福(Daniel Defoe）著 徐霞村译。鲁滨孙漂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鲁滨孙漂流记》早在20世纪初就被译介到中国来，最早的译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有林纾与曾宗巩以文言文的形式合作译述。林纾的影响和贡献都是巨大的，他将笛福原著一个带有纪实性质的书名——《约克城水手鲁滨孙·克罗索的生平及其奇异可惊的遭遇》——译作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而又颇具神韵的《鲁滨孙漂流记》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创造。此后，《鲁滨孙漂流记》这个始于林纾的译名以及意指笛福原著第一部这样一个约定俗成，均得到了后人的广泛认同。课文选用的是徐霞村的译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徐霞村的译本被专家和读者公认为是这部名著最为完好的一个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国内销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版本。
对于这样的译本，编者们也是要删改的，这种删改还是偷偷地，不加注释的！
无聊的数字游戏照例继续：把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再把汉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拙劣的删改随处可见：
原文：因为我不相信以后会有多少人到这荒岛上来。
课文：因为我不相信以后会有人到这荒岛上来。
在机械的说明文考试中，标准答案常常会告诫我们：“我不相信以后会有多少人到这荒岛上来”的叙述更为准确，没有完全排除有人到这荒岛上来的可能性，为下文鲁滨孙发现“星期五”作铺垫。
按他们提供的标准答案居然能否定他们的删改，可笑的考试，荒谬的删改！
《登上地球之巅》节选自《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郭超人，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体育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
超人君贵为新华社社长，死后文章遭人篡改，若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这篇课文的删改颇为不妥，删除了大量向党和毛主席表忠心的话语，删除了主人公们“高、大、全”的先进事迹，以致我们的师生无法更好地了解一个时代，切实感受中国式新闻通讯的真实性、感人性，诚为可惜！
删节：
当他们四人来到海拔8700米的高度时，氧气更少了，刘连满的行动也更加艰难。这时，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这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停下来，就在这被西方登山界称作“死亡地带”的山坡上，举行了党的小组会。
王富洲——这个临时党小组的组长激动地说：“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
从小在高原森林里伐木养成一副倔强性格的屈银华说：“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党呢？”
刘连满也坚决表示：“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
……
多么有中国特色的新闻通讯，多么生动的爱党爱国的教材，这些段落怎么能直接删掉呢？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反语！
《真正的英雄》选自《世界名人演说经典》（李柯，唐傲主编。世界名人演说经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注释说“略有改动”，其实只是删去了一句话：
原文：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美国，亚伯拉罕·林肯称为地球上人类最大希望的美国，是在英雄主义和崇高献身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课文：我们又一次认识到，我们的美国是在英雄主义和崇高献身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知道，这处删改有一句潜台词：“地球上人类最大希望”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典型的阿Q精神的当代演绎！
围猎斑羚竟成中学课文——《斑羚飞渡》（沈石溪著，和乌鸦做邻居。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在整个人类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今天，无情地捕杀国家级保护动物斑羚的文章，竟被选入语文教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课文对人性中的贪婪、凶残、伪善、凌弱没有丝毫的忏悔和鞭挞，对不健康的审美格调却有适度的渲染。不知道在残忍、伪善的理念下，在异化的审美陶冶中，学生的思想品质能有怎样的提高？联系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不知道14岁左右的孩子在小斑羚哭爹叫娘似的“咩咩”哀声中，在血肉模糊粉身碎骨的悲惨场景里会思考些什么？更不知道我们七年级的学子们，从失去双亲孤苦伶仃任人宰割的“飞渡成功”的羊羔们身上能悟出点什么？
课文首先删除的是编者们认为少儿不宜的描写：
伤心崖是戛洛山上的一大景观，一座山岭，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劈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其实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六米左右。两座山峰都是笔直的绝壁，到了山顶部位，都凌空向前伸出一块巨石，远远望去，就像一对彼此倾心的情人，正要热情地拥抱接吻。之所以取名伤心崖，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在缅桂花盛开的那一年，有个名叫喃木娜雅的仙女看中了一个年轻猎人，偷了钥匙从天庭溜到人间与年轻猎人幽会，不幸被她保守的丈夫发现。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勃然大怒，悄悄跟踪，在仙女又一次下凡与年轻猎人见面，俩人心急火燎张开双臂互相朝对方扑去、眼瞅着就要拥抱在一起的节骨眼上，仙女的丈夫突施妖法，将俩人点为石头，永远处在一种眼看就要得到却得不到的痛苦状态。把一对饥渴的情人咫尺天涯，以示惩罚天上人间都普遍存在的第三者插足。
很多师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会疑惑：为什么猎人们对斑羚围而不攻，是不是他们良心发现？当然不是！课文删除了解释：
我们将斑羚逼进伤心崖后，围而不打，迟迟没放狗上去扑咬，也没开枪射击，这当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担心斑羚们被我们逼急了，会不顾三七二十一集体坠岩、从悬崖跳下去。它们跳下去假如摔在岸上，当然节省了我们的子弹，但不可能个个都按我们的心愿跳得那么准，肯定有许多落到流沙河里，很快就会被湍急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不想让到手的钱财再流失，我们要一网打尽。
村长帕珐让波农丁带五个人到悬崖底下的流沙河边去守着，负责在岸上捡拾和从水里打捞那些从山顶跳下去的斑羚。
从伤心崖到流沙河，地势很陡，要绕半座山才下得去，最快也要走半小时。村长帕珐和波农丁约定，波农丁到了悬崖底下后，吹响牛角号，我们就立即开枪，同时放狗去咬。
公元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我的学生在三分钟的默哀中喧闹，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一直在思索，我们教育的问题出在哪儿，现在明白了许多：我们的残忍来自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残杀动物血腥的一幕居然见诸我们的教材！我们很多都是喝狼血长大的，不改变我们恶毒的本性，我们就没有生路。
《马》出处注释也不规范，较为合理的应为：冯至主编。世界散文精华（欧洲卷）（上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译者为范希衡，译文《动物素描》（包括《马》和《天鹅》两篇）原载《译文》1957年第9期。
除了照例的无关痒痛的删改外，课文只删除了一小段：
这一切，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放在一块儿饲养、并且成群放牧着的那些小马，就可以观察得很清楚；它们有温和的习性和合群的品质，它们的力量和锐气通常只是在竞赛的表现中显露出来，它们跑起来都要努力占先，它们争着过一条河，跳一条沟，练习着冒险，甚至于眼看危险当前便更加起劲；而凡是在这些自发的练习中奋勇当先，肯做榜样的马，都是最勇敢、最优良的，并且，一经驯服，常常又是最驯顾、最温和的……
（作者在这里引了四、五十个作家，描写欧亚两洲的野马，并说明训练小马的方法。）
对删略的部分不辞劳苦，加以注释、说明，范希衡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
陈晓涛，语文教师，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