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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企业入城是实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193家乡村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相关验证，实证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个省份的乡村企业入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描述统计发现：有58.55%的乡村企业主有入城意愿，仅有21.24%的乡村企业主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搬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集群环境是影响企业搬迂方向的重要因素，当地的土地、税收和融资等政府政策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入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税收政策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等隐性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和税收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的迁移意愿，且浙江、河南与四川三地计量结果差异显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企业入城意愿；城镇化；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区域分异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5-0138-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5.017
“工业入城”和“农民入城”双轨并行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工业入城”抑或产业转移均是以企业为微观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的过程中，乡村企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苏南、浙东、山东、辽东半岛等地乡村企业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的实例就是明证。而乡村企业主则是特殊农民，其入城决策行为对城镇化产生双重作用。基于此，本文以浙江、河南、四川三省乡村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乡村企业入城的影响因素，由东中西部乡村企业的入城行为差异，归纳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乡村企业的入城规律，以期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实现同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1 研究评述
目前学术界专门对乡村企业迁移的研究仍比较少见，但涉及企业迁移跨区域成长意愿的影响因素已有较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国外将企业迁移作为专门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朔到上世纪印年代，其中较为经典的研究视角包括行为区位选择理论和新古典推拉理论。美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学者运用工业区位论作为分析框架和研究依据。Dunning对企业跨地区成长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将企业跨地区成长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化优势、企业选择和区位选择三个方面，具体指标包括地理位置、要素成本、市场规模与潜力、运输成本、金融制度、政府干预、政治差异、经济集聚情况等。Schmenner认为，影响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有企业类型、发展空间和劳动力成本。HartDenison&Henderson认为，产业类别、产业氛围、临近性、基础设施、交通便利性、运输成本、税收等因素影响着企业搬迁。Devereux&Griffith认为技术水平、产业氛围和税收三个因素影响较为显著。Brouwer Mariotti&Ommeren发现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组织类型、产业类型、成长性、区域位置、市场规模等都对企业是否迁移产生重要影响。Huisman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组织结构、产业类型、空间可得性与大小、交通便利性、集聚经济、劳动力成本、经济周期、体制环境、创业文化11个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起到作用。Hanna认为企业年龄、规模、产业类别、成长性、技术水平、区域位置、产业氛围、本地竞争性是企业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企业迁移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现中国乡村企业的形成和布局与国外大不相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国外基于工业区位论的分析框架并不适合分析我国乡村工业企业的迁移行为及其规律。国内针对乡村企业迁移问题研究刚开始侧重于一般性调查分析或宏观总体判断。刘世定从区位选择的角度分析了乡镇企业的选择因素包括制度和政策、企业主目标、土地价格、人际关系环境等四个主要因素。李王鸣对乐清市四个代表性样本镇的民营企业跨地区迁移扩张行为的研究表明，有扩张行为的企业达86%，其中就地扩张25%，更多是外迁扩张，达75%；省域范围内迁移扩张的民营企业占了80%，其中区域内迁移占72%，迁往更高级专业镇的占8%；跨省的迁移扩张的民营企业，前往东部大城市的占了79%，迁往中西部地区的仅占7.9%。邬爱其通过设计“企业迁移意愿”调查问卷，发现乡村企业入城成长的意愿强度因企业的规模和所处产业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创新激励、中介服务、国际交流、融资门槛和政府服务是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5个重要因素。马子红从生产成本、运榆成本和制度成本等方面分析了企业转移的区域性，并认为东部地区企业家由于生长在自古从商的“社会土壤”而多属于“风险偏好者”，所以企业转移多发生在东部地区内部。鲁德银研究了我国乡村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家控制权与企业迁移呈正相关关系，预期的产业环境收益和迁移成本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魏后凯和白玫、周正柱和孙明贵认为，企业资源、成本、环境、政策等内外部因素对企业是否迁移产生综合影响。魏玮、毕超运用中西部20个省市食品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食品制造业的区位决策行为，得出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是企业区位决策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运用计量模型的方法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钱文荣和邬静琼调查了浙江海宁8镇200家企业，选取了企业的成立历史、行业性质、总资产、职工总数、利润率、满意度（生活、环境、政策）等10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方法进行回归验证，发现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是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在调查想迁移而未迁移的企业中发现，迁移成本高是制约企业适度集中的主要原因。陈伟鸿同样调查了浙江10个专业镇50家外迁企业，也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发现人力成本、资源、竞争状况、政策是企业外迁主因，而生活满意度这一因素并不重要。蔡春萍等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晋江市安海镇中小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企业主来源地、招工难易程度、用地（房）来源、主产品技术含量、企业集聚环境、企业间合作关系起到显著作用。李彦军运用Logit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四大类因素对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124家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影响，发现政策因素影响最大，情感因素居次，经济因素起到反作用。 从上述企业迁移理论回顾中有关影响工业企业、乡村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来看，企业创办时间、企业规模、企业或产业类型、技术水平、距离或交通便利性、产业聚集度、劳动力成本、税收政策、体制或制度环境等影响了企业是否进行迁移，这些研究为识别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中国乡村企业为什么入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的乡村企业入城的影响因素是否相似？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 实证模型与研究假设
2.2 研究假设
基于国内外已有企业迁移的理论成果，本文将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企业特征类因素、环境特征类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企业特征类变量对乡村企业入城意愿有影响。①企业创办时间。一般而言，乡村企业创办时间越短，其入城的可能性越小；②企业类型。越是传统型企业，不管是传统制造业，还是传统服务业，其入城的可能性越小；③企业员工总数。乡村企业的员工人数越多，表示所在地招工相对容易，而在他地招工难度更大，所以其搬迁难度更大。④企业总资产。企业在当地的总资产越多，其整体搬迁损失越大，企业越不愿意搬迁。
假设2 环境特征类变量对乡村企业入城意愿有影响。①迁移地的土地价格。迁移地土地价格越高，企业入城的可能性越低，土地价格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②搬迁后员工工资变化。入城后员工工资越高，企业经营成本越高，利润下降，企业入城的可能性越小。③运输成本。如果搬迁后运输成本比以前更高，搬迁的可能性越小。④技术环境。搬迁后的整体技术环境越好，招募技术人员更为容易，企业搬迁的意愿越强烈。⑤集群环境。企业对产业氛围非常重视，迁移地的产业集聚环境越好，表明产业供应链越完善，企业搬迁的可能性更大。⑥融资环境。企业搬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融资环境越好，企业越希望搬迁。⑦与政府关系。企业非常重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如果搬迁后当地政府更积极为企业服务，企业搬迁的意愿更为强烈。⑧税收政策。当迁移地给予在税收方面给予稳定、持续的优惠政策，企业搬迁的可能性越大。
3 样本情况与变量设定
3.1 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于对浙江省、河南省和四川省三地乡村企业的实地调查。选取上述三省的原因是，浙江省是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中小企业特别是乡村企业比较普遍；河南省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近年来乡村企业发展迅速；四川省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乡村企业发展亦走在西部各省的前列。调研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在每个省抽取三个市县，每个市县发放企业的调查问卷10-30份。课题组成员共发放210份，回收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达91.9%。表1为乡村企业入城意愿选择总体情况。可见，有一半以上（58.55%）的企业有入城的意愿，仅有21.24%的企业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入城，另外有20.21%的企业持中立态度。那么，这部分企业的入城意愿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不愿意入城的企业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这需要进一步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结合描述统计分析得出有效结论。
对于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原因，本研究进行了相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显示促进搬迁到城镇的原因主要包括“更方便、更快速地获得生产和销售信息”“政府有关土地等优惠政策”“产品销量增加”“产品的运输成本降低”等，比例分别为23%、17%、16%、15%，可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表3显示企业选择入城方向（选项包括户口所在镇、中心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或其他大型城市等5个）的影响因素有“当地是否有更优惠的土地政策”“当地是否有良好的经济条件”“产品生产与销售信息的获取是否更方便、更迅速”“当地是否已有产业集群环境”等，比例分别为25%、20%、20%、17%，可见，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集群环境是影响企业入城方向的重要因素。表4是企业期待政府落实哪些迁移政策，主要包括“土地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融资政策”，比例分别为31%、27%、25%，可见，当地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和融资环境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
3.2 变量设定
本文初步确定的各类影响因素如下：企业特征类变量包括企业创办时间、企业类型、员工总数、企业总资产等4个自变量；环境特征类变量包括土地价格、员工工资变化、运输成本、技术环境、集群环境、融资环境、与政府关系、税收政策等8个自变量。模型变量以及统计性描述见表5。
4 模型估计结果
4.1 三省总体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模型1。
从表6可见，模型1中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入城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税收政策有正向显著影响。基于模型结果解释如下：
（1）土地价格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土地价格越高，企业越不愿意入城，这也是我国不少沿海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入城企业的一种重要原因。
（2）运输成本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当企业运输成本越高，企业越不考虑入城，这也表明了不少企业将企业搬迁到距离产品市场较近的原因。
（3）随着企业不断成长，其入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需要完善的产业集聚环境，越是新兴性企业，越是重视产业的集群环境，集群环境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也和一些学者研究结论相一致。
（4）企业在开创期，一般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但到了企业快速发展期，不少中小企业主为了“逃离”乡村所广泛存在的不正常的政企关系的束缚，而不得不离开自己藉以“起家”的“乡土”，可见与政府关系对企业搬迁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 （5）不管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税收政策都是企业优先考虑的搬迁因素。税收政策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对所在地的税收政策越不满意，做出迁出外地的决策的可能性越大。
4.2 三省分省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调研的三地分别地处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所以要分三省再验证。首先，对三省企业样本分别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分省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7。
与前文一致，对三省分别做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8。
从表8可见，模型2（浙江省）中企业创办时间、土地价格、与政府关系、税收政策对企业是否愿意入城有显著影响。模型三（河南省）中技术环境、与政府关系对企业是否愿意入城有显著影响。模型四（四川省）中企业创办时间、技术环境、集群环境、融资环境、与政府关系对企业是否愿意入城有显著影响。基于模型结果解释如下：
（1）与政府关系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说明企业非常看重与所在地政府的关系，在访谈中，三个地区大部分企业主均强调了这一点。例如，调研过程中四川某企业负责人指出，如果不能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自己企业将考虑迁移。河南某企业负责人也提到，当初选择在该地建厂，是因为自己是当地人，相信能够与当地政府和谐相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要求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它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真正实现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企业入城意愿来看，主要是政府的行为是否能够让企业满意，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进一步对企业的迁移意愿产生影响。从计量结果可见，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关系与企业迁移意愿呈现负向显著影响，即与政府关系越好，企业越不愿意迁移。
（2）企业创办时间在模型2、模型4中显著，说明浙江和四川企业创办时间对其入城意愿都存在相关关系。但是方向相反，原因可能是浙江省很多企业创办时间越长，越有跨区域成长的现象，而四川省企业开办有一定时间之后，有了一定发展基础反而不愿意入城了，而且入城后企业经营成本更高。浙江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式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当企业创办时间越长以后，越可能出现企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伴随着浙江省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作为劳务输入大省，农村企业更希望通过迁移，以获得更多廉价的劳动力。而四川省企业创办时间越长，越可能产生“路径依赖”，并且能够在当地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可以获得较低廉生产要素。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会为了留住创办时间较长的优势企业而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反而不愿意入城。
（3）技术环境在模型3、模型4中显著，说明河南、四川整体技术环境较差，因而更关注技术环境，但是方向相反，原因在于四川省企业更加强调通过迁移进一步改进技术环境，而河南省企业强调留在本地增强自身的技术环境，而沿海发达地区整体技术环境较好，地区之间差异不十分明显。
（4）土地价格、税收政策在模型2中显著，说明浙江省土地价格越贵，企业经营成本越高，企业入城的可能性越小；地方政府税收政策越优惠，入城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入城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方政府在企业初创期一般都会给企业很多政策支持，但当企业壮大后，在税收上可能会给企业没完没了的“要求”，不少企业不堪重负而不得不离开依恋的“乡土”。
（5）集群环境、融资环境在模型4中显著，说明四川省企业入城意愿可能受集群环境影响，如专业工人的可获得性，销售网络与消费市场的规模等；同时四川省企业非常重视融资环境，企业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敏感性。特别是四川省中小企业融资“难、贵、慢”的问题仍然较为明显，良好的融资环境能够为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实现转型升级创造必要条件。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企业主的入城决策受企业自身层面和企业环境层面两大类因素的影响。
（1）通过描述统计分析得出，有58.55%的乡村企业主有入城意愿，仅有21.24%的乡村企业主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搬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产业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入城方向的重要因素。当地的土地、税收和融资等政府政策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
（2）通过对浙江、河南和四川三个省总体样本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出，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企业入城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税收政策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等隐性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和税收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的迁移意愿。
（3）通过分别对浙江、河南和四川三个省各自样本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出，由于浙江、河南与四川分属我国东、中、西部，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计量结果有一定差异。三省样本的模型中，与政府关系对企业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说明三个省的企业都非常重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将此视作企业能够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浙江省样本中，企业创办时间对迁移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浙江省乡村企业特点是以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路径，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然而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招工难问题日益突出，促使浙江省企业希望通过迁移或产业转型升级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四川省样本中，企业创办时间对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四川省属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更期望乡村企业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可能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甚至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产生，当地企业能够在这种保护政策环境中获利，反而不愿意入城。在河南省样本中，技术环境对企业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而在四川省样本中，技术环境对企业迁移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四川省企业更加强调通过迁移进一步改进技术环境，而河南省企业强调留在本地增强自身的技术环境。在浙江省样本中，土地价格和税收政策对企业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这也对应了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特点，十分关注要素成本，并且因为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影响迁移意愿。在四川省样本中，集群环境和融资环境对企业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这与西部地区不断的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四川的企业也期望借鉴东部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集群式和经济块状的发展路径，实现自身企业的发展。而四川省中小企业融资“难、贵、慢”的问题仍然较为明显，使四川省的企业更加关注融资环境。 5.2 政策启示
在推进乡村企业迁移到城镇的过程中，中国开展了诸多尝试。改革开放初期，推进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并且推进以“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推进了产业的集聚发展，企业逐步向专业化园区集聚。21世纪以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开始探索转型发展和向西部地区转移发展。十八大以来，“五大发展”战略的提出，更加明确了经济的开放、协调和共享发展。这一系列尝试都是为了探索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道路。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只要要素是自由流动的，经济就能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保障企业的自由迁移是实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尊重乡村企业主对综合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更高追求，创新一系列涉及企业入城的相关体制和政策。结合本文实地调查结果和所做的理论分析，在具体政策选择上，以下几方面值得考虑：
（1）构建合理的政企关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对税收、土地、融资等政策非常敏感，政府应制定和实施公开、合理的各项支持政策，并且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要做到在企业初创期与迁移企业“同甘共苦”，也要在企业发展形势偏好时期坚决不“反复劫富”。
（2）加强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营造优越的企业发展环境。企业对生产经营环境高度重视，政府应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型服务业和新型制造业，合理规划产业集聚区，促进相关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营造良好企业经营环境，不仅要“筑巢引凤”，还要“修巢留凤”。
（3）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提升政府的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企业入城动因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普遍性和差异性，政府应关注和重视不同区域企业入城意愿的共性影响因素，如政企关系、技术环境、产业环境等，与此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创办时间、类型、需求等差异性出台有实效性、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既能“求大同”，又能“存小异”。
（4）打破区域的行政分割，促进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企业入城意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各地政府需要充分修正地方政府的“功利化”思想和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互补性与协调作用出发，制定全局的发展政策，消除不同县区间的市场壁垒、贸易壁垒、行政壁垒，加强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促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就业市场。既要探索让当地经济“先富起来”，又要探索各区域间经济的“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
（编辑：徐天祥）
关键词 企业入城意愿；城镇化；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区域分异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5-0138-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5.017
“工业入城”和“农民入城”双轨并行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工业入城”抑或产业转移均是以企业为微观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的过程中，乡村企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苏南、浙东、山东、辽东半岛等地乡村企业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的实例就是明证。而乡村企业主则是特殊农民，其入城决策行为对城镇化产生双重作用。基于此，本文以浙江、河南、四川三省乡村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乡村企业入城的影响因素，由东中西部乡村企业的入城行为差异，归纳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乡村企业的入城规律，以期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实现同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1 研究评述
目前学术界专门对乡村企业迁移的研究仍比较少见，但涉及企业迁移跨区域成长意愿的影响因素已有较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国外将企业迁移作为专门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朔到上世纪印年代，其中较为经典的研究视角包括行为区位选择理论和新古典推拉理论。美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学者运用工业区位论作为分析框架和研究依据。Dunning对企业跨地区成长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将企业跨地区成长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化优势、企业选择和区位选择三个方面，具体指标包括地理位置、要素成本、市场规模与潜力、运输成本、金融制度、政府干预、政治差异、经济集聚情况等。Schmenner认为，影响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有企业类型、发展空间和劳动力成本。HartDenison&Henderson认为，产业类别、产业氛围、临近性、基础设施、交通便利性、运输成本、税收等因素影响着企业搬迁。Devereux&Griffith认为技术水平、产业氛围和税收三个因素影响较为显著。Brouwer Mariotti&Ommeren发现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组织类型、产业类型、成长性、区域位置、市场规模等都对企业是否迁移产生重要影响。Huisman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组织结构、产业类型、空间可得性与大小、交通便利性、集聚经济、劳动力成本、经济周期、体制环境、创业文化11个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起到作用。Hanna认为企业年龄、规模、产业类别、成长性、技术水平、区域位置、产业氛围、本地竞争性是企业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企业迁移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现中国乡村企业的形成和布局与国外大不相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国外基于工业区位论的分析框架并不适合分析我国乡村工业企业的迁移行为及其规律。国内针对乡村企业迁移问题研究刚开始侧重于一般性调查分析或宏观总体判断。刘世定从区位选择的角度分析了乡镇企业的选择因素包括制度和政策、企业主目标、土地价格、人际关系环境等四个主要因素。李王鸣对乐清市四个代表性样本镇的民营企业跨地区迁移扩张行为的研究表明，有扩张行为的企业达86%，其中就地扩张25%，更多是外迁扩张，达75%；省域范围内迁移扩张的民营企业占了80%，其中区域内迁移占72%，迁往更高级专业镇的占8%；跨省的迁移扩张的民营企业，前往东部大城市的占了79%，迁往中西部地区的仅占7.9%。邬爱其通过设计“企业迁移意愿”调查问卷，发现乡村企业入城成长的意愿强度因企业的规模和所处产业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创新激励、中介服务、国际交流、融资门槛和政府服务是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5个重要因素。马子红从生产成本、运榆成本和制度成本等方面分析了企业转移的区域性，并认为东部地区企业家由于生长在自古从商的“社会土壤”而多属于“风险偏好者”，所以企业转移多发生在东部地区内部。鲁德银研究了我国乡村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家控制权与企业迁移呈正相关关系，预期的产业环境收益和迁移成本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魏后凯和白玫、周正柱和孙明贵认为，企业资源、成本、环境、政策等内外部因素对企业是否迁移产生综合影响。魏玮、毕超运用中西部20个省市食品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食品制造业的区位决策行为，得出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是企业区位决策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运用计量模型的方法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钱文荣和邬静琼调查了浙江海宁8镇200家企业，选取了企业的成立历史、行业性质、总资产、职工总数、利润率、满意度（生活、环境、政策）等10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方法进行回归验证，发现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是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在调查想迁移而未迁移的企业中发现，迁移成本高是制约企业适度集中的主要原因。陈伟鸿同样调查了浙江10个专业镇50家外迁企业，也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发现人力成本、资源、竞争状况、政策是企业外迁主因，而生活满意度这一因素并不重要。蔡春萍等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晋江市安海镇中小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企业主来源地、招工难易程度、用地（房）来源、主产品技术含量、企业集聚环境、企业间合作关系起到显著作用。李彦军运用Logit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四大类因素对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124家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影响，发现政策因素影响最大，情感因素居次，经济因素起到反作用。 从上述企业迁移理论回顾中有关影响工业企业、乡村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来看，企业创办时间、企业规模、企业或产业类型、技术水平、距离或交通便利性、产业聚集度、劳动力成本、税收政策、体制或制度环境等影响了企业是否进行迁移，这些研究为识别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中国乡村企业为什么入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的乡村企业入城的影响因素是否相似？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 实证模型与研究假设
2.2 研究假设
基于国内外已有企业迁移的理论成果，本文将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企业特征类因素、环境特征类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企业特征类变量对乡村企业入城意愿有影响。①企业创办时间。一般而言，乡村企业创办时间越短，其入城的可能性越小；②企业类型。越是传统型企业，不管是传统制造业，还是传统服务业，其入城的可能性越小；③企业员工总数。乡村企业的员工人数越多，表示所在地招工相对容易，而在他地招工难度更大，所以其搬迁难度更大。④企业总资产。企业在当地的总资产越多，其整体搬迁损失越大，企业越不愿意搬迁。
假设2 环境特征类变量对乡村企业入城意愿有影响。①迁移地的土地价格。迁移地土地价格越高，企业入城的可能性越低，土地价格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②搬迁后员工工资变化。入城后员工工资越高，企业经营成本越高，利润下降，企业入城的可能性越小。③运输成本。如果搬迁后运输成本比以前更高，搬迁的可能性越小。④技术环境。搬迁后的整体技术环境越好，招募技术人员更为容易，企业搬迁的意愿越强烈。⑤集群环境。企业对产业氛围非常重视，迁移地的产业集聚环境越好，表明产业供应链越完善，企业搬迁的可能性更大。⑥融资环境。企业搬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融资环境越好，企业越希望搬迁。⑦与政府关系。企业非常重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如果搬迁后当地政府更积极为企业服务，企业搬迁的意愿更为强烈。⑧税收政策。当迁移地给予在税收方面给予稳定、持续的优惠政策，企业搬迁的可能性越大。
3 样本情况与变量设定
3.1 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于对浙江省、河南省和四川省三地乡村企业的实地调查。选取上述三省的原因是，浙江省是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中小企业特别是乡村企业比较普遍；河南省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近年来乡村企业发展迅速；四川省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乡村企业发展亦走在西部各省的前列。调研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在每个省抽取三个市县，每个市县发放企业的调查问卷10-30份。课题组成员共发放210份，回收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达91.9%。表1为乡村企业入城意愿选择总体情况。可见，有一半以上（58.55%）的企业有入城的意愿，仅有21.24%的企业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入城，另外有20.21%的企业持中立态度。那么，这部分企业的入城意愿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不愿意入城的企业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这需要进一步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结合描述统计分析得出有效结论。
对于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原因，本研究进行了相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显示促进搬迁到城镇的原因主要包括“更方便、更快速地获得生产和销售信息”“政府有关土地等优惠政策”“产品销量增加”“产品的运输成本降低”等，比例分别为23%、17%、16%、15%，可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表3显示企业选择入城方向（选项包括户口所在镇、中心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或其他大型城市等5个）的影响因素有“当地是否有更优惠的土地政策”“当地是否有良好的经济条件”“产品生产与销售信息的获取是否更方便、更迅速”“当地是否已有产业集群环境”等，比例分别为25%、20%、20%、17%，可见，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集群环境是影响企业入城方向的重要因素。表4是企业期待政府落实哪些迁移政策，主要包括“土地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融资政策”，比例分别为31%、27%、25%，可见，当地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和融资环境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
3.2 变量设定
本文初步确定的各类影响因素如下：企业特征类变量包括企业创办时间、企业类型、员工总数、企业总资产等4个自变量；环境特征类变量包括土地价格、员工工资变化、运输成本、技术环境、集群环境、融资环境、与政府关系、税收政策等8个自变量。模型变量以及统计性描述见表5。
4 模型估计结果
4.1 三省总体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乡村企业入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模型1。
从表6可见，模型1中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入城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税收政策有正向显著影响。基于模型结果解释如下：
（1）土地价格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土地价格越高，企业越不愿意入城，这也是我国不少沿海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入城企业的一种重要原因。
（2）运输成本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当企业运输成本越高，企业越不考虑入城，这也表明了不少企业将企业搬迁到距离产品市场较近的原因。
（3）随着企业不断成长，其入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需要完善的产业集聚环境，越是新兴性企业，越是重视产业的集群环境，集群环境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也和一些学者研究结论相一致。
（4）企业在开创期，一般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但到了企业快速发展期，不少中小企业主为了“逃离”乡村所广泛存在的不正常的政企关系的束缚，而不得不离开自己藉以“起家”的“乡土”，可见与政府关系对企业搬迁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 （5）不管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税收政策都是企业优先考虑的搬迁因素。税收政策与企业入城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对所在地的税收政策越不满意，做出迁出外地的决策的可能性越大。
4.2 三省分省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调研的三地分别地处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所以要分三省再验证。首先，对三省企业样本分别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分省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7。
与前文一致，对三省分别做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8。
从表8可见，模型2（浙江省）中企业创办时间、土地价格、与政府关系、税收政策对企业是否愿意入城有显著影响。模型三（河南省）中技术环境、与政府关系对企业是否愿意入城有显著影响。模型四（四川省）中企业创办时间、技术环境、集群环境、融资环境、与政府关系对企业是否愿意入城有显著影响。基于模型结果解释如下：
（1）与政府关系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说明企业非常看重与所在地政府的关系，在访谈中，三个地区大部分企业主均强调了这一点。例如，调研过程中四川某企业负责人指出，如果不能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自己企业将考虑迁移。河南某企业负责人也提到，当初选择在该地建厂，是因为自己是当地人，相信能够与当地政府和谐相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要求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它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真正实现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企业入城意愿来看，主要是政府的行为是否能够让企业满意，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进一步对企业的迁移意愿产生影响。从计量结果可见，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关系与企业迁移意愿呈现负向显著影响，即与政府关系越好，企业越不愿意迁移。
（2）企业创办时间在模型2、模型4中显著，说明浙江和四川企业创办时间对其入城意愿都存在相关关系。但是方向相反，原因可能是浙江省很多企业创办时间越长，越有跨区域成长的现象，而四川省企业开办有一定时间之后，有了一定发展基础反而不愿意入城了，而且入城后企业经营成本更高。浙江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式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当企业创办时间越长以后，越可能出现企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伴随着浙江省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作为劳务输入大省，农村企业更希望通过迁移，以获得更多廉价的劳动力。而四川省企业创办时间越长，越可能产生“路径依赖”，并且能够在当地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可以获得较低廉生产要素。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会为了留住创办时间较长的优势企业而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反而不愿意入城。
（3）技术环境在模型3、模型4中显著，说明河南、四川整体技术环境较差，因而更关注技术环境，但是方向相反，原因在于四川省企业更加强调通过迁移进一步改进技术环境，而河南省企业强调留在本地增强自身的技术环境，而沿海发达地区整体技术环境较好，地区之间差异不十分明显。
（4）土地价格、税收政策在模型2中显著，说明浙江省土地价格越贵，企业经营成本越高，企业入城的可能性越小；地方政府税收政策越优惠，入城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入城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方政府在企业初创期一般都会给企业很多政策支持，但当企业壮大后，在税收上可能会给企业没完没了的“要求”，不少企业不堪重负而不得不离开依恋的“乡土”。
（5）集群环境、融资环境在模型4中显著，说明四川省企业入城意愿可能受集群环境影响，如专业工人的可获得性，销售网络与消费市场的规模等；同时四川省企业非常重视融资环境，企业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敏感性。特别是四川省中小企业融资“难、贵、慢”的问题仍然较为明显，良好的融资环境能够为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实现转型升级创造必要条件。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企业主的入城决策受企业自身层面和企业环境层面两大类因素的影响。
（1）通过描述统计分析得出，有58.55%的乡村企业主有入城意愿，仅有21.24%的乡村企业主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搬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产业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入城方向的重要因素。当地的土地、税收和融资等政府政策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
（2）通过对浙江、河南和四川三个省总体样本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出，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企业入城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税收政策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等隐性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和税收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的迁移意愿。
（3）通过分别对浙江、河南和四川三个省各自样本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出，由于浙江、河南与四川分属我国东、中、西部，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计量结果有一定差异。三省样本的模型中，与政府关系对企业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说明三个省的企业都非常重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将此视作企业能够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浙江省样本中，企业创办时间对迁移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浙江省乡村企业特点是以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路径，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然而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招工难问题日益突出，促使浙江省企业希望通过迁移或产业转型升级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四川省样本中，企业创办时间对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四川省属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更期望乡村企业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可能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甚至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产生，当地企业能够在这种保护政策环境中获利，反而不愿意入城。在河南省样本中，技术环境对企业迁移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而在四川省样本中，技术环境对企业迁移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四川省企业更加强调通过迁移进一步改进技术环境，而河南省企业强调留在本地增强自身的技术环境。在浙江省样本中，土地价格和税收政策对企业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这也对应了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特点，十分关注要素成本，并且因为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影响迁移意愿。在四川省样本中，集群环境和融资环境对企业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这与西部地区不断的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四川的企业也期望借鉴东部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集群式和经济块状的发展路径，实现自身企业的发展。而四川省中小企业融资“难、贵、慢”的问题仍然较为明显，使四川省的企业更加关注融资环境。 5.2 政策启示
在推进乡村企业迁移到城镇的过程中，中国开展了诸多尝试。改革开放初期，推进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并且推进以“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推进了产业的集聚发展，企业逐步向专业化园区集聚。21世纪以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开始探索转型发展和向西部地区转移发展。十八大以来，“五大发展”战略的提出，更加明确了经济的开放、协调和共享发展。这一系列尝试都是为了探索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道路。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只要要素是自由流动的，经济就能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保障企业的自由迁移是实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尊重乡村企业主对综合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更高追求，创新一系列涉及企业入城的相关体制和政策。结合本文实地调查结果和所做的理论分析，在具体政策选择上，以下几方面值得考虑：
（1）构建合理的政企关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对税收、土地、融资等政策非常敏感，政府应制定和实施公开、合理的各项支持政策，并且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要做到在企业初创期与迁移企业“同甘共苦”，也要在企业发展形势偏好时期坚决不“反复劫富”。
（2）加强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营造优越的企业发展环境。企业对生产经营环境高度重视，政府应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型服务业和新型制造业，合理规划产业集聚区，促进相关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营造良好企业经营环境，不仅要“筑巢引凤”，还要“修巢留凤”。
（3）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提升政府的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企业入城动因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普遍性和差异性，政府应关注和重视不同区域企业入城意愿的共性影响因素，如政企关系、技术环境、产业环境等，与此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创办时间、类型、需求等差异性出台有实效性、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既能“求大同”，又能“存小异”。
（4）打破区域的行政分割，促进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企业入城意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各地政府需要充分修正地方政府的“功利化”思想和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互补性与协调作用出发，制定全局的发展政策，消除不同县区间的市场壁垒、贸易壁垒、行政壁垒，加强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促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就业市场。既要探索让当地经济“先富起来”，又要探索各区域间经济的“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
（编辑：徐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