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自南方始，新一轮“思想解放”呼之欲出。
　　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对改革开放又出现不同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思想”突然成为政治热词。
　　2007年12月，新到广东上任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前的中共十七大，“解放思想”被反复提及并被着重强调；今年“两会”，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解放思想”又作出回应，他说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循着这一脉络，不难看出新一轮思想解放“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政治事件”。它有着深厚的背景，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之势。把这次“思想解放”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我们有问题需要回答，这一次“思想解放”，要解放什么？能否触及当前改革的真命题？
　　
　　第三次“思想解放”如何发端？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始于广东的、被媒体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这是一些不太容易注意到，或者，容易被忽略掉的细节。
　　3月16日的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众多煲汤、养生、健身类图书中，两本书被搁在正对大门的书架上，显得有些特别——分别是《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和《我们是光荣的排头兵》。
　　“思想解放”和“排头兵”，正是近期广东政府、专家智囊和媒体最常用到的关键词。
　　这个时节的广州，二十多度的气温足以让街头洋溢着初夏的气息。因为这个城市的春天很难在细枝末节上让外人感受得到，所以每一种萌动都相对含蓄。
　　关飞进，广东省委宣传部干部，这个春天正因“解放思想”忙得焦头烂额。到北京开“两会”，除了给一些报纸撰写专栏，他还忙里偷闲参加了一些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
　　总结全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第一阶段“学习宣传”的成果，是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人员手头上最忙的事；专家智囊们也乐于参加各类研讨会、接受采访。闲着的时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会在自己办公室就打造粤港澳转型合作试验区做自由思考。
　　各家报纸的时评版编辑每天下午都要开编前会，第二天报纸上的社论该怎样评论“解放思想”，是他们每次讨论的重点。
　　已经为人所知的是，被媒体和专家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背后的操盘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但令外界不解或者引起联想更多的是，这次“解放思想”活动为何发端于广东？我们需要解放什么样的思想？
　　地方性政治事件？
　　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汪洋并不是唯一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干部的叙述，汪洋在广东第一次阐述“解放思想”，是在2007年12月1日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大会上。
　　汪洋的原话是，“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说到底真正约束科学发展的是我们自己。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坐在台下的一些广东官员吃了一惊，当下就意识到：“汪洋书记可能想干事了。”
　　之后的12月19日，汪洋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调研。在寒暄中，他说是来“认认门，认认人”，但话锋一转，还是布置任务“派了活”。汪洋派的“活”是，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以后，全省要开展一次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省委宣传部要牵起这个头。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干部回忆，汪洋谈起去北京开会的路上，翻看陈开枝(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后为广州市副市长)写的《1992